[美]劳艾丝·霍尔兹曼

作者单位：纽约东边研究所

译者：王波，单位：南京大学

你不能引导人们到达所谓的善，你只能将他们带到某些地方，这里或那里。善在事实的空间之外。

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的有利位置来看，作为一种学科、机构和工业的美国心理学发展卓著，而且相对很少有反对的声音。在其之初，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尚未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强化。在早期的学者中间（包括哲学家詹姆斯·马克·鲍德温，约翰·杜威，威廉·詹姆士，以及乔治·赫尔伯特·米德），哲学和美学都是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争论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开放性并未持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心理学就把自己出卖给了科学。挑战这种模式的努力（尤其是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终局都是，其研究对象（比如主体的、社会—关系的和文化的）被整合到主流心理学之中，而不是改变主流心理学总体的方法论①。但是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不绝如缕，而且随着美国心理学被不断出口到全球，另类的和挑战性的观点不仅要传播，更要获得广泛的和国际性的关注，现在这一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是我不能评判我自己对批判心理学的研讨能对这一事业贡献多少，我只希望它能将人们带到“其他某些地方”。

但是，什么是批判心理学?是不是只有一种?从我历史地和社会地所处的位置，作为一个社会治疗（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心理学）的发展者和实践者看来，批判心理学似乎同时是很多东西，但又什么都不是。不像其他的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或者社区心理学，批判心理学并不是心理学的一个领域或者分支。它也不像弗洛伊德主义、皮亚杰主义或者认知心理学那样，是一种跨领域和分支的具体理论方法。批判心理学独树一帜，它是一种立场或者视角，主流心理学通过这种立场或视角被审视，以暴露其内部固有的偏见。

如此指认的批判心理学适用于一个很小的学者群体的工作。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的大学没有相应的院系，只有若干有关批判心理学的课程。最可能被称为批判心理学家的美国学者是丹尼斯·福克斯和艾萨克·普瑞勒腾斯基。他们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批判心理学的大学教材（《批判心理学：一个导论》，1997年第一版，2009年修订）。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主流心理学在建制上支持某些相当有问题的伦理实践，尤其是朝向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的实践。批判心理学主张对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的变革，目标是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和人类福祉。（Fox，Prilleltensky and Austin，2009，pp.3-5）

艾萨克·普瑞勒腾斯基

但是更广泛地说，还有更多的从理论上或实践上质疑心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或者方法论取向，由此它们也可被认为是批判心理学。这是一个庞大的挑战心理学的所谓客观性和自然科学定位的群体。涵括其中的有人本主义、超个人、后现代、协作、存在和现象学等诸种心理学，以及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HAT）和社会建构论。另外，那些建基于“各种主义”并直接关注压迫和被压迫群体的研究——诸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心理学、黑人心理学等——也可以被视为批判心理学。因为它们代表性地对主流心理学进行了广泛地批判。这里还包括数十年来兴起的各种另类的治疗方法，其中很多并不是从学术取向的理论视角引出的。

更宽泛地说，我们必须加上其他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都不能被指认为心理学。第一个是哲学家，特别是来自科学哲学，语言与心灵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他们雄辩地提供了对心理学的最严格和最严厉的批判。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今天，关注这些宽泛问题的哲学家创造了一种重要的批判心理学。

另一个群体是那些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实践批判心理学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称作批判心理学家，甚至其中大部分人按职业来说都不是心理学家。他们是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普通人，除了反对主流心理学的建构之外，他们可能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在处理自身的精神和肉体痛苦，或者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途径。我很乐意受邀为《社会批判理论纪事》撰写这篇文章，部分原因就是它给了我一个机会，去邀请新的读者们将批判心理学理解为他们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理解为一种在世界中的文化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领域的智识努力。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实践，而不是学术上的思维尝试②。

最后这两个群体——哲学家和那些创造与利用主流心理学之外的其他可能选择，来解决传统被理解为是心理学的问题的人——很大地影响了本文要讨论的批判心理学的最后形式：社会治疗（Holzman，2009；Holzman and Mendez，2003；Holzman and Newman，2004；Newman，1999）。正像我们将要讨论的一样，与其说这种批判心理学不只是批判的，或者超越了批判，不如说它是实践的和批判的。

但是，如果只是静止地理解以上略述的可被作为批判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那么仍会是一种误导。心理学建制有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能力，它能调用和吸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包括那些批判性的，实质上就是把它们从边缘挪到主流心理学的中心。在一些情况下，这导致了曾经的批判性取向不复存在。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意味着批判的主题不断改变。例如，尽管在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个人化医学模式一直占统治地位，然而更少个体化，更注重社会文化层面的预防和健康恢复观念已经成了主流的话题和研究议程。另一个实例是，最初由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引发的研究议程，比如压迫的建构及其对女性的心理学影响，现在已经被包含在了主流的性别研究中，它检视男性和女性身份。再如，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认知科学的到来意味着以前那些对认知感兴趣，却对哲学无知的心理学家，现在开始熟悉关于心理、身体、意识、经验、思维与语言的重要哲学文本了。

虽然有上述这些模糊性与运动性，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却发现可以大体从三种类型来审视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取向：基于身份的；基于意识形态的；以及基于认识论的。虽然三者有相当的重叠，但这种分法对初读此主题的人应有裨益。我将详述每一种类型，然后转向哲学和实践的批判心理学（社会治疗）。

黑人心理学学会成立于1968年，“积极处理黑人心理学家和黑人社区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通过制定计划和规划，提供服务和训练，以及倡导的方式对全国的黑人社区的精神健康施加正面的影响”①。这个组织如今依然存在，它将非洲人的身份作为使命及其另类的心理学的核心（被称为非洲心理学）。他们的使命是“非洲心灵的解放，非洲特质的赋权，非洲精神的复生与阐明”②。然而虽然大部分的黑人心理学家都关注种族、阶级和族群问题，但是他们仍然局限于主流心理学内部，许多人都隶属于1986年成立的、美国心理学会之下的少数民族事务心理学研究会。

虽然女性心理学源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卡伦·霍尼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但当代的女性心理学却可以说是从几十年后的两件标志性事件开始的。一是Naomi Weisstein于1968年发表的对科学与临床心理学的批判（《心理学建构女性》）。二是女性心理学家学会（AWP）1969年在美国心理学会年会期间成立。接着，作为对来自组织内部的女性心理学家持续质疑的回应，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女性心理学分会。如今，虽然这两个组织偶尔会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但是较之于女性心理学分会，女性心理学家学会（AWP）更是基于身份，也更为激进。对她们来说，身份政治和身份心理学密切相连，就像它的目标宣言清晰表述的那样：“挑战关于男女心理学‘性质’的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设；鼓励对性和性别的女性主义心理学研究；抗争对有色人种女性的压迫；发展女性主义的心理治疗模型；实现女性在心理学和相关学科专业上的平等；促进各个种族、年龄、社会阶级、性取向、身体机能和宗教的女性的团结；加强公众和心理学家对女性的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认识；帮助女性建立个人的性身份；鼓励对有色人种女性所关注的问题的研究。”③

Naomi Weisstein

20世纪60年代同性恋活动家们直面政府和机构对同性恋的歧视以及警察的暴力。发生于1969年的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骚乱”就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导火索。对于同性恋活动家及其支持者来说，下一步的议程就是质疑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从建制上压迫同性恋者的方式。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52年首次出版的《精神异常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就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异常。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同性恋活动家和专业学会中的同性恋精神病学家的压力下，这一诊断终在1973年从手册中删除。1985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男女同性恋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现在叫做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问题心理学研究会④。近几十年来，同性恋的去病理学化已经完成，但是对诸如同性恋婚姻和同性恋养育这些具体的事关法律援助问题，在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内部仍存在争议。在基于身份的各种心理学中，男女同性恋心理学可能是最为建基于于身份之上的。

我的书架上堆满了批判心理学的著作，而其中绝大部分与普瑞腾斯基观点相同。更令人吃惊的是（直到我为这篇文章回顾这些文献时才注意到）在这些论文中马克思几乎完全缺席。除了英国心理学家伊安·帕克之外，最多产的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心理学家很少引用（更不要说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如Cushman（1996），Richardson，Fowers and Guignon（1999），Sampson（1993），Sloan（2000）。而在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心理学家诸如格根（Gergen，2001）和布尔曼（Burman，1994）那里，马克思同样缺席。就发展心理学而言，莫斯（Morss，1996）广泛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对作为一种心理学建构的发展概念进行批判，由此在学界独树一帜。

基于认识论的批判心理学的核心是人类生活是主体（间）性的——这是一个早已被主流科学心理学系统地排除在外的事实。通过模仿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心理学采纳并适应了20世纪早期的科学思维，根据它设计的研究人类的方法，仿佛我们与海中的游鱼和天上的繁星毫无二致。因为人类具有主体性，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反省，使用语言，并制造意义和理解我们的世界——这才有了批判的论争——如果一种心理学的知识追寻既排除了对这些人类特性的研究，又不能将这些特性统合到其方法论中，那么它根本就不是心理学。

由此我们就有了一贯批判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另类方法论。其中一些，诸如现象学和解释学心理学，诠释性地研究人类经验。产生于20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工作，心理学的这两种取向在伽达默尔（1976），列维纳斯（1998），梅洛庞蒂（1962）和利科（1996）的作品中最为著称。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心理学典型地把欧洲学者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

近来许多基于认识论的批判心理学囊括了可以松散地归于社会建构论的取向（或者更宽泛的说，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集中于作为意义制造工具的语言，通过语言人们建构知识和理解，第二，这种意义制造是一种关系性的或者社会性的过程，它发生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在个体之内或通过个体发生。劳克和斯特朗最近追溯了社会建构论的历史根源，“社会建构论为概念化然后探索人的充满意义的现实提供了比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更充分的框架。我们有意义的现实比笛卡尔传统让我相信的更杂乱、也更神秘。”（Lock and Strong，2010，p.353）①

批判主流心理学认识论的另一流派来自于社会文化和文化历史传统中，这些学者从苏联的活动理论、维果茨基（1978，1987，1993，1994，1997）和巴赫金（1981，1986）的作品中吸取灵感。主流心理学所论述的人类，不仅彼此孤立，而且孤立于文化与人类历史。但是，社会文化和文化历史传统坚持认为，所谓发展、学习和生活，就意味着参与人类活动，从而成为文化的一员。正如社会建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生活被理解成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其中语言对人类如何认识和改变世界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分歧在于对人类语言建构和使用能力的观点。对多数社会文化和文化历史心理学家而言，语言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的中介，所以他们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意义如何被建构，而更多地在于意义如何从文化中被征用，以及语言作为“心理学工具”所起的作用。（如：Cole，1996；JohnSteiner，1997；Kozulin，2001；Rogoff，2003；Wertsch，1991）。

巴赫金

希望读者通过上述介绍已经能够把握了本体论批判的大概。因为即使没有明确表示，这些批判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指责主流心理学错误辨识了其主题，主流心理学或者将某一特权群体作为规范（基于身份的批判），它囿于资本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之中（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以这种偏见为基础；或者滥用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的方法和认识论假设（基于认识论的批判）。下面我们将求助于哲学家，以获得一种成熟而清晰的本体论批判。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塞尔所说的恰恰是心理学应该提问的东西——但是心理学却没有问。塞尔此处的话以及他毕生的工作是对心理学尖锐的批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本体论的批判。因为主流心理学不但未考虑塞尔所指出的表面上的矛盾，反而却不容置疑地接纳了一种二元论的本体论。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建立在主观和客观、物理与心理、身与心的二元分裂之上。在心理学的早期阶段，只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从哲学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见Danziger，1997；Newman and Holzman，2006/1996）.

约翰·塞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那些将一系列学科都纳入心理学批判的批判心理学家都缺乏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典型的例子是帕克（1999，2009）。在前一篇文章中，帕克概括了研究批判心理学的方法，然后给出了“许多心理学‘之外’的激进批判，这些批判已经引发了理解和重构社会关系的新模型和新实践。”（Parker，1999）。尽管是哲学指引着心理新模型的提出，然而帕克给出的只是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和教育。在一篇关于批判心理学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帕克呼吁对心理学进行历史理论分析，“具体地从文化上分析我们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方式，仿佛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心理过程”（2009，p.86），但是帕克没有提及关于心理过程的任何哲学作品。

在诸多可被视为批判心理学分支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心理学的当前趋势影响最大，尤其是对那些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基于此，加之其工作对作为一种实践—批判心理学的社会治疗起着核心作用，此处对哲学的简略讨论将凸显维特根斯坦对心理学的质疑。①

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很多作品关心的是语言和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与误解，以及语言如何与和不与我们的思维、情感、知觉和生理感觉相关联（这些话题都在心理学的范围中），然而他总体的事业却是撒下了一张关于心理现象与实践的性质的大网。他认为心理学模糊了概念问题与经验方法之间的区分，结果是在严重的概念混乱中仓促地冲向了实验。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维特根斯坦指出的一个混乱是，因为概念问题是科学研究或实验的前提预设，它们本身并不能被科学地研究或者实验。根据广泛地讨论了这一问题的拉辛和缪勒的观点，“维特根斯坦（1958，1969，1980）认为心理学家借助日常概念，诸如认识、思考、记忆、打算、相信等，研究和理解他们的发现。他之所以坚持这个观点，是因为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的预先约定，就不可能通过实验或者其他方法测量某一心理属性。”（Racine and Müller，2008，p.112）。即使是操作性定义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是“固有地寄生在比如一种日常观念之中的……而它是被操作性定义预设的”（Racine and Müller，2008，p.112）。

心理学概念混乱的另一个例子是它对概念的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观念。虽然疼痛、记忆、思维或者其他任何心理概念并没有一个单一表现。然而，心理学家始终相信，在其研究中他们正在探究一种单一的（通常是基础的和本质的）心理过程。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的所作所为建基于社会实践之上。他呼吁我们去“看”（Wittgenstein，1953，para.66）

心理学的第三个概念混乱的特点是坚持因果解释和事物间的系统对应性，而且这种联系是普适的和普遍的。维特根斯坦同样质疑了科学的基础，即因果性和系统性是否适用于心理学。

下面摘录的几段维特根斯坦的原话有助于说明上述三种类型的混乱②。

总之，维特根斯坦描绘了我们的思维折磨和迷惑我们的许多方式，因为对思维和所谓心理过程或对象的思考造成了大量理智和情感的混乱与陷阱。我们为我们的思维、话语和言语行为寻找原因、对应性、规律、平行性、一般性、理论、解释和说明。维特根斯坦发展了一种能暴露所谓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差别的方法，用以揭露在心理学学科和人们日常想法中对心理学的认知偏见。通过一个接一个的例子，他指出了思维作为根本的和被动的心理的东西（与行动的东西相反），是在何种程度上由关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观念、假设和预设多重决定的。（进一步的讨论可见Newman and Holzman，2006/1996）

维特根斯坦致力于研究语言，尤其是关于心理现象的语言和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使用的语言，是如何模糊了日常生活的。比如关于儿童如何学习说话，了解某事意味着什么，诸如爱、怒、惧这些情感，以及我们的经验如何与现实相连这些观念。他用很多方式纤毫毕现地表明沟通的表达主义图景——亦即人们拥有一种内在生活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是有缺陷的。对他而言，语言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言说活动，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这一术语意味着强调这一事实：语言的言说是行动的一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1953，para.23）。

在社会治疗的早期阶段，它符合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心理学的特征，因为其存在的理由是，在资本主义下生活让人们在情感上不健康。社会治疗希望治疗可以成为一种服务于进步政治的工具。像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其他激进疗法一样（如反精神病学、女性主义、同性恋和反种族主义），社会治疗触及了传统治疗的权威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同性恋恐怖问题。然而，社会治疗在最初同样是一种基于本体论的批判。纽曼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还有他的数学功底（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奠定了其实践的基础。他拒绝治疗的前提和主要概念：说明、解释、以及治疗者和来访者都需要探究的一种内在自我的观念。他还拒绝其他二元论的和成问题的概念。但是当他自己投入治疗的时候，却发现治疗的确是有帮助的。他曾说，这种经历迫使他去处理这种矛盾：他认为心理治疗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然而实际上治疗却能发挥作用（Newman，1999）。他并不相信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但是却发现在治疗中“谈论你的内在生活”对自己是有用的。纽曼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开始了治疗实践。纽曼试图帮助经历着各种情感痛苦的人们，却并不诉诸一种帮助来访者探赜索隐的内在自我的概念，也不通过分析他们的童年或者解释他们的当前生活来诊断来访者的问题。

其他批判心理学也质疑了一种内在生活的概念，这种概念是主流心理学的基础。但是纽曼和社会治疗的批判与众不同。因为他引入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与特殊的概念。根据纽曼的理解，通过创造和美化孤立的个体，心理学采纳了这样一种哲学信念：特殊是“真实”之物，而一般则是一种抽象。这种误解的一个版本就是情感是孤立个体的精神状态这种观念。纽曼认为这是人们情感痛苦的一个主要来源（Holzman and Mendez，2003；Newman and Holzman，2006/1996）。因此，在纽曼的实践和理论中，通过治疗帮助人意味着促使他们不将情感与私人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正如不将自身与“特殊”联系起来。

社会治疗的首要形态就是团体。这是因为，较之于个体的（一对一的）治疗，团体治疗具有更大的潜力去挑战特殊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社会治疗中，团体——不是其个体成员——是治疗的单位。（这不同于大多数团体治疗，因为这里的团体被作为治疗者帮助个体处理情感问题的背景。）组成一个社会治疗团体的来访者被给予一个任务，去创造一个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帮助的环境，他们被邀请成为（实践—）批判心理学家。对团体活动的强调从集体层面和实践层面质疑了这样一种假设：带有各种问题和内在自我的个人通过治疗获得帮助的方式是，他们与自身关联，并作为个体与他人关联。而正是在团体中，个人感受到的作为宇宙中心的经验（即除了一个人的感受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才能被最有力地质疑（Newman，1999，2010；Newman and Gergen，1999）。

继续与作为主流心理学基础的二元论与心理主义决裂，社会治疗的任务是通过关系性的方式，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方式，通过行动性的方式，而不是表征主义或者表达主义的方式，在发现关联方法的实践—批判活动中将团体引向情感言说（Newman and Gergen，1999；Newman and Holzman，1999）。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理解他们能创造以及能创造什么，并同时认识到个体性地学习、成长和创造的局限。而如果团体逐渐理解了这一点，成员们（在不同时刻）就会认识到成长来自于参与自己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团体建设过程。团体自己就会成长。

模仿主流心理学的概念，传统治疗关注个体化的自我。这种自我沉湎于自己意识的深处。在社会治疗中，这一点通过参与创造一种在情感上不断成长的团体的新的社会单位的连续活动被改造了。传统治疗的典型问题，“你（每一个个体）感觉如何?”也被改造成“团体的活动开展得怎么样?”（Holzman，2010b；Newman，1999）

从个体转向团体，这一重心转移并不是否认个体，而是将传统上被作为二元论和对立关系的东西重塑和重组为辨证的。一方面，主流心理学倾向于否定和诋毁团体，或者将团体还原为个体。另一方面，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否定和诋毁个体，或者将个体还原为团体。团体和个体都不应该被否定或者彼此还原。社会治疗承认和诉诸人类生活的团体性，但它并不否认个体。团体从事于集体地生产某些东西。而正如在许多生命活动中呈现的，个体成员对过程与产品，或者工具与结果的正在进行的总体贡献程度不同，方式各异（Holzman，2009；Newman and Holzman，1993；Newman and Holzman，2004）。

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社会治疗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帮助“普通人免于充溢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语言限制和概念混乱”（Newman and Holzman，2006/1996，p.171）。由于社会治疗团体将自身创建为一个团体，它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暴露了那种更为典型的言说方式，后者将作为个体化产品的经验这种观念固定下来了）。这些社会治疗团体由此成为意义的制造者，而不仅仅是语言的使用者。他们与语言游戏，作为一种生活形式，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

除了维特根斯坦，早期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也促进了作为一种实践—批判心理学的社会治疗的发展。近一个世纪之前，维果茨基就提出了关于科学是什么以及心理学可以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根据本文的标准，他不仅是一位批判心理学家，还是一位实践—批判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和他的同事是创造一个被盼望的新苏维埃社会的伟大现实生活实验的一部分（见Bruner，2004；Friedman，1990；Newman和Holzman，1993；Stetsenko，2004）。

“革命只能完成历史提出的那些任务”，维果茨基写到（维果茨基，引自前言，Levitan，1982）。对他和他的同事而言，具体的任务已经由第一次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提出了，而维果茨基要做的就是变革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从而完成这些任务。虽然最终他的努力失败了（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不可分开），然而他的方法论突破却被正在证明对变革当今的心理学，以完成当今历史提出的任务是有用的。

在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领域正走在成为经验和实验科学的路上。方法问题以及分析单位的问题众说纷纭。比如，追随实验的道路是不是就意味着将人的意识排除到心理学研究之外?维果茨基不愿放弃对意识（及作为其表现的“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他也不愿安于两种心理学（研究心理事件的主观心理学以及研究非心理事件的客观心理学）或者一种心理学（通过将心理事件还原为非心理事件从而绕过意识）的划分。他认为这两种划分都建立在一种客观主义认识论的错误观念之上。实际上，这种观念否认科学是一种（制造意义的）人类活动，并错误地将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对维果茨基来说，只要建立在客观—主观的二元分立之上，作为人的科学的心理学不能得到发展（Vygotsky，1997）。

维果茨基

这使维果茨基开始质疑科学研究的方法，亦即整个方法论取向，而不是某个具体研究技术。尽管自然科学的方法可能对研究自然现象有效，但是维果茨基认为它可能不适于研究人类。他写到，一种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心理学包含“一个无法解决的方法论矛盾。它是一种关于非自然事物的自然科学”，并且生产了“一系列违反它们的知识”（Vygotsky，2004，p.298）。对人类的科学研究要求一种非二元论的方法，这是一种非二元论的方法概念的前提。维果茨基是这样表述他的创造性质疑的：

方法是一件被用以产出结果的工具，这是心理学当前采纳的一种公认的科学范式。维果茨基的建议是与这种范式的根本决裂。在方法的应用中，工具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工具性的和二元论的，或者说，这是一种为了结果的工具的方法论（Newman and Holzman，1993）。维果茨基提出了一种根本上不同的关于方法的概念：它不是被应用的工具，而是一种同时产生了工具和结果的活动（一种“寻找”），而且这种活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工具和结果不是二元分裂的，不是同一的，也不是一个东西。正相反，它们是一种辩证统一/总体/整体的元素。维果茨基主张的是，方法是被实践的，不是被应用的。工具和结果的方法论（Newman and Holzman，1993）这个术语意味着要抓住这一新概念的辩证关系。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超越了二元论的窠臼。这就是实践—批判心理学的力量所在。社会治疗团体实践的就是工具和结果的方法论。

和维特根斯坦一样，维果茨基质疑了语言的表达主义、表征主义或者对应论观点。他说，言说并不是一种思维的外向表达，而是一种统一的、转化过程的一部分。

通过作为辩证过程和统一活动的语言和思维的概念，维果茨基结束了心理学对内在和外在所作的区分。不再有两个分裂的世界，亦即一个思维的私人世界和言语的社会世界。相反，只有言语/思维复杂的辩证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言语完成了思维。

维果茨基与表达主义观点截然不同的视角，在他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社会性的理解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如果思维/言语不是一种连续的通过社会完成的活动，那么儿童就不能作为一个言语者行动，从而学会说话。像维果茨基说的那样，如果言语是思维的完成，如果这一过程是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连续的创造性过程，那么就可以说“完成者”并不必要成为那个进行思维的人。其他人可以为我们完成。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就不再是我们在思维什么，而是完成自我的我们在说我们在思维什么。记住：思维不是在词语中表达的!在咿呀学语的婴儿与其言语着的护理者创造的对话中，进行着通过社会完成的活动，婴儿与其护理者共同进行着这种完成（Holzman，2009；Newman，1999；Newman and Holzman，1993）。

这意味着，言语并不是去说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创造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通过参与这种活动，人们就能“彼此理解”。在心理治疗中，谈论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之所以有治疗效果，正是因为它是一种通过社会完成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心理内部状态的传送。人类运用语言进行创造的能力——去完成和通过他人完成——无论对成人还是儿童，都是一种创造我们正在成为之物的连续过程，都是一种发展活动的工具和结果（Holzman，2009；Newman and Holzman，1993）。

将语言理解为一种通过社会完成的活动让我们思考什么是话语的“真理”，以及真理概念本身。（值得注意的是维果茨基本人相信真理。他对普适性和主客二分的拒绝并未走到否认真理的地步。在他看来，通过创造一种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真理终将被发现。）质疑真理概念有很多途径。其中一种是拒绝语言的表达主义观，以及拒绝客观真理的观念。这样做的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认为，治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现某个人生活的被隐藏的真理，找出精神痛苦的真正原因，或者使用一种真正的治疗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写的真理并不存在。相反，他们建构了真理的主观理论，并设计了与之一致的实践。比如，社会建构论寻找对话的关系性形式，并将它作为基于客观主义的争论之外的其他可能选择。（McNamee and Gergen，1992，1999）。叙事治疗者试图暴露我们生活的“故事性”，并帮助我们创造自己的（更好的）故事。（McLeod，1997；Monk，Winslade，Crocket and Epston，1997；Rosen and Kuehlwein，1996；White，2007；White and Epston，1990）。而合作治疗则强调意义的动力学以及共同建构的特性（如Anderson，1997，Anderson and Gehart，2007；Paré and Larner，2005；Strong and Paré，2004）。

但是，从社会治疗以及实践—批判的视角来看，这些批判心理学仍有不足之处。将真理视为主观的以及主张多种多样的真理（小写的），并未能逃脱主客二分，而只是将问题翻了过来。尽管在这些取向中，真理可能是社会建构的，但是二元论仍然完好无损，因为它们仍然认为必定有某种东西，对它可以说，“它是真理（或谬误）”。相比之下，如果将治疗谈话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以及在维果茨基、纽曼和霍尔兹曼的意义上作为通过社会完成的活动，那么就不仅能拒斥真理，还能拒斥它的反面：谬误。传统的治疗谈话通常诉诸外在现实的客观真理和内在的认知和情绪的主观真理。而社会治疗的活动转向就是改造这种谈话的一种途径。作为通过社会完成的活动的治疗谈话就是通过有意识的自我反思的参与去创造谈话本身。在治疗过程中，日常语言、日常心理学和我们的日常故事的“真理”的虚构性质被暴露无遗，因为这时人们有机会体验到他们是自己的情感活动的集体创造者（Newman，1999）。

主流心理学不容置疑地坚持认为个体的某种身体活动与某种心理活动之间总有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假设性的断言正是批判心理学所指认的主流心理学的错误的基础。但是这一点在基于身份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和基于认识论的批判心理学中几乎未被触及（一些了解哲学的后现代和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家最近开始处理这一问题了）。数十年来，一直是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家在他们对心理现象本体论的探索中尽力解决这一问题，即如何理解人类境况的这一方面。社会治疗的实践—批判心理学也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社会治疗作为一种方法的实践，致力于摒弃所谓心理活动和身体活动之间的因果联系，而朝向一种非因果联系，并以此作为创造一种真正的人文心理学的资源。它是一种积极的和关系性的取向。在这种取向中人类被作为其文化的创造者与其生活的合奏表演者（Holzman and Mendez，2003；Newman and Holzman，2006/1996）。

我们三十五年多来的努力小有成就。虽然不能说社会治疗已经改造了主流心理学，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纽曼引介它以来，社会治疗已经影响了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数以万计的成人与儿童的生活。从美国，继而推广到全世界，它已经成为教育、青年发展、精神卫生、社会工作、健康与福利、以及社区建设领域的各种项目与计划中促进社会—情感成长和学习的方法论。如果说我们成功地将人们带到某些地方，而不是像主流心理学那样引导人们到某处，那么正是凭借了我们创造的批判与实践的综合。

正像本文开始的方式一样，我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作为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挑战来结束本文：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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