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者的问题（节译）

作者：沃纳·唐豪瑟

一

今天，当人们谈及“资产者（bourgeois）”或“资产阶级（bourgeoisie）”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因卡尔·马克思而为人熟知的那些术语。在刚开始探讨问题时就对概念做一个清晰的界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此也不会有人这么做。相反，一个更好的做法是，不妨从这样一个简单却必要的观察入手：资产阶级相当坏。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但肯定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福楼拜的小说中就成功地刻画过。这个词即便不完全等同于英语中的“中产阶级”，但也大致相当。比如，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她）是属于中产阶级，但没人愿意被指责为是资产者。

（卡尔·马克思）

可“资产者”怎么就这么坏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评论也许很混乱，或者是被搞混了，的确自相矛盾。但我们值得去检测它们，以便推进我们对资产者问题的理解。

首先，成为资产者意味着在精致的审美品位上的不足，住在难看的小屋，桌椅上装饰着小型桌布，听着没光彩的音乐。在某种更高层面上，人们指责资产者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散文化的方式代替了诗歌的方式，以至使生活变成了精神的沙漠。

然而，我们有时候能够，也应该从这种令人消沉的形象中转而思考那些如群星般光彩夺目的资产者艺术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司汤达、奥斯丁、海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便我们不加上那些必须应提及的画家、雕塑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一名单也是可以无限列下去的。当然，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艺术家在其阁楼中受冻挨饿的故事，因为无论是他们的艺术品还是他们的生命，都是对资产阶级没用的。可我们却也可以时常见到那些被资产阶级列为旅游名胜之地的资产者艺术家。事实上，即便这些艺术家选择像波希米亚者那样生活在“边缘”，他们也会发现，中产阶级在纵容他们侵犯其道德和规则。

那么，那些认为资产者平庸的指责有效还是无效？还是说两者都可能？马克思主义以区分早期资产者英雄般的创造性和晚期堕落的资本主义而闻名。这是一个在许多事件中相当有帮助的区分。但它引出了这么一个令人恼的问题：资产者是一种自然本质，还是一种历史现象？

每一个答案都会使得资产者的问题出现。当我们讨论诸如家庭价值这类人们熟知的问题时，我们甚至得首先考虑资产者的问题。成为资产者就意味着溺爱自己的家庭，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自己国家的利益；践行自己的爱，无视对善的爱。人们还可以说，资产阶级败坏了家庭价值，把家庭简化为经济单位。男性资产者把他的妻子仅仅看作是“生产工具”，整个就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卖淫。这种情况以及相关思考来自于两个著名的论资产阶级的专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特别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

最后一个例子或许很有用。根据马克思主义者，资产者是刻板的常做礼拜的人，被神话和宗教桎梏。然而，根据19世纪马克思的伟大对手尼采，成为资产者就意味着实现“上帝死了”，以一种低劣的、死气沉沉的对舒适自我保存的关注，替代了灵魂的传统尊严，并付出了牺牲较高生命目标的代价。

在认真处理关于资产阶级的这些或别的许多其他矛盾、或看似矛盾的问题时，人们需要帮助。没有这些迷人的困惑，想获得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这本关于19世纪思想最有用的指南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洛维特认为，“卢梭的著作包含着对市民社会属人的问题的第一次、也是最清晰的刻画。这种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人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如果人们假定（人们也应该这么做），洛维特是对的，人们就会意识到，他所指出来的缺乏统一这一点就几乎足以解释资产者的分歧特点：缺乏统一，遭受着矛盾分裂的冲击。

（卡尔·洛维特）

二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卢梭的《爱弥儿》最核心的段落，也是阿兰·布卢姆在他翻译的《爱弥儿》中作了重要评论的，是在第一卷的开始：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的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将一无好处。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将成为一无可取的人。

根据卢梭，资产者是个骑墙派。在上面那段引文中，资产者处于（或低于）作为自然人和作为被城市塑造的市民之间。这个“之间性”的资产者就是我们理解资产者问题的关键。即便有人简单地把资产者看作是“中产阶级”，卢梭有时就是如此，问题仍然存在。毕竟，中产阶级是一个处于贵族阶级和穷人及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

卢梭之后，托克维尔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这可以在他分析民主平等主义的到来中看到。他描述了许多贵族阶级的特征，诸如财富、力量和包括奢侈的悠闲、品味的精致、大脑的愉悦以及艺术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低层阶级中，人们发现的是工作，粗糙和无知。但他们仍有活跃的激情，丰富的感觉，深深地信仰，以及未经驯化的德性。虽然托克维尔并未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使用这一术语，但资产者是存在于这两层阶级之间或之下，既缺乏低层秩序那种活跃的生命力，又缺乏上层秩序雅致的精神。

有人会注意到，或许更公正地说，资产阶级的这种“之间和之下性”应归因于今天这个社会。20世纪的资产阶级被共产主义者攻击为前法西斯主义，被法西斯主义者攻击为游客（fellow travelers），被穷人攻击为傲慢者，被富人攻击为粗鄙者，被女权主义者攻击为男性沙文主义者，被反动分子攻击为缺乏男性气质。

卢梭比现在这些关于资产阶级“之间性”的意见更为明确。资产者存在于两种类型之间或之下：自然人（natural man ）和公民（the citizen）。自然人单纯，粗野，自私。他是人的潜在性，而非人的现实性。但他有着真正的完整，以及与初步的同情心相容的单纯的自私。卢梭称之为“人之自然善好”。

公民尖锐地站在自然人的对立面。他将他的整个生命献给他的城邦，不管这城邦是斯巴达、罗马或日内瓦。随即，在《爱弥儿》中，在那著名的界定和谴责资产者的段落之前，卢梭为读者提供了由普鲁塔克所描绘的女公民的例子：“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

卢梭的例子是适当的。因为他让其资产者读者感觉到那是非常陌生的异乡人。他们或许会非常敬佩斯巴达公民，但他们也会很明确地对她感到厌恶。（有人或许会推测，卢梭自己就有这样的矛盾心理。）她的行为冷酷，且有种不明确的威胁性。它让人觉得很奇怪，她不关心连奴隶或任何人都会关心的东西，她将自己的祖国远远放在自己的灵魂之上。现代的或资产者读者会认为自己比普鲁塔克和卢梭所呈现的如此刻板的妇女更具有内在心灵（inwardness）。大体上说，这正是基督教精神对现代灵魂的塑造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对卢梭而言，对不只是卢梭一个人而言，资产者正是一个基督徒现象。

三

当我们考虑资产者的灵魂问题时，我们会注意到阿兰·布鲁姆杰出而简洁的表述。据他说，资产者“是跟他人打交道时只想着自己，也只根据他人的看法来理解自己的人。他是一个角色扮演者。”资产者或许有着公民所缺乏的内在心灵（inwardness），但是，这却是一个极度败坏了的内在心灵（inwardness），是对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所描述的基督徒的内在心灵（inwardness）的败坏。这是一个残缺的内在心灵，同时又在消弱内在心灵。这是一个被他人引导的、不真实的、不真诚的、异化的内在心灵。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严肃的目标：卢梭的厌恶并非格外针对资产者，他的伟大目标更广泛地针对文明社会。卢梭似乎并非仅仅讨厌资产者，而是现代人。他对古代人则抱有少许幻想。不管是在有教养者还是工人，农民还是牧师，穷人还是富人，浪子还是苦行僧之中，他发现到处都是邪恶和堕落。“希望”显然不是卢梭的基调。几乎在他的每一本书的结尾，他都表现出对今天的抱怨和对未来的失望

这种评价并不全错。资产者或许只是卢梭众多敌人中的一个，但他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因为未来就属于这类低等人。文明人或许就像这样坏。但有的文明人比别的更坏。而作为非常有影响的资产者这一类型，肯定比别的更危险。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威胁着别的类型人的存在。

当我们离开卢梭之前，离开所有后来现代思潮的根源，精选出一些他关于资产者的概括性论述是相当有用的。首先，资产者是典型的城市居住者。他是城里人。因此，他就在许多很重要的方面更接近于公民，而不是自然人。同样，他也就非常疏远于自然、自然节奏和大地等等。其次，资产者不知何谓敬畏。他处于基督徒和后基督徒之间。他没有超越性目标，完全投身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我保存、或洛克所描述的舒适地自我保存之中。“存活”成为最重要的生活核心。

当然，自我保存的最大敌人是死亡。而最可怕的就是暴死。因此，霍布斯，这个可称为第一个资产者思想家，认为可以为了和平而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是一种伴随羞耻的和平。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资产者常倾向于选择黄油，而不是枪炮。

（托马斯·霍布斯）

第四，对暴死的恐惧很快就屈服于对死的恐惧。（洛克的分析替代了霍布斯的分析。）对资产者而言，王冠科学是医学。他希望他的儿子是一个医生。我们将会看到，尼采的末人（资产者），就“对他的健康有着足够的关注。”

伴随着资产者整个生命的对死亡的恐惧使他需要大量的娱乐，需要帕斯卡意义上的逃避人类死亡的娱乐。对死亡的逃避，甚至否定，已经扩展到他们的语言中。资产者宁愿说“过世（passing away）”，而不说死。

最后，资产者的生活是一种商业生活。正如希特勒在轻蔑地谈到英国人时所认为的，那是一帮现代楷模式的资产者，是一个购物者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