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曼，译

孙乐强，校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迈克尔·肯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系教授

在南京大学有幸发表的第二篇演讲中，我将着重介绍新左派运动的学术贡献和政治遗产，该运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衰落于60年代早期。在我的前一篇演讲中，我已经介绍了这次运动，并评价了它突然失败的原因。

现在，我将更深入地讲述新左派在英国政治和知识分子文化上烙下了怎样的印记。我曾经说过，新左派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上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我认为，虽然有一些学者将新左派运动视为战后知识分子群中马克思主义 “本土化”（‘naturalised’）的重要时刻，[1] pp. 335-58但它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关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同样也是19世纪的（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渐丧失对英国先进思想家控制的时刻。

复兴一种伦理学社会主义——这种形式在19世纪后期的工人运动发展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任务，受到了早期新左派的大力推动。但在1962年之后，这一计划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新左派评论》的极力反对。

在关于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和回顾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团体中，这一计划已经被严重遗忘了。这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倾向，即认为早期新左派被它的折衷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对本土思想传统的忠诚严重削弱了，进而蔑视这一早期阶段。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后来曾谈到了削弱这一潮流的道德主义和狭隘主义。

佩里·安德森（1938-2009年）

安德森与他的合作者汤姆·奈恩（Tom Nairn）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攻击《新理性者》试图唤回18世纪的本土激进主义潮流的计划。安德森和奈恩的著名论断强调，英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文化被一种持久的保守主义控制着。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速和不完整的结果，也是17世纪后期反贵族斗争的不成熟性以及19世纪上升资产阶级和古代统治秩序之间妥协的结果。

这个观点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框架，通过这一框架，许多评论员开始思考英国知识分子文化的价值和政治特点。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英国传统”受到了经验主义和对理论的持久敌视的削弱，而没能从欧洲大陆思想中生发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社会或政治理论。安德森和奈恩并不是这一论点的唯一创始人，但他们也许是对英国思想文化这种贫困特质进行概括描述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安德森把20世纪50年代描述为这样一个时期：当时英国社会科学仅有的重要发展，都是那些出生于英国之外的知识分子著作的产物，例如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安德森的这一概述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卡尔·波普尔（1902-1994年）

这种概述已受到大多数人的批评，并且已不再是对这一时期英国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支配性阐释。我将在第三次即最后一次演讲中更仔细地研究这次争论的一些问题。

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对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段的负面评价，是如何限制人们对早期新左派作品的欣赏的。当我开始研究时，没有任何书本可供使用，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安德森负面评价持续影响的后果。然而，在我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早期新左派激发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辩论，开创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创新，其中许多创新预示了后期的理论发展，或者证明了那些被普遍欣赏的东西更具影响力。

这是一次对思想和辩论充满兴趣的运动，而且试图——并不总是很成功地——与当时的政治进行论战。它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反思，提供了对社会变化和公众政策的解释，开辟了各种文化分析，所有这些都是在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紧密联系下进行的。学院派学者是最突出的贡献者，但记者、作家、老师、艺术家、政治家和政治积极分子也做了突出贡献。

首先，早期新左派争论的重要性和品质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些争论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否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激进扩展和复兴，或者在结构上是否是下述社会分析的集中形式，即试图通过阶级分析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理解社会变革和政治行为。

《新左派评论》

其次，我首先想把早期新左派重新评价为一次思想运动。虽然早期新左派和后期新左派在思想和人员方面无疑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连贯性，但是我想说明的是，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构成，追求完全不同的使命。

1962年之后《新左派评论》在编辑管理和政治方向上的改变，代表了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一条重要的断层线。它意味着早期新左派计划的暂时失败。在其之后，出现了一个更加国际化更有理论根基的新马克思主义论坛，后者用批判性的冷漠来审视英国左派政治的命运。在安德森和奈恩的影响下，这一组织赞同这一信念，即对于左派而言，知识分子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事情，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入到英国贫瘠的文化中。这与1956年之后成群走向新左派的那些人的志向和目标相距甚远。

早期新左派最持久、最具创新性的学术贡献在哪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新左派的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部分原因是近些年产生的争论和思想范围非常透明，同样也因为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自己的思想追溯到新左派，因而都与后来形成的关于新左派的认知存在着利害关系。

迈克尔·肯尼

在这里，我指出三个特殊领域：“无阶级的政治”，英国“权力精英”的本质与一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来自早期新左派的思想已被证明是特别重要的，即使在当时并不是很明显。

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是《大学和左派评论》——这是两个最早新左派期刊中的一个——的创始主编之一。他在整个早期新左派中都是一位关键人物，也是自二战以来在英国工作的最富创造性的文化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学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霍尔正在牛津大学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他出生于牙买加，并在牙买加接受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他因为创造名词“撒切尔主义”和分析保守政权的意识形态维度而在英国崭露头角，并因此在国际学术圈中名声大噪，被广泛看作为全球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始人。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年）

虽然他发表在《大学和左派评论》上的论文并没有他后期的作品有名，但这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他的思想演变，更普遍地说，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他更宽泛“修正主义”潮流的演变的人来说，这些作品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谈到20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方（更宽泛地讲）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核心的两篇论文。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探讨了“无阶级”问题，这一问题是当时《大学和左派评论》思考的主旨主题。这个词指涉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代社会正在远离与工业资本主义有关的阶级认同形式。它也意味着这种规范性要求，即个体渴求摆脱构成阶级的关系的僵硬性和落后性。霍尔重要的洞察力在于，坚持认为这一观念的传播是与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其自身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向普通人的日常推理施加影响的方式统一在一起的。

他认为，政治左派把“无阶级”摒弃为虚假意识的最新表现，是错误的。这一概念意味着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需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即当代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通过消费和文化领域来嵌入和再生产的系统，就像在生产领域中。

劳伦斯·布莱克（Lawrence Black）

历史学家劳伦斯·布莱克（Lawrence Black）指出，[2]当时所有的英国左派都对流行文化的形式深恶痛绝，特别是对大众消费的新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下，霍尔的论点与众不同且富有挑战性。这一分析致使霍尔赞成要更全面、更敏感地阐述那些构成战后英国社会特征的社会变革，这包括20世纪50年代物质财富的重大增长和西方资本主义在30年代危机中存活下来的显著能力。

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者需要对正在发展中的个人主义和鼓舞性的文化氛围有更多的好奇，而不是更多的谴责。霍尔问道，这些转变对于普通工人的认同意味着什么？他在拒绝那些认为在大众消费时代社会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的悲观主义的同时，也给左派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挑战，以便批判性地反思左派自己的分析和战略观是否足以适应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时代”。

霍尔的论述是对这一时期一位比较著名的修正主义者工党政治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著作的重要反响——他在其极具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3]中，试图发展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学的全新目标和政策。

《社会主义的未来》英文版封面

这种相似性使新左派中的一些人怀疑霍尔的论述。他的论文《无阶级意识》（‘A Sense of Classlessness’）在《大学和左派评论》中引起了一场短暂却又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既反映了与早期新左派相关的修正主义氛围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霍尔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都对霍尔关于当代社会文化最新变革特征的假设发起了挑战。汤普森反对，在他看来，霍尔偏离社会主义分析范围的某种东西，向那些放弃谈论“剥削”支持专注于“异化”的论述发出警告。

拉斐尔·塞缪尔（1934-1996年）

但霍尔关于一种更适用于后工业经济和战后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的认知，更具有先见之明。它预示了20世纪80年代和1997年之后新工党政府下对极其相似问题的激烈争论，也预示了他对如下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即适用于普通人的不断扩大的“认同”范围——这是消费者主义增长的必然后果，社会机会的突然扩张以及例如关于年轻人和种族的新附属文化的出现。[4]

政治左派应当如何理解后工业社会日益增多的机会和文化流动性这一问题，已成为全球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共同挑战。霍尔是英国最先探讨这些问题的理论家之一。

特别是在工党支持中心之外的英格兰地区、苏格兰大都市、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扎根的个人主义志向，不断地向政治左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只有在1997年的大选中，大部分选民才全心全意地转向工党。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当时保守党政府的经济可信度的信心崩溃了，也因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把工党定位在英国政治的中间位置上，这与工党的社会民主根源有些距离。

后期新左派在马克思和随后20世纪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但对于他们的前辈而言，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的作品更具影响力。米尔斯是《权力精英》（Power Elite）的作者，这一著作从社会学上研究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受到了广泛阅读。[6]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先后几次访问英国，与许多英国知名人士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最有名的是政治分析家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

拉尔夫·密里本德（1924-1994年）

《权力精英》对早期新左派的许多人来说是一部关键的著作，它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相互交织性质的分析，以及对各种不同领域包括消费和意识形态——它们是精英统治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的集中分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赖特·米尔斯的论述很明显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距离，显示了韦伯思想对他的影响。

一群新左派作家受到这部作品的鼓舞，开始在《大学和左派评论》上写文章勾画英国社会内部权力的轮廓。他们采用了经验主义措施，例如教育背景、家庭关系和政治组织关系。这一研究以《局内人》（‘The Insiders’）和 《管理者》（‘The Controllers’）为名发表，它认为，尽管阶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开放性和某些巨大流动性的迹象，但英国仍然是由精英统治的社会。作者们认为，一种由管理者、大股东和金融家构成的新法人阶层已经诞生了。

《权力精英》（Power Elite）封面

这些新左派以及其他一些新左派作家，特别强调了自20世纪40年代所形成的“混合经济”中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声誉与投资的差异性。由于公共部门受到国家的控制，所以按惯例来看，左派通常不加批判地看待这一部门，然而，这些新左派却认为，国有化企业是不民主的，是等级制的，它的主要特征是永远缺乏创新。这代表了一种对许多工党左翼成员这一信念的重要批判，即国家对工业的进一步控制目标将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石。作为对这种信念的代替，早期新左派提出了集体控制和民主参与的价值，但他们并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一论点的政策意义。

在对左派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方面，《局内人》是一个分水岭。在这里，“统治阶级”这个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被一种更细腻更具体的分析修正了，而对不同维度不同领域——通过它们，权力才得以运转——的更分化的理解，开始在知识分子左派中间扩散开来。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一个关键时刻，此时传统左派强调的观点，即有必要把更多的经济领域转变为作为社会主义优先性的公有领域，广泛地受到质疑。

到目前为止，我所讨论的两个争论领域都来源于早期新左派中的《大学和左派评论》一翼。现在，我想要着重讲述一下《新理性者》团体的重要学术贡献，特别是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这一时期的思想。

《新理性者》首先是由两个政治关注点构成的。一是渴望与长期确立的社会主义和激进政治学的本土遗产重新结合的愿望；二是复兴关于左派的道德习语的目标。这两种立场都是对英国共产党(CPGB)政策的回应。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共产党一直相信这一信念，即共产主义较大的好处在于超越了对道德的考虑，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后者几乎不可能使普通成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异议，更普遍地说，共产主义没能克服它作为一种外来的、非英国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共产党过分地屈从于苏联了。

爱德华·P·汤普森（1924-1993年）

在1957年和1958年的文章中，汤普森提供了最成熟、最具说服力的声明，他断言左派需要与英国自己的激进本土传统重新结合起来，而不是循环使用国际社会主义的低质量的语言。在社会主义理论是否过于漠视重大的道德问题方面，他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他号召英国左派重新维护一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形式。

汤普森在道德上丰富的社会主义观，以及他对个人发挥自身道德能动性意识责任的强调，偶尔还是会被后来的左派知识分子重新提起。但总的来说他的观点已经失去生命力。毫无疑问，汤普森的论点存在许多瑕疵和盲点——一些是出自他对现代自我的极度浪漫主义理解。但这样一种对涉及到西方社会主义者的一些重大论题的有力阐述，却如此轻易地就被忽略了，实在让人吃惊。

爱德华·汤普森

重要的是，汤普森的批判不仅针对左派政党，而且还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家族。他论述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贬低马克思自身思想的伦理核心，而支持采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语言和方式。这一倾向已经远远偏离了如下重要洞见，即历史是由活着的、有感觉的、思想的存在物创造的，即使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描述了一系列的价值，后者就根源于一种在个人经验和发挥他们道德能动性之间进行的辩证法。

这一观点构成了汤普森关于阶级意识构成的有力的重要论述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核心，[7]这一研究是他在早期新左派期间完成的。在这本重要著作中，他反复论述到，英国工人集体意识发展中的突破和进步，既是个人决定和选择的结果，也是生产和其他社会过程的性质变化的产物。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文版封面

重要的是，汤普森坚持认为，道德本身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社会阶级利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一观点当作自由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要用一种能够反映它对所有个体存在物的能动性和内在价值尊重的方式来进行重建。这要求更深层次地忠实于在左派组织内部和更广社会范围内的民主，这也表明了一种愿意接受表达异议的意愿，这种异议是自由个体发挥能动性的必然结果。

在汤普森看来，左派摆脱下述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通过选举或暴力取得国家政权后，必须要自上而下地、机械地引入社会主义。左派需要全力地支持那些努力建立公共空间和新制度的人，在这些公共空间和新制度中，道德异议能够得到公开的表达和克服。这是与新左派通过复兴一种可供激进思想交流的独立领域来共同致力于反对公众冷漠的做法相一致的。新左派思想家们相信，通过建立可供选择的观念——从深远影响和激进路径来看，这些观念都是“乌托邦式的”，知识分子可以清理地基，为一种新的大众左派运动的再生提供基础。

汤普森的论述并没有受到每一位新左派成员的欢迎。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论点代表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决裂。[8] pp. 105-12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例如加拿大年轻的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对社会主义传统伦理学的探讨不具有足够的批判性。[9] pp. 92-98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尽管存在这些批判，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却代表着英国左派道德和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它代表了一种直接正视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政治挑战的稀有意愿。同时，它还代表了这样一种勇敢尝试，即将左派引向与长久确立且根深蒂固的伦理框架的对话中，从灵感来看，这些框架明显是激进自由主义的。说汤普森此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支持自由主义，是不准确的。但他的确指明了两者之间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深思、更有成效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激励新左派重新看待英国激进政治传统的多样性。

汤普森的号召大部分都被忽视了。随着安德森担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之后，编辑方向改变，预示着明显地转向一种与汤普森正在形成的观点相对的方向，早期新左派因为沉浸于国家传统以及它的“道德主义”最终被摒弃了。新左派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了汤普森曾经警告过的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计划则被遗忘了几十年。

新左派修正主义的价值

这些绝不是新左派对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贡献的仅有的领域，但却是对这一短暂运动贡献的重要且富有启发性的典型。我之所以选择它们，第一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大部分人遗忘或过度边缘化了。我之所以强调它们，还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新左派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甚至有时会质疑它的基本原则。

这一观点与下述做法，即最近一些其他评论家把新左派强调为一个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翻译为英国术语的广泛连续的家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后者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总体上它并没有完全公平地对待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在某些方面高度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观念，并且极不耐烦地想要摆脱这些范畴和观念。正如斯图加特·霍尔随后指出的：

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我们都正在与一种困难的描述行为作斗争，试图找到一种语言来描绘一个突现的“新世界”……它蔑视任何在左派传统术语之内的分析，同时也深深削弱了这些术语。[10]

很明显，并不是所有新左派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质疑和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早期新左派为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内容和意义的不同观点开辟了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新左派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代表一个矛盾的时刻，这点就变得更加明显。它是保存各种马克思主义分析和争论形式的一种载体。[11]但是，它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时刻，即在战后英国的条件下重新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开始。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这一时期与后面的阶段——此时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评价左派政治学——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这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后十年中，当时撒切尔政府掌握政权，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经历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再次威胁着把工党定位为体力工人阶级拥护者的做法，后者根本无法对技术工人和日益增长的职业阶层的愿望和需要作出回应。人们普遍认为，左派是一支保守和看起来落后的政治力量，它已经无法跟上英国经济和社会变革力量的步伐。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年）

在这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工党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在这本著作中，他质疑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假设，即左派紧紧围绕着体力工人阶级就可以建立一股选举大军，并且他支持工党形成一种更加明确的跨阶级夙愿。

《工党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英文版封面

其他一些思想家纷纷追随霍布斯鲍姆，提出一些在英国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关性的基本问题，于是，霍尔又一次作为修正主义的关键人物出现了。

在对第一代新左派的学术评论中，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关系仍没有被探讨过。我猜，部分原因是，很多早期新左派人物都对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性质持怀疑态度。

在这点上，他们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不做深入讨论。相反，在结尾之处，我想思考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党之外的知识分子究竟发展了哪种修正主义？第二，更宽泛而言，从这段反思时期中，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什么教训？。

《新左派评论》2020年第5/6月期

早期新左派集中分析了英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和运作的社会学转变，坚持认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且尝试性地挑战了社会主义处理道德和民主问题的方式，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关于欧洲左派的一些极端分裂的重要争论。新左派也受到了下述指控的限制，即新左派正在放弃社会主义或屈服于自由主义者的议程之中。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思想主体已经衰落了，部分原因是欧洲左派不愿意认真对待上述知识分子的警告。在上世纪末，西方社会主义受到了国家调节和供给模式的极大削弱，当时，西方市民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独立和自力更生。同样地，在这一时期与全球化相连的重大技术和经济转变，导致了左派的重要分裂——一方致力于保卫工人阶级免受经济变革带来的不安和变化，一方则渴望将中间左派与国际经济学主流结合起来。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中一些问题已经搬到了这一潮流的议程表上。但这并不表明，英国早期新左派已经全部回答了这些问题。我在这里提到的争论所带来的问题和异议要远远多于纲领性的建议。但在这里也可能存在一种关于下述做法重要性的宽泛经验，即向这些思想家们——他们愿意向左派偏爱的观点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并试图提供一种对社会变革更加丰富的理解，以便影响已接受的政治传统——表达更大的包容和鼓励。这些都是政治左派在21世纪早期应该好好珍惜的品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