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与身体

布莱恩S.丹纳 著 

龙冰 译 

带着有关身体约束和科学知识的兴起的问题，福柯最近的作品直奔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虽说要总结福柯的社会哲学实为不易，但我们明了他对知识的看法的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系统知识的增长与权力关系的扩展相辅相成，尤其是与在社会空间中对身体施行管制的社会规约相一致。福柯关于刑罚学与犯罪学的发展的研究便可论证这一主题；他的这一研究有利于了在监狱这种受到科学管理的社会空间内更精确更详尽更严格地对罪犯进行管制（Foucault, 1979a）。边沁关于圆形监狱的规划设计有助于系统地对狱中世界进行管理和监督，从而建立了一种管理学校、工厂、和医院的模式。与此相似，临床医学（Foucault, 1973）和科学意义上的精神病疗法（Foucault, 1967）的兴起与狂野的躯体在其中受到种种约束的医院、  囚犯工厂、疯人院的制度演变如影随形。还可以得到论证的是众多独立学科，比如人口统计学、地理学、道德统计学、社会学的出现意味着身体在城市空间中受到更紧迫的社会控制。传统的科学历史认为以上所讨论的诸多发展都是理性的、进步的，然而福柯却声称科学进步并未解除身体的外部牢笼，而是强化了社会规约手段。原始生硬的身体约束及惩罚体系统，如疯人棚、绞刑架、拷问室让位于监狱、疯人院和教室等更恰当、更严苛的约束。在对疯病的治疗中，图克（Tuke）和皮内尔（Pinel）进行了改革，在现代收容所管辖的空间内教化人的心灵，从而取代链铐对身体的桎梏。

虽然人们认为福柯运用话语分析来研究知识-身体-权力的关系是颇具新意的，但他们还是可能认为这一贡献表明他对社会科学中的文化理性化有着更普遍的兴趣。福柯几乎从不向先驱们表示敬意，但他对科学理性所持的悲观怀疑态度显然是受了尼采影响，这一点为世人熟知（Sheridan, 1980;  Foucault, 1980）。尼采谴责持进化论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科学，因为它们对社会和道德的进步抱想当然的态度，并将这样的哲学系统归置于“快乐的科学”（gay science）（Kaufmann, 1974）格言式批判的权威之下。尼采关于酒神力量的创造性活力与日神的理性原则之间的对照随即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韦伯的社会学中显得意义深远。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的满足和有序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之间相互冲突，他不大愿意承认这是受了尼采影响，但这的确是对尼采的哲学思想的继承（Anderson, 1980）。显然，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被困于利比多（libido）冲动和超自我(superego)要求之间的人类心理状态（homo psychologicus）让人们想起福柯关于无理性的身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的分析。而韦伯那举足轻重的理性系统观念与福柯科学话语分析之间的相似也许就更为显著了。  

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福柯极关注十八世纪晚期以时间表、分类、类型、注册、检查、读本等形式出现的有条理的知识的增长，因为所有这些形式有助于在某个管辖空间内对众多人口实行管理。无论是训练军队、教育孩子，还是管理医院，这都需要新的管理形式。事实上，以苦行压制身体的修道院的戒律早已预示了学校、工厂、监狱以及医院的种种制度的出现。从这种意义上说，工厂的纪律是一种世俗化的苦行，它开启了尽情满足与自发快乐的前奏。福柯对宗教苦行主义转向世俗空间的论述无论多么间接或隐秘，都是向着韦伯探究工业文明牢笼的宗教根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心主题的回归。

对韦伯而言，加尔文教义的使命便是理性地组织世俗生活，创造工作风纪，将“自然人”（natural man）归置于生产要求之下。工业社会的理性化意味着不可或缺的理性将延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结果是带来一个被解魅的花园，园中没有先知，没有激情，也没有魔力（Turner,  1981）。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合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拥有多层含义，但它的确有着这样一种含义，即：知识体现于规律、计划和分类。于是，知识的体系化成为社会理性化普遍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福柯对时间表的关注，韦伯对预算管理、资本结算和复式簿记的评论，以及理性的音乐符号系统的丰富过程之间存在着饶有趣味的相似。虽然韦伯并没围绕身体/知识/社会的主题来阐述他关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但很显然，对于苦行般的压制身体，尤其是压制人类性欲的文化内涵，他是极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认为，福柯关于科学知识与身体约束的密切联系的论述不得不被置于稳固建立起来的社会哲学的传统——社会秩序中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的激情——之中来考虑。比方说，当韦伯就放荡与贞节（Weber, 1978）的对立来探究这一问题时，他就应和了福柯有关性欲（Foucault,  1979b）与医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中，研究饮食学与韦伯、福轲二人所提出的问题就尤为相关。节制饮食不单是医疗实践中传统养身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宗教中清规戒律的要义。节食(diet)、苦行(asceticism)和养身法则(regimen)显然都是致力于建立约束制度对身体实施控制的形式。“asceticism” 由“aketes”(和尚)和“askeo”（修练）派生而来，其意义是实施于任何对象(比如金属)的任何一种规约行为。“regimen”起源于“regere”(统治)，医学上的通常意义是治疗规则体系，尤指规律有效的饮食制度。不过，“regimen”还有一个生僻的意思：“政体”。所以，宗教的苦行主义和治疗中的饮食节制都是对身体的统治。最终，对身体的约束体现为一系列的指导性说明和戒律，包括有利于节食的饭菜、运动指南手册和食物推荐表。于是，节食的各种名目就成为关于身体话语和行为理性化的有趣的例证。

“饮食控制”

虽然长久以来西方医学就建议人们要饮食适度，但关于饮食控制，特别是那些带有宗教劝导意味的关于饮食问题的文章在十七、十八世纪尤其受到人们欢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著名的阿伯丁医师兼作家——乔治•彻尼（1671-1742）,  他一度在伦敦和巴斯两地行医，为贵族和职业人士看病。关于彻尼，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他的著作《英国疾病》（The English Malady）了，该书认为节食是治疗忧郁的基本手段。彻尼深受他的朋友和病人们的尊敬，像大卫• 休姆1、萨缪尔• 理查生2、萨缪尔• 约翰逊、约翰• 韦斯利、亚历山大• 蒲伯、哈丁顿伯爵、洛克斯巴勒公爵都对他推崇备至。他出版书籍，指出节食对精神健康和长寿的普遍益处；其实这得追溯到他行医之初自己多年肥胖导致的健康危机。就在咖啡馆和小酒店作为安妮女王时代职业人士的聚会场所极负盛名的时候，彻尼来到了伦敦，并很快投入到考究吃喝而又贪杯的人群中去，结果是他的体重增至四百四十八磅。他被诊断为患有英国式的忧郁症；摸索一段时间后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疗方法：牛奶加蔬菜、有规律的锻炼和睡眠，再加戒酒。最终，彻尼享有长寿，神清气闲地度过了一生。

彻尼饮食疗法的理论基础发源于笛卡尔的身体机械论模式、莱顿流派的医学理性主义和赫尔曼•鲍尔海夫（1668-1738）的医疗效果有限论传统。笛卡尔认为“身体”只不过是一具雕像或泥土造就的机器（Descartes, 1927）；另外，哈维进行了关于人体血液循环的研究。借鉴他们的理论，彻尼得出自己的结论，将人体称为“充满液体的水压器”（Cheyne, 1740）。他认为只有当管子，泵和通道所组成的身体系统得到依照临床经验和科学知识确定的适当的食物和水分的补给时才能正常运行。相对于“饮食控制”而言，药物和手术在控制疾病和延长寿命方面显然是次要的。以上这种医疗效果有限论原则对饮食控制情有独钟，与此同时，基督教倡导人们拥有健康体魄，宣称暴饮暴食无异于自我毁灭。这样，彻尼的饮食疗法成为宗教——道德传统的一部分，其中，对身体的控制是宗教的使命之一。

有事实证明（Cheyne and Richardson,  1943）,  彻尼节制饮食的观点是受了列奥纳多•  拉齐斯（1554-1623）所著《养生法则：健康长寿的秘诀》（1634）和由卢奇• 康奈罗所著、由乔治• 赫伯特1634年翻译出版的《有节制的生活及相关饮食》（1558）一书的影响。康奈罗（1475-1566）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意大利贵族，他像彻尼一样通过节食、戒酒最终治愈了自己的疾病。康奈罗当时身体机能失调，有着社会上人们普遍患有的精神萎靡的症候。这种病症的根源是当时的“坏风气”：阿谀奉承、拘泥于礼节的社会行为规范；曾荒谬地受到众人拥戴的路德教义；毫无节制的生活（Cornaro, 1776: 14）。

解决社会混乱和身体失调的办法是过一种受约束的清醒的生活。为了治好自己的疾病，康奈罗“不再吃某些肉，不再喝某些酒，也不再用冰块儿，只适量选用自己能够消化的酒。吃肉也是这样，吃容易消化的，也从不过量。还让自己养成琢磨问题的习惯，这样就不会撑着自己的胃。进餐后一次次地站起来从餐桌旁走开——虽然心里还念叨着，想再吃一点，再喝一点。”（Cornaro, 1776:  22-3） 

节制饮食带来上苍的赐福:  健康，心气平和，并因此而使激情得以驯服。节制而清醒的生活是我们抵制忧郁、仇恨和其他狂野激情的主要方式。的确，“一旦受制于以上所述的饮食节制原则，身体大致就不会再受激情太多的影响了”（Cornaro, 1776:  25）。就这样，康奈罗把节制置于一种十足的宗教构架中，并把它看作是对来自肉体的诱惑的抵制，称它为那上帝称赏的神性的清醒”。所以乔治·赫伯特称康奈罗和拉齐斯为极有魅力的宣扬节制的作者并不足为奇，而这种跨越宗教和医学领域的治疗法在里特尔吉丁（Little Gidding）后继有人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赫伯特正是通过远离肉食和酒类治愈了自己所患的疟疾（Charles, 1977）。

正如康奈罗认为放纵的情欲和社会萎靡颓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彻尼也逐渐意识到：人类的疾病发端于文明。  迅速扩张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把世界各地的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以及种类繁多的调味品带到英国市场，其结果是给人们的消化功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彻尼指出“我们的财富增加了，我们的航海业扩展了，我们搜刮了地球的每一部分，并将那里所有的物品带回来用于挥霍、奢侈、放纵”。（Cheyne, 1733:  49）。十八世纪的社会变化还表现在工业化和人口增长方面，这些变迁带来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各种疾病，尤其是在伦敦，“精神失常者比比皆是，发作时异常疯狂（Cheyne, 1733:  54）。缺乏运动、过度饮食、芳香醉人的美酒和都市的生活方式严重威胁着上流社会人们的健康水准，特别是那些“富有、懒惰、奢华、喜静”的上层人士（Cheyne, 1733:  28）。精英分子们大量酗酒，一旦激情被触动便不禁要去干些“争吵、谋杀、和亵渎”的勾当来（Cheyne, 1733:  44）。就餐习惯和烹饪风格的改变激发了上流人士无限的胃口，可这背弃自然之道而且最终干扰了消化的自然过程。彻尼书中的许多章节让我们不禁会想起卢梭，在书中彻尼这样感叹道：“在人类依然单纯，朴素，诚实而节俭的过去，疾病少而又少，或者几乎没有。人们起居有度，训练有素；终日辛勤狩猎和劳动着的人们吃什么都香甜无比。”

彻尼的治疗法旨在让人们远离文明的侵蚀而回归到神志清明、劳作规律的纯朴生活中去。彻尼那基于水果、谷物、牛奶和蔬菜的节食处方并非独具新意，因为它体现了希腊古典的“对抗疗法”的精髓（Coulter, 1977）。文明人的疾病往往是生活丰裕而四体不勤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所以彻尼的治疗法是围绕节制生活和锻炼身体这两点来进行的。根据食物对消化不同的影响，彻尼把食物进行了详细分类。这些分类很有意思，根据病人不同的职业，年龄，和性别特征，彻尼采用不同的食物对他们进行治疗。大致上，他建议人们循序渐进地进行节食，而且，他建议不同职业的病人实施不同的运动量。因此，一位“中等身材，不事重体力劳动的男人‘应该’二十四小时内用完8盎司新鲜肉食，12盎司面包或其他素食，一品托葡萄酒或者别的风味醇郁的甜酒”（Cheyne, 1724: 34）。然而彻尼主要关注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职业人士、以及贵族们，他们整日伏案工作而且生活优裕，这使他们的健康时刻面临危险。他建议这类人群饮食要清淡，并定期使用催吐剂；睡眠要规律，还要做些骑马练习。这种治疗会保证他们的健康，去除他们心头的杂念，让他们幸福一生，颐养天年。    

彻尼关于他的治疗法的写作始终没能离开都市中不脱伏案之苦的精英分子们，他在这一群体中确实口碑甚佳。可他奉劝人们节制欲望的观点一经约翰• 韦斯利的宣传便更广地流传开来。韦斯利在他的《初级医学：治疗大多数疾病的简单易行的自然疗法》一书中对彻尼为引导人们有规律有节制地生活而开的处方极为推崇，并于1724年把彻尼的文章“论健康与长寿”推荐给他母亲，说它“主要是为终日伏案、孜孜以求的人们而写”(Telford, 1931)。

在给伦敦主教的信中，韦斯利认为戒酒戒肉并非基督教的规约，但却与基督教精神一致。韦斯利接受彻尼的思想后曾说道：“我已摆脱了所有身体不适的症状（感谢上帝！），如果我能知道怎样摆脱‘愚蠢和不检点’的行为该有多好！但这恐怕要等我回到上帝身旁的时候了。”

彻尼对身体进行的饮食控制与韦斯利的宗教苦行主义相辅相成，因此，也与卫公理会提倡的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方式相融合。卫公理会教堂提倡清醒的生活准则，这使得彻尼通过锻炼和节制饮食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在中产阶级中更广泛地传扬开来，而此时他还在为伦敦的精英分子们撰写怎样治病、养生的文章。

注释

1. 大卫• 休姆“致乔治•彻尼博士”，（Greig,  1932:  12-18）。但E• C•  Mossner  (1944)  申明这封信是写给Dr.  Arbuthnot的。

2. 见彻尼与理查生之间的往来书信（1943）。若需欧洲大陆文学中所谓“英国疯病”的例证，参见Peter  Horwath  (1978 )。

资本主义与医疗精神

十八世纪，治疗法与宗教苦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相当显著的假设：在饮食控制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也许有着“选择性的姻亲关系”。历史社会学中长期以来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新教的宗派独立最终为早期资本主义提供了清醒、诚实而不辞辛劳的劳动力（Thompson, 1963；Hobsbawm, 1964; Pope, 1942）。乍一看，似乎依照宗教-医学的养生之道进行饮食克制以约束身体的做法与资本主义精神毫不矛盾。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来看，清醒而健康的劳动力显然是大受欢迎的。宗教和医疗在根除既危险而又奢侈浪费的“非理性的”消费习惯方面行之有效。罪犯闲散而虚弱无力的身体与工业牢笼中工人们运动员般生龙活虎的身体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虽然韦斯利的《初级医学》享有更广泛的读者，可事实上彻尼和拉齐斯早先确实是针对贵族和职业阶层而施行饮食控制疗法的，因为节食的概念与时常饱受饥饿之苦的工人们实在是不相干的。十八世纪的工人们靠薄粥糊口活命，节食禁酒的事与他们实为风马牛不相及（Cole and Postgate, 1964）。

虽然各自为政的资本家们也许会关注工人的健康，但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动力促使他们去关注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准。参照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测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健康水准曾急剧下降。资本家之间竞争激烈，这迫使他们进行机械化生产，降低工资，减少劳动力。失业和饥饿接踵而来，这为疾病和不良健康大行其道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不过，每个资本家都希望他的工人们健康、干净、整洁，好为他进行有效的生产。换言之，十九世纪中期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卫生、饮食和锻炼的关注在意识形态领域颇具功效（Tempkin, 1949）。社会即有机体这一隐喻的深入人心意味着社会中放纵无度的人群将对疾病的滋生负责，这是勿庸置疑的。也就是说，疾病是个人放纵欲望，虐待自己的身体或者环境卫生太差所导致的。南丁格尔、埃德文• 查德维克、骚斯伍德• 史密斯博士等虔诚的改革者们反对绝对意义上的细菌致病学说，他们号召人们担当起清理环境、提倡个人卫生的道德责任（Rosenberg, 1979）。文明社会的疾病需要通过个人的自我拯救和洁净水源来对抗。所以，对身体的饮食控制与环境中对水源和卫生的治理是极为相似的，因为两者的共同目标是达到从道德的高度对不洁的现实施行约束和管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德保健在斯宾塞式的进化论时代隐含着大量的政治干预，而这与个人道德责任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原则之间不无冲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饮食，可是清洁的水源、足够的卫生设施、城市的通风条件等都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需要一定的集中监管体系。不管来自社会环境的法律制度发展多么缓慢，它都限制了一个个资本家们追逐市场经济利益的自由。在此情形中，坚持认为资本家们尤其关注人们的卫生和饮食习惯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别有企图；关注民族的整体健康之外，他们始终关注着自身的物质利益。或许资本家们会捐助资金在技工学院举行关于饮食学和生理学的讲座，事实上在他们对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发生兴趣的背后有三个普遍原因。首先，十九世纪由城市贫民区传播开来的传染病的猖獗同样威胁着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人们意识到城市的肮脏威胁着社会各阶层，因此，人们做了大量关于十九世纪阶级与疾病的关系的早期调查。威廉•法厄与T.H.C. 史蒂文生对社会状况和疾病进行了各种社会-医疗调查，并发现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等传染病的扩散范围与贫困紧密相关（Susser, 1962）。人们对改善环境和对疾病进行量化分析的兴趣既是博爱的表现，同时也保护了自身利益。传染病的问题与我们即将谈到的中产阶级关注劳动阶层的健康状况的第二种情形是不可分的——富人得向国家上交疾病税。概言之，早期资本家们深陷于促进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使命中。正如福柯对巴黎收容所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城市贫民被供养在收容所内而未去闹事，但这种一定程度的政治安定是以经济积累为代价的，因为他们虽然驯服，但却无所事事。如果不想看到身染疾患的失业者惨死街头，国家就必须从岁入中拨款来救济他们，而这造成了国家财富的流失。

另外，现代大规模的战争是导致对身体进行科学研究和对国民整体健康水平进行国家干预的最重要的因素。从克里米亚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入伍新兵进行的一系列检查表明劳动阶层的男性中普遍的残疾和疾病状况令人震惊。这些医疗检查显示，英国作为一个领先水平的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还不具备保卫自己的能力——除非人民的健康水平能够大幅度地提升。对军队防御力量的普遍焦虑导致了“国家效率运动”的诞生，这将通过自我节制、服兵役、和进行体育锻炼来促进人们的健康和风纪状况（Gilbert,  1966）。对士兵进行训练的同时，国家也十分关注在校学生的健康状况，力图改善食物的营养结构，并提供常规的医疗检查。阿诺德博士施行的寄宿学校的改革早已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倡导学生在运动场上勇猛互助，在饮食、睡眠，和学业方面遵守作息时间。在福柯的术语体系中，学校、工厂、医院被称为城市空间中依照教育学、营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泰勒式的圣洁生活习尚来约束身体的社会场所。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焦虑表现为对采取何种措施较为恰当权衡不下——是依照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还是采取国家干预？

劳作不休的身体

如果说十七、十八世纪关于饮食的文献秉承贵族和职业阶层进行自我克制的宗教传统，那么十九世纪的营养科学仍然具有道德色彩，但这却是因为城市管理、工业效率、供养监狱和管教系统的经济负担之间矛盾重重。热力学理论替代了传统的关于气质（humours）分类、消化功能、和食物品质的论述。在英国，人们对衡量人体摄入热量对人体能量输出的影响的研究是与对囚犯和士兵的营养要求相结合而进行的，也就是一种把最低饮食量和最大极限的能量输出结合起来的研究。根据查尔斯•布斯和西波姆•劳恩垂的社会调查，科学饮食的问题还与贫困、家庭预算紧密相关。劳恩垂就他关于约克郡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依照科学的营养标准来衡量，为工业增长提供体力的劳动者阶层属严重营养不良；工匠阶层则食物充足——即便是没有闲钱来“喝一口”的时候（Rowntree, 1902:  28）。如果说人们对贫困和劳动效率的关注引发了早期的社会调查，那么，严酷的战争对生产的压力便是需要进行关于健康和经济生产的工业研究的源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工厂的工人曾遭遇极度的疲乏，这促使政府于一九一五年成立了“军工厂工人健康委员会”来详细研究工时、工业产出与工人的健康状况之间的联系。这些调查研究由此促成了“工业疲劳研究理事会”和“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设立。从这些试验性的社会调查和关于疲劳的心理研究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隐喻的存在：身体即受制于热力学原则的机械；但这全新的身体话语已经不带有一丝的宗教色彩。身体不再是由“神性的清醒”所激活的躯体，而是由热量和各种蛋白质提供动力的机械，这样，对身体进行的约束及其成效便能准确可靠地被测算出来。  

于是乎，劳作不休的身体所受到的约束强有力地阐释了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理论，以及韦伯关于理性化现代进程之起源的对比研究。数据调查的发展应被置于一个人口快速增长、阶级不断形成的被视为混乱而危险的城市空间中来考虑。知识的延展及其分支——比如优生学、营养学、热力学——与实施在终日劳作的人们身上的政治权力如影随形。这些理论发展以诸如节食食谱或能量转化表之类的细节体现了文化的理性化倾向。在信奉苦行的宗教环境里对欲望的控制，通过康奈罗和彻尼倡导的饮食节制疗法最终演变为劳动阶层教育机构宣传生理学和保健知识的世俗读物，而且深受大众欢迎。当然，饮食话语的社会背景中存在着一个主流变化，即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康奈罗和彻尼一度醉心于研究如何使贵族们健康长寿，因此，一个由退休老人们组成的社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显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为人口统计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话语，这一话语的核心便是以调整饮食、坚持慢跑运动和使用化妆品来使业已退休却仍不服老的市民们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且有所事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