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我们对待它者的态度上看到这一点，我们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判断出发。对于熟悉的事物，我们依照自己的度量衡来理解；而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不是将其吸纳，就是把它看成威胁而排斥一旁。两种行为方式都采取了抵制的战略：将它者同化和排斥在疆域之外毫无分别，它们透露出的是地地道道的暴力，目的在于把他治的它者要么据为己有，要么进行贬低，使之驯服，最终消灭掉异己。

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认为，我们同它者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带着暴力结构的烙印，他认为暴力是失效的范例，这是欧洲精神的失误所在。整个欧洲历史都基于“将它者缩减成我” 。这无处不在：本体论上，存在被屈从于概念；认识论上，世界被主观的标准削足适履；启蒙中，现实被强制套用在理性的法则当中。到处都是用已知代替未知，用牵强附会代替不解之谜，用揭密代替隐秘。它者的它性须被归并和处置，以便能够将其命名，使之符合自身的范畴和标准。“西方哲学在揭示它者当中崩溃萎缩，因为它就此失去了它者……和它的它性。哲学最初就是被面对它者时，产生的惊恐（Entsetzen）和无法逾越的过敏状态而震慑，而它者依然故我。因而哲学本质上也是存在的哲学……由此，哲学也是有关内在性、自治和无神论的哲学。从亚里士多德，经由经院派哲学家，一直到莱布尼兹，哲学家的上帝始终是符合理性的上帝，一个被理解了的上帝，一个不会妨碍意识自治的上帝。

《奥德赛》

在经过各种冒险之后，意识又重新回归到自身，就像还乡的奥德赛一样，他所有的行程都为了走向他出生的岛屿。我们所掌握的哲学不仅将理论思维，而且将意识的每个天然反应都降低到回归自身。” 

这种回归包含着本源的自恋倾向，列维纳斯将其概括成“所有的哲学都是我学（Egologie）” ，这个表达将“我”的自性与“学”（Logos言说）结合在一起，描述了理性执著于自我的特点，而理性本身就是合理的个人主义。理性通过“谋杀和篡权”的方式，“实现了用人来征服存在。” 物听命于人的自由，成为客体，它们被掠夺，被掌握，并最终被规训和吞并。同时这种“我学”又形成了不和的因素，以及人对于他人的公开专制的原因。它揭开了权力的序幕。西方思想醉心于权力要求，它的自我之学是自我授权。自我之学中尼采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权力意志”才得到实现。“只要哲学生活中……出现一个异己时，一个稍有不同的它者——承载我们和让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幻灭的地球；使我们升腾又对我们漠视的天空；毁灭我们又和我们休戚与共的自然力量；妨碍我们又为我所用的物件；爱我们和奴役我们的人们——它就是一个阻碍，人们必须超越这个障碍并融入到它的生命中去。” 

尼采

列维纳斯通过这种方式对整个西方哲学话语提出了激烈的置疑。他没有在西方的思想传统内部寻找立场，而是从中突围出来，试图澄清哲学的起源和基本特点。他的哲学是解构协奏曲中的音符，解构的工作力图祛除文化中的躲闪和遮蔽。尽管解构从尼采和海德格尔就初见端倪，列维纳斯还是在其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尼采看到了苏格拉底（尼采诋毁他是最丑陋的人和最丑陋的哲学家）以来欧洲精神的理性信仰中潜在的虚无主义，将理性的科学要求批判为生活的自我异化。海德格尔将这个线索继续下去，将西方历史描述成一个宏大但又向死胡同不断挺进的链条，因而他称历史通往虚无的必然发展是一种“忘却存在”，存在被遗忘从希腊形而上学伊始就开始了，它自始至终只贯穿着对“存在者的存在”进行追问。尽管列维纳斯在哲学上明显地继承和延续了尼采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问题，但他批评尼采和海德格尔没有脱离他们所批判的传统，而将由自己指出的症状继续下去。因为他们都还固守以消灭它者和它者特性为原则的形而上学传统，不论该原则是生命优先，还是存在优先。尤其是海德格尔：他从本来是“他在”的“存在”出发，把它定为“规定思想和存在者的中性物”，并以此将其哲学称为“没有将有限与无限相联系的思维的顶点”，“这种哲学和传统哲学一样，带着英雄般的傲慢、统治欲和残忍”。

海德格尔

列维纳斯没有停滞在这种批评上，或是变变花样，如法炮制，而是重新设定了一个支点，他认为西方需要“颠覆自我之说”。要想颠覆它，为了能与它者建立联系，就必须与作为欧洲哲学话语根本的所有理性主义和本体论彻头彻尾的决裂。这个它者既不是一个投影自我的屏幕，也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不相关的衬托，更多的是不可缩减的特异性，提出要求，仅仅因为它是它自身而接受它。与外界联系的经验开始于对它者的认可，更确切点说，开始于对一个自己的思想量度和解释无法触及的它者的认可。这种认可与根本的责任感（Verantwortlichkeit） 有关：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伦理意味。换句话说：列维纳斯将他提出的“它者伦理学”作为“首要哲学要义” 。这意味着哲学基础首先通过伦理学奠定，伦理学被置于任何形式的本体论，抑或任何形式的话语之前。所有的思想都不可商榷的从属于伦理，没有哪种思想、言说不在某种程度上与责任交融，思想是使责任得到假设、阐述，并且反过来起决定作用，从而体现责任的可能性和视域的一种方式。

列维纳斯并不是要建立某种独特的伦理学，来给特殊的道德区分、绝对原则和律令做出安排和辩解，他更多的是要展示，每个思想只有在伦理的关联中才可能得到建构。由此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标准，使得哲学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理解途径，这是被推延了的读本，它的评判原则不在原因、不在真理、也不在存在，而在于与它者和它性的关系当中：对它者是维护，还是漠视；是接受，还是排斥。可以说列维纳斯提出了“元伦理学”（Metaethik），这是关于伦理自身的伦理学，试图探求伦理自身的意义。通过它能够打开一个视角，找出具体的道德约束及其带有规范性的准则、公正理念或者它的实证性法规的依据。

这种方法同时为实现西方思想的人本主义理念提供了试金石。海德格尔将人置于存在的中心，成为它的主人，不再是它的“放牧者”，从而宣布了人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终结，而列维纳斯不想给它致悼词，更多的是要揭露人本主义的现象形式——在语言层面上——是一种“反常”：即回归到自我中心，或者说人道主义的反面。人道主义并不是因此而夭折，因为它根本没有真正开始孕育。列维纳斯因此要给人性以新的设想，以真正的利他主义为原则。所谓人性的存在，就是为它者而在的存在：“人类的人性——即真正的生活——是缺失的。在历史的和客观的存在中保有人性，凭借着警觉和领悟，真正突破主观的藩篱……这才是摆脱了自身存在条件限制的存在：进入无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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