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自我保存1

马克斯·霍克海默2(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作为西方文明中核心概念的理性正在崩塌——休谟的怀疑论将其清理得所剩无几;但它并未被完全抹去,而是更彻底地回归了其工具含义,即以利益为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理性与个体的自我保存息息相关。然而,理性通过自我批判瓦解了自身,个体和自我也随之瓦解。随着自我及其反思性理性的衰落,曾经通过经济关系等中介形式来实行的统治,即将转变为一种新的直接性统治,这在实际中体现为纳粹或者法西斯的统治。由于痛苦能够唤起理性,而残存的理性还能够认识到统治中不公正的形式,从而超越它走向真理,法西斯统治的酷刑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成为社会的最终解,它可以将人们从自我保存中解放出来。大众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进一步瓦解了自我,在这种自我中,存在着所有的智慧、历史理性的愚蠢和对统治的全部赞同。自我废除的理性别无选择,只能重新陷入野蛮或历史的开端。 

01

西方文明的核心概念正在崩塌。新一代人不再相信这些概念了,法西斯主义更是加强了人们对此的质疑。问题是,这些概念还能坚持多久。这其中的核心就是理性概念。对资产阶级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理念了。理性应当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论证个体所需做的每一项功绩,这因而好像是项繁重的工作。对理性的这些称赞,启蒙运动者和神学家十分同意。伏尔泰这样评价理性,“上帝赋予人类的难以把握的礼物”,“所有社会、制度和秩序的起源”3。奥利振(Origenes)说,为了不侮辱理性,人们不能将坏人与动物相比4。理性是自然秩序的基础。人民宪法和人们所建立的一切都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来说,理性是至高的造物主。5尽管经历了对世界历史而言的所有那些倒退、黑暗时期和弯路,理性依然在康德之后走向了胜利,这是不可思议的。6理性也同自由、平等和真理的概念形成了联结。这些概念被认为是理性天生具备的、从理性中便能被看到或必然被考虑到的。理性时代是资产阶级对世界使用的荣誉称号。

资产阶级哲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理性的——除此之外别无他者,因为这种思想产生于城市之中。但唯理论转向了自身原则的对立面并一直同怀疑论作斗争。那些在教条主义或怀疑论哲学里占统治地位的细微差别,决定着它们各自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而理性概念自一开始便同时包含了批判的社会权力。以可靠性、精确性和明晰性——这同样也是唯理论将自己列为更为理性的知识的评判准则的理由——为由,唯理论遭遇了怀疑论和经验论的质疑。柏拉图学园在其创立者在世时,被苏格拉底左派指责为迷信于是转向了怀疑论。西格·冯·布拉邦特(Siger von Brabant)和罗吉尔·培根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唯理论,直到培根和邓斯·司各脱的教团7为经验论流派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进步和保守的思想家们,如信仰唯物主义的医生、伽桑狄8和耶稣会会士都对笛卡尔关于人类精神自然的理论提出了异议。笛卡尔的演绎体系将理性作为完全相同的统一性囊括进来,理性在法国的行政机构中也被认为是与封建相对的。法国在十七世纪提出将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作为其原则,这个原则最终在二十世纪成为法西斯主义。但怀疑论自始便存在于此。它指出了要将资产阶级的理性限制在现有阶段。演绎体系并没有勾勒出乌托邦,它所有的概念都不意味着自由的普遍性,而仅仅意味着计算。就此,怀疑论扼住了理性。康德本人自始在德国听说,他的理论“毫无依据地自吹自擂着对于休谟怀疑论的胜利”9。

在今天,怀疑论对理性概念的清理使其所剩无几。理性逐渐消失了。理性用于摧毁概念狂热的方式最终也摧毁了它自身的概念。从前它是永恒理念的重要部分,而现实世界应该仅仅像理念的影子一样。理性应当在存在的规律中重新发现真理的永恒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才能表达出神圣的理性。千年来哲学家们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知识,现在他们被劝导要放弃这种想法,没有任何唯理论的范畴幸免于此。精神、意志、目的因、先验的创造、天赋观念、广延和心灵,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幽灵,这种观点与伽利略对经院哲学的不理解相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性显现为游荡幽灵般挥之不去的语用习惯。即便有了最新的符合逻辑的观点,口语的语法依旧和泛灵论阶段相符。它将模态、状况、活动纳入主语,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生命在召唤”“责任在命令”和“虚无在威胁”。通过这种方式,理性也开始发现并满足于在所有人中以一个相同的形式存在。这样的理性在如今被认为是无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不起任何作用的寓言形象。理性,这个从前被认为是更深层次的理解的符号10,如今只是被遗弃的历史碎片,它再也不能赋予任何事物意义了。理念一旦为理性所影响,指向了既定的现实之外,都是在自取其辱。至此,也就不必在人道主义的演讲或传单中把自由、人的尊严甚至真理作为论据提出了。这些名称只会招致缺少严肃理由或无任何理由的猜忌。今天的政治家们引用上帝,这样一来人们至少知道,这些政治家代表着可怕的世俗威力,人们呼唤理性,然而这样只是承认了他们的软弱无能。

尽管如此,理性的概念并未像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概念一样随着时间被抹去,它只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回归了它的工具含义。理性的形而上学理论消失了,留下的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理性(Vernunft)这个词”,洛克写道,“在英语当中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它意味着正确且清晰的原则,有时它表示来自这些原则的清晰且诚实的推断,还有时它指的是原因,尤其是目的因。”11他补充了理性活动的四个等级:发现真理,规划整理,确定联系,推断结果12。不考虑目的因,这些作用在今天还算是理性的。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在现代的战争指挥中是不可或缺的,就如理性一直以来在贸易中的指导地位一样。理性的规则,总的来说,就是让手段在最大程度上与目标适配,思考则起到了省力的作用。理性是一个盯着利益的工具,它的优点是冷漠和清醒。对它的信仰是建立在比形而上学理论更具说服力的动机上的。有时即使是独裁者也劝说要理性,他的意思是,他拥有最多的坦克。他有足够的理性来建造这些坦克。其他人则应该有足够的理性以向他俯首称臣。违背这样的理性是全然的亵渎。他的上帝甚至就是理性。

正如此处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理性与实践一直以来都有着紧密联系。人类的目标并不直接存在于自然界中,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当局才能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动物会觅食和逃离天敌,人类则追寻他们的目标。利益是一个社会范畴,在阶级社会中,理性着眼于此。理性是个体在社会中坚持自我或适应环境以及不断前进的方法。理性确立了个体对总体的从属地位,只要个体的力量不足以让一切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只要个体还是孤立而迷失的,这种情况就会维持下去。在原始社会中,个体通过本能对总体进行付出与投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据趋势来看,这种投入只有通过个体意识到自身利益才能发生。希腊的唯心主义本身是实用主义的。苏格拉底将善解释为和有用的事物完全一样,将美解释为与可用的事物没什么不同13,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意他的观点。然而,就如他们断言利益是理性的原则那样,他们所说的是总体的利益。有异议提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守卫们在拥有权力的情况下也许并不快乐,柏拉图驳回了这一点。他看到的是拥有权力的至高幸福。总的来说,重要的不是一个群体,而是总体的幸福。14没有了总体,个体什么也不是。理性是个体在行动中平衡自身利益与总体利益的方式方法。

特殊利益的普遍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共处是希腊城邦的理想。中世纪的城市和近代初始的政治家们继承了这份理想。要想在人群当中生活,就必须遵从法律,这是西方国家的世俗道德的结果。蒙田(Montaigne)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只要我们不诉诸宗教,我们便只有一个主导思想,那便是“每个人都遵守其国家的法律”15。这是理性的忠告。在这一点上,德·迈斯特(De Maistre)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是一致的。“政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它有着自己的教义,自己的神秘性,自己的教士……人的首要需求是,他自身觉醒的理性能够融入国家的理性之中,这样一来个体理性才能将它的个体存在转变为另一个普遍存在,就像一条汇入海洋的河流,尽管河流仍然存在于水中,但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和实体……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国家的理性,我称之为,个人的自我否定。”16这种理性也存在于他所讨厌的大革命狂热当中。罗伯斯庇尔的辩护者马迪厄(Albert Mathiez)说,理性宗教和旧的宗教一样不宽容。“它不允许有任何的异议,它要求人们做出宣誓,它还借助监禁、流放和断头台强迫人们来信仰自己。就如其他宗教那样,它体现在神圣的符号和确定且唯一的象征之中,这些符号和象征被充满怀疑的虔诚包围着。”17在这一点上,反对者们同意所有的资产阶级深刻思想(包括黑格尔的思想);时代的统一使得思想之间的分歧完全消失了。反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热忱不仅相信断头台,而且也相信,理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人放弃思考,尤其是对于那些最穷的人。迈斯特——一位后来的专制主义者,借助霍布斯劝说道,出于理性,人们要宣誓永远放弃个人的判断。另一些人则建立了“民主的控制”18(die demokratische Kontrolle)。

个体必须对自己使用暴力。他应当理解,总体的生命是他自身生命的必要条件。从理性的认识来看,个体应当克服违背的情感和直觉,因为只有抑制本能,人与人的合作才会成为可能,而这种源自外界的抑制应当由自己的意识来决定。在古代,这一原则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社会的扩张。奴隶的工作是通过外界暴力来强迫的。而在基督教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宗教改革最终将权威从教会转移到了良知。当然,对于那些身处底层的人来说,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和谐只是一个假设。他们被本应当成为自身利益的普遍利益排除在外。事实上,放弃本能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理性的,这意味着他们的文明从未真正实现过。他们仍然是通过暴力形成的社会存在,这就提供了独裁的基础。另一方面,资产者在政治和精神上得到承认,在对外和对内的政府中理所应当地拥有了自己的代理机构。他们为自己实现了理性文明的设想,他们的社会性产生于对个体利益的认识。意识到这种和谐,统治者已经可以被称为国家的第一个公仆了,直到自治国家取代了专制主义。群众在这里也有政治权利。按照这个想法,民主国家应该是没有奴隶的希腊城邦。

社会原则必须借助个体以被迅速确立,因此资产阶级的理性准则仍然是个体的自身利益。理性主义哲学的困难其实在于,被人们归到理性之中的普遍性与全部个体的利益统一是一回事,然而社会还一直在割裂不同的阶级。由于普遍性在一个利益仍然不可调和地产生分歧的世界中假设利益统一,对理性普遍性的理论性引用总是带有不真实和压制的特征。尊重理性本身就以正确的社会现实——一个没有奴隶的古希腊城邦——为前提。因此,经验主义者对理性主义者的反对是正确的,他们的思想当然超越了市民社会。理性主义者对经验主义者的反对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正面批评了人类的团结,后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会在自主性和普遍性的概念里以暴力和破坏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在实践中,普遍性被美化为积极的事物,必然性被宣告为自由,这二者成了他们的辩词。

资产者的理性总是被定义为与个体的自我保存相关,这似乎与洛克的经典理论背道而驰,即理性标明智力活动的方向,无论它可能服务于什么目的。但是,理性并不能通过放弃任何特定目的来摆脱个人利益的魔咒。相反,它只是形成了一些程序,以便更顺从地服务于个体的任何目的。资产阶级理性在形式上的普遍性日益增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团结意识的增强。它准确地表达了思想和对象的怀疑论式分离。思想变成了它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科学开始时的样子,一种“工具论(Organon)”。在洛克那里,其实就在康德那里,思想变成了一个与对象无内在联系的机构,它不再具体地思考对象,而是满足于将对象进行排序,对它们进行分类。随着唯名论的渗透,思想所谓的对立面即形式主义,也出现了。当理性决定一劳永逸地只关注对象的多样性,即“混乱”时,它就将自己构建为一种分析判断的办公机器。面对同等的对象,用金钱进行普遍计量的实际做法不再考虑对象自身的存在,知识成为一种记录,知识的发展成为一次归纳的技术转变。在现代哲学中,类概念(Species)19之所以成为分类的概念,是因为在市场上特定事物的旧分类规则已经消失在交换价值之后。现实越是不够了解自身,它就越是无节制地让自己被操纵,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融合表明了这一点。事物之间维持了一种疏远的状况,它们不被理解也不被尊重。甚至所谓价值20多元论的世界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根据多元论,理论判断与价值领域之间存在鸿沟。价值源于任意性,而在思考中必然性占据主导。价值判断与理性和科学无关。主体设定了他认为合适的目标:他是想自由冒险还是顺应服从,他喜欢民主还是法西斯主义,他更偏爱启蒙还是权威、大众艺术还是真理。然而,选择的自由总是局限于少数富足的人的情况中。这些特权人士可以在所谓的文化商品中进行挑选,只要这些文化商品通过了审查,并且也符合他们的统治利益(是否符合还有待讨论),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多元了。这些文化商品和社会基层离得越近,也就越直接地被确定。上层阶级自我保存的意志具备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统治手段,这种被集中化的意志统治着奴隶、仆人和大众,尽管它自身也被上层阶级之间的竞争所分裂。是与其他阶级或人民协商还是战斗,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还是固守专制主义的政府,取决于唯一的理性原则:特权的维持。历史上重大决定之间的区别在于富有远见还是盲目无知,而不是在于它们目的的本性。真正的多元主义是一个属于未来社会的概念。

在今天,具有个性的特质之所以如此之多,仅仅是出于一个原因,即自我保存。实用主义迄今都想让自我保存成为贵气、风度、礼节和骑士风度,以及个体为适应社会环境而习以为常的规范21。有时人们的表现与这些规范不符,并且在这期间还变得更加不符,那么就会坠入更低的阶级。由于这些规范在个体特征中表现为旧社会形态的残片,所以即便是在今天,个体没有了它们就会感到迷失。然而它们失去了合目的性,也随之失去了力量。正如有用物品上的装饰品通过保留不完美之处使人们注意到这是过去的生产技术,统治者从前对自身也必须施加的暴力22在孱弱的人类品行中留存了下来。贵族品质最初的贫困再次显现出来,而它们所创造的不公正形式在更合时宜的形式面前已经消失了。通过它们在当前统治机构中的相对无力,这些品质获得了无目的性的和解。然而,即便是无目的,也知道如何使自己适应那些目的。如果贵族没能从商人那里赢得内部市场,他就会尝试代表商人征服世界市场。在那些随着现代军队的机械化而变得不可避免的骤变之前,贵族们一直垄断着其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指挥官的地位。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品质,如节俭和诚实,已经开始共享贵族品质的命运。这种使得贵族品质位于中心的魔法,首先要归功于资产阶级的努力,它通过美化自己的前任23以更加牢固地获得权利。资产阶级与已经下台的统治阶级一起反对被统治者。权力应当看起来是永恒的,而不是短暂的。如果伟大的统治者和刽子手与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资产阶级领袖一起在历史的万神殿中受到敬仰,这对自己的声誉也是有利的。在家里,富人模仿他们所谓的风格,在办公室里,他们仍然遵守一种叫做商业道德的荣誉准则,因为如果没有一些内部纪律,这个阶层就不可能存在。在与外部竞争者甚至内部敌人之间的对抗中,将他们与传统联系起来的东西真正地显现了,那就是完全的“自我维护”(Selbstbehauptung)24。

总体的自我维护也会转而反对自我维护的个体本身。对于真正的资产者来说,即使总体被宣扬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理念或祖国的宗教,它始终得证明自己符合他的个体利益。与为摩洛神而死相比,为祖国而死是合乎理性的,原因是在现代战场上,必须捍卫国家的权力,只有国家才能保证那些需要为它牺牲的人的存在。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所有党派中,被唯名论净化了的理性概念,即自我保存的原则,都为它的反面即牺牲提出了依据。在现代末期,整个社会都努力从理性中消除那些超越性因素。人们都成了唯名论者,但仍将模糊的总体当作神祇。即使在英雄时代,个人也会为了群体的利益和象征而毁灭自己的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前提。从宗族到国家,群体都代表了财产。在个体意识到死亡是一场绝对的灾难之后,财产向个体传达了个体能够战胜死亡的想法,因为财产会世代相传。在封建时期,财产会给予家族世代相同的姓名,借此他们的存在和自我意识就不可分离了。资产者的姓名从他们定居的地方解放出来,财产成为这样一种物,通过继承财产,接替的个体可以得到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通过在遗产中有意识的处置,原子主义的个体保证了自己死后的连续性。但如果为了那种法律保障遗产的国家而放弃自己的存在,这并不违反自我保存,牺牲变得合理。那些为罗马献身的著名罗马人已经成了为公司自毁的商人。

牺牲和放弃本能的理性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随着财产的不断减少和幸福前景的愈加渺茫,这种理性也减少了,而做出牺牲的强迫增加了。对于穷人,通过世俗和神的刑事司法来补弥补其理性上的不足,总是合理的。对于正直的人,理性会取得胜利,伏尔泰承认,“下等人不是为它而生的”25。“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启蒙鞋匠和女仆,那是耶稣使徒的事。”26对大众而言,在特定社会形式下,从自己的利益到维护社会的利益的道路总是不可估量得漫长。仅仅靠理性地禁欲是不可信赖的。一个奴隶或者希腊女人,如果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最终通过死亡使得对法律的忠诚高于一切,那么他们不是智者,而是傻瓜。在苏格拉底所宣称的良心的时代,理性仍然或多或少与财产相关。顺从的理性依据在最矛盾的形态中形成了国家契约的理论。它之所以如此糟糕,并不是因为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建构,它否定了历史,相反,它只是太适合历史现实了。契约的理性在于对执行和巩固非理性关系的一致同意,而对契约理论的批判正是援引了这种关系。这种契约理论道出了关于有财产者之间关系的真理,无财产者则应该对此负责。要把他们的物质欲望转化为精神需求,把他们变成新文明赖以存在的节俭的农民和工人,既不需要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也不需要霍布斯,为此诞生了圣方济和罗耀拉27、路德和詹森派。

新教的社会功能首先与目的理性的有效性相协调。理性主义不能抱怨路德,就像它不能抱怨皇家港口的逻辑学家一样。路德将理性称为野兽,只是因为它当时不能从自己的力量中产生现代个体必须对自己施加的暴力。宗教复兴能够使人眼前的生活服从于遥远的目标。大众原本会单纯地投入当下的时刻,而新教教育他们要客观考虑、一以贯之和具体求实。因此,它不仅加强了人对命运的抵抗力,而且还使人能够时常走出纠缠,在沉思中超越自我利益。然而,这种沉思的停顿并没有改变现有目的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的事实。新教是传播冷酷、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最强力量。在此之前,在十字架的形象中,这个标志同时还被直观地看成是一种刑具。但是,新教的宗教性对图像是有敌意的。它把这个刑具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驱动力放到了人的灵魂中,在这种驱动力下,人生产出了侵占工作和生活空间的工具。这打破了对事物的迷信并且将十字架内化,但为之产生的世俗性现在更多地依赖于现存的事物。人们不再为了天堂的幸福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利益而利益,为统治而统治,整个世界成为纯粹的物质。费希特表达了这一新教原则,这样做并不是理性主义的叛徒。新教乐于当人民的鸦片,这是一种能让人忍受那些理性主义侵犯的鸦片:工业革命对身体和灵魂的影响。从莱昂纳多28到亨利·福特的道路,没有什么比宗教内倾性更重要了。它产生了机械般的勤奋和易于操纵的团结,因为它也是在广泛理性的意义上的,这种理性对人的要求超过了人的能力。加尔文29的神权非理性主义最终显示为技术官僚理性的诡计,这种诡计必须预先制作甚至生产它的人身材料。仅仅是苦难和专业的死刑判决还不足以推动工人们向工业时代迈进。借助革新后的宗教,人们的恐惧得以被对妻儿的关心所填补,内化主体的道德自主性其实就存在其中。最后,人们保留了自愿的顺从来作为一种自我保存的理性形式,它对政治和宗教内容一样漠不关心。通过它,个体会失去自由;没有它,个体就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个体的自治则发展成为他治。

02

新秩序标志着资产阶级统治转向直接的统治的一个飞跃,但它又延续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些宣称纳粹是黑帮(Gangster)的言论假定道,纳粹从经济发展中脱离了出来,然而并非如此。如果他们是黑帮,他们就会采取垄断时期的一种倾向,在那时每一个经济上的外来者都被视为目无法纪。与相信一旦警察清除了弊端,正常关系就会恢复的愤慨相比,这些有关黑帮的论点必须得到更严肃的对待。在德国,不是黑帮篡夺了社会的统治,而是社会的统治从自己的经济原则转变成歹徒的统治。在自由工业经济的时代,许多企业家分散开来,没有人能够一家独大到不必与其他人达成协议,这使自我保存被逐出了人性的界限。垄断再次打破了界限,随之而来的是统治回归到了其自身的本质。当非人道性发现了更人道的统治形式所遗留的漏洞时,这种本质才能继续存在于大城市的穷困“匪帮”(Racket)30和犯罪团伙那里。除了抢劫客户所需的纪律,他们不尊重任何其他法律。皮条客、佣兵队长、城堡和社团总是在保护其隶属者的同时压榨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看管着生命的再生产。保护是统治的原始现象。在自由主义的插曲之后,当经济趋势发展到只剩下垄断企业时,它们就能彻底撕毁资产阶级的权力划分以及关于保障和人权的谎言。在欧洲,垄断者和他们的政府建立了一片浓密的丛林以对抗被统治的群众,而使之区别于匪帮的是他们任务的重要性和多样性,这二者一方面变成了全面的规划,另一方面变成了对人类的袭击。此外,这也不可避免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本身。垄断者和大城市中的匪帮遵守同样的必要条件。后者曾经与同行的其他匪帮分享战利品。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和警察的逐渐集中,匪帮不能再靠少量的贿赂和新的追随者以及左轮 手枪来维持下去,他们被迫将生产经营机械化,并以昂贵的代价进入大型政治组织。这种投资只有在不必与其他匪帮分享利润时才是值得的,这就像卡特尔化(Kartellierung)在商业中那样得到了普遍认同。如果警察之前没有完全驱散那些违法黑帮,那么城市和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黑帮最终会被导向统一。同样,一旦巨额财产的集中权力达到了一个阈值,他们的斗争就会出现在更广泛的领域。为保持先进技术带来的地位,必须要有巨额投资,在这种压力之下,这种斗争最终会沦落为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直到各方达成一致才能中止。自此,在专制政治中,目的和理想的差异让位于顺从程度的差异。即便违背自己的意愿,掌权者也必须确保社会秩序中的一切从上到下都紧密结合。授予国内的重要职位就像组建附属国政府一样,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组织形式或政治制度,而是可靠性。除了能力,人的品质也再次受到重视,最重要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掌权者的决心。于是他们被任命为副手。被予以重任的人不能再带有任何理性的自我批判破坏后的痕迹。他必须代表总体的自我保存,而自我保存已经与人类的毁灭完全融为一体。在现代匪帮的历史中,一开始有宗教裁判官,最后有法西斯机构的元首。其追随者就算活在灾难面前也必须做出正确的反应,直到他最终成为理性原则的受害者,而这一原则很快将无人问津。

当代对理性概念的蔑视决不是针对追求实用的行为。在今天,假若精神存在不是指目的和手段间的协调,而是指一种精神能力甚至是客观原则,那它就被普遍地认作为一个无意义的词。在哲学史上不断翻新的唯名论运动中,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来毁灭理性主义教条主义,如今显然被历史现实所批准。在各种紧张关系下仍与自治的理念联结在一起的个体范畴经不起工业化。理性已经瓦解,因为它是错误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投射,这使得看似自治的主体现在体会到了他们的虚无性。理性的瓦解和个人的瓦解是一体的。“自我是不可救药的”31,自我保存失去了它的主体。如果生物个体不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相同的自我,那么一个行为应该对谁起作用呢?反正身体在生命的不同年龄段只有令人怀疑的同一性。个体生命的一致性不是自然的,而是概念性的,即社会性地联系为一体。通过削弱这种被联系起来的一致性,个体对自我保存的关注就会改变其意义。一切为人的高等教育和发展服务的东西,顿悟的快乐,过去和未来的人生,对自我和他人产生的快乐和满足,无论是自恋还是爱情,都变得无关紧要。良心和利己主义都不复存在。与今天那些坚持道德法则的人相比,道德法则实际看起来只是个骗局:它所倚仗的权威已经瓦解了。道德必须消失,因为它不足以满足其自身的原则。它假装自己独立于经验个体,是绝对普遍的。然而,普遍格言的形式恰恰使个体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以及对自然的统治长期存在。希冀于在更好的时代回归道德是无济于事的。然而,道德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印记并不是虚假的积极性。它存在于一种令人痛苦的意识中,即人们为之而死的现实是错误的。尼采宣告了道德的终结,现代心理学对此进行了研究。心理学是理性主义怀疑论和自我消解的理性的现实形式。通过揭露父亲和叔父如何在无意识中伪装成超我,心理学战胜了道德法则。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很乐意从心理学中汲取这些理论。精神分析中的范畴起源于个人生活领域(Zirkulationssphäre)32,而直到这些范畴迎来了黄昏,精神分析才开始起飞33。银行家和商人的资本对他们自己而言不再可靠。父亲可能仍然拥有超我,但孩子已经揭开了超我、自我和性格的面具。孩子唯一还会模仿的,是成就;他们接受的不是概念,而是事实。

随着个体经济的消失,作为合成的统一体的主体本身也消失了。对于后代而言,将自我保存规划到遥远的未来甚至完全超出自身,已经变得很愚蠢。在垄断之下,个体总是只有短期机会。随着固定财产作为目标的消失,单个经验之间的关联性就会减弱。只要处于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条不紊的竞争和公共法律之下,自我就总是在操心自己的财产,奴隶和贫民也不例外,“如果我同许多自由的人一起生活,我的行动在感官世界的前提只能是感官世界的一部分。这……被称为……我的财产”34。自我的概念是与意志相关联的,对人来说,“有一个未来的状态,且这个状态是根据所考虑到的已知规则,在现有状态的基础上发生的”35。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权和稳定性将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如今,在极权主义36的计划管理之下,自我的结构消解了。作为经济集中化的结果,工业巨头内的小团体已经安顿了下来。尽管他们拥有过量的资本,但也正因如此,他们自治的程度和被征服者一样少。这些小团体被分为部门、团体和社团。在社团中,个体只是一个元素,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想保全自己,他必须能够抓住一切,加入每一个团队,被派去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在工厂,道路建设、农业、体育界还是军队里,他始终都是职工的一份子。在每一个阵营中,他都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维护自己工作、吃饭和睡觉的位置,承受拳打脚踢同时予以反击,最后还得应付最严苛的纪律。他这样做,不再是出于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长远责任,而是因为对各种机械任务有着适应能力。个体将自己约束起来。他始终是警醒的,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着同样的警觉和戒备。他的目光瞄向直接的实践,他听到的语言只有信息、方向和命令,没有梦想也没有历史。数理逻辑促使语义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这已经超出了逻辑学领域。语义的分解是语言被移交给垄断组织的结果。为了被“容忍”,人们不得不重复广播、电影、杂志的标语。在大众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被控诉。本就没有人会自力谋生37,因此只要存在就是可疑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永久的无罪证明。个体无须再展望未来,他必须也仅需准备好去适应环境,去遵从每一项指示,去推动每一个操作杆,以及去做永远千篇一律的事情。社会的细胞不再是家庭,而是社会原子,即个体。生存的斗争就在于个体在器械、引擎和拉杆的世界里不愿被物理毁灭的决心。

身体力量并非主要的,但它已经足够重要。它本身不是一种天生的特质,而是物化的产物,是一种分裂出来的元素。作为其抽象承载者的社会各阶层还停留在原地,而身体力量自身已经随着工业的进步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形式。在被统治的群体中,那些身体强壮者的粗暴行为反映了一种不公正的现象,即在牛踹谷时将它的嘴笼住38。文化试图将野蛮的身体力量原则驯化为直接的暴力。然而,这种驯化掩盖了劳动的实质,即身体的劳累。这对应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中的转变,从赞颂杰出人物尤其是思想巨人,变为了崇拜二头肌,首先是在集市上,然后是在整体艺术中,最后是在体育场上。现在,摆脱了意识形态外壳的身体力量被公然上升到这一原则:以拳头和蛮力为标志。然而,比起肌肉,个体在今天更需要的是沉着冷静的头脑。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及与技术、体育、政治机器等任何一种机器之间的同质性。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工厂大厅里机器的附属品,而是必须使自己成为各个行业的附属品。反思性的思考,甚至是理论,都在自我保存中失去了意义。五十年前,心理经验、娴熟的论证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概览对很多人而言是实现进步的手段。即使是会计师,在办公室机械化之前,也不仅需要技能,还需要智力。但是,随着商业被完全纳入垄断领域,论证失去了力量。它被打上了推销的烙印,而它曾经为之服务并因此成功的“康采恩”(Konzern)39可以放弃它了。农民和儿童不信任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所以他们总是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认为存在着不公正,由此语言被标记为利益的仆从。如今人们的愚昧同时也是语言的错误,因为语言曾经太能说服他们了。人们需要的是对事实的了解和自动正确行事的能力,而不是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冷静考虑,这种考虑的前提是选择的自由和用于选择的时间。即便市场给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庞大的中间商群体的自由是抽象的和欺骗性的,它依然给考虑留下了空间。在垄断机器40中,没有人被允许有考虑的时间。人们必须能迅速确定自己的方向和调动自己的神经。在计划经济中,生产资料对人们的统治有甚于通过市场进行的统治。低效率会遭受死亡的惩罚。原本属于每个人的少数空闲时间现在防止被挥霍。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空闲时间演变成闲暇的危险,而闲暇是所有工业憎恶的状态。自笛卡尔以来,资产阶级哲学一直都试图作为一门科学来为统治的生产方式服务,只有黑格尔和类似的哲学家否定了这种尝试。随着闲暇和自我被废除,无用的思考不复存在了。社会原子也许暗自期待着解放,但他们已经失去了空想的能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空想。哲学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没有闲暇来进行思考和理解的哲学思想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今天甚至闲暇这个词听起来都是陈腐发霉的。传统哲学的论证态度变成了一种落后且徒劳的繁琐。在现象学的最后时刻它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尝试,即训练缺少论证的思考,但产生现象学的实证主义同时也是现象学的继承者,因为实证主义从哲学中移除了思考,并将其弱化为简要且有助领会的技巧来整合现存事物。在现象学中,理性通过自我清算来维持自身的延续。

随着自我及其反思性理性的衰落,人类关系接近一个极限,在那里,经济关系对一切个人关系的统治,以及商品对共同生活的普遍中介,变成了一种新的直接性统治。统治和其被孤立的统治对象之间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们分离。没有了中等财产的支持,学校和家庭也丧失了它们的保护功能。人们不再需要它们的中介来为共同生活做准备:生活和对生活的准备工作合二为一,正如士兵那样。在学校里,运动和游戏时间的秘密等级制度战胜了课堂上的等级制度,而课堂上的等级制度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孩子们完全接受。老师备受质疑的权威减弱了,以促进一个不受质疑的、匿名的、无所不在的权威,这个权威的需求获得了特权。这就是大众社会无所不能的目的形式的权威。它所要求的品质是由学校班级的集体给孩子们打下的烙印,而学校班级是严密组织的社会本身的一个部分。老师可以选择讨好学生,甚至通过粗暴的方式来讨好,否则就会被嘲笑。与重要的技能相比,老师所提供的学习素材在今天总归是相当次要的价值。孩子们很快就能了解汽车的底盘和收音机的内部。他们似乎生来就有这样的知识,这种知识在本质上与操作最复杂的机器也没有区别,它不需要先懂得科学。老师教的物理学在两个方面都过时了:它既远离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数学必然性(这些数学必然性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远离了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实用技能。在这二者之间老师也找不到任何过渡领域,因为从实际观察到形成理论之间的明显过渡被省略了。最高理论就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只不过是由修理厂以外的其他专家来从事。理论物理学家在给不同领域的数学组合赋予内在意义时所经历的困难,与最熟练的汽车机械师无法从发动机的工作方式转向其工作原理的困难,是完全一样的。物理知识被分为操作知识和专业知识,这是分工的一个特例。但它影响到了年轻人与知识本身的关系。探索意义让位于确定机器的功能。理论中的泛灵论残余已经被根除,而这种胜利是以牺牲智力为代价的。技术不需要物理学,就像电影明星不需要学徒期,法西斯政治家也不需要受教育一样。教育不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过程,不会再有父亲为儿子接管财产做准备,也不会有老师在此过程中辅导学生。教育处于社会的直接管理下,并且瞒着家庭被强制执行。童年被证实为是一种历史现象。基督教在美化软弱的过程中引入了童年的观念,资产阶级家庭有时也使这个观念成为现实。然而,在基督教的几个世纪里,理性对于儿童的干预强迫一切无法自卫的事物在自我保存中遵循理性的意志。中世纪的雕像还不懂得区分身体意义上的小孩和社会意义上的小孩,这恰恰揭示了弥撒祷告历和等级制度的真正原则:哪些人可以随意对哪些人大打出手。在小孩经历了基督教世界里的地狱之后,启蒙世界为他们保留了基督教的天堂。他们应该对此感到开心,因为他们被选为纯真的形象。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人们可以悼念旧的信仰而不至于变得毫无理性。这些孩子既体现了遗失的过去,也体现了光明的未来。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社会利用童话和宗教传说来给孩子们传递对伊甸园的信仰,由此让他们将其反射给没有信仰的资产阶级。真正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变强了。资产阶级创造了童年,想要由此逃离清醒认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困境,但面对着始终具有威胁的革命,他们无法逃脱。在资产阶级晚期,儿童反映了谎言之中的真相(企业家用这个谎言使工人们保持一致):永远幸福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资产阶级保留了对那些过去社会形态的信仰,而他们自己在这些社会形态中仍处于底层。因此,个体的青春期在本体论上重演了社会向理性主义时代的过渡。垄断社会不再把童年和青春期看作是危机,而仅仅认为是生物过程,因为如果孩子到了还只会走路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成年人了,而成年人在原则上也就止步于此。成长是失败的。在家庭时代,对孩子而言,父亲代表了社会,青春期带来了与父亲的冲突。然而今天,由于孩子直接面对社会,冲突在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世界是如此严密地被存在的事物和为了遵循存在事物而付出的努力所占据,以至于甚至不会再出现那种反对父亲意识形态以攻击父亲的批判。在第三帝国的训练营中那种有意识的、按计划的通过挫败使人变冷酷的做法,今天41到处都在无声地、机械地施加给人们,以至于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已经完成了。自弗洛伊德时代起,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就被颠覆了。迅速变化的社会宣判了老一辈人的命运,孩子成为新的社会代表。现实不是由父亲而是由孩子来掌管。第三帝国的青年团在他们父母那里享有的敬畏,只是普遍事实情况在政治上的强化。甚至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在父亲意象和超我应该形成的时候,也反映了那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父亲意象不再是其他个体,而是物的世界和集体。

通过消除反抗以解决冲突的做法42也影响到了恋人。与家人间灾难性冲突的危险(die Gefahr einer Katastrophe)43,随着家族权威一起消失在了地平线以外。然而,这种威胁曾经点燃了女性委身于人的意愿。今天,性似乎得到了解放,而压抑却依然存在。早在纳粹的种族优生学彻底揭露社会对两性关系的操纵之前,这种操纵就已经通过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为人们打上了符合规定的标准烙印。44优生学源于启蒙运动。现实主义的科学长期将性客体化,直到它任其操纵。康德用非人的冷静将婚姻定义为相互拥有性特征的契约,根据自然法章程宣判了无人性的性特权,这种婚姻是19世纪时人们的行为。在大众社会中,两性变得一样了,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性都十分冷淡且毫无幻想。女孩寻求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尽可能地表现得聪明。调情是为了虚荣心,而不是为了未来的情趣。在康德的影响下,她将自己的性理解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品质,但不是明确意义上那种交换价值(韦德金德曾认为,女人只有通过有意识地利用她唯一的垄断品,才能赶上男人在男性社会中的领先地位45),而恰恰是那种利用对她明褒实贬的父权制禁忌的交换价值。性失去了对人们的支配,人们根据情况的需要来行使和中止性,从不让自己沉沦于此。他们不再为爱感动或受其蒙蔽。第三帝国对非婚性行为的官方认可,通过对交媾的管理将这一私人事务认定为阶级社会的私人劳动。资产阶级的孩子在好的年代里被训练成继承人,在坏的年代里被培养成父母可能的依靠,而在第三帝国的监督下被“生产”和“交付”为一种“税”。46在今天的业主中,税起到了加速集中化进程的作用;在它的帮助下,没那么强有力的竞争者被完全了结了。对群众而言,税越来越清楚地露出了隐藏其本质的货币形式,并显示出它是为实际权力服务的实际劳动。其中一部分是生育劳动。社会权威禁止女孩拒绝“穿制服的人”47,其严格性与过去相反禁令(即禁止女孩顺从他们)的严格性一样高。在德国,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从未完全吸引古代妇女的狂热崇拜。对老处女的一致厌恶,以及对有关被抛弃女孩的诗歌的拥护,在这些情况下,被压抑的民族精神不断渗透出来,这比纳粹主义者谴责拘谨的女生和大肆吹捧婚外恋母亲要早得多。但是,由尘封已久的远古记忆所滋养同时由纳粹政权所批准的过度行为,并不能比得上基督教处女与天国新郎结婚的极乐。这是因为纳粹政权将“古代”据为己有。当纳粹政权发掘出被掩埋的古代遗产,为其命名,并为了大工业的自我维护来动员它时48,遗产就被摧毁了。当古代遗产不敢打破基督教形式并宣告自己的日耳曼属性时,它让德国哲学和音乐来替它发声。被称作全部遗产的灵魂得到了释放,由此哲学和音乐被完全机械化。尽管把纳粹主义的神话内容斥为纯粹骗局并无意义,但纳粹主义者要求保留神话的行为是虚假的。他们将聚光灯照在幸存的神话上,这对神话的毁灭一举超过了其他文化用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进度。出于对外族秩序的恐惧,人们被命令进入一种醉心欢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是要回到滥交,而只是对爱情的嘲弄。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理性而言,爱情是无法和解的敌人。恋人既不保全自己也不保全集体。他们远远地抛开了自己,为此他们遭受了人们的怒火。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殉情是为了如今社会所宣称的事物而反对当时的社会。通过非理性的自我牺牲,他们主张了个人自由,反对物质财产的统治。在德国,那些进行“种族污染”(Rassenschande)49的人仍然忠于那对爱人的生和死。在一个非人道的世界50里,英雄的名字被留给那些让自己止步于生殖、分娩和死亡的年轻人。“种族污染”复活了曾经被称为英雄主义的事物,即无望的忠诚。那些放不下的人悲伤地进行幽会,对于在外界大获全胜的理性不予理睬。在黎明的光亮下,党卫队震惊了那些无心的人,曙光也照亮了理性剩下的丑恶嘴脸:狡猾、目的性强、随时准备出击。罗密欧与朱丽叶已经不合时宜,这样的人不能指望在新时代得到怜悯。他们被折磨致死(第三帝国的“老油条”51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够机灵),而他们的死亡作为真理凌驾在法西斯主义的性解放和官方许可的生活之上。如今,不受约束的健康性欲服从于理性,而正是同样的理性将爱情变为地狱。在德国,在推动真正的性权利这方面,为了微薄的利益就冒着生命危险来给男人提供色情书刊的隐秘书店仍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这通常还是要由国防政策和先进的统计数据来完成。

03

为了让所有人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是无止境的,法西斯主义对抓走的人所做的事情似乎无视了一切理性。酷刑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试图跟踪犯罪的想法因恐惧而凝滞进而变得虚弱,就连压迫的意识都在减弱。集中化的资本力量和个体的软弱无力之间越悬殊,个体就越难以洞悉他们苦难的人性根源。千疮百孔的货币面纱被取代了,出现了更厚的技术面纱:技术迫使的生产集中化掩盖了资本的自由流通。危机看起来更加不可避免,在诱人的战争目标下,它已经为剩余材料(Surplusmaterial)消灭了整个大陆的居民。分配以如此不人道的程度实现,以至于即便是未被经济和工会领袖破坏的理论空想,也无法将事态从社会统治中直接划分出来。由于每个人都在谈论社会的复兴,镇压的形式从未像现在这样52被受蒙蔽者当作超人的劫难来笃信。改变的想法被普遍灾难的意识所耗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中操作一台地狱般的机器。这为他们取得了生存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又会因为操作本身而丢失。因此,他们继续解决每一种情况但不进行理解,蔑视死亡却始终在逃避灭亡。死亡是自我保存的个体的极限。哈姆雷特的一句“余下的只有沉默”,让死亡之后无望地跟着虚无,道出了资产阶级自我的根源。人们在哈姆雷特的反思中发现了第一位现代怀疑论者蒙田的踪迹,这并非毫无意义。对个体而言,生命曾经是及其重要的,因为死亡曾经成为绝对的灾难。法西斯主义触及了资产阶级人类学的这一基础。通过教个体去害怕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他推倒了总归都会倒塌的事物,即个体本身。恐惧超越了他意识的统一。他必须放弃自我,真实地生存下去。组织中的客体作为主体被瓦解。德国正在实行这种做法。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形成自我的同一性,在这种非同一性中,每个人都同时在坚守和反纳粹中弃权,每个人都既确信又怀疑,既勇敢又懦弱,既聪明又愚蠢——这是真正考虑到现实的唯一行为方式,它不是由虚假的计划而是由集中营来定义的。向人们证明他们只不过是集中营里被粉碎的人,这是疯狂的方法。它们产生的长远影响远远超出了对事情经过的精确了解,并且对巩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53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事都大。但是,那些从集中营释放的人采用他们刽子手仆从之间的行话,并以沉着的理性和精神失常的赞同(这似乎是幸存的代价)谈论集中营,就好像不可能不是这样,而且这对他们而言也不是那么糟糕;如果未被捕的人表现得好像他们已经遭受了酷刑,并声称这一切,那么凶手在谈及此事时会使用乌尔斯泰因报团54、卡巴莱55和服装业的用语。由于真正的贸易和商业领域只继续存在于非常伟大的人手中,并且逃避普通人甚至是伟人的洞察力,在法西斯主义下,市井智慧的标志、犹太人的俚语、商务代表和旅行者(他们当时还必须卑躬屈膝)的方言,仍然流传在他们的执行者的口中。这是使眼色、暗示保密、默许作弊的语言。纳粹将失败称为破产,将不及时照顾自己的人称作疯癫,反犹主义的歌曲指责美国人对“发生的事情”没有预感。大屠杀的发动者辩解说,这在犹太人那里又是一次不完全的洁食了。不择手段地前进也是冲锋队的秘密理想,他们渴望打破犹太人的头,因为它什么也不是。事到如今,在他们模仿犹太人的精明背后,他们仍打心眼里猜测那个必须禁止和破坏的真相。一旦人们最终发誓放弃真相,毅然地皈依现实原则,无论执行的代价如何,不受道德禁锢的理性都变得无所不能,所以不应该允许任何人旁观。一个非理性人的存在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耻辱。他的存在证明了激进自我保存系统的相对性,而人们将其设定为绝对的。如果人们清除了每一种迷信以至于只剩下迷信才有可能,那么任何愚蠢的人都不应该带着其低下的理解力漫步到除了无情的进步的别处去寻找幸福。对那位总是抛弃他们的上帝的愚蠢坚持,以及他们所景仰原则的不可调和性(即使他们不再知道这个原则),在世界的政权下都造成了对犹太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与对疯癫者的杀戮欲望是一样的。怀疑疯癫是迫害永不枯竭的源泉。它源于对自身实用主义理性(gesäuberte Vernunft)56的不信任,理性的文明由此而灭亡。然而,痛苦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将人们从理智世界(die intelligible Welt)召回到康德已经禁止超出的世界。痛苦总是教导理性的最可靠老师。它让反抗者、漫游者、空想家和乌托邦主义者回到自身,甚至将他们降格为身体,或者身体的一部分。在痛苦中一切都被抹平了,每个个体,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都变得平等。痛苦抓住了存在者,汲取了它全部的生命:存在者现在仅仅是痛苦的外壳。自我的消减随时都在重复发生,侵袭着全人类。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于实用要求的轨道上,工业时代的目的理性抓住了存在者,汲取了它全部的生命。痛苦是阶级社会中劳动的原型,同时也是劳动的工具论。哲学和神学总是这样表达。到目前为止,历史认识到劳动只是统治的条件和结果,这一事实由思想家们给痛苦的赞歌反映出来。他们为痛苦辩护,因为它推动理性,而理性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自我维护。路德翻译的《诗篇》第90篇写道,“教导我们铭记我们必须死去,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有智慧”。康德说,痛苦是“活动的刺激物”57,而伏尔泰说,“必须存在痛苦的感觉来提醒我们自我保存”58。如果宗教裁判官曾经为自己服务于贪婪统治的残暴职务开脱,说他们被任命给是为了给迷失的灵魂幸福或洗清他们的罪恶,这样一来天堂已经被他们视为第三帝国,而那些靠不住和令人不快的人只能通过第三帝国的训练营才能到达那里。如果一个不幸的人打破了他的监禁,通缉令将他称作“一个被疯癫诱使的人,拒绝治疗的有益药物,鄙弃缓解他伤口的酒和油”59。在宗教裁判所没能成功引入基督教时,他们已经展现了对此的愤怒,而这个愤怒在之后的法西斯主义下取缔了基督教。法西斯主义已经完全恢复了痛苦。

在文明的喘息中,在祖先的土地上,赤裸裸的肉体痛苦只施加在最悲惨的人身上。对其他人来说,地平线上的肉体痛苦是最后的希望,是社会的最终解(ultima ratio)。当今社会又诉诸这个最终解。社会向人们要求的事物和它给予人们的事物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过大,社会意识形态变得过于薄弱,斡旋于两者之间的路变得太过漫长,而文化60中的不满如此之大,以至于起码要看到如今那些令人不快的政治家、犹太人、反社会者和疯子的灭亡才能满足。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是自身显露为非理性的理性。

但是,在目前的瓦解下,剩下的理性不仅是自我保存的余留和使之到达顶峰的恐惧的延续。资产阶级用自我保存给理性下的古老定义已经是它的局限性。唯心主义哲学家声称理性区分了人和动物(在此处,动物就像人在唯物主义医生的解释中那样被贬低),这里包含了一个真理:通过理性,人从自然的拘束中苏醒,当然,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是为了统治自然,而是为了理解自然。一直以来,在有产者的自我保存理性统治下的社会一如既往糟糕和偶然地再现了被统治阶级的生活。理性服从目的,用目的训练自己,同时逃避目的,由此在理性的主观能力中保留了理性与个人存在甚至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关系。理性总是能够认识到统治中不公正的形式,从而超越它走向真理。作为“正名”(die Wesen und Dinge beim Namen zu nennen)61的能力,理性不会完全投身于自我异化的生活中,这种生活只有在他人和自身的毁灭中才能留存下来。当然,它决不能像本体论的理想主义骗局那样,希望超越历史然后从自身看到真正的规则。通过失去在地狱(理性作为统治将世界转变地狱)中的理性主义幻想,理性能够承受住地狱并认识到地狱的本质。留给理性来清扫的已经不多了。在今天,理想可以像条约和联盟一样迅速改变。意识形态更多在于人们自身的本性,在于他们的精神上的衰弱,在于他们对社团的依赖。他们只在社会的传统概念体系中经历一切事物。在事物被有意识地感知之前,它已经被占统治地位的图式把握了;这是真正的康德图式法,是“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艺术”,只不过在其中起作用的先验统一不再是像自由市场经济中那种即便无意识但普遍的主观性,而是大众社会对受害者心理机制预先计算好的影响。这才阐明了虚假意识的构成,而非像那些错误学说所解释的那样。在关系62的压力下,人们通过类似生物学上的预成论在意识形态上融入社会,以实现自上而下控制的集体。即使个体在原子化的人的普遍平等面前不完全是一个面具,它仍然是垄断的功能和附加品。今天的文化不是大众文化的对立面而是其有价值的要素,因为文化在垄断的条件下无法以其他方式提供,因此被推到独特的垄断商品的位置。整个巴黎、奥地利,只能根据其与美国不同来决定自身的存在。作为表象的文化变得透明,它掩盖了过去的统治形式,与文化交融在一起。自我在社会的最新阶段瓦解了,这不仅是由于自我保护,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随着自我的瓦解,暴力无节制的规模成为阻碍人们深入了解其多余性的唯一障碍。尽管人们已经支离破碎,但在一瞬间,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在统治的强迫下全面理性化的世界可以将他们从仍使他们彼此对立的自我保存中解放出来。有助于理性的恐怖统治同时也是阻止理性的最后手段,真理就在咫尺之遥。当原子化和瓦解的人变得能够在没有财产、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没有人群的情况下生活时,他们也放弃了自我,在这种自我中,存在着全部的智慧、历史理性的愚蠢和对统治的全部赞同。在自我废除的理性结束进步时,它别无选择,只能重新陷入野蛮或历史的开端。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注释

1.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und Schriften 1940—1950,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 GmbH,1987,p.320.原文写作于1941年,是霍克海默创作《启蒙辩证法》的重要准备性研究。原文最先以英译版发表在1941年的一期《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上,1942年以德语原版发表在《纪念本雅明》中。本次翻译参考了英译版,详见Max Horkheimer,“The End of Reason”,Studiesin 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Volume IX,1941,pp.366—388.全文章节是为了便于阅读由译者所加,原文无章节划分。——译者注

2.作者简介: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译者简介:徐蕴涵,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李乾坤,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

3.Gamier Frères,>Dialogue d'Ephémère<Œuvres complètes,Paris1880,Тоmе30,S.488.

4.参见Origenes,Origenes gegen Celsus,IV,26.Des Origenes Ausgewählte Schriften,Bd.II,München:Bibliothek der Kirchenväter.1926,S.326.

5.参见Aristoteles,Politik,I,1260a18.

6.参见Kant,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hürgerlicher Absicht,Neunter Satz,Akademieausgabe Band VIII,S.30.

7.此处指弗兰西斯教团。——译者注

8.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法国哲学家。他复兴了伊比鸠鲁的原子论,并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进行了批判。——译者注

9.Gottlob Ernst Schulze,Aenesidemus oder über die Fundamente der von dem Herrn Professor Reinhold in Jena gelieferten Elementarphilosophie.Nebst einer Verteidigung des Skeptizismus gegen die Anmaßungen derVernunftkritik,Berlin:Kantgesellschaft,1911,S.135.

10.参见Walter Benjamin,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Berlin 1928,S.182—183.

11.John Locke,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übersetzt von Th.Schultze,Leipzig:Reclam,o.J.,IV.Buch,17.Kapitel,§1;Band 2,S.373.

12.Ibid,§3,S.375.

13.参见Xenophon,>Memorabilia IV,6.参见E.Zeller,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II,1,Leipzig 1921,S.151 ff.

14.Platon,Republik,Anfang des IV.Buches.Sämtliche Werke Band II,Wien:Phaidon Verlag,1925,S.188—189.

15.Les Essais de Montaigne,ed.Villey,Paris 1930,Tome II,ch.12,p.491—494.

16.De Maistre,>Etude sur la Souverainetés>Œuvres complètes,Lyon 1891,Tome I,p.367—377.

17.A.Mathiez,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 1907,p.32.

18.此处“民主的控制”在英译版中为“Comitédu Salut Publique”,即法国大革命中的公共委员会。参加Max Horkheimer,“The End of Reason”,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ume IX,1941,p.369.——译者注

19.此处的“类概念(Species)”是拉丁文的逻辑学术语,又译作普遍概念,指由多个单独概念的共同特征构成的概念。——译者注

20.此处的“价值”德语原文为“Zweck”,直译为目的,而该词在此表示行动的最终目的,结合后文来看,将其译为“价值”更符合作者的原意和中文的表达习惯。——译者注

21.此处的“实用主义”应当是指前文所提到的“更加彻底地回归了它的工具含义”的理性,这句话则对应了下文中的“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品质……它通过美化自己的前任以更加牢固地获得权利”。——译者注

22.“统治者从前对自身也必须施加的暴力”是指贵族品质的规范对统治者自身的约束。——译者注

23.“前任”指贵族阶级。——译者注

24.“自我维护”的含义是抵住一切反抗来进行自我保存。——译者注。

25.Briefan D'Alembert,4.Februar 1757,Œuvres,Tome 39,p.167.

26.Briefan D'Alembert,2.September 1768,Œuvres,Tome 46.

27.圣方济和罗耀拉均为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耶稣会是在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支持下创立的,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译者注28.此处应指莱昂纳多·达芬奇。——译者注

29.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和神学家,是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30.匪帮:敲诈保护费的体系;更广义地说是确保统治的团体——原编者注。在《霍克海默全集》第五卷的编者后记中有对“匪帮”的详细解释(439页):“在霍克海默看来,匪帮是指在最多样的时代、文化和亚文化中组成的团体、集团、机构或委员会,他们的社会功能是通过维护和增强自身权力的命令来不断增加的。”——译者注

31.Ernst Mach,Die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und das Verhältnis des Physischen zum Psychischen,Jena 1922,S.22.

32.“Zirkulationssphäre”德文直译为“流通领域”,而在英译版中,该处表述为“sphere of private life”。为便于理解,此处借鉴英译版。——译者注

33.此处套用了黑格尔的名句“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译者注

34.J.G.Fichte,System derSittenlehre,drittes Hauptstück,§23,Werke,ed.Meiner,Band II,S.686.

35.J.G.Fichte,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11,loc.cit.,S.121 f.

36.本句的德语原文没有“极权主义”一词,直译为“计划管理成立了”。为了便于理解,此处采用了英译版的译法,增加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来修饰“计划管理”。——译者注

37.此处是指本段第一句所说的“个体经济的消失”。——译者注

38.《圣经》旧约的《申命记》第25章第4节写道:“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踹谷是古代中东人分离麦粒和麦穗的方式。踹谷时不笼住牛的嘴,牛便可以一边劳作一边低头吃麦粒。——译者注

39.“康采恩”音译自德语“Konzern”,指众多企业联合为一个经济体,但各个企业在法律上依然保持相互独立,是一种垄断组织。——译者注

40.“机器”的原文“Apparat”是多义词,可以表示“器械”或者“(尤指政党)机关、机构”,因此该句也可译为“在垄断机构中,没有人被允许有考虑的时间”。原文没有“垄断”一词,为了便于理解,此处采用了英译版的译法“monopolistic apparatus”。——译者注

41.“今天”/1942:即“在垄断之下”。——原编者注

42.“通过消除反抗以解决冲突的做法”是指上文中“在家庭时代,对孩子而言父亲代表了社会,青春期带来了与父亲的冲突。然而今天,由于孩子直接面对社会,冲突在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世界是如此严密地被存在的事物和为了遵循存在事物而付出的努力所占据,以至于甚至不会再出现那种反对父亲意识形态以攻击父亲的批判。”——译者注

43.“die Gefahr einer Katastrophe”德文直译为“一场灾难的危险”,为了便于理解,此处采用了英译版的译法“the danger of catastrophic conflicts with the family”。——译者注

44.暗指纳粹主义以种族—遗传生物学为目标宣传体育,与此同时取消了对性隐私的某些禁忌(“力量来自欢乐”“生命之泉”等等)。参见Friedrich Pollock,>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in: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 Bd.IX,1941,S.448 f.——原编者注

45.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1864—1918)是德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代表作有《春之觉醒》(Frühlings Erwachen)、《露露》(Lulu)等。韦德金德将“爱情交易”(即性交易)看作是大自然赋予女性的特权,并认为只有在爱情市场(即自由流通性交易的市场)中,女性才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大自然赋予了女人可以进行爱情交易的特权,这就是为什么由男人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种交易说成是最可耻的罪行。”“人类将像克服奴隶制一样克服婚姻。母老虎庆祝胜利的自由爱情市场,是建立在不容改变的创世自然法则之上的。一旦女人赢得了不被公开谴责就能以男人开出的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权利,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是何等的高傲!”

46.“交付”/1942:“只要人们在一群商业信托巨头剥削社会其余人口的社会中还会谈论税,这些资产阶级孩子就会被交付上去。”——原编者注

47.“穿制服的人”是指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军人。——译者注

48.此处是指纳粹利用古代神话来宣扬民族主义。——译者注

49.根据“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网站,“种族污染”是指“犹太人和和非犹太裔德国人之间的通婚”。纽伦堡法案的第二部法律《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对此明令禁止,“还将这两类人之间的性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50.此处指纳粹国家。——译者注

51.“老油条”指精明世故的人。——译者注

52.此处指法西斯主义统治期间。——译者注

53.根据“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网站,“民族共同体”是“超越阶级、宗教和区域差异的所有‘雅利安’德国人的种族联盟”。

54.重要的自由主义柏林出版社集团,1933年以前为犹太人家族企业,然后被强迫卖给纳粹党的中央出版社,1938—1945年名为德国出版社股份公司。——原编者注

55.卡巴莱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娱乐表演形式。此处提到报团、卡巴莱和服装业,是指一些产业和娱乐活动已经完全为纳粹所掌控。——译者注

56.“gesäuberte Vernunft”德文直译为“被净化的理性/被肃清的理性”。为了便于理解,此处采用了英译版的译法“pragmatic reason”。——译者注

57.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61,op.cit.,Band VII,S.235.

58.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art.>Bien<,op.cit.,Tome17,p.579.

59.Henry Charles Lea,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New York 1922,Vol.I,p.459.

60.“文化”/1942:“阶级文化”。——原编者注

61.在德语中没有关于“正名”一词的特殊含义和用法,通常将其理解为“直接谈论令人不快的实情”(einen unangenehmen Sachverhalt direkt ansprechen),因此无法解释霍克海默在此认为理性是“正名的能力”;英译将该词译为“calling things by theirname”,这个短语在英语中通常被理解为出自孔子的名言“适当地称呼各种事物是智慧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wisdom is to callthings by their propername)。这条所谓的孔子名言有可能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误译。考虑到语言和理性在希腊语逻各斯(Logos)中的同源性,霍克海默将“正名的能力”等同于理性在误译所表达的含义上恰好可以说得通。——译者注

62.“关系”/1942:“垄断主义的关系”。——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