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中的一般智力及其超越

托尼·史密斯/文

杨雷/译

文章发表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文章译自Tony Smith,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the Grundrisse and Beyo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21, no.4, 2013, pp. 235-255.

摘要

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保罗·维尔诺和卡罗·维塞隆呼吁人们关注马克思《大纲》中的一般智力概念，以及它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扩散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根据维尔诺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一般智力的繁荣只能在共产主义中才能发生，这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特征。维塞隆补充说，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实质吸纳的描述在当代认知资本主义中是过时的。两位作者都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历史上已经失去效力。本文认为这些观点是基于对价值和财富的混淆，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免费礼物”作用的描述，低估了一般智力在后福特制和认知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作用，以及低估了一般智力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扩散的界限。

作者简介

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系名誉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政治哲学、批判理论。

译者简介

杨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长期以来，许多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大纲》中通常被称为“机器论片断”的部分很重要，特别是“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本文考察了最近翻译的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和卡罗·维塞隆（Carlo Vercellone）关于一般智力的文章，他们都试图评估《大纲》在当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维尔诺和维塞隆论历史和理论中的“一般智力”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从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工人被资本“形式吸纳”的时期开始，概述了欧洲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主要阶段的历史性重建。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时期，雇佣劳动者被资本家雇佣为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家拥有所有权的产品，同时受资本家代理人的监督。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从活劳动中被提取了出来，尽管劳动过程本身（最重要的是工具的使用）仍然处于工人的直接控制之下。

当工作日达到极限时，资本转向对劳动的实质吸纳，以及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减少工作日中用于必要劳动的部分，即生产“维持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这最初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分割（“精细化劳作”）实现的。后来，当科学技术知识即一般智力的成果充分发展时，机器体系就被引入了。活劳动被简化为仅仅是这些系统的“附属品”：

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

当马克思写下《大纲》时，他预见工业资本主义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共产主义取代。他在“机器论片断”中的论点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1.资本必然倾向于寻求提高生产率。

2.生产率的提高建立在一般智力的基础上。

3.社会成员越是享有创造性学习和实验的自由时间，一般智力就越会蓬勃发展。

4.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率的提高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至少从原则上而言，这让所有的社会成员拥有一般智力蓬勃发展的自由时间。

5.然而，资本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为了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阻碍了大多数工人致力于创造性的学习和实验。换言之，资本在为一般智力的蓬勃发展创造物质前提条件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实际上蓬勃发展的可能性。

6.只要资本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矛盾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尖锐化，导致社会非理性的不断增加。

7.越来越多的社会非理性将激发人们为另一种秩序而斗争，为所有人提供创造性学习和实验的自由时间。这一替代方案的名称是“共产主义”。

但自始至终，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并未实现。

根据维尔诺和维塞隆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一般智力的进一步发展，这并没有错。然而，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严重低估了一般智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的能力，以及资本主义吸收扩展的一般智力这种社会能量的能力。

维尔诺和维塞隆都强调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与20世纪“福特制”之间的内在连续性，福特制致力于在企业内部大型一体化的标准型流水线上进行规模化生产。它还旨在将构思与执行无情地剥离，使大众总体工人与固定资本中的专业科学知识相疏远。维尔诺和维塞隆也同意马克思阐发的观点，“只要‘活劳动’能将其剩余劳动时间的一部分重新转化为自由时间，实质吸纳逻辑的深化可以创造有利于知识的集体重新占有的条件”。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是，这种“知识的集体重新占有”会发生在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维塞隆描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步如何既推动了“为获取知识的社会化而进行的普遍斗争”，又为这场斗争的成功提供了物质前提。作为这一成功的结果，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已经承诺将劳动力再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成本加以社会化——开始资助大众教育。作为一个阶级，雇佣劳动者将他们的生活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用于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和培训上，成为“无法在机器中被客观化的认知能力的储存库”，包括“语言、学习倾向、记忆、抽象和关联的能力，以及自我反思的倾向”。就此而言，那些从事活劳动的人不能再说他们与一般智力相疏远了。维尔诺称这种状态为“大众智力（massi ntellectuality）”，维塞隆称之为“弥散性智力（diffuse intellectuality）”。

两位作者都断言，大众智力的兴起是“福特制危机”背后的核心因素。维塞隆提醒我们，在每个历史转折处，资本都必须决定是否承担与直接管理劳动力相关的风险。在这些决定中，“主要因素无疑是技术的支配制度和资本主义控制劳动过程的功能对知识的依赖程度”。他认为，资本在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进入生产领域缓慢的原因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一时期以“以工匠知识的主导权为标志”，这迫使资本“与工人在生产中的不服从作斗争”。只有在“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发展与对工人知识的剥夺是以同等速度进行的”，资本才开始主宰劳动过程。在这一发展和剥夺的过程结束时，“对雇佣劳动的强迫不再仅仅具有货币性质，而且还具有技术性质（由于技术进步而成为内生的）”。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智力的弥散引发了“资本对分工控制的倾向性下降”。在这一点上，“工业资本主义特有的死劳动/活劳动之间的传统对立让位于一种新的对抗形式，表现在资本的死知识和劳动的活知识之间”。当活劳动拒绝被当作仅仅是附属物时，福特制的危机就开始了。“对劳动的科学组织的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利润率下降和泰勒主义生产力收益的社会衰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福特制危机就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然而，资本并没有通过匆忙退出世界舞台的方式回应这场危机。相反，它变异成了一种可以调动和融合弥散性智力的形式。对于维尔诺来说，这解释了“后福特制”生产网络的兴起，这些网络的不同产品线的产品周期较短。这种灵活性需要一支技术成熟、智力投入的劳动力大军，从重复和分散的流水线劳动中解脱出来。后福特制还致力于在设计、生产和营销方面不断创新，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利用广泛的活劳动的创造性洞见来推动，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发展的知识。简而言之，“一般智力的共享成为各种实践的有效基础”。

在后福特制中，不能归结为固定资本的概念结构和逻辑图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离不开多个活生生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一般智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心态和“语言游戏”。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充分实现一般智力控制社会生活过程条件的趋势。相反，维尔诺甚至说“在后福特制时代，马克思所描述的趋势实际上已经完全实现了”。

不同于维尔诺，维塞隆拒绝“后福特制”这一范畴，认为它低估了当代知识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工业时代。他更喜欢谈论“认知资本主义”。然而，他同意维尔诺的基本观点。他同样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基于“在所有物质和非物质活动方面，活劳动对劳动的认知维度的重新占有”。

从这个角度而言，只要马克思正确地预见了一般智力弥散的绝对中心地位，《大纲》就仍然就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重要性。然而，由于他未能预见到这种弥散在资本主义中发生的程度，马克思在《大纲》和其他地方中描述的其他关键方面已经过时了。维尔诺和维塞隆都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对于维塞隆来说，价值理论的前提是“直接劳动”可以通过某种时间，即“时钟和计时器的时间”来充分衡量，然后提供适当的社会财富衡量标准。他认为，在“劳动变得越来越抽象”的历史时期，这些假设是合理的。“不仅在交换价值的形式下，而且在其内容上，都没有任何智性和创造性的品质。”

从早期工业革命到福特制时代，二者都符合这一标准，因为活劳动处于资本的实质吸纳之下（更具体地说，是在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之下）。然而，在《大纲》中，马克思本人承认，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直接劳动是生产的主导力量的说法将变得越来越不可信：“马克思为一种很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辩护。他声称，正是由于一般智力独立于生产之外，抽象知识（主要但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正在成为生产的主要力量，并很快将流水线上重复的和分割的劳动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马克思再次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中，一般智力才能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会转变成一个以大众智力形式的一般智力为“主要生产力”的体系。换言之，他没有预见到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不能再把“时钟和计时器作为量化劳动经济价值的手段”。“所谓价值规律（即商品是由它所体现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被马克思视为现代社会关系的骨架，但它却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侵蚀和驳斥。”现在必须有一个从劳动时间价值理论到知识价值理论的过渡，其中主要的固定资本是人，“在其大脑中存在着社会的积累知识”。

维塞隆和维尔诺并不认为由于他们否认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适用性，他们就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外。两人都继续接受马克思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只能暂时被转移，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永久地克服它们。后福特制/认知资本主义使得资本得以维持其霸权地位，但代价是加剧了最初导致福特制危机的“资本对分工控制的倾向性下降”。资本现在被迫越来越多地依赖形式吸纳机制来维持其社会主导地位，包括加剧就业不安全感、家庭债务大幅增加以及越来越人为地施加稀缺性，所有这些都增强了“雇佣工人在流通过程中对货币的依赖关系”。然而，资本对形式吸纳的依赖越明显，资本对一般智力开启的历史可能性的压制就越明显———资本本身就更多地扼杀了自身活力的源泉。对后福特制/认知资本主义的解放承诺的不断背叛，确保了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共产主义的呼吁在今天仍然保持了最大的效力，“我们可以将共产主义定义为真正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知识社会将有效地将自己从吸纳它的资本主义逻辑中解放出来，释放建立在知识自由流通和一般智力民主基础上的经济中的解放潜力”。维尔诺同意：一般智力只有在解除其与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的联系的情况下，才能确认自己是一个自治的公共领域。在维尔诺和维塞隆的叙述中应该确认的许多方面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然而，他们的其他观点可能会受到质疑，首先就是对价值理论的拒绝。

二、一般智力和价值理论

对于维尔诺和维塞隆而言，在马克思的术语意义上，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中所包含的简单直接劳动时间的同质生产单位决定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时代的机器带来了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清空了（活劳动）任何智力和创造性的品质”，使得用抽象劳动时间的简单同质单位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是合法的。然而，今天的生产力是以弥散性的智力形式出现的一般智力。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再把“时钟和计时器的时间作为量化劳动经济价值的手段”，因为“现在直接和完全依赖于科学的生产过程与财富计量单位（仍与产品中体现的劳动力数量一致）之间的尖锐矛盾浮出水面”。

如果价值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声称体现在商品中的简单劳动是恰当的“财富衡量标准”，那么它在今天确实没有最起码的解释力。在之前的任何历史时刻，它也不会有效。资本主义中的财富创造一直严重依赖资本自称属于自己的“免费礼物”——大自然的礼物，如经过数百万年开发的土壤肥力，或水力和风力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成就、工作场所以外的认知和身体能力的发展、女性的无偿护理劳动、现代早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福特制繁盛时期公共资助的研究实验室的产品，都提供了其他例证。这类因素在财富生产中的因果作用一直是不可估量的，因此，从来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时期将劳动作为财富的适当衡量标准。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但他终生致力于价值理论的发展。他可以始终如一地这样做，因为这一理论的目的不是衡量财富。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复杂而具有争议的话题。不过，下面的简短总结在这里就足够了。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化为一种分离的社会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广义的商品生产，其中生产是由私人进行的，随后必须通过商品与货币的成功交换而得到社会确认。经过社会确认生产的商品获得社会属性，即“价值”（“一定比例的可交换性”），不同于它们的各种自然属性。在广义的商品生产中，用商品交换货币是社会认可的形式，因此货币提供了唯一的社会客观价值衡量标准。生产具有特殊价值属性的商品的劳动可以被称为抽象劳动。这个术语是恰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抽象是从不同劳动行为的具体且异质的属性中产生，并且因为劳动的这个维度对商品抽象性质的产生负有因果责任，这种抽象性质是以抽象的事物（货币）的抽象单位来衡量的。马克思随后解释说，广义的商品生产是一种资本主义体系，由旨在获得比初始投资金额（M）更多的资金（M'）的投资所主导。活劳动现在能以更具体和更复杂的方式概念化为受雇于资本以产生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的活动。这就是M'和M的区别。

理解资本主义需要弄清楚一个与社会性无关的社会秩序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再生产（以及在这种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马克思的回答是，这种社会再生产是通过物的中介来完成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建立起来的；更具体地说，当剩余价值被生产和占有时，私人承担的雇佣劳动的社会性得到了验证。货币价值体系不是衡量简单劳动单位对财富生产的贡献的机制。它首先是一种再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工资—劳动关系的机制：“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再）生产价值关系（以事物之间的异质性和历史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财富（从历史特定的社会形式中抽象考虑的使用价值）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我认为维尔诺和维塞隆低估了一般智力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福特制时代这一过渡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夸大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繁荣。但他们强调大众智力作为一种生产力如何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发展是否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推向了过时理论的垃圾堆？如果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普遍商品生产脱离社会性，如果社会再生产继续以事物的流通为中介，即以商品换取货币，如果社会再生产继续以资本/工资—劳动关系的再生产为中心，情况就并非如此。所有这些事情在今天继续定义着全球资本主义。只要价值关系存在，弥散性智力的成就就会倾向于被资本用作另一种“免费礼物”（例如，当公司使用“开源”计算代码），或者被推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只要情况仍然如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保持阐述的准确性和解释力。为了理解财富的生产，我们确实必须考虑大众智力，并赋予它相对于简单劳动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但这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无关，至少与对该理论最令人满意的综合考虑的解释无关。

三、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般智力

在试图评估维尔诺和维塞隆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重建之前，我想介绍一下《大纲》（以及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其他文本）中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形式决定和拜物教。这些概念将在随后的评析中发挥核心作用。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通过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形式决定是指人类主体的选择、主观偏好和外部行为是由这些事物塑造的方式，这些事物是他们在广义商品生产中所具有的社会形式的结果。由于这些社会形式，货币和资本与其说是社会生活的工具，不如说是社会性的体现，它超越和反对人类主体的个性化：“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从形式决定的角度来看，“资本”在本体论上是先于并塑造个体行为者的意图和活动，无论人类机构对其产生和维持负有多少责任。拥有和控制资本之人的选择、主观偏好和行为是由价值增殖命令（valorisation imperative）所决定的，即资本的组合必将产生剩余价值的无情命令。那些为了工资而出卖活劳动的人的选择、主观偏好和行为都是由同样的命令所决定的，尽管是以一种更具对抗性的方式。例如，他们的劳动过程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它是一个价格化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活劳动借助过去劳动的客观化来实现其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资本仅仅视为人类为实现自身目的而使用的社会权力工具的看法既错误又幼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超验的力量”，它使人类服从于它的目的，并将生产的社会力量作为它的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物本身并没有超验的力量。它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广义商品生产具有特殊的“生产的社会特征”，正如马克思在一段对资本和货币同样适用的段落中所解释的那样：

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

这将我们带入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核心。由于定义了广义商品生产的“分离的社会性”，即活劳动与其实现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其产品的强制分离，社会个体的集体权力必然表现为资本的权力。但资本的权力完全依赖于对集体社会劳动的创造力（以及集体社会劳动动员的自然和科技知识的力量）的占有：

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的劳动如果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实际的运动，就会是这样的；相反，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

简而言之，资本只不过是“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

马克思在拜物教理论中确认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劳动不是传统人文主义的跨历史主题。活劳动的跨历史概念仅仅是一种思维抽象，将创造力赋予思想抽象将是一个严重的范畴错误。《大纲》中所讨论的活劳动指某种商品在被资本购买后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历史特定形式的活劳动，它所发展的力量是在这种社会形式之中并且是因为这种社会形式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形式决定的最重要的例子并没有破坏资本拜物教理论核心的本体论主张。如果社会关系和物质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如果分离的社会性被一种不同的社会性所取代，那么金钱和资本所声称的表面上的超验力量将立即被揭示为它们的本体论谎言。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帮助我们现在就认清这些谎言，以便让清算的日子更近一些。

维尔诺所定义的一般智力（“语言能力、学习倾向、记忆力、抽象和关联的能力，以及对自我反思的倾向”）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直是集体社会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是20世纪首次出现的东西，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告诉我们，任何资本主义的变种都依赖于无法客观化的认知能力的储存库，因为它组织了生产过程和生活世界。在早期资本主义、19世纪的英国、福特制和当代后福特制/认知资本主义中，一般智力无疑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它一直是社会劳动集体力量的核心，以一种外来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中。

我确信维尔诺和维塞隆低估了从最初的工业革命到福特制的时期一般智力的“扩散”程度。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片面地强调（固定）资本的形式决定，而忽视了固定在机器中的资本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集体社会劳动权力的拜物教形式。维尔诺和维塞隆将马克思时代的工业革命描述为一个通过固定资本体现的、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形式出现的时期。与《大纲》相呼应的是，他们强调雇佣工人与机器（从而也与包含在其中的一般智力、科学技术知识）相异化，这种异化随后在福特制中继续存在。然而，当马克思撰写《大纲》时，他还没有考察技术创新的细节。到他创作《资本论》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工业革命中机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机器的最初引入，到发现其初始设计的优缺点，再到在这些优点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并至少避免了一些缺点。在目前的语境中，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马克思强调了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与其他类别的工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创造性相互作用。由于集体实践经验，雇佣劳动者对生产过程所拥有的隐性和显性知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如果几乎被普遍忽视）的作用：

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当然，在这里也像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以及“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

在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特定的机器或机器体系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通过概括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随后的技术变革也将是由狭义的科技劳动者和对劳动过程具有大量非正式和隐性知识的熟练工人之间创造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维尔诺和维塞隆正确地强调，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到福特制时期，工人往往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其结果是个体工人与他们所体现的科学技术知识疏远，这一点是正确的。这些趋势是客观的物质现实，是每个工人都经历过的。但《资本论》的叙述也暗示，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实践经验过程中同时发展了新的能力和新的知识形式。这一时期只关注“去技能化”过于简化了马克思的论点。这种排他性的关注低估了工业革命时期一般智力已经“扩散”到何种程度，也就是说，没有被一小群科学技术专家所垄断。

有趣的是，维塞隆本人承认，在工作场所严格分离构想与实施的福特制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

重要的是要记住，工人知识的不可简化维度在福特制的大工厂中也很明显，即规定的任务与工人的实际劳动之间的根本区别。没有这个区别……福特制的装配线永远无法运转。

然而，仅仅两页之后，他写道，在福特制中，“生产率现在可以表示为一个变量，其决定因素不再考虑工人的知识”，从而使雇佣工人或隐性或显性知识再次变得不可见。

总而言之，维尔诺和维塞隆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福特制的历史时期对一般智力范畴的应用强调了（固定）资本片面化的形式决定，代价是过度简化了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理论所描述的复杂的本体论状态。在工业革命和福特制的庞大机器体系中，资本的力量既以物质形式也确实以一种超验的力量出现。但它们只不过是集体社会劳动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劳动调动的自然和知识力量的一种拜物形式。而这种动员起来的知识绝不仅限于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知识。在所讨论的整个时期，一般智力包括劳动力隐性和显性的知识，即使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实践拒绝承认这一点。

维尔诺和维塞隆对后福特制/认知资本主义的分析表现出相反的片面性：他们低估了资本的持续形式决定，以强调资本拜物教理论背后的社会劳动的创造力。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劳动的权力越来越多地以似乎不受资本形式决定的方式行使。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可以在以下通过资本/工资—劳动关系之外的知识工作开发的互联网应用程序列表中找到：“诸如免费的基于Web的电子邮件、个人网页托管服务、即时通信软件、社交网站和设计良好的搜索引擎等想法更多地来自个人或一小群人，他们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或尝试一些巧妙的东西，而不是来自意识到可以赚取利润的公司。”加密软件、点对点文件共享软件、声音和图像编辑器以及许多其他示例可以添加到此列表中，“事实上，很难找到不是由业余爱好者发起的软件”。这些以及其他当代“弥散智力”表达是否证明了维尔诺的断言，即在后福特制中，“一般智力的共享是否成为每一种实践的有效基础？”他们是否证明了维塞隆的说法，即资本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在认知资本主义中受到了侵蚀？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如上所述，资本一直依赖于在资本形式之外产生的“免费礼物”。在后福特制/认知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资本积累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免费礼物”。尽管如此，资本的社会形式阻止了一般智力“真正充分地实现”。如今，我们必须将大众智力的新产品（例如“业余爱好者”编写的软件代码）添加到免费礼物的清单中。然而，这本身并没有消解资本形式塑造社会生活的力量，正如其他种类的免费礼物并没有消解这种力量一样。具体而言，它并没有消除资本形式的力量，阻碍一般智力按照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共产主义预期所预见的路线那样得到“真正充分地实现”。

在后福特制/认知资本主义中，“一般智力的共享”受到资本形式系统性限制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人们几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在满足商品形式以外的人类欲望和需要的知识方面，投资仍然严重不足，无论这种知识对于满足人类的欲望和需要来说可能有多么重要。正如维塞隆正确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的扩展不仅阻止知识产品作为免费的公共产品进行分配，还阻碍了新科技知识的发展。生产率的继续提高与失业相关，这些进步所产生的收益中有极大一部分被投资者和高层管理者所侵占。这两个因素都削弱了员工分享可能会提高生产力的见解的动力。迫切要求增殖的无休止的外部压力确保了企业网络中的核心企业努力把风险转移到供应商和分销商身上，将“价值链”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据为己有，并对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劳动力实施“分而治之”战略。这些因素系统地阻碍了网络内信息的自由流动，这相当于阻碍了一般智力的传播。根据维尔诺的观点，我们确实远离了一般智力不受限制的扩散，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构想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按照维塞隆的说法，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资本对活劳动实质吸纳已经被克服的断言也不能被接受。的确，“业余”软件作者的活体劳动并不受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实质吸纳，在雇佣劳动领域内也有一些活动从实质吸纳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必须警惕从少数例外情况中进行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系统地剥夺了绝大多数工人有效参与创新的时间、培训和物质支持，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参与任何接近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同时让他们接受了一种标准化的和监控的极端新形式，以全球南方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美国运通公司的“知识工人”为例，他们在受到监控和定时的情况下，必须在计算机屏幕上用预先写好的脚本回答问题。他们在被使用（或更确切地说，被专业信息技术系统使用）的同时处理信贷申请。这一点也不亚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

专业化的系统授权或拒绝信贷，提出要收取的价格或利率，并考虑到客户的“特殊情况”……由于缺乏研究、计算和判断的大部分要素，交易构造者和计算机操作员的活动最好被描述为“运行”，类似于在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上工作的机床操作员的活动。

对于这些工人以及全球数亿在类似情况下从事有薪劳动的人来说，当代信息技术系统背景下资本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不亚于马克思时代的机器体系对19世纪的工厂工人的实质吸纳。“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维塞隆错误地认为信息技术的潜力有助于超越这种实质吸纳，从而超越自身，但二者之间的鸿沟仍然无法估量。

四、结语

维尔诺和维塞隆正确地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以及它的传播在今天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纲》在当代仍然是一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大意义的著作。然而，他们也认为，一般智力的历史发展已经使《大纲》和其他马克思著作的其他重要主题过时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已经不适用于当代社会，马克思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灵活性。根据维尔诺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已经发展到在后福特制中，马克思所描述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一般智力的繁荣趋势如今“实际上已经完全实现”。维塞隆补充说，一般智力的发展使得马克思关于活劳动被资本实质吸纳的说明已经过时了。

我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没有因为资本将一般智力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免费礼物这一事实，也不是因为这种知识在财富生产中越来越重要这一事实而变得无关紧要。此外，一般智力的发展继续受到资本形式的深刻制约。资本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是信息技术强加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工人身上的，这不亚于工业革命和福特制的机器体系强加在当时的工人身上的情况。

然而，最后要说的是，维尔诺和维塞隆依然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仍然容易发生危机，而最深刻的危机形式是活劳动的“拒绝”。通过强调资本相对于一般智力的寄生性质，维尔诺和维塞隆进一步承认了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观点：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维尔诺和维塞隆的工作有助于争取基于民主自治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与这种贡献相比，任何缺点都完全是次要的问题。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