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

  作者：迈克尔·波兰尼

  来源：《认知与存在：迈克尔·波兰尼文集》

本书简介

《认知与存在》是由马乔里·格勒内在1969年编辑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录了波兰尼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十余篇论文。编者将这些论文按内容分为“社会和对社会的理解”“科学的本质”“意会认知”“生命与心灵”四个部分。在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到，波兰尼运用他的意会认知理论，从新的角度对科学的历史和方法，对有关知觉、共相、归纳、身心关系等传统的哲学问题，对自然界的生命层级体系等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分析和探讨。

迈克尔·波兰尼简介

英籍犹太裔博学家，对物理化学、经济学和哲学有着伟大的理论贡献。他认为实证主义提供了一种错误认知，使得我们作为人类的最高成就被暗中破坏。波兰尼的主要著作有：《个人知识》、《社会、经济和哲学》及《科学、信仰与社会》等。 

查尔斯·斯诺爵士抱怨科学与我们的文化中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鸿沟。我同意他的“鸿沟论”，但角度却与他不同。我也并不认为科学对我们思想中的其他部分的影响是很微弱的。相反，今天人们思想中的以科学为名的论断是非常广泛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现代文化中很少有人会不受他们思想的影响，或者是受他们其中一人的影响，或者是同时受到两人的影响。这两个人的学说都是以其科学性而获得权威性。然而，这些学说只不过是源自浪漫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一股更为广阔的涌流的两个支流，而浪漫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自身则是源自被牛顿的发现所鼓舞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无可否认，在科学产生之前，古希腊的思想是理性主义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一条涓涓细流持久地流淌过接下来的诸世纪。然而，是17世纪的科学的影响唤起了近代的理性主义，并赋予它压倒性的力量。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写道：“某天，法国人民，几乎全体无例地像博叙埃那样思考。第二天，他们又像伏尔泰那样思考。”①

这话有些夸张，但它描述的画面却带有某种戏剧性的真实。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正如信徒们三个世纪的感召足以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样，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后的这三个世纪以来，科学也足以将自已确立为后基督教时代最高的理智权威。17世纪的最高权威在裁决异见时说的是“它是反宗教的”。而在20世纪，这一裁决异见的类似话语则是“它是反科学的”。

虽然我认同在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有一个鸿沟——危险的鸿沟，但在我看来，那些搞文学的人对科学知识的缺乏并非像查尔斯·斯诺所描述的那样，比如，对热力学一无所知。即使是成熟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的大多数分支也不过是只知其名称而已。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现代科学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所固有的，这种分工对于我们所有现代文化的进步而言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文化遗产之丰富超出了任何人的脑容量的一万倍以上；因此我们至少要有一万名专家来传承它。知识的去专业化将会因为倡导广泛的浅薄涉猎而生产出一群常识问答比赛的获胜者，却毁掉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抑制知识的专业化，而是要在知识的整个范围内取得平衡、获得真理。这就是我看“鸿沟”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科学和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相互扰动。我认为这一扰动最初内在于近代科学对中世纪思想的解放性的影响中，只是后来才转变成病态的。

科学反抗权威。它主张经验概括，拒绝来自第一因的推论。它的最终理想是一个关于宇宙的机械论，但是对于人，它的目标仅是做出一个关于他的道德的和社会的责任的自然主义的说明。

依据这些原则给予的自由，科学天才们将人类对自然的智力控制扩展得远远超出之前的范围。通过世俗化人类的道德热情，科学的理性主义也引发了一个改进几乎所有公私人际关系的改革运动。理性主义者关于福利的理想，关于一个有教养、有责任的公民的理想，在无数湮没无闻的孤立个体中凝聚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共同关注。简言之，科学的理性主义是引领人类走向19世纪引以自豪的所有理智的、道德的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引导者，也引领着人类取得那时以后的所有重大进步。

然而，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稍作严格的考察，则很容易看出其荒谬。比如，不接受任何权威、习惯和传统的束缚；如果果真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人类将无法进行思考，因为即便是单纯地使用语言，也必须依赖于对权威、习惯和传统的接受。经验归纳，在严格的使用中，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知识；而且，关于宇宙的机械论的说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理想。并不是因为测不准原理的提出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关于宇宙的机械论的说明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理想，实际上，测不准原理与这一点是不相干的；真正的原因是：对于宇宙中所有原子的位置的预测根本不能为任何人解答有关他们科学兴趣的任何问题。至于对道德进行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必定会忽略并因而也含蓄地否定人类责任的真正存在。这更是荒谬的。

在科学理性主义朝着遥远的地方奔向它那虚假的目标的同时，科学理性主义也确实很好地服务着人类。但这并不能持久。最终它那荒谬的理想所具有的真理承载力必然会耗尽，而它那显然的荒谬将会充盈自身。

这是在20世纪所发生的。科学蒙昧主义已经弥漫于我们的文化，而且由于它为科学确立了虚假的关于精确性的理想，如今这甚至扭曲了科学自身。无论何时，当生物学家们谈及生物体的器官和功能时，他们总会受到“目的论”的幽灵的困扰。他们试图通过确认生物体的器官和功能最终都能还原为物理现象和化学过程来去除这些目的论的概念。这种方法是无意义的，他们却对此并不在意。神经病学家照着学样，宣称所有的精神活动也是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来说明的。通过如下宣称，与“意识（consciousness）”有关的难题消失了：

“某个叫作‘意识’的东西的存在，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假说；不是一个数据，无法直接观测……”（赫布）。“尽管我们不能没有‘意识’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并没有‘意识’这个东西”（库别）。“作为实体的认识者是一个多余的假定”（拉什利）。②

这种观点的荒谬如此明显，但这些名人却因为他们的科学使命感而认可它。神经病学家和我们这些人一样，也知道“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别；当他们否定“意识”的实际存在时，他们认为，既然它不能根据科学来说明，那它的存在就对科学构成威胁，因此，为了科学的利益必须做出这样的否定。实际上，任何想要严肃地挑战这种盲从的神经病学家都会被视为损害科学的人。

这些谬论的阴影深藏在现行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论者必须假定意识是有用的，实际上他们确实经常这样假定。因为如果意识不是有用的，那么它们就会在自然选择中被抑制；但是既然所有的身体过程都必须由物理现象和化学过程来说明，那么自然选择论者就不能承认意识能够使得一个活的身体运作起来，这就意味着他假定意识是完全不起作用的。③ 我曾试着寻找对这一关键性的自相矛盾做出回应的文献，但最终一无所获。科学家们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做详细阐述，如果他们想被真正地视为科学家。

在整个生物科学的范围内，这样含混其词的言辞和想法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并不认为这种为了满足科学标准的需要而否认事物真实本质的做法已经对科学自身带来了普遍的损害；这种损害大都还是存在于对其理论的探讨中。但不管怎样，在这些讨论中我主要关注的是现行科学的主要原则对我们整个文化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支持强硬的科学理想，对真实的漠视已经散播了众多的混乱并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

这一进程已经沿着各种各样的线路展开。再来看看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他们的思想以并行的方式改造了18世纪的遗产。启蒙运动认为人的道德责任稳固地以自然为根基。卢梭相信自然人未被社会腐化；他确立了强烈激情的固有权利，确立了富有创造力的自发性和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固有权利。爱尔维修和边沁发展出一种关于自然主义的更为枯燥、更为机械的版本；它把人还原为一堆欲望。这些欲望根据一个数学公式来进行满足自己的活动。

类似卢梭提出的“高尚的野蛮人”，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也受到了社会的约束。但是，“力比多”却没有什么高尚的特征；相反，道德是外在地强加给“力比多”的，而这一约束实际上是被谴责的，因为它导致了一些疾病。“善”和“恶”被“健康”和“疾病”所取代。

与之并行的从边沁到马克思的演进，源自对不同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否定。公正不再通过功利战胜偏见来实现，而是通过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来实现；“有助于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自然主义由此从一个道德命令转变成一个道德怀疑主义的学说。

然而，现代思想所特有的并不是这一怀疑主义本身。因为道德怀疑主义和紧随其后的快乐主义、放荡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等，从前就一直在流行，而现今只是大致如同往日那样在起作用。形成现代思想的决定性的步骤发生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当道德怀疑主义被与道德义愤结合在一起时。正是这两个在逻辑上并不相容的态度的融合产生出了现代虚无主义。*（编者注：见《超越虚无主义》中对这一论点的发挥。）

对于典型的现代革命者而言，他准备以人性为名而作的恶或能够容忍的恶的程度是他的道德力的尺度。他通过外显的不道德影响了他内在的道德的力量。但是，这样的道德倒置从来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时候人们会在倒置的要求面前退缩，而设法在他们自己的能力内重建真理和人类理想。这也就是在我们听到“失败了的神”这样的言论之时。

然而那些在道德倒置面前退缩的人可能仍然会觉得，他们的倒转标志着对社会正义更为强烈的热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冷漠的人们能够保持不受道德倒置的影响，其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寻求积极的外在表现的社会热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此就简单地谈论人们是高尚或不高尚的，这是不可能的。在斯诺写道“‘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jam tomorrow）’常常会使得人类最高尚的东西显现出来”时，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他所指的道德究竟是“内在的”还是“外显的”，因为从这两种标准中的某一种来看时是光荣的行为，但在从另一种标准来看时却是极其恶心的行为。

这种标准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分裂着人类民众，割裂家庭，毁坏友谊，之前从没有哪种冲突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如果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蒂利希（Tillich）写道，“由无数的好意所支撑的人类的目标给人类带来不断堆积的灾难，那这个时代就是20世纪。”④ 然而，由于道德标准的持续混乱，还有更大的灾难威胁着人们。因为尽管近来有所改善，但在那些巨大的革命力量与正在致力于保证拥有原子弹的人类能够幸存的传统力量之间仍没有足够的共同立场。

的确，走到极致的科学理性主义已经毁坏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公共生活，它也为人文学科打开了宽广的发现之途。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写作路线试图探究虚无主义的限度、寻找道德现实的真正残留物。虽然这一探究有时会带来毫无意义的绝望，然而总的来说，这一运动巩固了我们这个世纪的道德水准，并且为重塑道德的基础清扫了地面。

一个并行的探究是考察由于拒绝所有的既有形式而带来的混乱。这有时也会带来空虚（像达达主义那样），但是这一宽泛的运动有着很多的发现。它创造了一个回应着人们未意识到的感知的和谐世界。它足以召唤起超现实主义的魔幻领域，叙述内容的蓄意荒诞开启了通向这一领域的道路。

这一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早期的不那么激进的解放的高潮。从19世纪60年代的印象主义开始，过去的这个世纪实现了这样的壮举：将其自身从向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普遍下堕中拽出，以重新具有一个新的原始文明的活力。我相信，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个中场休息那个漫长的“黑暗世纪”，这样的重获青春也不可能实现。

最近，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思想倾向中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大概自1950年起，社会热情开始普遍下降。在西方，这种情绪的变化减少了那些对于更具体的改良工程的乌托邦渴望，而在苏联及其追随国中，这种变化引发了在面对道德倒置的最为恐怖的形式时的退缩。在波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倒转比这进行得更为深入，而在失败的匈牙利革命中。这种倒转一直在进行。在这两个国家，道德倒置的人们激烈地将自己倒转过来。在之前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运动。

与之相应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也就是被苏维埃政府遗责为“修正主义”的运动；关于这种修正主义，在西方也有与之对应的活动，这表现在对那些在纯粹理想主义的意义上推进关于虚无主义的探究的大师进行重新解读的倾向中。由此，艾里克·弗洛姆在他那广为阅读的著作《健全的社会》中由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讨论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健康的人带着爱、理性、忠诚而生活，他尊重自己和他周围的人的生命，这可以说是产生人道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Humanistic Communitarian Socialism）⑤ 的一个条件。

弗洛姆（1900-1980）

然而，尽管没有具体的学说，西方的修正主义和苏联的修正主义一样强大，并日也追寻着与其类似的路线。正如反抗的共产主义者们回复到大众民族主义，法国人民在向戴高乐时代的行进中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在每个地方，面对虚无主义的理性主义时的退缩都受到宗教的支持——甚至类同18世纪那种类型的人道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也以他们自己那相当不同的方式支持这种退缩。

我认为，科学与我们文化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如今必须在这一语境下被重新思考。科学仍然是唯一无争议的理智的权威，然而它几乎不能像以前那样去支持民族主义、宗教或自然伦理的要求。实际上，它的客观性的标准必定会否认实在有任何道德意义。化学分析或微观考察都不能证明那个作假证的人是不道德的。而且，科学理性主义的逻辑曾在我们当中完全运行并将我们带至它那最后的灾难性的结论，因为习惯的惯性，它也不会就此被暂停。我们不可能恢复到之前那个纯真的状态。

不，人道主义的修正主义能且仅能通过修正科学本身的主张来被保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将生物学，包括心理学，从物理主义的蹂躏中解放出来；必须消除那些强加于生命科学的荒谬论断。这个任务很难，因为它对于那种追求非个人的客观性的理想提出异议，而那种理想却是唯一的让我们觉得能够放心地信赖的理想。然而，这个荒谬的理想必须被丢弃。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发现，科学不再威胁人类可靠的存在，而且我们也能重启启蒙的伟大事业，而不会在当前这个世纪的启蒙进程中灾难性地陷入那些陷阱之中。

①PAUL HAZARD, The European Mind, 1680-1715, trs. J.L.May,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53, p.xv.

②这些引文来自罗素·布莱恩（RUSSELL BRAIN）爵士[Brain, 78 (1955), pp. 669-70]对下面这本书的评论：Brain Mechanism and Consciousness: A Symposium, J.F. DELAFRESNAYE (ed.),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54.在这一评论中，罗素爵士并未对来自那三位著名的神经病学家的这些观点进行批评。

③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1956年的圣诞节在纽约举行），我极力推动会议承认将人类视为无知觉的自动装置是极其荒谬的，而这时，著名的神经病学家R.W.杰勒德（R.W.Gerard）却这样激昂地回应我：“有件事我们是知道的，观念不能使肌肉运动！”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

④PAUL TI LLICH, 'The Dilemma of Our Period', i.e. The Cambrige Review, No.4, September, 1955.

⑤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Rinehart and Toronto: Clarke, Irwin and Co., 1955, p.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