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深刻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构境

张一兵

原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摘要: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在劳动分工中，这个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总体功能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分工之下新的劳动总体性是工人们手中碎片化劳动的重新结合关系。这种新的结合所赋型的总体性力量，同样不是个体劳动的直接技艺和能力，而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负熵力量。在机器化大生产中，机器将过去分散的工具整合为一个成套的系统，原先属于工人的劳动目的和上手性的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技能，现在转换为科学技术反向对象化中的工作机的合目的性工序和客观机械机制。科学技术的出现，应该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中的根本改变，即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及物性创造活动，转换为远离劳作的纯粹塑形—构序实验和理论研究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活动。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学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 协作 结合 科学技术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思考得到了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历史分析中，捕捉到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共同活动中生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以及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反向对象化中出现的全新情况。马克思的这些思考直接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本文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推进研究之深入。

一、从劳动的简单协作到分工中的结合

在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经济学研究中，他深刻透视了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本质，由劳动者主体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整体，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怎样生产”的宏观生产话语，得以进一步深化为怎样劳动的微观构式——劳动话语。可是，为了理论塑形逻辑的需要，这只是讨论了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在这种抽象理论构境中，“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1] 悬置了实际上同时发生于这一劳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分析劳动过程的具体思想构境中，他也科学地透视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进行劳动物相化 [2] 活动时，相互之间协作和合作关系赋型的“共同活动”的历史进程。这种劳动物相化过程中的主体际关系，将是人们更广泛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的基石，也是人的历史在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内容。

（一）早期自然经济中农耕劳动的共同活动方式

马克思认为，在早先的农耕劳动中，人的劳动能力是低下的，他的劳动并非直接改变自然对象存在方式的物相化活动，也就是说，无论是畜牧业的放养动物还是种植业中的粮食生产，生产过程的本质不会是人将自己的目的通过具体的爱多斯之相，给予动植物新的生存方式，此时的劳动活动主要表现为自然物在生命负熵进程中生长的辅助作用，比如将自然界中植物的自然生长条件改变为人的劳动提供的特殊选择性条件，让放养的动物更便利地获得食物和保护条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及：“在农业中，这种情况表现为由人引导的自然过程，虽然人也‘稍微’制造这一过程。”[3] 这是说，早先的农业生产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中的劳动，并非劳动者通过劳动制造自己的产品，那些对“粮食”自然生长的耕地、播种、灌溉和收割的劳作，以及对牛羊猪等“家禽”自然生长的养殖，只是“引导”植物和动物自然生命负熵生长的优化进程中的“‘稍微’制造”，但并不根本改变生命负熵的构序方式，也就是说，这些植物和动物可能被有限度地隔断原先它们与自然界的关联（环境关系“脱型”），但它们的自然生命负熵形式并没有彻底失形，人的劳作还不是典型的物相化塑形之火，只是使这些植物和动物在自然原型中“for us”的现成“使用价值”更多地生产出来。对此，马克思有过一个生动的说明，比如农民种下的种子与他后来收获的粮食的“倍增”关系，每一年的春天，农民“从收成中只需要拿一部分作为种子重新直接播入土地；然后种子又通过自然界存在的产物，如空气、水、土壤、阳光这些要素，以及作为肥料等加进来的各种物质，以倍增的数量把这部分作为谷物等生产出来。一句话，人类劳动只要用在化学的物质变换上（在农业中），并且部分地还用机械手段来促进这种变换，或者用在生命本身的再生产上（畜牧业），就能获得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就能把同一自然实体（Natursubstanzen）从不适用的形式变为适用的形式（werthlosen Form in eine werthvolle zu verwandeln）”。[4] 这里的“werthlosen”在德语中也是没有价值的意思，而“werthvolle”则是有价值的意思。这是马克思对早先人类劳动在种植业和畜牧业中作用的历史定性，这里所说的“自然实体”从“不适用的形式变为适用的形式”，其中的“适用”不是指自然植物和动物自身本有生存中的适用，而是特指它们的生存对人的生活需要中突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的“for us”的“适用”。如马克思所说，“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做人的食物”。[5] 此时人类劳动的作用不是根本改变自然实体的生命负熵存在方式，或者说，让自然物直接失形和祛序于它们的自然原型和生命负熵质，而是在引导自然生命负熵进程向人的社会历史负熵定在的一定程度上的形式改变。

在马克思看来，农耕时代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劳动不可能完全是由一个劳动者个体完成的，所有社会生产意义上的劳动都必然是在劳动者相互之间的协作之下进行的。从早期游牧生活中的狩猎到定居土地后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人们之间的集体协作和团结都会是实现劳作活动的前提。还原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境层中来，这也意味着，“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Arbeitsweise，这种劳动方式总是表现为家庭劳动，常常表现为公社劳动）。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grosse Productivkraft）出现的是共同体（Gemeinwesen）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观的生产力”。[6] 这是一种逻辑构式上的打通。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的表述，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显然要更加深入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生产—劳动过程，怎样生产和怎样劳作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讨论，会具体结合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同特质和条件发生改变。在马克思看来，一定时代中构式起来的现实的生产方式背后，总是以我们上面详细讨论的人对“无机自然”的能动劳作关系为前提，可是，这种有目的的劳动活动的现实发生离不开“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是在这种个人之间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的场境活动中，才会筑模起现实的共同在场的主体际劳动方式（Arbeitsweise）。这说明，劳动方式并非单纯地指劳动者个人目的和爱多斯实现的物相化劳作技巧，而是指一个时代社会定在之上，人们在共同活动的场境关系赋型中普遍接受的怎样劳动的共在方式筑模。这种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社会历史负熵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怎样劳动”的劳动方式总会是以一种社会共在的方式在场，比如农耕劳作时的“家庭劳动”和“公社劳动”，这也意味着，现实的劳动过程自始就会是在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之上发生的。马克思特别指认说，在劳动过程中既然包含前述劳动者个人有特性的“主体生产力”，也内嵌着一种来自劳动者之间“共同活动”的“客观生产力”。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认的方面，社会生产力就是人们共同活动生成的客观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早期的农耕劳作，这种共同活动的客观生产力中“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就是作为先验构式的社会共同体，这甚至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负熵有机体存在的一种场境存在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共同体首先是“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7] 显然，马克思这里想要强调的方面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因为没有这种主体际的共同活动的场境关系赋型，“人对自然一定关系”的劳动过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不像抽象地讨论劳动过程的不同要素，凡是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场境关系，马克思必然是具体地、历史地和现实地加以分析。马克思甚至说，在早先的农业和畜牧业劳作中，自然经济主要还是依托自然物理空间的个体劳动，但“生产越是依然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就越是依赖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Zusammenarbeiten）”。[8] 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越是低下，劳动活动越是基于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共同劳动的场境合力就越是成为必然。并且，共同劳动的合力也是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重要方面。有如中国的万里长城筑建和埃及的金字塔修建中的共同劳动。在直接劳动生产活动之外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活动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场境关系赋型，更多地依存于血亲关系共同体。

（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劳动协作

在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以家庭和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劳动就逐渐被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的简单劳动协作所代替。在马克思看来，“协作首先是许多工人为生产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使用价值（或同一个效用）而实行的直接的——不以交换为中介的——协同行动”。[9] 可以看到，上述抽象的劳动过程在这里只能是以不同质性的历史性关系场境呈现了。一是不同于非物相化农耕劳作，工业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已经彻底打破了自然物质的原有关联和生命负熵进程，通过人有目的地将爱多斯之相塑形和构序于对象的物相化创制过程，使活的劳动时间成为自然物质的全新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负熵的本质；二是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共同劳动已经不再是劳动者之间简单的合力，而是工人之间工艺技巧协作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种工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就不可能实现工业生产中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劳动物相化过程。比如，在工场手工业作坊中，集中在同一个社会物相化空间的厂房中的工人们糊制同一种纸盒，原来在家庭里个人操作的纺织机现在被集中到同一个场所，工人们在一起纺纱等，这种劳动者共同劳动的关系性场境，共享了资源条件、劳作经验和技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虽然这种“共在”并不直接介入具体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过程，但本身却是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重要构成要素，它也赋型了劳动过程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概括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10] 与农耕劳动的农民和单纯的手艺劳动的工匠不同，现在是工人们“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无论是劳动技能，还是劳动对象和工具的使用，劳动者之间发生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场境。

第一，简单协作劳动的同一个社会物相化空间前提。马克思说，手工业生产中的简单协作就是“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Zusammenwirken）。因此，许多同时劳动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在一个地方）的密集的定在（Dasein der Agglomeration），这是协作的第一个前提——或者说，它本身已是协作的物质定在（materielle Dasein）。这个前提是它的一切更发展的形式的基础”。[11] 这是说，手工业劳动中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协作，必须以一个社会物相化结果的“物质定在”为前提，这就是“同一个空间”中的密集劳动，这也是最早的工业生产社会物相化空间中工厂厂房的出现，它的长处在于对原料和工具使用的共享，以及劳动者之间的技能交流、学习和促进。这里工业生产中出现的社会物相化空间，是异质于农耕文明中基于大地的自然物理空间的，因为，厂房已经是劳动物相化的结果。

第二，简单协作劳动的本质是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场境合力。对此，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协作中起作用的只是人力的总合（Masse der Menschenkraft）。具有许多眼睛、许多手臂等等的巨大的怪人代替了只具有一双眼睛等等的个人”。[12] 这个协作中的工人们的合力，当然已经异质于农耕时期劳作中的简单合力，这是一种能够发挥出劳动者个人能力有所不同的场境关系赋型力量，这当然也是生成性劳动时间质性的重要方面。马克思认为，这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发生的协作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是集体力（Massenkraft）”。[13] 这是工场手工业劳动过程中生成的最早的协作性集体社会力量，也因为，这种由工人们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不属于工人个人的劳动能力，它仿佛是工人个体劳动之外出现的“自然力量”，所以马克思说，“我们把社会力量叫作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Naturkräft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14] 在历史认识论的视角中，这种根本不属于劳动者个人，也只能在劳动协作的共同活动才会突现在场的社会力量是无法直观的，所以它格外容易掉入逻辑盲区。因为不同于个人劳动活动具体塑形和构序对象，这种共同活动的社会历史负熵构序力量并不直接对象化为产品的使用价值，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在一般物像图景中，这种劳动过程中突现的社会力量自然是更加无影无踪。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认识论中的新的难题。马克思说，在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过程中，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15] 这里，除去机器的客观工序，协作、分工和科学的力量都是非直观的。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视域中，进入这些复杂现象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并且，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他会发现这些不属于工人个体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不费资本家一分钱的剩余价值来源。

（三）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劳动的结合力

不同于社会层面上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的社会分工，也不同于农业中的水产业或林业、工业劳动中的机械制造业或运输业的产业分工，马克思研究中特指的是在工场手工业中出现的劳动分工，这当然也是工业生产中工人之间的一种新的劳动协作方式。马克思分析说，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16] 马克思之所以将这种劳动分工指认为工场手工业的典型形态，这是因为，不同于简单协作中的劳动，工人们不再是简单地集中在厂房里一起共同劳动，原来在简单协作中面对同一个劳动对象的劳动活动本身被分割成不同的劳动动作，分别由不同的工人接续完成。在这里，劳动的“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17] 如果说在手工艺匠人和简单协作的工人那里，劳动的对象化过程是一个劳动者自己按照塑形与构序技能的先后秩序依次完成的完整劳动活动，比如糊一个纸盒，必须先切割纸张，再将其按照特定的尺寸粘贴起来，那么，现在一个工人手中只有原先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社会历史负熵质总体的一个片段，在劳动分工之下工人糊纸盒时，一个工人只是切割纸张，另一个工人只是粘贴，只有参与劳动分工的工人们手中的劳动片段在整个劳动过程中重新结合起来时，劳动产品才作为一种分工中的劳动结合关系场境的成果得以完成。于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工艺总体性上劳动者个人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活的、生成场境的火（lebendige, gestaltende Feuer）和活的时间（lebendige Zeit）本身被碎片化了，甚至，劳动目的和爱多斯之相本身也被肢解了，这是社会历史负熵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当然，这里还没有涉及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进程中，资本家的逐利目的对生产劳动物相化爱多斯的规制作用。这样的劳动产品与传统手工业劳动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一个结合性劳作赋型和构序的产物，碎片化的塑形—构序之火和活劳动时间在一个劳动者手中是非总体性的，实现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劳动对象化只能分别通过点状实施和总体结合来完成的。笔者以为，劳动分工本身就是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新的构序因素。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让我们注意劳动分工中出现的工人之间在共同活动中生成的特定总体结合。他认为，这种分工之中的结合，“也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协作，这种协作在分工中已不再是同一些功能并列进行，或同一些功能的暂时划分，而是把总体性（Totalität）功能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并把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18] 这里的总体性，是原来手工业工匠完成一个产品的全部劳动塑形—构序之火，或者说，是一个劳动者完整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技艺活动。可在劳动分工中，这个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总体功能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分工之下新的劳动总体性是工人们手中碎片化劳动的重新结合关系。这种新的结合所赋型的总体性力量，同样不是个体劳动目的和爱多斯实现出来的直接技艺和能力，而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历史负熵力量，也就是新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分工作为劳动异化的替代，直接视作资产阶级社会苦难的缘起（“消灭分工”）不同，马克思在此看到了劳动分工本身的历史进步意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及斯密在《国富论》中那个生产别针的著名例子：在那里，劳动分工条件下生产别针的过程的劳动主体，成了看不见的由局部工人（Detailarbeitern）组成的总体工人（Gesammtarbeiter），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19] 这是从劳动主体的视角重塑上述的观点。因为，这个总体工人不是分工条件下的劳动者个人，而是一种工人们在劳动分工之下“拉针条”的“局部工人”、“切断”的“局部工人”和“磨尖”的“局部工人”的结合关系场境本身，总体工人并不是到场的物性实在，而是一种劳动结合关系场境突现。这正是上述那个共同在场的总体性结合力量的人格化表现。更重要的方面是，原先在手工艺工匠那里依时间上的顺序完成的有目的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现在变成了分工状态下的不同工人碎片式劳动爱多斯在空间上的并在（räumliches Nebeneinander），作为活的劳动塑形和构序之火本身被非总体化了，活的劳动时间，在个体劳动时间之上同时叠加了一种总体性的劳动时间，劳动分工之下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场境整合。这使得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视角中，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疑从劳动过程这一层面更深地强化了社会场境关系存在论，也拓展了我们对认知对象的视域。可是，在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到来之后，这一切又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二、从劳动对象化过程到机器生产过程的历史性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化大生产的出现，是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结果。“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这种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20] 相对于手工业工场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主体之间的简单协作、劳动分工条件下的碎片化劳动塑形和构序技能之间的主体性结合，机器化生产的出现呈现了一种从主体劳动过程向客观物质生产过程的决定性转换。如果说，在整个手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条件下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主要过程就是劳动者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劳动物相化过程，那么在机器化大生产中，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之间则出现了两者之间不对等的消长。相对于前述物质生产过程背后的劳动过程呈现，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机器化大生产将主体性的劳动过程直接转换为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否定之否定。其实，这正是马克思遭遇“李嘉图难题”的历史突变处。马克思已经从物质生产过程内在地转换到以工人主体性劳动为视位的劳动过程，因为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逻辑入口，但是机器化大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这仿佛出现了一种生产—劳动—生产的逆转的否定之否定，这当然是马克思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和经济学语境中同时面对的深层问题。

在这里，马克思将机器的发展视作“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这意味着，他首先从正面肯定机器化大生产会使人类社会定在和现实生活获得进一步解放的客观可能性。“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alten Theilung der Arbeit）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Krystallisation）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整体工人的关联体（Gesammtarbeiters）即结合工人个人（kombinirten Arbeitspersonals）的构成（Zusammensetzung）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21]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在这种分工基础上产生的劳动能力的各种专业化来说，是作为否定的东西出现的。”[22] 依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否定性，主要是指劳动者利用工具通过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活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主体性劳动过程，这种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活的劳动时间之火，逐渐开始转化为非及物的科学技术塑形与构序之火及其客观对象化的机器工序生产进程。在马克思这里，机器生产，但并不劳动。其实，这里被否定掉的东西，就是机器生产过程的体力劳动的主体在场性。这种否定的发生，本质上是主体掌控的工具演进到客观自为的机器系统的根本性断裂。如前所述，工具的本质是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手艺、技艺客观抽象后反向对象化为客体中生产模板，工具在每一次劳动生产中，由劳动者主体掌控并激活和重构惯性劳作，工具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物性持存中主体性爱多斯劳作构式的复活与重新在场；而机器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同一个生产技艺通过科学技术的客观抽象，在一个完全脱离物性劳作的状态下，发生非及物的纯粹科技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且反向对象化生产为机器时，它的目的不再是简单激活和重构劳动者的惯性劳作活动，而是重复发生机器内部自身的直接对象化科技爱多斯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客观工序。这也意味着，原先在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者有目的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劳动物相化过程，在机器化生产中被彻底否定和分裂了：一是生产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现在不再是劳动者的主体潜能，而是远离劳动者的技术实验和科学研究的非及物操作结果；二是机器不像工具是劳动者上手性工艺技能的反向对象化，而是科技塑形和构序的对象化。这使得机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可以呈现为独立于劳动者主体的客观生产过程。这就根本否定了原先工具为中介的主体性劳动过程，转换为科技物相化之后客观的机器生产过程，而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在场性直接消逝，开始转换为整个机器化生产过程的操作、看管和监督者。在手工业生产中工人有目的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活劳动之火，现在被分裂成科技劳动者的脑力劳动、科技物相化过程中制造机器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机器生产中对象化劳动的转移，以及机器化生产过程中工人劳作目的和爱多斯弱化的非主体性的操作、看管和监督，等等。这里存在的复杂问题在于：其一，斯密基于工场手工业的劳动价值论，会迷失于机器生产的复杂转换机制中，这正是李嘉图难题的实质；其二，一种新的劳动主体性被遮蔽于机器生产的背后，即新型的科学技术劳作的主体性塑形和构序，也因为这种全新的非及物创造性构序活动是远离物质生产过程和传统劳动过程的。这也意味着，在表面上的生产—劳动—生产的否定之否定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科技劳动过程，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马克思认为，当机器“挤进”工场手工业生产过程，它重要的作用就是取代工人利用工具所从事的主体性在场的劳作，机器开始成为生产的主体。原先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之间碎片化的劳动之间的总体性结合，现在也给机器自身工序间的自动耦合“腾出位置”。比如，斯密《国富论》中那个钉子生产的劳动分工与协作，会变成机器（以后会是流水线生产）中不同工序的机械作业点自身的客观链接。相对于社会历史负熵增殖的进程来说，这当然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有主体性劳作构式的脱型，机器工序重新赋型的复杂转换过程。这会打碎原先斯密劳动价值论的边界。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23] 如果说，在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中，劳动过程本身的社会生产力还是工人们“共同活动”中合作和结合关系场境所生成的社会力量，而机器生产运作本身并不是劳动者的直接劳动，机器的生产力看起来是一种可以离开劳动者的被“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或者说，这是一种“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Naturkräfte）”。相对于原先以工人劳动为主导的劳动过程中的协作结合关系，机器生产已经是典型的客观生产过程了。本质上看，它也同样是科学技术物相化和反向对象化过程。同时，“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24] 机器生产过程中，不同于工人个体劳动力量的协作结合力转换为机器本身的客观工序和工人看管和监督活动之间的协调关系，它仍然作为一种“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机器生产中的蒸汽机、发电机等驱动的机器生产体系更大规模地有效利用了火力、电力等“单纯的自然力量”。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世纪50、60年代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分析是不断丰满和深刻起来的。总括起来，有如下重要观点。

（一）作为劳动过程被动中介手段的工具转换为大生产过程的自动机器系统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生产中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生产力，主要实现于劳动资料的变革之中，原先只是作为劳动者进行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中介性的劳动工具，从原来激活和复构主体劳动活动的模板转换为看起来独立于劳动活动的生产构序“主体”。有如原先入序于劳动过程中的铁锤和手工纺车，核心作用是让工人主体性劳作物相化重新惯性运作起来，而现在的机器生产则使工人丧失了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合目的性的机器运作现在就是生产。只是这种合目的性的基础不再是工人的爱多斯意图。马克思说，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25] 前者是人的主体性的劳动力，后者则是人之外的客体工具系统，这是一个理解生产方式变革在两者起点上的关键性差异。这也是说，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劳动技能和劳作方式的改进主要发生在劳动者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能力与技艺的改变上，社会历史负熵的源泉是主体性的劳动者，工具不过是劳动塑形和构序技艺构式客观抽象后反向对象化的产物；而到了机器化大生产进程中，怎样生产的方法变革则主要体现在劳动者之外科技物相化的对象性生产工具（机器系统）上。原先，劳动者技能和劳动方式的改变是劳动者主体本身在场性的统一改变，而在机器生产中，这种改变分裂为不在场的科学技术进步（新的社会历史负熵源）和这种非及物塑形和构序活动对象化的机器改良，这种不直接在场的双重创造性的非及物构序与物相化塑形，都超出了人的肉身限制。这是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物质生产获得无限发展空间的历史性前提。因为机器运行与劳动塑形之火的关系，机器生产与科学技术物相化的关系，以及非主体性的客观工序与主体性劳动技能的复杂历史关系都已经不是透视一般物相化所能完成的事情，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关系支配下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的问题，会进一步遮蔽于经济物相化的迷雾之中，于是重新吁请批判认识论的出场将成为必然。

马克思指出，如果进一步对比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工人与工具的关系与机器化生产中工人与机器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前者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Virtuosität）。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26] 这是十分生动的比喻。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工具是工人肢体器官在劳动过程中的外部延伸，工具是因为它成为劳动活动的中介而分为劳动者有目的的塑形和构序对象功能中的爱多斯“灵魂”，而机器本身就是有“灵魂”的“能工巧匠”，并且，这个“灵魂”不再来自工人当下劳动物相化技能的在场主体性经验赋型，而是来自不在场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实验与学术研究。特别是当机器发展到自动机器体系时，它直接将劳动过程转换为人之外的幽灵般机器自动生产过程。马克思一定意识到，这正是一头雾水中迷失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在“机器生产论”中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历史基础。当然，也会是马克思自己在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注意到，机器体系逐步成为独立于劳动者的先验物性机械装置。在他看来，“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Metamorphosen），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automatisches System der Maschinerie，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Automaten），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27]

作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机器生产，不同于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者对单个劳动工具的使用，机器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机器“不是人的工具”，并非真的指机器不是工具，而是说，不像原先手工业劳作中由劳动者在场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驱使的“上手性”锤子和镰刀一类工具，机器化大生产中的机器是离开上手性“人手”的自成系统的独立运作。机器甚至直接消灭了缘起于劳动主体的上手性功能，因为现在“上手性”已经是科学技术非及物塑形和构序再对象化到机器客观工序的复杂物相化机制。这恐怕是海德格尔料想不到的“上脑”式的复杂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以前曾是独立的工具，现在仅仅作为一整套同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或者在于，随着动力功率的增大，现在的工具获得了大得无比的规模。而任何一种机械的本来的任务，始终只是改变由动力产生的初始运动，把它变成与一定的劳动目的和传给工作机的运动相符合的另一种形式。”[28] 实际上，机器还是人的工具，但与原先工人手中单独的上手工具不同，机器将过去分散的工具整合为一个成套的系统，原先属于工人的劳动目的和上手性的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技能，现在转换为机器中工作机的来自科技物相化的合目的性工序和客观机械机制。科西克曾经评论说，一把手中的锤子或镰刀可以在一个劳动者的劳动中发挥功用，可机器是一种“相互联结的连锁系统”中的“装具”，比如一部电话机，“没有话筒听筒就毫无用处，又离不开导线，导线离不开电流，离不开发电站，离不开煤（原料），离不开矿山”。[29] 人的社会历史负熵的具体构序，现在似乎成了人之外物性机器系统的客观自动构式，这种客观工序的背后，是全新的科学技术塑形和构序。在认识论的层面，作为人的认知对象的到场机器，它的本质直接体现了“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因为它的生产塑形和构序背后隐匿着人所创造的科学技术非及物塑形和构序，及其对象化制造机器的劳动。这也触碰到了认识论原有的认知底线。

受到《伦敦笔记》中“工艺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认识到，机器通常由发动机（Bewegungsmaschine）、传送机（Transmissionsmechanismus）和工具机（Werkzeugmaschine）构成。其中，最核心的是取代了人手和人力的工具机和发动机。一是工作机取代了原来人的劳作肢体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功能，“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30]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取代了人手操作的工具机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的起点。二是马克思分析说，“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31] 在过去的手工工具的使用中，人的体力是劳动活动发生的动力，而当机器中的发动机出现之后，通过传送机获得动力的工具机则会表现出对人的完全独立性。“在工具由人的有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32] 这是说，由发动机和传送机带动的工具机，使机器成为独立于劳动者的机械装置。

（二）劳动主体塑形和构序活动的技艺转换为机器转运的客观工序

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种转换。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工人使用工具模板重新激活的先验性劳动技能是决定劳动爱多斯之相实现出来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关键，说大一些，这也是原先社会历史负熵增殖中最初始的基石，而在机器生产中，这种原先属于劳动者主体爱多斯的工艺技能则转换为机器本身的人之外的科技物相化客观先验技术运作，这也意味着，原初的社会历史负熵源出现了改变。然而，机器的工序并非真是新的负熵源，因为在物性的机器运转背后，是科学技术爱多斯之相的非及物纯粹构序和筑模。也由此，主体性的工艺学转换为客观工具理性的技术学。这是生产过程中完全不同的两种爱多斯之相：前者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目的和塑形—构序技能；而后者则是科技劳作者的纯粹塑形和构序的重新对象化。依笔者的判断，这恰好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之一的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韦伯）产生的现实基础。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率先发现的东西。笔者注意到，巴里巴尔关注了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一新问题，他指出：“机器体系代替了作为工具的载体的人力，也就是取消了人的力量同劳动对象的直接接触，从而完全改变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从此之后，劳动对象的塑形不再取决于劳动力通过文化获得的素质，而是在生产工具的形式以及这些工具执行职能的机制中已经被预先规定了。”[33] 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个“预先决定”的根源，是科学技术的构序力量。马克思说，在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它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使得工人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gesellschaftliche Geist）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体的存在。[34] 机器化生产当然包含着复杂的生产构序技能，可是这种“怎样生产”的技能不再与工人劳动塑形和构序的主体性经验直接相关，而是客观存在于机器运转中的客观工序里。这种转换的实质，是劳动者主观的劳动技巧和经验被客观抽离于劳动过程的纯粹社会历史负熵增殖的科学技术爱多斯所取代，这种独特的社会精神，再通过对象化到机器体系中的客观工序和机制“获得了客体的存在”。这正是科技物相化的独特本质。对此，马克思感叹道：“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materielle Existenzweise），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体的（rein subjektiv），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造成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35]

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比较重要的历史性深化层面。机器生产作为劳动资料的变革形式，最根本的转换在于它从劳动主体使用的中介性工具，变成了完全在劳动主体之外客体运动的“物质存在方式”，它用自然力取代了人的体力驱动，用劳动过程中客观抽象和分离出来的科学技术爱多斯取代了劳动技能的主体经验（“成规”），原先对劳动协作和分工的生产组织结合，从“局部工人”主体际的合作与结合关系场境直接转换为一个机器生产“有机体”的内部协同—耦合运动。这个机器生产的“有机体”，是一个关于社会历史负熵增殖的复杂多重转换变体。同样，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原有的视域中，是难以透视的认知对象。

（三）作为机器生产附庸的祛技能化劳动

马克思评论说，机器化生产中工人的劳动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变成科技物相化后机器化生产中的无关紧要的附属作用。因为，在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器”。[36]

这是说，原来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属于工人的怎样劳动的先验性技能和方法，现在完全被机器运作的内部物性机制所取代，被祛技能化了的劳动者现在被祛除或者弱化了劳动目的和爱多斯之相，只表现为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机件”，在能动的“活”的机器系统的点状位置上，工人只需要完成作为生产管理者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

劳动活动的这种祛技能化的改变又表现为两个结果：一是劳动本身变得简单化和同质化。马克思认为，在机器化大生产中，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Kunstcharakter），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二是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etwas Abstraktes, Gleichgültiges），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rein abstrakte Thätigkeit），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毫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stoffliche）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37]

因为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所有“技巧”都被客观地抽象为科学技术，并重新对象化到机器的物性工序机制中，那么，工人现在无爱多斯的劳动就变成纯粹抽象的活动（rein abstrakte Thätigkeit），成为面对机器的“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毫不相干的活动”。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显然受到黑格尔相近观点的影响。[38] 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劳动活动的主体变成机器生产过程旁边的监管和协调的助手，即便这种劳动也存有一定的目的和技能，那也是十分有限的。依马克思的看法，“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modificirten Naturgegenstand）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unorganische Natur）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39]

现在新出现的情况是，工人的劳动本身不再直接成为生产塑形和构序对象过程的力量，劳动不再是“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工具的操控者，而是“工业的自然过程”——机器自动运行的看管者。工人从劳动过程的“主体作用者”，转变为机器生产过程“旁边”的助手。体力劳动的在场性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它不再是劳动塑形和构序的主体和负熵源。

（四）隐性场境转换

工场手工业劳动活动中曾经出现的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与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条件下出现的结合关系场境，在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彻底成为与工人无关的物性机械装置的内部机制。这是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隐性场境转换。因为它对之后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新的劳动异化观都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其实，在上面这段引言中，马克思已经特别告诉我们，这里关于机器体系中劳动者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作用和地位的改变，“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正是指劳动分工与协作中的主体性结合和交往向机器体系内部工序机制的转换。这同样也是祛技能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一方面，原先出现在社会物相化空间（厂房）共同劳动活动中的工人之间的简单协作，现在在并列机器生产中“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räumliche Konglomeration gleichartiger und gleichzeitig zusammenwirkender Arbeitsmaschinen）”。[40] 笔者认为，机器工作机上的空间上的集结不再是由劳动主体交互活动筑模起来的社会空间场境，而再一次成为表面上无主体的假性物理空间，因为它的本质仍然是对象化劳动的结果。这意味着，原来简单协作是发生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合作，而现在，这种主体性的关系场境变成了外部机器装置中不同机能的物性“空间集结”。在机器系列的生产中，原先主体性的共在协作关系成了机器系列内部的自我协调机制。原先是主体性的劳动分工中的结合关系场境，在机器生产中转换为机器系统的内部物质子结构机制的分布，而直接由技术分层与耦合完成。马克思精准地指出，在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中，劳动活动被切割为局部的动作，但还是与主体活动相关的主体原则，而“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体的分工原则（subjektive Prinzip der Theilung）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41]

在机器化生产过程，分工也不再是一个主体性在场的劳动分工，而是机器本身客体构件和技术工序的分立，甚至是机械与化学中的分解技术应用。同时，劳动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场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一点上，如果比较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化大生产，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Combination von Arbeitskräften，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gemeinschaftliche Geist）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42] 这是说，原先劳动者在分工条件下的结合力，从主体际合作关系场境中的结合力量和“共同精神”都被客观抽象出来，并经过科技物相化中介直接“转移”为机器的客观运转机制。这正是工具理性的历史性缘起之一。在机器化生产中，“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43]

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之间的结合关系场境，是人与人之间的主动关联，而在机器系统中，生产本身的结合关系变成了机器系统的工序集合，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由机器体系内部机能从外部“被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这里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极为细致地看到了机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主体性的协作与分工中的社会结合力消逝在客观工序机制中。可是，还应该说，这种现象是伴随着另一种纯粹主体性的出现而发生的，因为，机制工序和机制对劳动分工与协作结合力的吞噬，恰恰是以科学技术实践中的主体设计为前提的，机器工序和运行机制绝不是物质系统自身具有的东西，而是新型科学技术活动中非及物劳动主体塑形和构序的重新对象化结果。这当然也是科技物相化的重要内容。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深化构境层需要留心的地方。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本质的讨论很深地触及了这一点。

三、科学技术是抽离于劳动过程的非及物纯粹塑形和构序

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机器化大生产不再是工人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劳动物相化过程，而成为科学技术应用和对象化的客观生产过程。这应该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中最根本的改变，或者说，作为物质生产力构序核心的改变，即从劳动者有目的（telos）的爱多斯之相——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及物性创制活动，客观抽象和反向对象化为工具模板，并逐步转换为远离物性劳作的纯粹塑形—构序实验和理论研究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活动，这构成了科技物相化历史在场性的核心本质。依笔者的理解，这恐怕是康德那个先天综合观念构架生成的真正秘密，因为先验性的知性—概念系统普遍地对个体言行产生前摄性规制作用，绝不会发生于农耕文明。固然柏拉图的理念论可以成为少数智者和“上等人”的自觉，但只是在现代性科学理性占据物质生产中的统治地位时，先天观念综合构架的支配作用才成为现实。当然，这种先天综合观念构架的另一个决定性现实基础，是商品—市场交换关系场境中的客观抽象（II）及新的经济先验构架。所以，当齐泽克说，“由科学程序（这当然指的是牛顿自然科学中的程序）所预先假定、暗示出来的范畴装置，科学把握自然所需要借助的概念网络，已经呈现在社会有效性中，已经运转于商品交换的行为之中”。[44] 他是非常深刻的。

齐泽克

当然，面对表现为逐渐脱离劳动过程的机器化大生产，马克思机智地分析说：“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工业（Industrie）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45] 这是马克思结论性的断言。机器不会是自然界的产物，也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只能是人的复杂劳动（科技劳动和物质创制）的产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考原则。马克思说过，最初的机器都是工人的劳动制造的。[46] 可这里马克思格外强调的方面，是机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密切关联。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化大生产的“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47]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定位。机器化生产过程中怎样生产的构式基础，不再是来自工人有目的劳动的直接技巧和劳动经验，而是从外部重新灌入的对象化科学技术的爱多斯。这是一个需要分析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马克思让我们注意这个看起来与工人劳动无关的“科学同劳动（就它与劳动本身有关系的方面而言）的分离，科学（工业和农业就是科学的应用）同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分离”。[48] 这一问题的实质为，曾经是一个劳动者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整体中的创造性的技能、经验和主体性的智力历史性地分离出去，即“科学和劳动相分离，与此同时，科学本身被应用到物质生产上去”。㊾这也就是说，看起来与工人无关的科学技术，正是从劳动过程中历史性地分离出去再重应用于生产的东西。

马克思说，历史地看，工场手工业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geistigen Potenzen）开始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这个“智力”当然不仅仅是说工人的一般知性被剥夺，而是特指劳动主体的实际劳作技能的客观抽象与相关观念化的经验传统被主观抽象的双重爱多斯抽象：一是由工艺学中的手艺—工艺客观抽象出来的技术反向对象化为工具模板；二是将劳动经验和惯性传统主观抽象为实践性知识。这双重抽象开始会以劳动者的手艺—工具和劳作经验由劳动者主体传承，但最终却以独立的技术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历史性地抽离于劳动过程。简单来说，这种怎样劳作的技能和经验现在不再属于劳动者本身的主体手艺技能传统，而专属于劳动过程之外独立的科学技术主体活动。这样，马克思所指认的劳动物相化的核心层面就转换为机器化生产的科技物相化。这一新型的物相化过程包括了离开劳动生产过程的技术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中纯粹塑形、构序和赋型操作，以及重新返回到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劳动过程的对象化应用。这使得人的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创制活动的历史在场性本质变得复杂和非线性起来。

马克思历史地分析说，科技物相化与工人劳动的“这个分离过程（Theilarbeiter）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50] 马克思十分具体地分析说，在过去农民和工匠那里，劳作中的技能和经验是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的内驱力量，是有目的的劳动在场性创造的根本，“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51] 芬伯格曾经指认说：“在前现代社会，经由整合了宗教禁忌、实践教训、品味、年代及性别角色等不同现象印记的工艺传统，技术发展得到了经验的塑形。”[52] 他是在整个生活层面来讨论传统生产工艺的。而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这些原来属于劳动者劳动塑形和构序能力内在动力的个性化技艺和复杂智力，却逐渐从劳动者的在场劳动活动中被剥离出去，进入机器化大生产过程后，这种剥离最终以科学技术物相化的独立运转为最后的形态。在认识论层面上，这直接就会是人的直接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基础的历史变迁，同样是面对自然对象，在手工业劳动的手艺直观中看到的感性周围世界，与科学技术实验中建模和透视的自然图景是根本不同的，其认知活动发生和运行的机制也必定是异质的。

具体说，这种双重抽象又展现为两个重要的历史分离层面。 

劳动者的塑形对象的技能通过工艺学客观抽象和转化为客观的技术变革。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思想构境中，存在着两种客观抽象理论：一是这里的工艺学抽象，它是对怎样劳动的方法和劳动技能的客观抽象（I），这种客观抽象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从与劳动者劳动塑形直接相关的工具，即工艺学抽象到机器化生产中的技术学抽象的转换；二是劳动交换关系客观抽象（II）为价值形式，最终颠倒为一般等价物的自然属性的事物化颠倒和物化误认过程，那已经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现象学的认知对象。这两种客观抽象都会对人的认知图景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工艺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工艺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物质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53] 这是马克思关于机器化大工业的生产过程、科学技术和现代工艺学关系的一段极其重要的表述。一是现代工艺学的对象是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工业生产过程，原先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主体性手艺传统中的“五光十色”的技艺，已经客观抽象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将劳作技能中存在的“重大运动形式”客观抽象出来，并通过技术理性的非及物塑形和构序，筑模起充分社会化的机器生产过程各种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这已经是与“人手”直接在场劳作无关的非及物科学计划预设和技术性系统分类。这样，原先以劳动者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劳动技能为核心的工艺学就转换为脱离直接劳动活动的现代技术学。二是工人的直接劳动塑形技能和生产过程中的结合关系改进，已经抽象为纯粹技能操作实验中“技术基础”的改变。这是说，过去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对怎样劳作的主体际“社会结合”方式的改变，会是直接生产劳作中长期的经验积累和艰难探索的结果，如今，这种社会结合会直接转换为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的纯粹塑形和构序关联预设。在认识论构境中，可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好像第一次成为观念性的“自我认知”，黑格尔《自然哲学》中以唯心主义颠倒呈现的理念本质论似乎再一次成为现实。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象。科学技术实践对人类社会认知进程的影响和革命性逆转的意义，应该成为我们认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

科学以一般智力的知识形态中的纯粹非及物构序替代了劳动物相化操作的具象构序，并以劳作经验主观抽象为科学理论探索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理论抽象与上述工艺—工具—技术学的客观抽象有一定差异。马克思指出，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unmittelbaren Arbeit），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selbstständige Macht），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传统手艺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头还没有分离。[54] 这里出现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历史分析，即科学的缘起恰恰在于早先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构序中发生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在那时，劳动者的“手和头还没有分离”：手在劳作，塑形产品，而头脑在想，构序怎样做的设想，人的劳动目的和爱多斯之相正是这两者共同在场的统一。在那时，“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者头脑中改变自然对象的构序道理是与劳作的技艺和具体塑形对象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在后来的生产发展过程中，劳动者浸透在具体塑形活动中的构序经验和知识，才在生产过程中历史地抽象为带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逐渐地与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变成了一种劳动者体力劳动之外的不在场的“独立的力量”——科学技术脑力劳动。马克思专门批评过霍布斯的误认逻辑，后者认为，“技艺之母是科学，而不是实行者的劳动”。[55] 因为，这正好是颠倒的关系。其实，如同工艺—技术学开始于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手艺”—工具的客观抽象一样，工艺改良和机器化的技术革新后来也逐渐脱离生产过程，成为生产之外的技术发明；而关于劳作在头脑中的经验“成规”和构序道理，在后来的机器化大工业中也逐步脱离生产过程，主观抽象为独立的学术创新研究活动。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爱多斯之相，现在分裂为科学思考的设计和具体操作机制的技术，然而，基础科学研究往往是工程技术实践的前提。这当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生过程。在这里，马克思甚至具体地指认：“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18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19世纪，特别是在19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56] 这是近代科学史与工业生产史内在关联的客观描述。对于科学基础研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感叹道：正是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进程中，我们才能看到，“一般社会知识（allgemeine gesellschaftliche Wissen），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unmittelbaren Productivkraft），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57] 这是后来被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的一段有关“一般智力”的重要表述。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作为一般智力出场的科学力量，已经成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一定意义上讲，这可以被视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唯物主义内核的最新推进。因为，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已经在成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中最重要的塑形和构序前端，它甚至成为物质生产物相化实践的历史在场性的前提。甚至马克思还认为，科学也正被拓展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如果说，社会实践是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存在论基础，那么，这种客观物质活动的直接器官已经从人手的劳作变成了科学，甚至这种一般智力形态上的科学会成为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器官”。有如今天我们手中作为科学智力结晶的智能手机，它现在真的成了我们的大脑和所有感官的重要延伸物。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社会历史定在中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allgemeinen Productivkraft）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定在（Dasein als Gesellschaftskörper）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58] 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出现的新话语实践是科学活动的理性构式和逻各斯筑模。不同于所有具象于人对自然能动关系中的生产话语和劳动，这种理想化的科学话语并非人出于自身需要所创造的与自然存在的用在性关系，它的基础不再是功用性的直接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而是“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它是通过“人对自然界的了解”，使自然存在彻底入序于“社会体的定在”，这里所谓的社会体（Gesellschaftskörper）也就是异质于自然生命负熵的社会历史负熵，由此，历史性的时间质性开始转换为一般智能物相化时间，当然，这就不仅仅只是狭义的科学活动，而会包括一切“社会的个人的发展”中的创造性活动。应该说，这可能已经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彻底解放后全面自由发展的展望了。

现在，马克思告诉我们，机器化大生产中的劳动生产力已经不再是工人自己的劳动活动直接改变外部自然界的能力体现，而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构式过程：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59]

在科学技术应用于机器化生产过程之后，现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负熵增殖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它不会像先前手工业生产中仅仅是劳动者的技能和工具模板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重新对象化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工艺上应用的程度”，还有生产资料的“效能”和被开发的规模，以及机器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结合”力量，都成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综合性构序因素。它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物相化活动本身的根本改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potenzirte Arbeit）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60] 这里，马克思特意使用了一个数学中的概念——自乘（potenzirte），[61] 用以表达劳动构序本身的非常规改变和发展。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产生自乘效应的劳动，当然不是机器生产中被逐渐边缘化的看管和调节机器的同质性工人劳动，而会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比如科学技术实验或者工业工艺设计中的复杂劳动。这种新型复杂劳动的原创性构式重新对象化到生产过程中去时，将产生劳动生产构序的自乘效应。“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62] 自乘效应当然大大超出倍增效应，往往一项技术发明或者重大科学发现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蒸汽机的发明对整个传统手工业生产的革命意义，原子能的发现对现代工业的革命意义，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出现对当今世界后工业生产甚至全部社会生活的革命意义，等等。当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劳动自乘”也会异化为资本家盘剥工人剩余价值的隐性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