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之笑
本文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之《主体的退隐》
第十二章“让·保罗·萨特之笑”
第一节“一个缺陷”

一个缺陷
萨特的自传体文本,从战时日记到论《词语》(Les Mots)再到后期的访谈,将它们连成一体并使之独树一帜的,是拒绝对其谈论的对象进行任何的移情。萨特不是感兴趣于自身的独特性,而是分析这些行为模式。在这些文本中,没有任何一件事、一个细节不被置于解释性的言说中去,从而达到用一个概念将它们概括出来的目的。对处于过去阶段的我,作者采取的态度不仅如同对待陌生人,而且还有意识地这么做。青年萨特在1926年写给一位女友的信中,勾勒出的自我肖像如同一幅讽刺漫画。显然,写作者从对自我的无情剖析中提取了一种几乎无限的自我价值感。在《笔记》(Carnets)一书中,萨特已经有了一个概念来命名他所实施的,以提升自我价值为目的的自我毁灭。他与前一天的他毫无一致,他说(“这是我使自己与昨日的我不一致的方法”),①并把这种否定性的自我指涉宣称为他骄傲的“根本形式”:“我的骄傲的根本表现形式,在于与我自己没有一致性”(C,第329页)。这是一种建立在拒绝占有自己的过去之上的骄傲。唯独这一摆脱自身的能力,构成了我的自我价值感。
作为士兵驻扎在阿尔萨斯时,萨特有过一次复活自己过去的尝试。他抓住一次机会,去了母亲家族的故乡。可是,当他站在姨母的屋前,走进那个以前他买簿本和糖果的文具店时,过去仍然沉默不语。这个地方不能勾起他任何想像:“我在这个富足而又略带悲伤的市镇游荡,这个市镇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回忆。”(C,第196页)而且,即使是回忆不期而至,譬如与一个女人在卢昂大街上共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也无法让自己转化为曾经经历那个夜晚的人,而更多地是一名刚刚把信送到邮局去寄的士兵,一个完全植根于当下的人。对他来说,那个夜晚是另一个人的夜晚。过去并非简简单单地消失了,他可以忆起它们;可是,这样的回忆没有在经历者与回忆这些经历的人之间促成某种鲜活的关联。对他来说,回忆不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重新找回的时间,而是另一个人的时间,回忆者永远地被挡在了这一时间之外:“当一个人面对曾经是他的那个人时,他仍然是那同一个情形:什么都不是。”(C,第405页)自由的哲学,正如萨特在其战时日记中所勾勒的那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允许我与其自身原先的形象有所牵连,我必须不断地逃离:“人就是处在一种不断的逃离之中。”(同上)②
由此已经暗示,《笔记》作者同样不会将当下作为充实的时间来占据。虽然他对触动人们心底之物的经验有一个概念和表达:“实现一个对象”(C,第245页),意思大致是:通过这一对象的现在,经验其本质的深刻转变。然而,这一类经历于他而言都是可疑的。落人自己造就的陷阱之中的恐惧,并从而使自己感到自己可笑,使他对于一切从审美角度提升当下价值的行为都抱怀疑态度:“一种无耻的对珍贵的事物的不信任,害怕轻易上当。”(C, 第234页)譬如,在一个雷雨天与西蒙·德·波芙娃一同漫步在弥克涅的坟墓与岩石间,他原本可以经历un moment précieux(一个伟大的时刻),可若要做到这样,就必需将这一时刻同思考古典英雄的命运联系到一起,而萨特则拒绝这样做:‘‘我拒绝。”(C,第235页)——当然,对这些文本段落也可以作出不同于萨特的解释。如果他能阻止激动的情绪出现的话,那他就能尽情享受当下时刻及其超越自身经历被动性的能力。
如果生活了的过去作为自在之物,即是说,作为对我不再具有改变效用的物出现,并且将当下的显圣经历疑作是自我欺骗的话,那么,对我敞开的时间纬度就只有一个:未来。正因为这样,未来才被萨特赋予了特权:“人处处遭遇他的规划,他遭遇的只是他的规划。”(C,第137页)人为了逃离自己存在的无意义(gratuité),就必须确定一个目标。由于他的过去和当下都不能给予他一个可以立足的基础(fondement),因此,他必须首先建造这个基础,其方法就是将自己投射进未来:“人是逃往未来的生物。”(C,第141页)诚然,如同《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中阐述的理论所显示的那样,我在实现了的目标中得不到安宁,反而更多地将此作为“本体上的失望”③来经历。因为,作为实现了的目标,每个未来构想都必须已经被一个新的构想所超越。萨特式的我从未曾回归自身,而是处于不停歇的逃亡之中。④
这种悲观的主体哲学,从自身中释放出对待世界的乐观态度——还在战俘营中时,萨特便在他给西蒙·德·波芙娃的第一封长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的未来,我总是持同样的无法更改的乐观。”⑤理解这一剧变最便捷的途径——就我所知,萨特自己并没有就此给出论证——便是研究在萨特日记中一再出现的一个概念——本真性(Authentizität)。就是在这里,萨特也是对自己的我表现出漠不关心。虽然本真性概念在萨特当时的思想中占居中心位置,但他仍逗趣地引用了一位否定他具有本真性的女友所写的一封“迷人而又讥讽”的信,因为本真性与写作是互不相容的:“尽管承认有一丝的真实,一旦写作,这种真实就完全消失。”(C,第81页)萨特直截了当地表示同意这位女友的观点。的确,他不是本真的,因为他的每一丝感触在尚未能完全展开之前便已经被他的思想攫取并加工了。
我不是本真的,这是真的。我所感知到的一切,在我感知到它之前,我便已知道我会感知到它。在这之后,我所仍能感受的,就只剩下了一半,因为我此时的全部心思便是对其下定义和进行思考。……在感知时,我太过仓促行事,用言语来发掘那些所感知到的东西。于是,这边挤挤,那里压压,感知便被示范性地构造了出来,它最多也就适合放进一本装订好的书。(C,第82页)
萨特在此将自己描述成这样的一个人,任何感知于他而言都转化为由语言中介的思想。所感知到的东西遭遇的变化,并非是作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用概念来表达出现,即是作为事物内在矛盾的展开,而是作为一种变形“我这边挤挤,那里压压”)。这种变形一再地被导向文学的可利用性(一种范例性的情感,可以插人一本装订好的书)——事实上,我们与接近本真性的规划确实相距甚远。(参见C,第72页)萨特明确道出的,更多是本真性为何于他是无法企及。如果我们依据引用的这些段落去推断,本真性应该就存在于那种与自我直接的统一之中,而不拥有这样的统一则构成了我的骄傲。但萨特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寻求从反身的自我倍加的强制——“这就是我 ,这样持续且反身的倍加”(C,第82页及下页)——中获取一种本真性,应该说,是第二本真性的可能。这是他的自由哲学的起源,这一哲学不仅让个体接受,而且还要它承受自己所应对的额定状况。个体必须对所遭遇的一切负责,仿佛这是他自身意愿的行为⑥。这第二本真性似乎等同于这样的企图,即征服一切自决意识之统治的额定;当然,这种统治仍停留在一种似乎上⑦。但是,上面所描述的意识行为也许并不是萨特想要认为的那种,它不是实现,而是抵御本真性。这一抵御或许恰恰不在于意识的统治,而在于对它们的背弃:
我越来越认为,要达到本真性,就必须毁掉某些东西。……不过,我使自己避免了崩溃。(C,第43页)
在关于本真性的那些互相矛盾的观点中,萨特只能占有那种我们将之称为第二本真性的见解,因为,只有它才是与一个关于主体的概念相吻合的。这一概念把主体理解为否定的能力,抑或是像萨特所说的,看作是“真实的虚无(“我是真实的虚无,陶醉于骄傲,并且半透明”;C,第306页)。只有这样的我才能将本真性视作由其创造出来的思想。
这个既不能在自己的过去,又不能在自己的现在,而唯独在永远脱离于他的未来中找到自己的我,此外还承受自己的境遇,就仿佛这境遇正是它所欲求的那样。这样的一个我使得自己无懈可击,它永远不处在潜在的对手找寻它的那个地方,而是始终处于向着未来的运动中,虽然它也知道,这个未来会令它失望。它也不会遭遇到外部的任何逆反,因为这个外部是它自己给出的(我的战争等等)。但萨特却在这一自我保护的体系中找到了一个空当,反思将立刻以其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加工。
所以,这里有我身上所缺少的某种东西,但这里所缺少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地无法言说。我活了这么久,却从未发觉过。它只是某种特定的、停留在自身的方式,与其自身构成一种肉体上的同一,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C,第330页)
我所缺乏的,是感受自己活着(Sich-leben- Fühlen),我们将会看到,老年的萨特仍在怀念它,是它阻止了他直截了当并毫无保留地肯定自己生命。它是那种将少年的让·保罗对认可的渴求与萨特后来果然得到的认可分割开来的重要区别。不过,这一区别同时也是关系全局的区别,它导致的后果是这样的:成功的人生同时也什么都不是,无论如何不是渴望所梦寐以求的。思考萨特所描绘的经验,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可以将这一经验理解为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经验——萨特的自传作品致使这样的解释产生,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由语言模式打上最初烙印的经验。在《词语》一书中,萨特对此作了阐述。语言不是向他开启世界,而是将年少的让·保罗推到世界的面前,同时又遮蔽他面前的世界。这一解释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二分,即精神和生命。起初这不过是笛卡尔的观念之物(res cogitans)和扩充之物(res extensa)、意识与肉体之区分的另一种表述。在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对这一二分所作的解释中,如同尼采在他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批判中所做的那样,并存的变成了对立的:精神消灭生命。原本不成问题的意识与肉体的二分,现在却变成了问题,变成了精神对自己的他者的渴望。我觉得萨特并没有选择这两种解释中的任一种。他在笛卡尔传统上构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以自在之物(en-soi)与自为之物(pour-soi),以物的世界与意识世界的区分为基础。但在他的自传体著作中,萨特允许自己去瞥一眼那些意识无法企及之处,因为意识一定得以概念来捕捉一切。当然,这样的一瞥是疏离的,他几乎是轻蔑地察看那些离我而去的东西。
我与我的自己是分开的,如同泰斯特先生那样;我缺少的是那种温暖、亲切地与自己的接近,这样的接近于很多人来说是安慰和摇篮曲。(C,第330页)
据我所知,《笔记》中只有一处坦露了对混乱的思想与强烈的情感的渴望。
我是多么地想感受不确定的念头是怎样在我的内心缓慢而耐心地成形,阴郁的勃然大怒如何在我心里升腾,我怎样在宏大无际的柔情中迷失。(C,第332页)
即使是在这里,萨特的语气中也并不完全不带有讽刺。在这一段的后面,他接着谈到,波芙娃和他一道虚构一个人物形象,并赋予这个形象以他们所没有的自发性。这显然不是巧合:“这个小脑袋想的很少,讲的也很少,总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同上)。刚才还是渴望之对象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智力的游戏。
解释萨特所描述的对一种缺乏的经历,还有另一种可能,并且不是作为意识同生命的剥离,而是作为对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缺乏的表述。在前现代社会,宗教对这一缺乏做出了回答,而在现代社会,撇开艺术不谈,对此却无人问津。尽管萨特有一个概念涵盖这个任何充实都不能满足的缺乏,因为它是人类存在所固有的(存在的缺乏;C,第280页),但是,他最终还是给它指派了一个对象,这就是世界(le monde)。通过将意识确定为缺少世界(“意识主体缺少世界”;C,第283页),他重新将意识与世界相互对立起来,并因此而留在了笛卡尔的二元对立框架之内。萨特预感到,自己的写作可能会与不是对某一对象的缺乏有些许关联,但之后他还是在肉体与精神的二分框架下思考这一缺乏,并因此而无法将这个概念用作另一种解释。显然,他无法摆脱笛卡尔式的思维模式,他无法想像一个没有对应物的缺乏。如果假设随着人类走出自然这一人类奠定自己作为人类而存在的举动,便形成了一种作为对永远受阻的回归之路的渴望,那么,在精神—肉体二元对立之中解释存在的缺乏(manque existentiel)便不再具有说服力。“生命”之生命以奇妙的方式所缺乏的,是每个人类存在都缺少的。
注释
① 让·保罗·萨特(J. -P. Sartre):《荒唐战争的笔记——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Les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 Novembre 1939 - Mars 1940.)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3,第19页;以下引用该书时简称C。
② 在《存在与虛无》一书中,萨特会以另一种方式来描述意识与它的过去的关系,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的义务:“我就是过去,我需要成为过去的我。绝对没有可能不是过去的那个我。我保证承担全部责任,好像我能改变它一样。然而,我却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他。”在这里,他坚决地驳斥了《笔记〉中具代表性的观点,即我可以与过去分裂:“我没有同我的过去分裂。”(《存在与虚无》,“原样丛书”,第1卷,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76,第154及153页。)
③ “未来不让人抓住,它从过去滑过,就像过去的将来,而目前的意识主体展开……重新像缺少新的未来。从这里,本体论上的失望在通向未来的每一个入口处等待着意识主体。”(《存在与虚无》,第167页)
④ “意识主体以逃避的形式在场。”(同上,第162页)
⑤ 1940年6月23日的书信,载:让·保罗·萨特:《致卡斯道尔的信》(Lettres au Castor),西蒙·德·波芙娃编,两卷本,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3,第2卷,第286页。
⑥ “不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因为这太多,但又不充分;承担它,或者精确到像法规所要求的那样,将它扛在肩上。(当人们明白,除非自愿,一切都不能在您身上发生。)(C,第122页)
⑦ 在以下的这段反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我发动战争的程度上讲,我还只是一个匠人。”(C,第241页)在这里,萨特把法语中的一个谚语“faire la guerre(发生冲突)”按照其字面的意思作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