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性、和解与英雄能量
詹姆斯论个体性、和解与英雄能量
本文节选自《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
作者：[美]康奈尔·韦斯特
译者：董山民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
威廉•詹姆斯是最著名的美国哲学人物。除爱默生以外，只有詹姆斯称得上是美国杰出的文化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他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的名流相比，詹姆斯更多地参与了美国的主流学院生活。因而可以说是美国学院主流生活的产物，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反对任何职业主义的对抗性气质。
詹姆斯是典型的主张心智力量、刺激和个性的爱默生主义的体现者。他首先是一位道德家，推崇英雄能量和适用于个人的和解策略。与皮尔士不同的是.詹姆斯把爱默生自然神论的重心从共同体意识重新转移并回到了不可分割的个人那里。詹姆斯努力使实用主义大众化,这种努力把英雄能量与和解策略确立为他道德改良论的动力。因为明朗的人格和震撼人心的风格,詹姆斯或许比爱默生更为强调如下情况:兴奋和参与是繁华的源泉，在挑战和刺激中振奋。这样,詹姆斯实际上变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爱默生。
（威廉·詹姆斯）
从气质和所受过的学术训练的角度看，詹姆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毋宁是受训于医学行业的文化批判家,痴迷于艺术,渗透着科学的良知，并且向往宗教。这种技能、潜能和兴趣的独特结合使他步入哲学的殿堂。在哲学的领域里,他迅速而经常性地感到不满意。
詹姆斯由着自己的性子从一个主要的问题域跳跃到另一个问题。他毫不顾忌学科之间的边界，也毫不犹豫地为存续几个世纪的问题开出一些成熟的万能药方。简而言之，他是真实的美国精神领域的前沿人物•不过多地在旷野中开宗立派,而像马克•吐温笔下的人物“哈克贝雷•费恩”那样，不断地在救生筏上扩展个体的道德可能性。那救生筏漂泊在陆地和社会的附近,却从未真正停泊得太久。在其重要的意义上，经验就是一条河------系列与伦理目的关联的行动和反应的河流。然而，与爱默生相反的是，詹姆斯不是一个精神上被撕裂的沉思的人，而是一个附丽于街头的永不停息的贵族。如果说爱默生意味着人的思想(ManThinking),皮尔士意味着人的探求(ManInquiring).那么詹姆斯就揭示了人的意志(ManWilling)。
像皮尔士一样,詹姆斯提升了爱默生主义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的逃避。但是,与皮尔士不一样的是，他永不停止的转圜基本上不是科学方法激发起来的，而是由他坚持某种视界和偏爱一些特殊的生活方式所推动。反之，皮尔士把爱默生主义的偶然性、可修正性等话题应用于科学方法，而詹姆斯把这些东西扩展到我们的个性和道德生活。这种扩展原则上包括皮尔士首创的实用主义视角的道德意义及其个人的大众化。为了减少这种更新对那些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产生的震动，这种大众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新旧、宗教与科学、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乡村和城市、职业和专业等之间进行调节。与爱默生相似，詹姆斯建构了一种偶然性，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公共形象,反对来，它又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部分开创了一片崭新的文化天空。当然,詹姆斯得到了哈佛的教职和薪水的支持(尽管他几乎不需要这些钱)，反之爱默生却没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我不想暗示詹姆斯是一名肤浅狭隘的或旁门左道的思想家,相反，他的《心理学原理》(1890)是一部深刻的著作。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出自美国知识分子之手的伟大著作。此外,詹姆斯在美国的文学领域写下了最精美、最重要的篇章。我宁可表明的是，威廉•詹姆斯作为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的人物，其主要角色就是爱默生式的个人主义者、道德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大众化的人物，而且他就是中产阶级优秀分子和改良主义者当中的重要部分心目中的英雄。
第一次公开使用“实用主义”一词，是在詹姆斯1898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题为《哲学概念和实践的结果》的演讲中。在这历史性的讲座中，詹姆斯把这个词及其相关思想归功于皮尔士。詹姆斯是诚恳而谦逊的，因为皮尔士委实是实用主义的开创者。不过，在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学原理》中，他对情绪和意识流开创性的分析对实用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像保罗•柯金（PaulConkin）敏锐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心理学在康德那里没有了灵魂，那么在詹姆斯那里，心理学就失去了心灵——没有落入庸俗行为主义的陷阱。相反，詹姆斯能动的功能主义和交互工具主义引发人们不断质疑笛卡尔主义的心物、主客、直接意识和外部世界等二元论。这样，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预示了至关重要的实用主义观点。
一开始皮尔士就敏锐而精确地察觉到了他的实用主义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其一,詹姆斯根植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这个传统从未吸引过皮尔士。因此,詹姆斯根据感觉而不是行为（或者设想的行为）来确定概念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詹姆斯依据特殊的经验来分析概念的意义，与之相反，皮尔士则通过一般的观念（或者智识的支撑）做到这一点。由于这样的差别，以及随后对这个词的误用，皮尔士记载道：
这个作家，发现他婴儿般的“实用主义''被滥用了，于是这个作家感到是吻别他的孩子、把他让于高级命运的时候了。而想要满足表达这个原初定义的精确目的，他开始宣布“实效主义”这个词的诞生，他足够丑陋，可以免于绑架。
皮尔士和詹姆斯之间的差别是重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模糊了由两位思想家分享的共同基础。他们都避开了笛卡尔主义的问题域，都厌恶基础、偏离基础和确定性，都以效果作为基础，指向效果、结果和实践;他们都把实用主义视为澄清思想的方法，而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新哲学。对皮尔士来说，“实践的意义(practicalbearings)”意味着行动的目的,这就好比促进“具体的理性的增长”。不过，对詹姆斯而言，它意谓产生特殊行动的具体感觉。此外,在皮尔士那里，agathon(善的理念)存在于会聚和合并、吸收和合一之中；而对詹姆斯而言，善就存在于多样性和个体性、具体性和多元性之中。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皮尔士和詹姆斯是第一批出现在美国精神家园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完全可以与欧洲哲学传统产生的最杰出的人物相提并论。然而，詹姆斯毅然承担历史的重任*把他与其他传统所进行的对话转换和翻译为有教养的美国中产阶级都能够辨识的语言。因此，他的讲座和文章听起来不像是书籍，而更像有趣的理智闲聊。这些有趣的理智闲谈吸弓I、召唤着他的听众和读者,使他们来到闲聊正在其中进行的屋檐下。詹姆斯希望我们“品尝可可豆中的牛奶”，并受到牛奶的滋养。思想的目的既不是纯粹的行动，也不是深入的思想，它更加丰富、充满活力，变得与神秘、道德、改善的可能性更加和谐。
对詹姆斯而言(对爱默生同样如此)，总可以在高速路上找到丰富的生活。然而，对詹姆斯来说,这样的生活只能在乡间小路上才能延续下来。开放、灵动和即兴而作……刻画着他的精神态度和个人性情，但是，他总是在两个极端的黄金分割点栖息。一方面，詹姆斯证实了爱默生辛辣锋利的个人主义，带有“一种几乎切肤之痛的恐惧和整个儿官僚化沉闷的空气”，以一种对“任何建构性权威都无能为力的声明”的深度憎恨。另一方面，詹姆斯鼓励个人主义与过去的权威实现建设性的和解，当这唯一的替代项将削弱、瓦解那些权威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了。詹姆斯与爱默生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前者发挥了基于个人真实和个人良知至上的道德僭越，而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进行社会革命。
詹姆斯喜爱的修辞战略支持了他炽热的个人主义，体现着中庸之道''，这种措辞趋向在两极之中实现并存。他在其《实用主义》（1907）中提出了这个最著名的例子：
柔软的思想 坚韧的思想
理性主义的（依照“原理”） 经验主义的（借助“事实”）
唯智主义的 感觉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 唯物主义的
乐观的 悲观的
宗教 非宗教
自由意志论 命定论
一元论的 多元论的
独断论的 怀疑论的
詹姆斯基本上试图通过结合两者的优点、拒斥其余部分来消解它们之间的差别，并证实了处于中间状态的变化多端的多元主义。在开放性和可修正性的名义下,最后就是动摇和取消我们具有的过分的主张，并因此排除不分青红皂白地削弱或巩固目前的这种状况。实用主义的角色就是“愉快的协调者”，就是“让我们的理论变得灵活柔和的调停人和斡旋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偏见、没有阻碍性的教条、没有僵硬的可以当成证据的教规。它完全是亲切的。它会款待任何假设，它会考虑任何证据。
詹姆斯实用主义思想的“和解”概念依靠三个基本的假设:首先，两个极端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其次，这种和解可以以一种友善的方式达到。其三，这种友善的和解比坚持任何一个极端都要好。当然，这些假设与爱默生主义自然神论的乐观、道德准则以及唯意志论等思想非常协调。爱默生和詹姆斯只是不能接受如下可能的情况:克服限制或在极端中进行调解将导致一个比它先前的状况更糟糕的结果。他们无法想象由于人类意志和行为而带来的全盘衰退。
詹姆斯比爱默生更多地协调了这个世界不幸的程度。因此，他更少地说到神圣的天命，更多地说起了人类的希望、不把胜利等同于善和更多地赢得具体战术的能人。事实上，詹姆斯更加镇定冷静的视角导致他突出了人的英雄能量，正好因为他们面对这些东西。詹姆斯对邪恶、苦难的认识并没有导向爱默生式的神秘主义,而走向了更加明确的唯意志论。固有的恶是唯意志论的前提一英雄主义寄生于唯意志论这个主人之上。
詹姆斯之强调英雄主义表现在他对爱默生力量概念所进行的修正方式。像爱默生那样，他主要强调个人的能量。然而，同爱默生相比，詹姆斯甚至更加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对他而言，人的确是万物的尺度。这种浪漫主义的创造性力量和人类战斗型的能量使得他把艰辛发愤的生活当成了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在他的散文（1895年发表于YM-CA）《生活值得过吗？》中，他写道：
苦难和慷慨作为一项规则没有减缓生活之爱。这的确是一桩非凡的事儿啊！相反，它们似乎通常给了生活一个哭丧女般的风味。主宰忧郁之源泉的物什很饱满。需要和斗争都让我们激动，鼓舞着我们！我们胜利的时光就会带来空虚……我们种族的历史就是与令人恐惧的疾病相伴而来的快乐之悠长的评注。
而且在《什么让生活变得有意义？》（1892年面对剑桥教师的论心理学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生命里具有最深（或者，至少，相当的深度）沉意义的事情的确就是它进步的品格,抑或现实与理想的新奇事物珠联璧合，那些新奇的事物不断地从一时刻来到另一时刻，再到现在。”詹姆斯对英雄主义最热烈的辩护可以在两篇杰出而著名的文章《人的能量》（1906年美国哲学学会开幕的主席致辞,后来出版时以《人的能量》为题出版）和《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中找到。在这些文章中,为了道德目的，詹姆斯揭示了他把尚武精神的观念与为复兴和繁衍个体而存在的男子汉精力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观念确实在表面上与西奥多•罗斯福、布鲁克•亚当斯（BrooksAdams）提出的进步主义、帝国主义的英雄词汇相似,不过又与他们的词汇有别。尽管他对路德亚德“开普林这个坚定的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敬重，詹姆斯还是在尚武的形式上加入了道德英雄主义的因素，从而使道德英雄主义深入了人民的心灵和灵魂,而不是那种攻城略地、殖民人民的政治英雄主义和自满的军国主义。
我们必须创造新能量和刚毅，使军人们虔诚操持的男子气概继续延伸……
在证实和重申尚武的德性是绝对而永远的人类品质时，战争集团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起初尚武精神是种族用战争的方式培育起来的。在军人气质的形式中，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和抱负毕竟只是更加普遍、持久的竞争性热情的具体体现。
它们是其首要的形式，但是，没有理由可以认为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和抱负就是其最后的形式……谁能保证人民国家的其他方面不会在时间、教化以及足够的暗示下逐渐被当成一样有效的自豪和羞耻的情感？......
这种性格的尚武形式可经培育而成，而无须战争……因此唯一需要完成的事业就是去燃烧公民的性情，就像过去的历史中已经燃烧过的军人气质一样。
詹姆斯运用了他那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军事化的语言，但是他却转而用这些语言来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作为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副主席和上层阶级的一员，詹姆斯反对美国对外干涉，并且理解忧心忡忡的“怯弱人”和过着小康生活却神经衰弱的懦夫，他知道他们需要英雄主义。然而，詹姆斯也拒绝了乡村平民的神话，在乡村神话里,英雄们“只不过就是田野里那些穿着脏兮兮的靴子和汗淋淋衬衫的人”。由于听众们具有的真实兴味和他谈话的目的•詹姆斯主张,如果我们只能看到或深化它，“这样的神话就会让我们真正地匍匐在每一种伪装之下”。詹姆斯式的道德英雄辞藻想要加强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在各种环境里都成为特别的行动者、实干家，充满能量的热情的战斗者，让他们去反对折磨人的差别和不均。
与爱默生一样,詹姆斯对力量的预设（“一个转向行动和力量的实用主义者”）排斥人们集体和合作的行动。在一封著名的他写给亨利•怀特曼（HenryWhitman）小姐的信中（1899年6月7日），詹姆斯说：
我反对巨大和伟大的所有形式，赞成不可见的分子式的道德力量，道德力量的有效从个人到个人，通过世界的缝隙偷偷进入，就像这么多柔软的小枝丫那样,或者像水中毛细状的软泥一般，可是却撕碎了坚硬的人们骄傲的纪念碑，如果你留给他们时日，你处理的单元越大，那么生活展示的东西就越空洞、越粗俗、越虚假。所以我反对所有像庞大的组织那样的东西，首先就是国家。反对所有大规模的成功和丰硕的结果；而同情那总是以个体的和不能马上成功的形式发挥作用的真实的永恒力量，它们通常处于劣势，历史在它们作古很久之后，才把它们放到最显赫的位置上去。
这种爱默生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詹姆斯那里走得很远、很远。它对那些现实中艰难困苦的东西产生了真实的移情,而不是赋予一些如何改变世界的非政治观念。詹姆斯相当清楚影响政治变化的途径，他只是认为这些手段并没有足够深刻地符合他的道德目的。在他启迪性的政治评论文章《什么让生活有意义？》中，詹姆斯切中了社会变迁和道德重生的肯綮：
在美国的今天，我们正在遭受来自劳工问题的痛苦折磨；当你走出去，进入世界，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将被世界的混乱所抓住。我使用这个简洁的词“劳工问题''来覆盖所有种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抗议和社会主义的谋划，以及保守主义者对由他们挑拨起来的东西的抵制。这个冲突是病态、让人遗憾的（我认为它在某一有限范围内是如此合适），这种不健康就在于：我们的一半同胞依然停留在对另一半同胞生活的内情全然无知的事实中……
——社会，连同所有这些，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始走向更新更好的平衡，财富的分配无疑缓慢地开始变化；这样的变化一直就在发生，而且一直要进行到时间的尽头。但是如果，在我说过的一切之后，你们中的任何人期待它们将大规模地对我们的后裔们的生活产生真正重大的差别，那么你们就会错过我们整个讲座的意义。生活稳定的意义总是这种一样永恒的事情——婚姻，即无论有多么特殊的不稳定的理想，它都具有忠诚、勇气和忍耐的品质，伴随男人或女人的痛苦——而且无论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无论生活会在何时，那样的婚姻都有可能出现。
对詹姆斯而言，人类人格的道德发展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但远未被社会环境所决定。就像爱默生那样，他禁止让他的人格免于发生重大而根本性的社会变化，相反，他倾向于由道德批判所支持的渐进主义。尽管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评论(受到H.G.维尔斯的费边社会主义著作《最初和最后之事》的影响)，但詹姆斯还不是激进分子或革命家。
詹姆斯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当然没有“超越”政治。但是，像爱默生那样，他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加入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他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明确的民主情感、国际视野以及强烈的道德敏感性。这样的观点表现在政治上是那么无所作为，但是他支持道德完整性,提升个人良知的实践。
詹姆斯的立场就是他的阶级背景、家庭出身以及个人气质的症候。他遭遇的危机都是个人的、存在论上的，而不是政治或经济上的。他有一位离经叛道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父亲，亨利•詹姆斯——詹姆斯家族中最有趣、最复杂的人物——培养他孩子们自由的精神。这个爱默生的好友相信——在他的家庭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独木舟中划桨,特别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因此詹姆斯关注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他们的社会条件。
然而，詹姆斯坚信他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感——特别是对他所在的阶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想借世纪转折点之际的美国文化和个人危机来引导他所在的阶级。他的角色就是中介人，他的责任就是让爱默生式的哲学逃遁和自然神论在新的环境中永葆活力。至于政治，詹姆斯没有任何深刻的见解，甚至都毫无动力说什么。他只是从E.L.歌德金(Godkin)的《国家》中得到了提示，对“什么总是正当的”具有独特的见解,他站在温和的从共和党阵营中叛离出来的政治上超然者那一边。实用主义公共人物(政论家)的任务就是“在火热的激动之下泼冷水，在冰冷的动机那里浇油''。这种公正明智而平心静气的作用包括:调和狂热持有的极端观点,在怀旧和乌托邦之间折中。这样的和解吸引了受过教育的阶层,它赞成他们把改良主义的情感和敏锐的感受性结合起来。在一段描述中，詹姆斯回应了爱默生的思想。詹姆斯说：
大致说来，在一个国家里，从未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基本部分:血性部分，就像它称呼自己那样，具备苍白的反思能力；另一个就是动物的本能部分，好战、嬉闹、激动、自大，因而具有理性、预见、成长获得的秩序、精神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力量的部分和教养的部分……任何国家中的保守分子和乌合之众总会在血性部分中融合在一起如果自由主义缺乏有魅力的领袖，那么自由主义将会停留在上层和下层的磨石之间……自由主义慢热的错误就是缺乏速度和激情。
詹姆斯这里的阶级概念基本上是文化上的,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促使中产阶级获得启蒙，来反对贪婪的人、保守主义以及其他庸俗的激进主义。他对大众的不信任是不能否认的：
我们社会主义的和平倡导者全都绝对地信仰这个世界的价值;代替了害怕上帝和害怕敌人，他们认真对待的唯一害怕的东西就是贫穷，如果他是一个懒汉的话。这一弱点遍及我所熟知的全部学院的文学作品……他暗示真正的无所不在的劣根性。
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阅读让詹姆斯认识到他所扮演的公众人物的角色;阅读是他发挥调和作用的一部分。在一次目标定在为他理想中的支持者而做的发言中，詹姆斯最清晰地阐明了这种角色的地位及其作用，《大学培养的社会价值》发表在1907年10月莱德克利夫大学的美国校友联谊会上，并于1908年12月出版于《麦克卢尔》杂志。这次演讲清楚地说明了他的道德个人主义隐藏下的文化政治思想。
人类的优越感应该被考虑为我们的课题,就像令人厌烦的地铁就是工程师的课题、盲肠炎就是外科医生的课题一样。
我们能为更高级的教育提出的最好主张就是……更好的教育应该让我们遇见一个好人时，能够辨认出他……
按照这种简单的方式，我们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价值该这样来界定:我们比其他人更应该能够预期更有价值、更好的领袖……在我们的民主政治中，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流转漂移，我们大学的男校友和女校友都是唯一永恒的在场，这样的在场对应于更为古老的国家贵族制。我们拥有连续的传统，就像他们所拥有的；我们的座右铭，也是“地位高、责任重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谨代表理想，因为我们没有法团般的自私，不挥舞腐败权力的大棒。我们应该具有我们自己的阶级意识。知识分子!”……
如果民主得到了拯救，那么民主一定就能实现更高远更健康的和谐。如果我们想要使民主打上我们偏好的烙印，我们自己就需要使用合适的调子.那么，紧接着，我们就必须把握来自我们自己老师的东西。到最后，它全部回复到难以计数的个人彼此之间模仿性的行动，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民主的调子具有最有效的传播力量。作为一个阶层，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应该注意我们所具有的传播民主的力量。民主也应该是最崇高的传播力量。
这是詹姆斯的文集中重要的、别出心裁的段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普及者和公众人物，詹姆斯清楚地表明了实用主义的历史代理人——有教养的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目的:为上流社会的文化保存、精英政治的领袖选择和民主适度的扩展培育道德批判的能力。这些段落为什么特别？是因为我们发现詹姆斯振奋了精英主义、传统、集体意识以及社会力量——他在其他地方为之悲悼的观念。此外，他毫无批判地用一种相当具有欺骗性的不完善的方式赋予他所在的阶层以特别的地位。（没有自私？没有腐败？）与爱默生一样，尽管与皮尔士不同,詹姆斯卖力地表明和阐述了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意识形态，其中交织着个体性、和解、英雄能量的主题，为了给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装备他主张的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能力,就是说，训练这个阶级中的专业的和改良主义的元素。
这样的意识形态确实切断了世纪转折之际美国的脐带一它批判了强盗式的资本家的“掠夺性的活力”，批判了企业界大亨“浪荡女神的成功”,批判了工人阶级文化上的狭隘性。在个人的维度，它促进了基本的转换和改造;对社会而言，它支撑了缓慢而渐进的变革。在个人层次，它鼓励持续不断的越界、突破，在社会那里，它鼓吹和解和公允。最后,它赞美个人层次上意志性行为所需的英雄能量;对社会，它培育公正、冷静的判断规制和约束。这样，詹姆斯实用主义的社会根基就是中产阶级的专业化和改良主义的元素，就是中产阶级迅猛扩大而注定要进入政治权力的更高梯队！与此一致，詹姆斯实用主义的文化偏见一远离工人阶级、妇女和有色人种——朝向自相矛盾的民主承诺和对这个阶级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不可靠的忠诚。
这样的社会根基和文化偏见可以在詹姆斯反帝国主义的活动中最清楚地看到（1898—1903年）。詹姆斯反对美利坚合众国在加勒比海和亚洲地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其基本立场都是道德的、爱国主义的。尽管詹姆斯同情受害者,并支持他们追求自决的权利，但是与爱默生对废奴主义的态度一样，詹姆斯之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姿态只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在他自己的阶级和白人同胞中揭示出来的东西之上。诚如我们早先所见，詹姆斯赞成尚武精神和军国主义气质，然而，他反对用这种精神和脾性去达到征服和殖民的目的。这种误用——以西奥多•罗斯福著名的亲帝国主义的演说《坚韧的生活》为例——植根于道德的提升、张扬的命运、“野蛮的爱国主义”等侵略分子们的言辞中。在回应这个演说时,詹姆斯写道：
尽管已界中年生涯……尽管处在一个责任已经足够明确的地位上，他精神上仍然处在青春早期的狂飘突进时期，当他（罗斯福）发表演说谈论人类事务的时候，唯一的着眼点就是它们可能带来的生理激动或生理不适，他滔滔不绝地把战争说成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因为战争要求人们刚健有力，而和平则被说成是哭哭啼啼、分外卑微的状态，后者只适合那些沿街叫卖的无能之辈，这些人活得暮气沉沉，毫无光彩，从未想过更高层次的生活。他不用费半点口舌说明原因——随便选哪个作为敌人都好……他把一切都淹没在强烈的好战情绪的洪流中。
（西奥多·罗斯福）
詹姆斯观察到，他的美国同胞经受着他在一篇众所周知的短文《人类生活的盲点》中写到的一切。在那篇文章中，詹姆斯认为，对那些似乎遥远的、外在的、难以理解的东西，人总是不能采取一种同情的亲切的观点。这种亲帝国主义已经贬低和对象化了菲律宾人，折磨了菲律宾人，特别是对他们人性看不见的那些东西进行限制。沙文主义投身“正义运动”以拯救这个世界，通过传教士努力开化并提升劣等人民和种族，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这种行为是虚伪的，简直就是一种耻辱。
对我们华盛顿当局而言，菲律宾人压根儿就没有被当回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只是着了色的图画，我们就把他们当成妨碍我们的一堆麻烦。当他们按照自己本来的模样存在时，那就与我们相差得太远了，因此很难得被实现出来。
我们都将成为文明的传教士，而且要承担白人的责任，就像往常那样的痛苦……个人的生活都是空无。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命运在召唤，文明必须继续前进！与这些合计起来的言辞相比，可能存在一种对名为“现代文明''的整个傲慢偶像更为永久严厉的控告吗？于是，文明就是这庞大的、空洞的、沽名钓誉的、腐朽的、矫揉造作的、混杂不清的残忍要素和非理性的洪流，它产生了如此这般的果实!
尽管三年后，詹姆斯可能因为哈佛的教授任期而支持好战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罗斯福的总统候选资格——部分原因就是“他心系右派“——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的道德批评是猛烈而高调的。有教养的阶级想要保持的文明正在被他们对刺激、挑衅和满足的需要所毁灭。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沉闷和陈腐产生了激励奋发的需要-----种受到鹰派立场引导的亢奋和激动。罗斯福版的沙文主义吸引了同样一群有教养的阶级,要求具有像詹姆斯一样的心理状态。这样,如果他希望在改良主义者和中产阶级的专业成员之上实施任何重大的心智或道德的领导权,那么，他就被要求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毋庸讳言，他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却很快地转向了更平和的领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詹姆斯对罗斯福醉心“激励和坚韧”的很多描述同样适合詹姆斯自己。此外，詹姆斯的真理表格填满了刺激、满意等词汇。我们此前提到，实用主义的调和作用就是这样的:“生活中每一健全的合理的趋向都可以放在调和的名下!''包容其他竞争性主张的力量，使得实用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驯化和冲淡某些东西。这种祛魅和折中活动的形式之一就是把爱默生主义的偶然性、可修正性观念运用于真理观。不过，由于詹姆斯那里没有皮尔士共同的终极会聚的末世论，在詹姆斯完成其理论推演之后，真理是否还被保留下来是不明确的。
这是因为詹姆斯既不接受真理融贯论，也不接受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就是说,观念之为真,并不仅仅归因于他们如何融贯于其他的“真”观念，或纯粹是因为他们复制或符合了客观的实在。詹姆斯在真理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一位实在论者,按照这种思想，他坚持认为，“有了这种有关实在的任何陈述，如果要被当成真的，就必须与实在一致”。但是他着重考虑如下观点:“新”真理为何变成这样的，以及真理变成这样的过程中人类主动认知的力量起着什么作用。这个可疑的问题,可以根据新的观念颠覆旧的观念的程度、不连续性、瓦解连续性的范围来理解。正如他的文化使命之一就是“和解”那样，詹姆斯的真理观力图用最小的摩擦和向未来最大的开放性.把新的东西和熟悉的东西结合起来。
新的真理就是媒介，就是转换的润滑器。它把老旧的意见嫁给新的事实，这样做时，只有最小的摇晃，最大的连续性。我们认为一个理论为真，恰恰要与理论解决“最大和最小的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比例。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成功明显就是对应一定程度的近似值问题，因此，这里的任何事物都是弹性的、可塑的。
詹姆斯正确地唤起人们对人类价值的注意:譬如优雅、简单和方便。这些人类价值帮我们决断何种理论是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连续性。詹姆斯对传统的感觉——现在的事物中过去的在场——既是保守的又是前瞻性的。他把实用主义与新的东西联系了起来，但是，仍然植根于相似的事物和习俗之中。这位成功的创新者
以最少的修改保存了真理旧有的库存，尽量足够地延伸它们，从而让它们接纳新的东西，但是相信按照这样的途径，案例中尽可能留下相似的成分。过度的解释，冒犯了我们所有的前见，它就永远不能被看作新颖之物的真实解释。我们应该辛勤刻苦地磨平周围，直到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了古怪的味道。个人信念生活中最剧烈的革命就是让他大多数的老旧秩序遗留在那里站立。
跟皮尔士的思想一样，詹姆斯努力把偶然性和可修正性纳入真理理论,这种做法是彻底的;然而,在其渐进主义理论中，他的理论把伯克的传统观运用于知识和真理的生产。当然，新的知识和真理必须建立在旧东西的基础上,但是詹姆斯预设的连续性把“中断”和“瓦解”最少化，排除了颠覆性的变革。
对詹姆斯来说，宇宙是不完美的，由于人类力量冲击着宇宙和世界,世界仍然处在“创造的过程中”。因此探索有关宇宙和世界的真理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偶然性和可修正性的观点。我们发现令人信服的东西与我们在过去的岁月中找到的某些重要的主张可以兼容并蓄！
真观念就是那些我们可以同化、验证、确认、证实的观念……
真理碰巧就是一个观念，它变成真的，通过事件而被弄成真的。其真值实际上就是一个事实、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它的证实自身、它的确证(veri-fication)„它的证实性就是它验证的过程。
詹姆斯的洞见就是，这个过程全然是人的事情（human-all-too-human）（“人类大毒蛇的爬痕覆盖了一切”）。这意味着，不但真值陈述是可错的，而且它们作为真理的价值基本上也因为它们激发了人类的权力（强力）才产生。对詹姆斯而言，真理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的兴趣、利益、需要或欲求的中性概念，而是一个通过加上具体的利益、需要或欲求的价值负载（value-laden）。
真理的领地（远不是存在的目的自身）唯恐是朝向其他重大满意的基本手段……真是无论什么观念开始其证实过程的名字，有用就是经验中完成其作用的名称。真观念永远不会像这样被单独地挑选出来，永远不会获得一个类别名（class-name）,最不是一个名称意味的价值，除非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有用的，等等。
詹姆斯的真理理论证实了爱默生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的个性借助刺激获得普遍的发展，力量通过这种手段得以增强。此外，他的真理观——对“我们”而言的人的“真理”——部分地可以被他的改良主义者和专业化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在旧的和新的、相似的和新颖的事物之间所遭遇的文化困境来塑造。从哲学上说，他的观点是激进的、根本性的;它的文化建议却是保守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个人。
一个新的观点之为“真”，盖因其满足个人意欲把其经验中的新东西同化到他库存中的信念。它一定要依靠旧的真理、抓住新的事实；它在这样做时取得的成功（就像我说的片刻之前）就是一桩个人欣赏的事情。于是，当旧的真理依靠新的真理的递增而生长，这是因为主观性的理由。我们身处这个过程之中，而且服从这些理由……新的观念是最真实的，如果它能合适地发挥克服我们所处的悬疑状态之作用时。
实用主义把它总体的真理概念当成本质上与下列方式相连的东西：在那种方式中，我们经验中的某一时刻引导我们走向另外那应当被引向的有价值的时刻。首先，在常识层面，心灵状态的真理意味着有价值的引导功能！
詹姆斯的主张:证实的过程导致有价值的东西。这只是他尊奉爱默生主义信念的一个陈述。他爱默生式的信念认为，可以依靠刺激的力量提高人类的人格。对詹姆斯而言，问题不是这个过程可能导致的有害的终点，而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开启它们或者到达它们的手段”。
对詹姆斯而言，真理自身，部分而言就是工具——被刺激所鼓动，被改良的信念所提升，并且被那些为了推进个体道德的发展而反抗障碍的奋发图强的英雄所运用。在这一意义上，詹姆斯的真理观与他所属阶级的文化境域和他个人之反抗神经衰弱、随和情绪的战斗无法分开,尽管没有办法还原或等同。因此，真就是善的一种。事实上，詹姆斯自己的宗教辩护——尽管他辩护的宗教是一种非正统的异质的类型。展现在他的著作《宗教经验种种》(1902)里——不是依据他对中产阶级虔诚的劝诱，而依靠他的如下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创生了人类的英雄能量.推动了个人的奋斗！
坚忍不拔之性情的能力深深地潜藏在我们自然的人类可能性之中，即使那里并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的根基，依凭它才能相信上帝。人们也将假设一个，以此作为生活艰辛的屏障,进而从存在之活动最严峻的可能性中摆脱出来。在一个我们相信那儿唯有有限的请求者的世界上，我们对具体恶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我们对待另一个世界存在之恶的态度，在那里，为了满足无限需求者，我们快乐地面对悲剧。任何一种能量和忍耐，任何一种勇气和处理生活之恶的能力，都在拥有宗教信仰的人那里得到释放。因为这些理由，这类坚韧的品质，在人类历史的战场上，总会比那种随意的品质更能经久不息，而且宗教将把非宗教驱赶到墙角。
当桑塔耶那写道:“詹姆斯没有真正地相信;他仅仅信奉相信的权利.即，如果你相信了，那么你就是对的。”此时，桑塔耶那的确很有见地。但是，桑塔耶那却不是正确的。詹姆斯确实相信一例如.一个无限的神——可是他真正的信念是爱默生式的崇拜:人类的意志和奋斗！
我对詹姆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社会性阅读回避了这种通常的误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不是主观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摘要、重述（或者是它们轻率的一面之词，怀疑主义因为它拒斥了所有形形色色的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然而却保留了一种实在论的存在论。它不是粗鲁地诉诸行动，在行动中，新的观念要为真,就必须符合此前的观念。这种适合与行动相关，但是绝不能还原为行动。
詹姆斯的真理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对我们如何到达真理的解释•它也提供了真理是什么的解释。这个解释把真理放置在证实过程的终点，尽管它仍然留下了偶然性和可修正性。让真理成为时间中的东西，意指追求新的基本的真理。任何真理都经受着变化，尽管最好的可资利用的真理可以得到保证、可以接受.最后，詹姆斯的真理观既不是反理论的，也不是反理智的——它仅仅拒绝了理论主义和理智的至上地位。它强调明晰具体,特殊和有效--相对于深奥抽象、一般和模糊——包括观念、概念以及理论。它只是贬低了无活动的、神秘的、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清楚的东西。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真理观,相比于皮尔士的工作，尽管远不是那么严格地通过推论而得出的,但还是以一种严肃的美国方式介入国际哲学对话。这一理论的主要影响就是把有关真理的谈话转向了有关知识的谈话，进而从谈论知识转到谈论人类力量和实践的成就。因此,詹姆斯保留了一种真理符合论,但是它没有什么害处，在这种真理观中，合理的可接受性就是我们接受了真值主张的测试。简而言之，詹姆斯贬谪了真理，却没有消灭它;他把知识时间化，并把它与人们的满意和成功相连。有时,他似乎正在把证明或本体论的主张混同于知识的东西。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真理和本体论在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中几乎不起作用。就是说，它们原则上根据辨明和认识论得以被解释,而不是分开进行的。其他时候，詹姆斯某些流行的词汇，譬如观念的“兑现价值”或者概念的“方便”暗示着一种庸俗的实践主义或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这仅仅是因为詹姆斯特别强调活动和真理获得过程中的动态特征，反对他那个时代抽象的、消极的理性主义版本。正如我们早先论述的，詹姆斯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没有布尔乔亚的俗气;他拒绝了世纪转折之际美国财产权式的个人主义。
在詹姆斯那里，美国实用主义看到了时代的光芒。以爱默生式的逃避和自然神论为根基,在天才人物皮尔士的首创下，在詹姆斯那里，美国实用主义找到了它的推广者和改宗人。在很多方面，詹姆斯突出了实用主义早期阶段的张力:对专业主义的专业化的轻蔑;喜欢在极端和古怪之间进行调和,政治的道德怀疑论者；一位看到了科学范围有限的老到医生;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对美国式自我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批评——最后，一个实用主义者，在充斥学院头衔的年代，以“哲学家”的光荣地位而自豪,然而却确信哲学就是一种与“发烧的个人野心”(一个爱默生式的雄心,试图让充满嘈杂的宇宙安静下来而又无须惊动它的主人)相连的“致命的疾病”。乔治•桑塔耶那笔下的詹姆斯也可以用来描述爱默生,尽管对皮尔士不那么贴切：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詹姆斯根本就不是哲学家。他曾经对我说:“哲学将会是什么样的咒语啊！如果我们不能全然把它忘却的话。“换一句话说，哲学对他来说，跟对其他很多人不一样，是生活中的安慰和避难所，如果没有哲学生活，他将一直处在不满意的情境。那可能是不适宜的。因此，他期待着建造一座大厦般的哲学宫殿。为了善的生活到达那里，并生活在大厦里。但是，哲学对他来说就是一座迷宫，在迷宫里他碰巧发现自己正在徘徊，他拼命地寻找着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