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的原初思想探源（专题讨论）

主持人：张一兵

[主持人语]本组专题讨论围绕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展开，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MEGA2研究小组近期完成的最新成果｡马克思完成于1850—1854年的《伦敦笔记》，呈现了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性原始资料占有和思考过程｡也因为这一重要文献没有译成中文，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始终是一个长期空白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笔记文献中，马克思第一次深入到经济学理论逻辑中，从资产阶级货币和通货理论中捕捉到走向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道路;面对工业生产工艺学史的复杂语境，马克思再一次锤炼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机制;在完整了解欧洲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野蛮奴隶制现实的前提下，马克思确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认知基础，等等｡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笔记的研究，也是我们面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甚至《资本论》等经典文献时需要作深入了解的重要思想史背景｡

[关键词]马克思；《伦敦笔记》；劳动；资本；剩余价值

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思想实验空间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从1850年9月开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依马克思自己的描述，这种研究通常是“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1]。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因为在这里，他将开启自己原创性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恩格斯语)的理论探索进程，并形成关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如果说，在1845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暂短地停留于欧洲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而这一次，马克思则直接生活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伦敦。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他新的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思考服务。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其中他亲自标出序号的有24本，约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大部分保留下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2]但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笔记文献群，除去“李嘉图笔记”(II-III)[3]以外，绝大多数文本都没有译成中文。

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原创性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所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直接思考前提。我的新认识在于，《伦敦笔记》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生成的缘起之处。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预示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而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与穿插在笔记之间的一些手稿中，更让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下一步思想实验的最初构想和复杂构境脉络。显然，这一科学思想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马克思多次遭遇方法论和理论构序中的难题与困境，但他都以无畏的科学精神，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攀登到科学的顶峰。

但是，不仅马克思在进行《伦敦笔记》的写作时遭遇了重重困难，而且《伦敦笔记》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我们该如何“打开”这一复杂的笔记？我认为，对《伦敦笔记》的深入研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思考《伦敦笔记》中“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在我看来，《伦敦笔记》处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转换的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透视为生产､再生产和人的生产活动。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之中，为什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社会历史原则似乎不见了？在这里，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物质生产去哪了？必须承认，马克思在《大纲》中仍然坚持了物质生产为决定性的广义唯物主义原则，但是仅仅坚持这一原则是无法勘破资本主义经济王国颠倒秘密的。譬如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实证的角度看到现实历史的发展就是物质生产的过程，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当然是没错的。然而，物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无法解决究竟是什么在创造财富的问题。而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现实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必须将思考点从物质生产转向劳动话语，从实践辩证法和生产辩证法回到劳动辩证法。这一转换的关键就是要去讨论劳动辩证法是怎么被掩盖起来的，所以我将其称为狭义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全新视角。如果没有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就无法对建立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4]之上的经济王国进行彻底的批判。

由此看来，处于中间环节的《伦敦笔记》就显得尤为重要。让我们首先以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物相化的认识论革命为例，来进入马克思方法论转换的思想构境。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认识到，除去使用价值，“商品具有交换价值(Tauschwerth)，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besondre Existenz)”[5]，这就很深地涉及了不可见的“交换价值”的特殊在场表现形式问题。这里的besondre Existenz(特殊存在)，当然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定在，而是货币和资本这些特殊的经济事物看起来有灵魂的生存。Existenz在德文中，主要指生存。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后来在《大纲》中思考交换价值事物化颠倒和在《资本论》中提出价值形式问题的最初缘起。如果说，商品物的使用价值是在第一层级非物相透视中呈现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可直观的效用性负熵关系，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则会是交换关系客观抽象出来的非直观的一般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只是这种不可直观的经济编码关系，在商品交易中必须通过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在场物的此—彼错位方式表现出来。用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原话来说，就是“财富的这个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Jenseits)，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事物，商品(Ding，Sache，Waare)”[6]。这里的Jenseits在德文中，意为远离此岸世俗生活的彼岸世界。这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一般社会财富这种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社会定在=价值关系)，颠倒地错位表现为自身之外的经济事物，即商品和货币的经济定在。这构成经济物相化活动的核心起步。应该指出，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出现的一般生产物相化不同，这里的经济物相化透视从一开始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的批判性证伪。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考开始超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构境层。这表明，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第一层级的一般物相错认，经济物相化反而是社会关系重新以对象化事物为自己的在场表现形式。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象性存在的货币(金银条块､铸币和纸币)不是它在物相化与境中的自身(使用价值)，这种特殊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是以双重消失的奇特编码方式表现了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关系本质。显然，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双重消失”，恰恰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并不能有力透视和解码的特殊显象。因为，即便是把到场的货币物(第一重消失)透视和归基为劳动塑形与构序的活动和用在性关系(制作铸币或印刷纸币的具体劳动)，也无法真正科学地认识这种活动和关系经过交换中介，重新再变为到场物性实在(第二重消失)的经济物相化本质(抽象劳动)。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危机，应该也是促使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重新登场的迫切需求。

第二，串联相关读书笔记，从关联性摘录中去发现《伦敦笔记》不在场的文本与思想。如果细心梳理《伦敦笔记》中出现的人物和著作，不难发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在之前的笔记摘录中也出现过，甚至很多著作出现了重合。那么，我们不禁要发问：马克思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段反复摘录相同的经济学理论或著作？相同的摘录内容又呈现出怎样的异质性思想？例如，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摘录和评论贯穿了马克思学习经济学的始终，从《巴黎笔记》《1844—1847年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到《伦敦笔记》都有李嘉图的身影，但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看法出现了变化，甚至在同一个笔记中对李嘉图的思考都是异质性的。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先后在第四笔记本(第55—61页)和第八笔记本(第19—65页)上，两次专门摘录和思考英文原版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ed.,1821)。在这里，马克思的摘录是通过将英文转译为德文完成的，偶尔也保留一些英文。而早在《巴黎笔记》中，他就在第四笔记本中摘录了法文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李嘉图笔记I)。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人本主义话语构式中简单否定李嘉图的经济学。他在《巴黎笔记》中对李嘉图这一文本的关注焦点，通常是经济学语境之外的“非人道”性质，与《伦敦笔记》中客观对待李嘉图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仔细观察马克思《伦敦笔记》中这两次对李嘉图同一文本的摘录，我们会发现，这竟然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构序逻辑，第四笔记本中的摘录的思考点仍然是货币理论赋型，即当时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矛盾和复杂现实斗争的聚焦点，特别是格雷—蒲鲁东之流的所谓“劳动货币方案”[7]。在那里，马克思还专门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书名后标识出“(货币学说)”[(Lehre vom Geld)][8]，我将这一笔记称为《巴黎笔记》中“李嘉图笔记I”之后的“李嘉图笔记II”;而第八笔记本中的摘录，则突然转换到对一般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关注上来，我将其称为“李嘉图笔记III”。在后面的第十二笔记本中，马克思还摘录了李嘉图的另外两个有关地租理论的文本。[9]我们不得不钦佩马克思对理论的把握是进步飞速的，也必须承认此时的马克思正处于一个思想急剧变化的阶段，过去做过的所有读书笔记都在马克思不同方法论的统摄下发挥着异质性的作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1851年初，马克思大约是在开始写作《伦敦笔记》第七笔记本的同时，还专门写下了一个单独的加工性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以下简称《金银条块》)。[10]这里的“金银条块”，是指没有铸成货币的黄金和白银。这是一个由两个笔记本构成的独立笔记。这一手稿遗失了12页。这是他在“李嘉图笔记II”之后，对自己前两次经济学研究时写下的《巴黎笔记》《1844—1847年经济学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等经济学理论的再次摘录，以及刚刚完成的《伦敦笔记》前几册中涉及的众多经济学家关于货币问题讨论的一种专题性的思考。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及“我的眼病是由于翻阅自己的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这样做，即使不是为了撰写著作，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进一步加工做好准备”[11]。依我的推测，这应该是马克思在初步了解了李嘉图关于货币的看法之后，觉得需要集中精力再系统地厘清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的货币理论的发展线索。在《金银条块》中，面对80多位作者，马克思对其中的52位作者的63本论著的观点作了比较性的研究，并概括了一些相近的主题，其他24位作者只留下了一些标题。这里，也包括了他从《经济学人》以及《伦敦百科全书》等文献中所作的相关摘录。在这一重要的比较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没有再关注《伦敦笔记》前期摘录的众多信用—通货理论，而是更加集中于自己原有经济学笔记中关于货币基本理论问题的摘录，并写下了一些有明显引导性的评注。我认为，《金银条块》本身就是一个理论逻辑聚焦的思想实验，马克思在找寻自己在经济学理论中的真问题和突破口。从手稿的内容来看，一方面，是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格雷—蒲鲁东主义聚焦的货币问题研究中需要格外关注的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这些观点中可能出现的空白点，这是他随后的李嘉图笔记III中需要开始思考的一些焦点，甚至是今后马克思自己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入口。另一方面，手稿中也包含了马克思明确指认为货币理论中错误观点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然是马克思为自己以后在研究中进行理论批判所准备的。在这一手稿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对已初步研究过的学术资源的再思考和再加工的思想实验。从马克思的摘编线索和加写的提示来看，他在《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不少重要的理论思考点已经在这里得以确认。

第三，打通学科壁垒，从经济学摘录中去透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变化。在我看来，我们对《伦敦笔记》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就《伦敦笔记》本身而言的，问题不在于把《伦敦笔记》当作纯粹的经济学或工艺学理论，而在于把握这个笔记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我认为，马克思进行《伦敦笔记》的摘录起源于“双重危机”：一是现实中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二是马克思的思想危机，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1849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突然意识到，资本并不仅仅是经济学中可见的厂房和机器，而是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12]这导致他开始去思考资产阶级社会背后看不见的关系是什么，也促使了马克思开始第三次经济学研究。

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伦敦笔记》时，研究重点不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中转圈，而是要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在整个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深化，即在经济学中抓住哲学。不论是《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居利希笔记》，还是现在的《伦敦笔记》，马克思都不是想在其经济学研究中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是要借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矛”，攻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王国秘密之“盾”，从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经济学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和学习的立场都是批判性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批判中呈现出了异质性的范式。而马克思对历史学､地质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摘录，看似与历史唯物主义关联性不大，但其实也是为其总体理论服务的，这些内容恰恰从侧面助力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生成。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面向无产阶级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能让无产阶级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我们的研究也要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去探究马克思是如何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一步步揭示出来的。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透视马克思在经济学摘录背后看不见的哲学话语。马克思在《大纲》中有一段重要的表述：“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Organisation der Produktion)。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Gliederung)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Trümmern)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Die Anatomie des Menschen ist ein Schlüssel zur Anatomiedes Affen)。”[13]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表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欧洲历史上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其实，这也意味着在这种生产组织之上建立起来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赋型生成了愈益复杂的社会物相化构式，由此，表现这些经济关系赋型的认知范畴和观念，可以历史性地透视那些已经消灭或正在消逝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过去，我们常常将解读重点放在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关系上，但是如果结合马克思的笔记来看，则会发现，这段话其实隐含了双重历史性构境意向：一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并非只是存在一种独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社会进程的内部内含着过去旧的被祛序的生产关系的“残片”和遗存定在，比如社会脱型中残存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但资本的关系恰恰是在封建社会赋型的解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二是原先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中“只是征兆的东西”，但后来发展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生产方式，并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居利希笔记》和《伦敦笔记》正是这种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差异性分析的重要理论来源。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梳理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请注意，这一历史性分析是线性的，是围绕欧洲的历史发展而书写的，但是全球的历史发展现实则没有那么简单。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殖民问题，他首次认识到是资产阶级各国在亚非拉美各地的不平等交换和殖民主义奴役，创造了欧洲国家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累的充分条件。马克思看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鸦片对中国的不平等贸易，在英国人用枪炮强行推销的鸦片销售中，“鸦片获得了对大部分人口的不屈不挠的统治;罪恶与日俱增，暗中交易愈加危险;自1833年东印度公司解散以来，鸦片贸易一直为私人商人所利用，通常所投入的巨额利润使他们在追求鸦片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因此，中国沿海大祸临头，白银几乎穷尽外流”[14]。这段描述，无疑会强烈冲击欧洲人民从小被灌输的“欧洲中心论”，这也使马克思不得不去关注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他突然发现东方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与所有欧洲人写的欧洲史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花了更大的篇幅去摘录殖民问题。历来，资产阶级对自己进行殖民主义野蛮杀戮和统治的罪行，都是尽力粉饰和遮蔽的。在对普雷斯科特《墨西哥殖民史》(W.H.Prescott,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1850)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说法，西方人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强盗般地侵占､杀戮和掠夺其他民族人民的财富的罪行，被说成是建立在“地理学—地球知识(Geographie-Erdkenntniß)——只能来自于扩展的商业和建立在人为需求或开明的好奇心(enlightened curiosity)之上”[15]的科学发现(Entdeckung)实践。似乎，正是这种了不起的科学探索精神，鞭策着欧洲探险家们“发现”美洲新大陆､“发现”非洲､“发现”澳洲和“发现”东方的新世界。马克思当然不会认同这一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幻想，他看到的是所谓地理发现背后的资本驱动力与血腥的殖民扩张。在对黑伦《欧洲国家体系及其殖民地的历史手册》(A.H.L.Heeren,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und seiner Colonieen. Dritte Auflage.Göttingen，1819)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这样的定义：“欧洲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产业(Besitzungen)和移民区(Niederlassungen)都称为殖民地(Colonien)。”[16]这里对殖民地的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在他性空间中建立的谋求欧洲资本经济利益的Besitzungen(产业);二是通过移民占据的新的领地。这促使马克思去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非常复杂的多重生产关系的组合，从而砸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线性的时间逻辑，固定的所有制历史阶段无法去解释欧洲以外的社会历史。并且，马克思还发现，欧洲居然在美洲大陆重新制造了在欧洲已经完全消亡的奴隶制，甚至被奴役的土著人并不是殖民者眼中的人，而是如同自然物一样的劳作“资源”，所以这是一种可以随意耗尽的我—它奴役关系。为了能够维系这种可怕的殖民统治，远在欧洲的“西班牙法律对印第安人的最大原则是使他们永远处于不成熟的状态。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他们被剥夺了签订法律合同和承担责任的能力”[17]。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复杂空间布展使马克思去透视资本主义历史背后被遮蔽的关系，也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进行深化。

所以，《伦敦笔记》从表面上看似是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劳动价值论､工艺学､历史学等的独立摘录，却为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通过对经济学内容的哲学思考，去透视商品背后的交换关系､剖析货币不是它自身的异化关系，去一步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秘密，进而创造科学经济学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我们可以认为，《伦敦笔记》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的理论宝库，有待于研究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再次攀登上科学的高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2页｡

[2]《伦敦笔记》将全部发表在MEGA2第四部分的第7—11卷｡现已出版的有第7卷(《伦敦笔记》第1—6册,柏林,1983年)､第8卷(《伦敦笔记》第7—10册,柏林,1986年)和第9卷(《伦敦笔记》第11—14册,柏林,1991年)｡第10卷(《伦敦笔记》第15—18册)和第11卷(《伦敦笔记》第19—24册)即将出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4卷收入了马克思《伦敦笔记》中有关李嘉图的主要笔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153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316-328;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8, Berlin: Dietz Verlag, 1986, S.326-404. 马克思在第七笔记本中还摘录了李嘉图关于金银条块问题的两篇文章(David Ricardo,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notes, London, 1811; Reply to Mr. Bosanquet’s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 of the Bullion Committee, London, 181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8, S.191-1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9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I/15,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4, S.565.

[7]这一理论批判的始作俑者是李嘉图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如格雷､布雷､汤普逊和霍吉斯金等人,尤其前两人系所谓劳动货币理论的创始人,至于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达里蒙,不过是受格雷等人的影响罢了｡格雷在1831年发表的《社会制度———论交换的原则》(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他所设想的劳动货币交换方案,幻想在保存商品生产的前提下取消货币｡他主张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劳动货币｡他以为只要实现了这种货币制度,贵金属将失去它们对商品的特权｡格雷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商品生产者销售商品困难,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原因在于以金属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废除金属货币采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并把生产的产品按劳动时间估价交给银行,银行给予收据,劳动者再凭收据向银行提取他所需要的任何物品｡这样,既能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又能避免资本家的剥削｡在后来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银行改革》,1856年)的“劳动货币方案”中则进一步提出,只有货币才能直接同其他商品相交换｡而要使得其他商品能够直接相交换,就必须:(1)废除金银作为货币的特殊地位;(2)增加商品的“可兑换性”｡而增加商品可兑换性的办法是给每一个商品贴一个标签,注明它是多少劳动小时的产品,然后商品所有者就按注明的劳动时间相交换｡

[8]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316.

[9]这两个文本分别为李嘉图的《论谷物低价格对证券利润的影响》(1815年)和《论对农业的保护》(1822年)｡

[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8, S.3-3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14]Karl Marx, Exzerpte aus Gustav von Gülich,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VI/6,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329.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译稿｡

[15]Karl Marx, London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9,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1, S.433.中译文参见张福公､李亚熙､付可桢译稿｡

[16]Karl Marx: London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9, Text, S.505.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李亚熙､付可桢译稿｡

[17]Karl Marx: London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9, Text, S.436.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李亚熙､付可桢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