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歌（下）

作者：樊尚·考夫曼

文章选自《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南京大学出版社）

居伊·德波一生都在刻意地避免传奇，避免把传奇与可视物、表象以及当前越来越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自传风潮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拒斥后来很快被称作景观的东西。他从来不遵守强加于生活的可视规则。他创立自己的规则，创作文本和影像，以避免受到完全世俗和总是如同侦探片般模糊的当代传记评判眼光的暴政。他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这种挑战被错误地解读为对影像的固有仇恨。但是，他竭尽全力拒斥一切试图认证、指定和适应的评判。为此，他进行了真正的战斗，这是他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深刻内核。

樊尚·考夫曼，1955年生，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法律与社会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从事法国文学、文化、媒体、自传文学与以居伊·德波为主的先锋文学研究。

就列斐伏尔的情形而言，如果声称他和情境主义者在相同的立足点上，仍然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分享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当我们更近距离地考查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或野蛮之间的调和的尝试，它恰恰是如此显著的共同之处的不足。换句话说，并且比列斐伏尔的情形更加确切，导致与“社会主义或野蛮”分裂的（可以被称作“温和的决裂”的，没有冲突或争论，客气却很坚定），是这一组织对总是表现德波和他的作品的诗歌——文化观点的不让步：一方面，一个为了（重新）建构日常生活的诗歌的计划；另一方面，关于西欧共产主义党派衰退的警告征兆的无趣推断。①关于唯一有疑问的，由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发展起来的，去观察作为他生活中一个决定性时刻的他与极左理论家的遭遇，需要一种高度的短视。但这样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坚持于作为一个理论家来了解他，或者正如先前一个被对诗歌的关注、被一个再创造交往的计划一样受控制的限定为“社会学的一个时期。

亨利·列菲伏尔（1901-1991年）

这一证据可以在众所周知的题为《对有意识地改变日常生活的展望》的《会议》中找到，发表于他与“社会主义或野蛮”决裂的两个星期后。德波为关于亨利·列斐伏尔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领导的日常生活研究小组记录了谈话录音。后来它被发表在《情境主义国际》杂志上。②

①对于这些我认为基本的理由，应该被添加其他的，在此时同样重要。德波怀疑地看“社会主义或野蛮”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论点和组织本身或者那些类似它的结构之间的差异。在一封他于1961年5月寄给“工人权力”组织（该组织已经从“社会主义或野蛮”中分离出来）的长信中，为了解释为什么他退出，他把组织称作“老师”和“学生”或者“演员”和“观众”之一，和“压抑的角色分离”《信札》，第2卷，第82-83页）。在他决定不去大学之后十年，德波仍然显现出不再着迷于一个本质上与学生运动和如他所说少量仅仅正超时工作的老师有关的组织。

②居伊·德波：《对有意识地改变日常生活的展望》，《情境主义国际）第6期，第20-27页。德波的谈话标注日期为1961年5月17日。

杂志《情境主义国际》第6期封面

谈话的形式和标题突出了列斐伏尔的立场和情境主义的立场之间的距离：CNRS应该得到一台磁带录音机，而不是更多，并且能够几乎不被认为是情境主义国际战略上的目标的一部分。①

在这里，它是一个在日常生活观点上的意识改变的问题。德波的态度不是一个社会学家那样的。他的观点意味着一次实践，甚至一篇诗论；日常生活应该以情境被建构的方式被改变。记住德波的观点是总体化的也很重要，如同它已经处于此时期，当都市主义被定义时，因为这个原因，如同一元化的。利用列斐伏尔所定义的日常生活，在其中日常生活是当我们已经从有生命的体验中吸取所有专门的活动力所保持的，他提出了一种逆转，经此日常生活，所有活动力的剩余部分，就被假定处于任何事情的中心，因为它不是专门化的：“我们必须再一次使日常生活成为任何事情的中心。每个计划开始于那里并且每个认知返回那里呈现它的真实的含义。日常生活是任何事情的标准：来自于实现，或宁可不实现，关于人类关系的；关于有生命的时间的，关于探求艺术的；关于革命的政治的。”②

居伊·德波（1931-1994年）

①德波在他谈话的公开段落讨论他的选择：“因此，通过一个习惯形式的细微替换去揭露这也是日常生活，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这些用磁带的文字的整理，并不精确地说明在一个在技术世界边缘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技术的集成，而是利用最简单的机会去和伪合作、虚假对话的现象决裂，该现象建立在演讲者‘亲自’和他的听众之间。这种舒适的细微的破坏可以用作专注于质疑日常生活（一种其他方面的完全的抽象调查），讨论会本身，和那么多其他时间的应用的安排一样，或者目标，声称是‘正常的’、我们甚至看不到的安排；和根本上限制我们。”（同上，第20页）德波对于交往的态度是一贯的消极。由此而论，他的姿态是它本身一种情境的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反情境的决定性的建构——一种通过技术手段复制的现在的样子的谴责。

②同上，第21页。

日常生活是总体化观点的主旨。或者，更准确一些，它是以总体主义的名义去再创造的，面对被景观社会所强加的分离和剥夺时去被恢复。一个人可以甚至说，唯一的完全避免只是成为一个事件（或者更差，一件退化成为一个事件或景观的分离的艺术品）的建构情境是已经被完全地（重新）建构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专业化活动的剩余物，它将成为所有事情的标准，通过专业化的再挪用和分离的活动。从这个观点来看，日常生活是私人生活的对立面，这是分离和专业化的产品。私人生活是被剥夺每件事情的日常生活，沦落到只是专业化活动的剩余物，被剥夺了它自己，同时被陷入到分离和交往的缺席：“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私人生活被剥夺了什么？'很简单，生活，残酷地缺席了它。人们被尽可能地剥夺交往和自我实现。可以更可取地说：被剥夺去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能力，作为个人。”实现从私人生活到日常生活的转变，意味着被景观社会的时空征用的交往的再创造形式。“这个社会趋向于把人们分裂成孤立的消费者，去防止交往。日常生活因而成为私人生活，分离和景观的领域。”

赌注当然是有关政治的，并且只能由革命来实现，因为这么多的正悬而未决。但是这个“这么多”也是诗歌的事情，一个生活风格的问题，或简单的方式。德波自己似乎犹豫作出如此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主张，留下他的意见——和风格的问题——不完全的：“肯定地响应关于贫困的本质这个问题，论点只能以富裕计划的方式阐述：一个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计划，或者简单的一种方式……”

离开私人生活到一种再创造的日常生活——革命，换句话说——也是一种诗歌，一个风格的问题。因此，尽管情境主义的“社会学的”转变和大规模地从情境主义国际离开的艺术家，德波在1962年之后继续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学之外。他试图占据一个永远是他自己的空间，在那里他继续尝试把革命和诗歌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这里理解为一种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形式。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出现几篇关注这个特别观点的文章。超出任何时候，情境主义国际紧贴诗歌和革命之间的边沿，它们在柏林达达主义刚果革命的巧合，在某些出版的文章中被相当引人注目地预见了：

“他们设法使我们忘记真正的达达主义是德国的达达，一定程度上在1918年停战后德国革命的发起是必然的。如此一个关系的必要性，没有为任何今天采取一个新文化立场的人而改变。很简单，这个新生事物必然在艺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被同时地发现。

今天被大多数反动的制定谎言的辩护者从达达主义所借用的简单的伪交往，没有任何价值，当创造新的最简单的交往很急迫时，和最复杂的实践标准一样。最配得上的达达主义的继任者，它的正统的继任者，存在于1960年夏天的刚果。在很大程度上相比其他地方而言，已经被控制于初期阶段的人民的自发反抗，只是当为它的剥削的合理性的——比其他地方更与众不同——开始动摇时，导致了他们统治者的外部语言的意外挪用，通过诗歌并且以行动的方式。在此期间刚果人的表达值得尊重的体谅，以便我们可以认可唯一交往可能的高贵和效力（例如，诗人卢蒙巴[lumumba]的作用），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与日常生活的干涉，世界的转换联合起来。”

据情境主义国际所说，刚果革命引起了统治者语言的挪用和再挪用，凭此它与交往的（再）创造相符：诗歌在行动，诗歌成为行动。革命帮助实现了在柏林达达主义所可能早已发生的一切，在与德国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军事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时期，如果后者已经成功的话。在他的《情境主义词典前言》中，穆斯塔法·卡亚迪再次恢复了给予德国达达主义的时机。这是要求说任何事情的权利的、可仿效的计划的功劳，但是它在转变这种“说任何事情”到“做任何事情”时失败了。“如果不能自由做任何事情，说任何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达达有一个实现的机会，在斯巴达克思，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后来的失败使以前的失败不可避免。”由情境主义者对达达主义的重新估值是一件有趣的事。通过强调柏林而不是苏黎世或巴黎作为它的最真实的时刻，他们关注于最少的奇观，最少的戏剧性，最模糊的外表，一个被诱惑去说，伴随着斯巴达克斯党党员起义的失败完全消失了的那一个。同时，他们选择了极像两年后情境主义国际所变成的模样的那一部分达达主义，在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中的和之后的。

但是卡亚迪的论点也很有意思，从一种理论化观点的角度来看：只有你也能做任何事情时，说任何事情才有可能一作为一种语用学形式的革命的诗歌。能够说任何事情，讲话必须立即可转换成行动，它必须是表述行为的，一个人必须执行。交往的真实性是与行动和联合行动相对照作出评价的，没有这些，言语在表达中被招安，对景观开放的通道。什么是革命的言语？它是扯去表象的言语，任何形式的表象，并且立即转向它通过表达方式引起的实践。德波对于由“社会主义或野蛮”发展起来的委员会主义理论的兴趣，也可能是与言语特殊的联系的结果，占据或利用语言的一种非凡的效果。它起因于他与表象的联系（无论它是艺术的、语言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起因于一个为一种绝对直接的利益废除所有形式的调解的，长期存在的计划。

在这个背景下，1963年1月发表于《情境主义国际》第八期的一篇题为《国王的人马》的文章，据我看来，是任何时候在评论中发表过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之一，并且是一篇最明确地表达情境主义国际在政治和文化的结合点方面有独特立场的文章，一篇显然相当远离“社会主义或野蛮”所关注的东西的文章。如同在卡亚迪的《被俘虏的词》，这里的出发点是经由统治阶层对语言的控制，这剥夺了它交往的功能——它的诗歌的力量。在身份地位和交往之间没有可能的兼容性：“哪里有交往，哪里就没有身份地位。”权力是建立在语言的挪用的基础上，一种无产阶级化的形式。它迫使语言放弃它的劳动力——巴塔耶的“言语的工作”的思想。①

乔治·巴塔耶 （1897-1962年）

“言语致力于代表生活的执政组……在政权的监督下，语言总是表明一些不同于真实的生活经验的事情。全部的敌对存在的可能性是很确切地。语言机构里的混乱已经变得那么大，以至于被政权所利用的交往作为一种欺诈和欺骗被公之于……

政权依靠窃取的财产生活。它创造不出任何东西，它在休养。如果它创造了言语的含义，将不会有诗歌，而只是仅仅有用的“消息”。我们将决不能用话语来彼此对抗，并且每一次拒绝将是在它范围之外的，将是纯粹的字母主义。无论如何，如果语言不革命诗歌将会怎样，如同那些与在世界历史中——和私人生活的历史一样——的革命时刻不可分割的？②”

①关于“文字的工作”的宣称，出现在一篇致力于想象考虑这一作品的一种字典的文章中[见短篇，“密告”，乔治·巴塔耶的《作品全集》，第1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0年），第217页]。带着这种概念，情况常常如此，巴塔耶也抨击了他所认为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诗歌，他们喜欢文字游戏的，“做爱”词，是用来自于第一期《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布勒东的措辞。但是对于《国王的人马》的出发点也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立场的明确的排斥，和其他吹牛游戏的参赛者的外行一样：“与聪明人可能所声称的相反，文字不能游戏。他们不是如同布勒东所想的做爱，除了在做梦。”（《情境主义国际》第8期，第29页）

②同上，第29-30页。

了解了这些，就很容易去了解为什么《情境主义字典》从未出版过，因为它只是由发现它的语言并开始交往的日常生活的所有非凡和历史性的再创造的全体而构成。对于巴塔耶来说，一本解释言语的工作的字典只能发生在写作中。对于情境主义者来说，它与革命相符，一个无限开放的整体，和个体生活的（再次）建构。同样让人惊讶的，是未预料到的“字母主义”这个词的使用，一种连贯性和进化两者都有的符号。字母主义是统治的语言的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争论余地地是一次诗歌的行动。但是它是一种语言的表面的拒绝，包含躲避的（可听懂的）的一种拒绝，它挑战了统治阶层以一种专制的形式要求的交往的假象，不是来自于交往，而是来自于非交往。同样的，它可以被认为是现代诗歌的历史的顶点，在《国王的人马》中描述的作为反抗的历史，一种对已经被统治阶层伪造并没收的交往的一种形式的拒绝。

在这个时候，情境主义国际的社会学阶段正处于全盛时期。但当我们更近地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形时，我们发现，尽管艺术的问题现在在他们之后，同样的是诗歌的不真实（在广泛的意义上），这些已经成为德波和他的同事们关注的焦点。如《国王的人马》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在情境主义国际和整体理论如此（1968年）间，比“社会主义或野蛮”提出的论据更为接近的。①

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年）

很难想起阿尔托——至少他生活的一个方面——其他很多后来被诗歌语言革命的信徒所提倡的人，当我们读如此一个声明时：“信息是政权的诗歌（法律和秩序的主张的反诗歌）。是媒体仿造了一切。相反地，诗歌必须被理解为事实上直接的交往和真正的那种现实的修正。除了被解放的语言外没有任何东西，恢复了它的丰富和打破了它的含义，立刻恢复言辞、音乐、哭喊、姿态、绘画、算术、事件的语言。”②情境主义诗歌在为政治的服务中是记号语言学（朱利亚·克里斯特瓦觉得，也就是说，到它位于反对符号的程度）。

①我不是试图直接比较两个历史上法国的最后两个先锋派组织。我只不过想指出与通常先锋派形态和逻辑特性有共性的情境主义者的语言的、诗歌的和政治的关系。他们的关于太凯尔的研究立场（此时此刻主要在将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明显地在阐明《国王的人马》的照片中，它代表了“阿尔及利亚和写作”。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辆覆盖了支持FLN（民族解放阵线）标语的汽车。在肖像的下方是来自于罗兰·巴特的引用，摘录自《写作的零度》，断言“写作恰恰是这种自由和回忆之间的妥协，它是这种记住并且在仅仅选择的姿态中是自由的回忆的自由，但是不再是如此在一个时期之内。确实，现在我能够挑选如此这般的写作的模式，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我们的自由，渴求新奇的新鲜或者一种传统；但是没有逐步地成为其他人文字的并且甚至是我自己的一名俘虏，我已经不再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去发展它”。同样，即使是如巴特一样的辩论家也能够被挪用。它所需要的是使他变成一幅民族解放阵线所做诗歌的一辆欧宝车的图画的一段解说词。

②《情境主义国际》第8期，第31页；麦克多诺，《居伊·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第154页。

诗歌语言中的革命，现在意味着简短的革命，和因此作为一个专门的并且分享的行动的诗歌或文学的尽头。它意昧着终结，并且，因此，再一次这本书：“被解放的”语言是一种总体艺术作品，包含了表达的每一种“分离形式的一种表达的“总体”形式（如此一个计划对一些人如阿尔托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世界上的每件事情，至少在情境主义世界中，被确定为达到顶点不是在完美的书中，而在一场完美的革命中，革命代替了书，除了这本书的情境主义象征或者，如果一个人更喜欢，艺术终结的象征，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在1960年，阿斯格·约恩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一旦实现了，共产主义将是被转换为日常生活总体的艺术的作品。”①

无论如何，诗歌和革命的命运是互相密切相关的。正是通过它同时创造事件和他们的语言的能力，诗歌将再彻底改造它自己并且开始革命：“再次发现诗歌能与彻底改造的革命相融合，如同墨西哥、古巴或刚果革命的某些阶段已经相当明显地被证实。”②通过定义，诗歌制造出革命，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已经革命，但是在潜伏状态。它是对一种真正的革命的呼吁，这种革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置于听从它的使唤，超现实主义者从来不敢表达的一些东西：“迫使诗歌听从革命的使唤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宁愿是迫使革命听从诗歌的使唤。”③这消除了一个相当大数量的、对于先锋派和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平常之事的争论和误解（特别是和共产党之间）。诗歌至少永远是革命的象征。它是不在场的革命，它的影子；当复述它的诺言时它使人想起它的缺席：“在革命期间，当群众通过行动参加诗歌，我们可能想象，诗歌的冒险循环保持了唯一的革命的总体性继续存在的位置，作为一种除内在外没有成就感的潜能，作为一种缺席的个体的影子。”④

①阿斯格·约恩：《政治经济的批判》（布鲁塞尔，1960年）。

②《国王的人马》，第31页。

③同上。

④同上。

诗歌冒险的循环是一个临时缺席的革命的循环。它们是真实交往的可能性被保护和赞扬的社会，当等待群众自己宣告的时候，在他们自己趋向于消失方面来说将要具体表达革命“缺席的个体”的社会，在他们就他们的能力所及，做所有事情去逃避成为事实上干扰的景观的注视方面来说：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隐匿，圣日耳曼德佩的字母主义者的秘密存在，或者兰波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是革命的受托人。“所有都为了一个目标并作为实际结果，直接的某一种交往、相互承认和同意的透明度。”

斯特芳·马拉美(1842-1898年）

诗歌和革命都被定义作为实际的交往，非个人的和必要地共同的。这是什么使1968年“五月风暴”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歌事件（如同巴黎公社在十九世纪，尽管血迹斑斑）。情境主义世界的每个方面被设计成在1968年“五月风暴”时被占领的街道中达到顶点，墙上涂写的诗歌，在奥德翁剧院和索邦大学举办的持续的辩论，特别是1969年记述的被工人占领的工厂，在最后一期的《情境主义国际》杂志中写道：

“间离效果所有形式的普遍的批判，所有意识形态，和以前的真实生活组织的所有方……对对话的公认的期望，完全自由的讲话，真实社区的渴望。”

是时候更近一点看待德波和他的信徒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所扮演的角色了。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