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可憎的”：帕斯卡尔  

本文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之《主体的退隐》

第二章“现代主体的发现：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

现代主义不断地造就一批作家，他们说出了自己恰恰不想知道的东西。这一点已经适用于17世纪的伦理学家帕斯卡尔和拉罗什福科，他们列举出了笛卡尔主体概念的缺陷。尽管蒙田和笛卡尔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我的自信和确定性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帕斯卡尔和拉罗什福科以极端的方式对此提出了质疑，其极端的程度，只有19世纪末的尼采和弗洛伊德可以企及。

箴言集《沉思》是在帕斯卡尔死后的1670 年发表的，它由计划中的为基督教所作之辩护中的片断构成。帕斯卡尔以一个信仰宗教之人的敏锐把握到了蒙田和笛卡尔身上根深蒂固的现世性和对上帝的漠然。因此，他尖锐而又毫不妥协地道出了他的批评。他的批评并不局限于驳回他们两人思考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还从整体上摈弃他们的规划。在《沉思》中，他是这样评价蒙田的：“多愚蠢的规划（Le sot projet qu'il a de se peindre）！”① 蒙田的规划之所以愚蠢，不仅在于作者存心要复现自己的弱点，主要还是因为探究个体之肉身和精神特性的载体必然会导人空虚：“如果这个我既不在躯体之内又不在灵魂之中的话，那它到底在何处？”帕斯卡尔问道（567；323）。由此他断言,蒙田打算描述的我压根儿就不存在。尼采阅读帕斯卡尔并高度地评价了他——“自帕斯卡尔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反驳他的德国哲学家根本不值一提”（KSA11，705），并重新拾起他对主体范畴的怀疑：“‘主体’存在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同上，636）

在蒙田那里作为丰富经验化身的我，在帕斯卡尔那里只能经验到自己的空虚：

人类一切不幸只有一个根源：不能无所事事地呆在一间屋子里。(168;139)

因为能反映人特性的，不是丰富的内心体验，而是空虚，所以，人需要无休止地活动。无论这活动的指向是什么，它都无外乎是消遣。当然，我们不应将帕斯卡尔所说的消遣与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的消遣文化之批评联系到一起。20世纪的批评家区分两类作品，一类是本质性的作品，一类是文化产业作品。不过，帕斯卡尔的立足点是总体意义上的消遣。不仅所有的文化活动属于消遣，就是人类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此之列。因为，无论人做什么，他在无意之间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摆脱空虚。一旦人独处，陷人厌世情绪之中，那么，他内心世界中存在的唯一出路就是消遣。

没有什么比万籁俱寂这种没有激情、没有活动、没有消遣、无所事事的状态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此时他感知到的是他的虚无、他的孤独、他的不满、他的依赖性、他的无能为力、他的空虚。厌世、黑暗、忧伤、苦恼、无精打采、绝望很快就从他的灵魂深处升腾起来。（515；131）

帕斯卡尔在人类的自然根基上发现了一种绝望，一种生存的困境，克服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求助上帝。这就使得蒙田的一些话题，如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理性是脆弱的，以及对想像力的控制，在他那里具有了另外一种价值。在蒙田那里，怀疑者不可动摇的自我意识维护着它们之间的平衡；而在帕斯卡尔那里，它们却成了人类形而上之苦难的标志，这一苦难最终溯归到原罪。帕斯卡尔并不是蔑视思想的人，而更多地是在思想之中发现了人类的尊严，人类唯有通过他拥有的思想之能力才能居于他的苦难之上。但帕斯卡尔同时又认为，思想以其自负和脆弱而显得可笑，一只苍蝇就能够将它搅乱：“假如他现在不善理论，不要惊讶，他耳边有张嘴在嗡嗡作响。”（81；366）②

帕斯卡尔接过了蒙田思考的许多问题，但他从中导引出的结论却与之不同。蒙田表述的是一个怀疑论者的生活经验，而帕斯卡尔则以贬低理性为目标。换句话说，为了对抗笛卡尔，他运用了蒙田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无常的认识。他在一条箴言里中扼要地说，笛卡尔毫无益处，并且不准确：“笛卡尔无用且不准确”（445；78）。如果考虑到笛卡尔追求的只是认知的确凿性，并且始终将认知与可能的运用相结合的话，那就可以清楚地辨出，帕斯卡尔不仅将蒙田的，同时还将笛卡尔的规划视作一个整体加以摒弃。与关涉人类生存的问题相比，从事自然科学是一条迷途。不过，帕斯卡尔本人也发表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他的批评不仅仅局限在神学上，同时他还作为哲学家来驳斥这样的观点，即最早的那些公理源自理性的推论。虽然我们能直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证明它（参见142；282）。就连那条经常被引用、将我称为可憎的箴言（“‘我’是可憎的”，494；455），也可以视作是对笛卡尔的批评。

一句话,我有两个特性：它本身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将自己视作一切的中心；它对于其他的来说是一个折磨，因为它要奴役它们。每一个我都是敌人，都想作为统治其他一切的暴君。（同上）

帕斯卡尔通过批判最初形成的那个将自己置于中心并试图征服其他一切的现代我来攻击为这个我征服世界之行动提供理论依据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将理性界定为这样的一种能力，有方法地运用它，就可以建立一套确凿的知识体系，从而拥有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帕斯卡尔却一再地强调理性的脆弱，我听任想像和恐惧的摆布。《沉思》是一个思想家立于他所处时代科学发展之高度，在信仰的名义下同正在形成的现代的自我理解进行反抗的又一尝试。但帕斯卡尔迫不得已而运用的论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理性的。他想使那些对信仰冷漠的正派人（honnête homme）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不得不运用他们的思维方式。能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最著名的打赌：他建议一个不信神的人赌上帝的存在，赌注很小（即一世人生），但可能的获利却是无限的（即永生）。帕斯卡尔试图阻止在蒙田和笛卡尔的主体概念中呈现出的向现代的过渡，但是他失败了。从这一失败中生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笛卡尔打算让它征服世界的主体具有先天的缺陷。

①B·帕斯卡尔：《思想录》（Pensées），主编：P·塞利埃（Sellier），巴黎：法兰西信使1976，第644号（布律什维克Brunschvicg第62号）。本书中给出的第一个数字是塞利埃给出的编号，第二个数字是布律什维克的编号。

②巴塔耶一定是想到了这个断片，当他试图通过“演说者鼻子上的苍蝇”——他只是想以此说明我的屈辱——的暗示来挖掘黑格尔逻辑中的矛盾时，“将我的出现降格为嘴的出现。（《人类的面目》，载：巴塔耶：《作品全集》，第1卷，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7，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