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迈克尔·肯尼

王晓曼，译

孙乐强，校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迈克尔·肯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系教授

引言

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我首先诚挚地感谢南京大学给予我这次向中国知名学者演讲的机会，以及贵校学者对西方新左派和我在这方面研究的兴趣。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贵校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张异宾教授和张亮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

这是我首次来到中国大陆，我想借此机会提高我对构成贵国发展的思想传统的理解。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成为世界领导力量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开展跨越东西传统文化的对话，寻找彼此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南京大学悠久的历史，以及在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其成为开展此类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最佳平台。

现在让我回到此次演讲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左派传统所作的政治和学术贡献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一部分。五十年后，虽然新左派现在已经几乎完全不存在了，但它形成了书写英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们的思想和政治联盟。我在这次演讲中会提到，这次学术运动是在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时期中发展起来的。但我认为，虽然环境存在重要差别，但新左派在早期阶段所写的著作，在当代仍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新左派运动代表了一群知识分子力图论证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两大主要敌对阵营的社会主义观的雄心尝试，这两大阵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统治着左翼政治学——一边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工党提供的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

1989年，柏林墙倒塌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也随之下台，像新左派这样的政治计划也变得毫无意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存在，在欧洲明显萎缩。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来看，在柏林它几乎已经消失了，弱化为一种学术力量。当时仍存在许多不同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来源，例如，环境主义和社团激进主义。但与1989年之前的情况相比，政治左派已经变得更加分散和多样化。

在工党和工会运动内部，以及英国的很多大城市和前工业核心地带，都有很多人大力支持抑制自由市场运作、以一种更公平更平等的方式来重新分配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民主计划。虽然工党仍是主要的左派政治组织，而且从1997年到2010年五月大选期间一直是执政党，但与其它主流政党一样，它明显地已经下降为一种群众团体。现在，再也没有倾尽全力为社会主义论证的主流的政界或学界人物了。

因此，从政治方面来看，今天很难看到新左派的痕迹了，它只是以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形式《新左派评论》（NLR）而存在着，这本杂志刚刚庆祝了它的五十岁生日。

《新左派评论》

它虽然拥有一批国际读者，但很久以前它就放弃了拥有政治影响的雄心。

我的论述大纲

本次演讲，我关注的是大约产生于1956年到1962年间的英国新左派最早期的状况。从政治和学术方面来看，此时它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1962年之后《新左派评论》的计划。后者将自己定义为英国国家传统坚决的反对者，并且谴责知识分子在英国社会主义活动中表现出的软弱，而早期新左派追求的是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政治学。它试图发展成为一场既是人民的也是思想的运动，力图赋予现代英国知识界中最经常性的梦想以新的活力，即将社会主义与处在现代英国发展和思想核心位置上的自由传统以及价值观结合起来。正如我将表明的，它虽然没能实现这两个目标，但是由于它在争取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采用的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方式，使之具有巨大意义。

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第一批”新左派和1962年之后这批新左派随后演变之间的区别。这个观点，应该说与许多最近的著作背道而驰。许多作者已经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在人员和思想上都存在着某些重要连续性，而且建议将新左派视为一个单一的进化传统。但是过分强调新左派前后期的连续性，将会陷入忽视贯穿这个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区别和张力的危险。

我对这一运动史早期的连贯性优点和重要性的强调，也与人们长期坚守的观点相反，即早期新左派运动只不过是在学术上更加内在一致的后期新左派运动的一次折衷的、无效的先导，这一观点是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1962年担任《新左派评论》编辑时表达出来的。

佩里·安德森（1938-2009年）

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史学者，对1962年之前产生的观点和争论的熟悉程度要远远低于1962年之后。

我之所以强调早期新左派，是因为它对英国知识分子团体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和长期的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影响，这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早期新左派思想和政治的某些方面更接近于英国政体固有的多样性传统。与此相反，后期新左派大部分采用了批评，有时甚至是轻蔑的方式对待本土传统，而且故意摒弃与当代政治相关的思想。

第二，在保守社会主义者的分析中，人们无法充分理解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变化，因此，许多与比较年轻和更富有都市气息的早期新左派相关的作品（特别是与，我将要提到的，《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ULR）相关的作品），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重估。这种精神预示了如下这种尝试，即表达一种全新的、在社会学上开明的社会主义，它在后期的左派政治危机运动中被重新捡起来，并且支撑了修正主义进一步的复发。它的思考和写作特点与后来英国进步政治学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和重要性都不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背景下。因此，在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面临规划现代社会主义挑战的不同国家和文化，都应该对英国早期新左派充满兴趣。

英国新左派的诞生——1956

1956年新左派在英国诞生，这要比其它大多数国家早了大约十年。那一年，有两件大的国际危机对英国政治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件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秘密讲话”，这对整个西欧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冲击。而英国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没有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体的诸多方面的批评，英共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这些批评。在这年之后，随着苏联入侵匈牙利，解散纳吉（Nagy）政权，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满终于爆发了。

赫鲁晓夫（1894-1971年）

这在西方共产主义政治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此时，大多数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和欧洲主流左派政党都放弃了任何留恋的希望，即苏联集团可以从极权主义中摆脱出来，走向一种他们相信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英国，大约有八千人在1956年退党。党内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与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小组联系的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份反对党的领导意愿的内部讨论期刊。它的编辑，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此后不久就离开满目疮痍的政党，创办了一份全新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期刊，《新理性者》。该刊物于1956年到1959年间发行。

爱德华·P·汤普森（1924-1993年）

这一历史年份发生的另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Nasser）威胁要将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之后，英法试图联合军事力量驱逐纳赛尔，这一尝试最终失败，由此引发危机。这次新帝国主义冒险行动的失败象征着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正在减弱。美国与英法力量的对立，提供了生动的证据表明，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美国现在占据着领导地位。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时刻。这仅仅发生在英国放弃了大多数殖民地所有权之后不久，同时，精英们逐渐意识到英国在经济上正在被欧洲其他国家超越。苏伊士运河事件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政治制度的自我形象和声誉。在这场危机的高峰，英国人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战后英国最大规模的聚集示威。

苏伊士运河事件，标志着英国作为一支帝国主义力量所塑造的英国身份和政治经济学时代的终结。对年轻一代来说，包括许多在政治上积极的学生，这代表着一次与过去失败的政治学决裂的重要机遇。到1956年底，工党已经失去政权五年了，它似乎被这一问题即党的合理的、战略性的雄心应该是什么麻痹了，而就在这之前即1945-1951年的执政期间，它成功地尝试着建立了一个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并且将重点地区的经济变为公有制。

苏伊士运河事件

苏伊士运河危机加剧了学生们的担心，使他们逐渐意识到，工党所代表的政治不再能胜任促进他们所支持的、以运动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任务。在1959年工党连续第三次落选之后，考虑到这十年来社会变化的深刻性，一些评论员开始思考工党是否能够再次赢得选举。

一批来自牛津大学的学生聚集到一起，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杂志《大学和左派评论》（ULR）。在1957到1959年间，这本期刊出版了七期。尽管它的兴趣和政治话题与《新理性者》重叠，但它在风格和内容上完全不同于后者。

《大学和左派评论》变成了一个由著名的知识分子和非著名的年轻作家共同建立的论坛，他们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的优点、联系和道德标准。它的目标读者比《新理性者》更年轻更都市化。它大量地涉及到文化艺术，并且与一些建筑、音乐和设计的最新现代主义形式结合起来。例如，《大学和左派评论》的作者比较支持英国住宅和道路网络的现代化建设。

它的一部分作者探讨新消费文化方面，而另外一些作者则思考与社会主义相关的道德目的意识如何能够在战后世界重新流行起来。《大学和左派评论》刊登了大量的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文章，包括音乐、艺术、规划和建筑。这标志着它对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越来越感兴趣。

从感觉上来看，这本杂志更加多元化、更富冒险性和当代性。这显示了《大学和左派评论》在政治左派——他们通常仍对资本主义文化产物抱有怀疑态度——的队伍中不同寻常的声音。

《大学和左派评论》决不忽视早期传统，例如由20世纪20年代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G.D.H.科尔（G.D.H. Cole）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提出的多元主义视野。但是它在影响方面更加折衷，更趋向于新观点。它发表的主要文章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中一些在方法上带有高度的修正主义。

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

而《新理性者》则刊登了许多评价早期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文章，以及一些国际政治发展方面的作品，这其中也包含几篇关于中国的论文。它力图发展一种充盈了语言和道德承诺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观点。《新理性者》自信地根植于许多熟悉的左派传统之中，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传统，虽然它反对当时党的领导。《新理性者》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时期，当时共产党与其它社会主义或自由力量紧密协作；而且《新理性者》还充满信心地重新强调了与A.V.莫顿（A.V. Morton）这样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相关的大众历史的激进方面。

作为社会运动的早期新左派

这两本期刊的创办并没有使他们展开对新左派本身的讨论。而新运动的产生则需要两个方面的深入发展。第一个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废除核武器的人民运动。废除核武器运动（CND）借由大量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组织的力量发展起来，并且吸引了许多主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包括哲学家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A.J.P.泰勒（A.J.P. Taylor）。此项运动的目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希望英国能够领导全世界放弃核武器。

新左派中的很多成员都紧密参与了废除核武器运动。有些人把不同兴趣和观点的广泛联合、非传统的动员模式以及与大众直接对话的尝试当做新左派运动的模板。废除核武器运动的事例让很多人相信，新左派能够推动新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

挪威民众举行火炬游行庆祝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二个深入发展是许多不同的新左派俱乐部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成立。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坐落在著名大学所在的城镇里。最初的新左派俱乐部（《大学和左派评论》俱乐部）成立于1957年。它定期从整个左派成员中招收300到400人参加会议。所有的这些俱乐部都是自治的，具有高度多样化。它们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召开会议，有时鼓励成员形成他们自己的本土政治积极性。例如，在伦敦的诺丁山地区，新左派激进人士在1958年种族骚乱之后，成立了一个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青年俱乐部。到1960年10月底，已有45个俱乐部，正式成员3000人。

尽管这些组织一派繁荣，但是成员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将新左派变成一个政治党派。只在一种情况下它支持了一位候选人参加选举。[1]（ [1]这发生在地区新左派组织，the Fife Socialist League, 它在地方选举中支持Lawrence Daly以对抗苏格兰Ballingry 乡政府。）新左派承认工党是左派的主要政治载体，并且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只脚在工党之内，一只脚在工党之外”。这是一条方便的标语，它使那些新左派成员避免了卷入关于政治策略的分化的和艰难的辩论中。但这条标语同时也反映了，自20世纪早期工党作为工人阶级主要政党以来，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困难。

早期新左派运动本能地转向了非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由于它只是一次思想运动，一次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抗议运动，而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帮派运动。新左派支持的最典型尝试是在伦敦索霍区（Soho） 建立一个可供选择的咖啡馆——游击队咖啡馆（The Partisan）。这是年轻的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的想法，他一直梦想着在伦敦索霍区，建立一家与巴黎或维也纳的波西米亚地区相近的政治咖啡馆。

拉斐尔·塞缪尔（1934-1996年）

一段时间，游击队俱乐部曾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活动中心，也是伦敦新左派的重要家园。塞缪尔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历史学家，但不是一位好的组织者。他和这个项目的其他人员完全缺乏商业头脑，结果导致这家咖啡馆一直是依靠友好人士的资助而勉强支撑，没几年便关门歇业了。

《新理性者》的一些资深学者发现他们缺乏与伦敦新左派情形相关的一致性和组织结构，感到十分沮丧。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一舞台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对组织采取的相对自在和多元的方法。新左派形成了这种反组织化政治学的一种早期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学生激进运动在西方世界的发展，这种反组织化政治学越来越被人熟悉。

到1959年，把大部分的精力和工作投入到了出版两本没有政党支持的期刊上，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于是，关于将两本杂志合为一本新左派杂志的讨论开始了。1959年12月14日，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举行的拥挤的公开会议上决定创办《新左派评论》（NLR）。

低迷时期

《新左派评论》的最初发行量大约为8000份，考虑到它要与其他著名政治杂志竞争销售量，因此，这个销量代表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始。但是《新左派评论》，更普遍地说应该是新左派，很快就开始内讧。编委会被建立起来主要是向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即《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任编辑提供建议的，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相互争论，结果许多成员对该杂志感到失望。新左派俱乐部开始失去会员，许多俱乐部也被迫倒闭。到1961年底，新左派作为一个运动明显面临着严重的衰退。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年）

大量的因素可以解释这次命运的突然转变。其中一些因素是深陷其中的人们无法控制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核裁军运动的衰退便是其中之一。此外，工党出现了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新领导人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他对许多左派和右派分子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的出现把许多激进分子拉回到工党之内。

这一运动内部的诸多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在对这一运动的研究文章中描述过，《新左派评论》编辑部所爆发的冲突影响。这份期刊无法再作为一项可行的事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提早了另一位新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出现的日期。

古巴导弹危机

在霍尔离开主编职位以及几乎所有编辑部成员辞职之后，安德森——一位来自英国-爱尔兰的富裕家庭的青年才俊——成为《新左派评论》的唯一主编。在他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宣布放弃任何实际参与英国左派运动的野心，力图通过一系列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机构进行发展。这一期刊逐渐转变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主要中心之一。

这种立场，某位评论家将其称为“奥林匹克别动队”（Olympian detachment），是建立在摒弃英国政治和知识文化的进步价值之上的。这一判断在安德森和他的合作者汤姆·奈恩（Tom Nairn）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汤姆·奈恩（Tom Nairn）

在这些论文中，他们认为，土地贵族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不可避免地拖延了英国的现代性发展。英国懒散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惯于顺从且与世隔绝的英国工人阶级。而它的主要政治载体，即工党的主要特征，就是工会意识并且根本无法提出一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分析。

早期新左派的两个传统

在下周的第三篇演讲中，我将更仔细地考察安德森和奈恩的主张，特别是他们从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那里引申出来的回答。

今天我论述的重点在于，说明早期新左派根本不具有作为一个独立组织而维持下去的能力。除了个性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对峙，后者导致了这次冒险行动的失败。这起源于那种把两股不同风格的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尝试。一方面是受到熟知的英国激进主义（这是《新理性者》的指导精神）影响的自信的本土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大学和左派评论》团体阐述的更具都市化的文化社会学。虽然这两种观点在左派中都存在重要的先驱，但它们却指向了不同的政治方向。

《新理性者》团体强调需要与工人阶级激进主义重新结合，这一观点无疑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并成为《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这一期刊发展的灵感来源。

《历史工作坊》期刊

更普遍地说，这一强调在帮助许多前共产主义者继续忠于政治左派方面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英国从未经历过前共产主义者转变成反共产主义者的这种现象，而这点，例如，在美国常有发生。这种差别部分程度上应归功于《新理性者》的出现和影响。

《大学和左派评论》，甚至是《新左派评论》的前几期，带来了一份相当不同的遗产，这预示了几年之后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同时，《大学和左派评论》为左派带来了一大群年轻的学生、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和电影制作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之前都与左派毫无关联。文化实践者和左派政治家之间这段短暂的联盟，代表了这股潮流中最有趣的方面和遗产。

在本篇演讲中，我主要讲述了一段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学生和积极分子短暂运动的故事，强调了与两本主要期刊相关的思想后来产生的影响。但为什么现在要回顾早期新左派呢？对英国后起之辈，甚至对那些试图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的人而言，这一时段在英国政治史上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回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原因是，早期新左派开创了一片持久的政治空间。这一运动创造性地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左派所面临的边缘政治的挑战，这保证了在工党边缘被迫开放一种能够开始复兴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学的空间。就像许多批评家观察的那样，从整体上来看，英国工党并不善于接受理论的争论，有时还发展了一种反知识分子文化。但是新左派建立了一种后来由大量其他知识分子和集体项目——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控制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Marxism Today）——占据的空间，政治空间的开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第一阶段新左派思想的生命力和重要性。

《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

现在重新思考这种多元化知识分子构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为如下这些人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重要实例：他们热切地向社会主义理论灌输民主政治传统，在这里是指灌输与进步自由主义的丰富传统相关的洞见和价值观。一些学者认为，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的“本土化”（‘naturalisation’）问题，这一过程保证了这一潮流在几十年之后能够出现在学院之中。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过于简单了。在这段期间，新左派使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决裂，但仍保留它对社会主义的宽泛的从属关系。同时，这确实也有利于激起一种对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即一种更加适应于由许多分析家赋予文化过程和变化更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对市民社会中斗争重要性更加敏感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理由是，早期新左派点燃了英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长期梦想，他们一直都相信，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发展一种强有力的新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新左派这一观点的关键要素是一种宽泛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主要集中于对个人道德责任的承认、对自由公共领域的需要以及对发展、表达个体道德独立性的新制度的需要。这包含了对作为一种道德教义的社会主义的复兴，这种教义是在日常生活和人们居住的普通社区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由党和国家传下来的。就这点而言，它代表了一种与国家集权、自上而下的实施社会主义的方法相对的有力对应物，在20世纪，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方法在东西方变得流行起来。

《新左派评论》2020年第5/6月期

早期新左派在它的声明中就表现得与众不同和团结一致，它公告到：在选举成功之后，一旦获得了国家政权，那么，持久的进步改革并不能单纯地来自上层。在当今世界，随着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在选举方面从左派转移出来，这一立场再次引起共鸣。在这些背景下，就有必要再一次重复强调需要用斗争的方式来赢得思想的战斗，有必要承认人们对这一观点——即在西方民众眼中国家是作为进步变革的代理人存在的——的怀疑在逐渐增加。

同时，英国早期新左派在政治方面根本无法制度化自身，发展自身，这一点是明显的。这一流派如此艰难地斗争，目的是想开创一种局面，即与工党对话但又不被它所吞噬，尽管它后来采取了不同尝试来完成这一事情，但它仍没有轻易地达到这一目的。

从这一重要方面来看，新左派并没有为那些从事于这一计划即形成一种民主的、大众进步的政治学的人提供一种积极的和鼓舞人心的遗产。它的主要思想家们也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策略或组织形式来维持这一运动的生存。在1962年之后，《新左派评论》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会主义经院哲学的模式，放弃了想要获得任何政治影响的计划。虽然在20世纪的下半叶仍有可能观察到这一潮流在学院世界中的学术影响，但却很难看到与它相关的许多具体政治或政策性影响——虽然在几年之后它的一些思想的确在某些领域被转变为某种政治主流（这将是我在南京大学的下一篇演讲的主题）。

毫无疑问，早期新左派思想的诸多方面仍具有重大意义和新颖性，但对早期新左派史的当代重新研究会使我们想起这种思想运动的局限性，后者根本无法找到一种方式来支撑人民运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