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空间化转向”，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西方思想文化最基本的发展趋势之一。曾几何时，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而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东西(福柯语)［1］(P206)。自1960年代始，“空间”开始取代“时间”成为诸多学科的关注重心。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一些经典大师已在空间问题还不时兴的年代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如恩格斯在1840年代的伦敦与曼彻斯特拥挤而孤独的城市空间中发现了工人阶级与历史唯物主义。尼采超越暂时性背景下看似变化多端的现象，在不同时间中所出现的重复性、循环性和同时性现象世界里，发现了著名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哲学。齐美尔则专门研究过城市空间社会学，把城市视为“看得见”却“听不见”的陌生人世界，把城市比喻作“门”与“桥”。再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上手状态的周围世界的空间性进行了存在论分析，而在其后期著作中则围绕着存在的历史与真理问题，对所谓本有的敞开与遮蔽、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技术集置与天地人神的“四合”，特别是筑居与栖居的关系作了出神入化的想象与讨论。作为海德格尔空间思想最好的阐释者之一，巴什拉尔的《空间的诗学》也充满着空间现象学想象:在他笔下，从屋基到层顶，从地窖到顶楼，它随时都有着梦想与理性、土地的与天空的意蕴;贝壳、抽屉、箱子、柜子，它们都是对人类“空间”的一种浓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祧之祖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特别是《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等文中对资本主义发源地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关系及其发展不平衡的空间问题作了探讨。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师巴赫金对近代作家拉伯雷等小说中的时空交错、文学中时间与空间关系内在联系的详细探讨，亦位列空间理论经典之中。而本雅明则得益于西美尔对柏林街头空间的陌生化体验，以惊人的梦游式的想象力捕捉到了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移动现象［2］(P136—137)。

本雅明

所有的“空间化转向”思潮都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启蒙运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式空间概念与康德哲学的空间概念之上。在这些思潮看来，这种类似于牛顿力学的绝对空间概念把空间当作一个不同于主体即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或者把空间当作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的容器。与此类假设相反，那些形形色色的“空间化转向”的思想家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证明，空间本身既非“自在之物”，亦非一种主观精神，而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干预形成的。但它又是一种“力量”，要反过来影响、指引与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西方的现代性因而被重新设想成为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与空间的规划，是对人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与重组过程［2］(P137)。

受此西方思想氛围的影响，自1960—19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理论家就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空间化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发展趋势与特征问题，并提出各自见解和主张，如:(1)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积累方式的空间化发展理论;(2)资本主义全球化、弹性化发展理论;(3)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非组织化、网络化、虚拟化、流动化发展理论;(4)晚期的与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理论;(5)左派激进地理学的空间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家空间化和区域化发展理论［3］。

总之，他们从不同角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已从物质生产走向空间生产;空间已成为其最重要的生产力与统治工具;这种空间领域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得以克服危机、垂而不死的关键;当代社会空间化发展表现为全球性金融重组与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组的地理景观。因此，只有赋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空间化视角，才能理解当今世界最新现实。应当说，这些左翼现代性批判家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作出可贵尝试，但其成果常有矫枉过正之嫌和“后马克思主义”特征，易盲从后现代理论而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经典问题语境，以求证其本来面目。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概念并无现成可循的经典文本与理论来源，需做一番艰苦细致的前提性批判与内在逻辑重新建构工作，方能窥其峥嵘与堂奥。其中，前提性批判的重点在于，深刻反思与检讨苏联传统教科书中著名的物质体论的空间概念，它实际上是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观念的原初的历史唯物主义独特精神实质的。第二个任务是问题的重构:批判社会空间论或社会结构论概念，重点是纠正经济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的误解，造成这两种著名而流行的空间概念错误的原因是没有把空间概念与历史概念统一起来。第三个任务是阐述空间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建构的可能性，其中，生产实践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概念是基始的，而资本积累的逻辑是其主体部分。本文在简要反思传统的空间观的局限性之同时，重点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社会有机体、历史自然观，特别是“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初把空间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问题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与恩格斯所面对的杜林将其作为自然哲学问题来研究高度相关。杜林在《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书中依序展示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自然哲学、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科学哲学这样一个复杂体系。他在关于自然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部分提出如下观点:“空间概念只是在观念上具有无限性，而在实际上不能具有无限本身这样荒唐的含义。”“物体实际上的广延性存在不同于单纯的空间概念，它总是有界限的。物质的实际广延性，换言之，空间的充实是有其边界的，因此本身也有某种形式。在我们的思维中，不仅没有任何东西强迫我们用空间概念把空间的真实充满无限地继续下去，而且相反，这种无限性继续本身同我们前面谈到的定数律是背道而驰的……真实部分存在，作为被分开的、实际上本身也是存在着的存在，不是无限量的。这样，空间的真正无限性观念，例如斯宾诺莎就曾用所谓自由的诗歌形式表述过这种混乱观念，就自我否定了。”［4］(P61)据此，恩格斯认为杜林“否认了空间的无限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第一编第五章中指出，杜林所谓关于“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而在空间上有界限”的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了康德著名的第一个“二律背反”这个命题［5］(P53)。杜林只是把康德的概念改名为定数律，而康德根本没有说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而在空间上有界限。因为他提出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而在空间上没有终点。杜林却把这个重要方面置于一旁而不顾了。恩格斯借题发挥性地强调了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无限性这个方面的特征，而相应地忽略了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限性这个同样重要的规定，特别是否定了康德关于时间与空间是先验认知形式这个重要规定，从而使时空概念又回到之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牛顿力学绝对时空观那里去了。

恩格斯说，“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面是有终点的……”。空间的无限性，并非是一个数学表达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它本身包含着矛盾:“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都同样是无限的。……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失了，那无限性就终结了。”［5］(P55)

如果说，恩格斯《反杜林论》“论时空”一节重点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无限性特征，那么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则把重心放在了关于空间的本质抽象认识论方面的论述上。他承认，我们所认识的时间与空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比如，他在批判德国植物学家卡尔·耐格里不懂得空间的感性与抽象、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关系时指出，耐格里认为“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换着的东西，只能认识等级上不同的、相对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东西或永恒的东西……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千克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5］(P574)。恩格斯据此尖锐批评说，耐格里的观点是老生常谈:“先从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然后又期望从感性上去认识这些抽象，期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主义者深深地陷入经验体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置身在感性体验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空间不是实实在在地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最大弊端就是无法从对空间的感性客观认识上升到抽象的客观认识上。须知:“事实上，一切真实的、寻根究底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和确定无限，从暂时中找出和确定永久……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5］(P573)这样一来，恩格斯重新又把时空观的研究重心拉回到了其绝对无限性的一面。

一方面，恩格斯承认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客观存在形式以及对其认识的主观相对性:“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即时间与空间——引者注)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因为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还没有人看到过或以其他方式体验到;只有现实地存在着的各种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本身无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6］(P574—575)总之，“只有研究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我们通过认识单个的物和单个别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批判耐格里不懂得从经验的感觉的客观认识上升到抽象的科学的客观认识:因此，当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时，他不过是在表明他不懂得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他只知道感觉到的个别事物，却不明白还有抽象的客观事物。这正像黑格尔所讽刺的那样:“我们固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水果本身。”［6］(P575)恩格斯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时空固然是感性的客观存在，但其只能通过人的抽象主观思维形式才能得以把握与认识。所以，空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的认识辩证法的形式与意义。这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空间观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

正如弗兰尼兹基中肯地评价的那样，晚年恩格斯面临的任务是，保卫辩证法，反对杜林，阐明一种与当时十分时兴的庸俗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新的哲学。一方面，这样的任务“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个人几乎难以解决的”，他当然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时至今日仍无人能够完成，所以如果谁想“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开拓新道路的先驱者，那么就更加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自己”。另一方面，晚年恩格斯以不同的方式所表达的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在内的问题看法，“提供了对哲学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及不同的论证的可能性”［7］(P236—237)。

首先，列宁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空间观的客观性本体论原则: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当然承认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与康德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认为时空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8］(P137)。

其次，列宁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空间观与旧唯物主义空间观的根本联系与统一，却未指出二者的根本区别，特别是后者的根本缺陷。列宁强调，在时空观上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时空观的代表。他明确认为，空间与时间不是现象的形式即先验的主观的直观形式，而是存在的根本条件。费尔巴哈承认我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感性世界是客观实在，自然也就是否认现象论或不可知论的时空观。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与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与时间中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与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不断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并未推翻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实在性［8］(P137)。

为了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空间观与旧唯物主义空间观在坚持客观性原则上的高度一致性，列宁非常精准地转述了恩格斯对杜林的时空观的批判:恩格斯在揭露不彻底的糊涂的唯物主义者杜林时，抓住的关键之处正是，他只谈时空概念的变化而对下面的根本问题却闪烁其辞——空间与时间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我们的“相对的”时空观念是不是“接近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还是它们只是“发展着的、组织起来的、协调起来的和如此等等”的人类思想的产物?恩格斯教训杜林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与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与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列宁认为，恩格斯这里的依据正是费尔巴哈的时空观念。恩格斯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论上就是糊涂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8］(P138)。

再次，列宁进而在批判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与康德的空间观上不可知论与主观唯心主义传统的一脉相承性的过程中，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空间观的客观性与可知论的密切关系。马赫主义则公开否认时空的客观性，马赫就认为空间与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体系。它是从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而是空间与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马赫为了抵制从他的前提中必然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而反驳康德，坚持说空间概念起源于经验。但如果经验中没有客观实在，那么这种反驳也就一点儿没有抛弃康德与马赫共同的不可知论立场。列宁认为，马赫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列宁说，如果时空的感觉能够使人具有生物学上合目的地判定方位的能力，那也只有在这些感觉反映了人以外的客观实在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假如人的感觉没有使人对环境具有客观的正确的观念，人对环境就不能有生物学上的适应［8］(P139—140)。

最后，列宁在强调空间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出了空间认识问题上的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的辩证法。马赫主义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空间不可知论，与其不懂得空间认识问题上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法有直接关系。列宁指出，马赫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但在实践中这种观点是无害的。列宁认为，这种所谓唯物主义绝对客观的时空观无害论恰恰证明了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有害的是马赫对时空观念的唯心主义解释。

俄国马赫主义者巴札罗夫认为，恩格斯关于绝对时空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而且恩格斯关于时空的观念是一个个别的观点，与其总体哲学立场关系不大。然而，列宁尖锐地指出，巴札罗夫这里是在玩弄折中主义。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与他们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是荒谬绝伦的。巴札罗夫与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把人类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与自然只存在于时空之中。而波格丹诺夫也是在重复马赫关于生理学空间与几何学空间的差别或感性知觉空间与抽象空间的差别的论述。

列宁的回答是，人究竟怎样依靠各种感官感知空间，抽象的空间概念又是如何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从这些知觉中形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实在同人类的这些知觉与概念是否符合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后一个问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8］(P149)。

列宁指出，马赫主义关于时空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具有普遍意义，这种观点完全是骗人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与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的经验与人的认识能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着客观的空间与时间，并且日益适应它们。”［8］(P149—150)

以上观点充分表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所表达的空间观念基本上还属于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范畴意义上的空间概念，由于论战的需要，他们当时不可能从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实践特别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空间的社会历史内涵与特征，首先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社会空间的抽象性、流动性、自我生产性的本质内涵与特征。

基于对恩格斯、列宁分别在反对杜林与经验批判主义过程中所阐述思想的片面、教条理解，传统教科书体系虽然准确地指出了康德时空概念的主观主义与不可知论的认识论缺陷，正确地批判了康德主义取消空间与时间概念的本体论意义，却把马克思主义对时空问题的革命性理解掩盖了，而拉回到了18世纪唯物主义绝对的时空论与物质本体论上去了。这实际上使空间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历史而变成了抽象的自在之物。马克思的空间是由人的生产实践历史性活动而引起的周围世界存在论现象，而不是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同时，必须看到，马克思的空间概念虽然不是物质本体论的，却首先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即人的在世之在的基本存在方式;其次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具体表现社会历史的现象学概念。正像叶秀山所论说的，空间存放着时间，就是存放着人与历史，空间原始地向人开显为时间历史。换言之，空间化是让时间化历史从不在场的抽象变成具体的在场，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现象学［9］(P47—52)。但从更深刻的存在论意义上说，空间是社会与历史得以存在的基质，但这种基质不是现成存在，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引起并呈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概念另外一个可能的误解，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概念既不是自然概念也不是精神心理概念，而是社会空间概念。但如何理解这种社会空间是问题关键之所在。如果仅仅在决定论意义上把空间视为一种再现更为本质的深层存在比如经济基础的方式，即一种社会结构，这仍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概念的一种误解。所以，必须把对空间的概念理解再次上升为空间化，这就是把空间与历史概念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空间是历史过程的空间，而历史是空间中的历史。空间化转向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而是更彻底的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概念，可从广义上理解为生产实践的关系性、空间性基础，社会关系的再现性、主导性空间结构机制以及历史的可能性、创造性机制三位一体。而狭义上的空间化就是资本主义历史性存在是一个空间化过程。这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不断的积累与危机转移，不断突破旧的空间而实现新的空间生产表现出来的。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以上思想。这正是以下接着要讨论的问题。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素无往来。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空间常被不自觉地视作地理环境，但出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禁忌，空间视角常常是缺席的。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基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与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某些论战性的只言片语，在物质世界本体论假设的前提下，把空间视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这其实是前康德式的、非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空间观，抑或说囿于牛顿力学式的“绝对空间论”的实体性误认，它严重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真精神。在此视野中，空间据说是“客观的”且“无限的”，实际上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定性，蜕化为纯粹自然存在。空间与历史于是严重脱节或相互隔阂。套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措辞［10］(P78)来说，这就是:当人们在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处于理论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空间又消失了。而我们要说的是，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空间的起源及本质特征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澄清;而只有通过空间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科学性本质才得以呈现。没有以科学历史观和社会观实践观为支撑的空间观，是盲目神秘的，反过来说，没有空间维度的历史观，是抽象的。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是与其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实践概念、表征社会结构性共时性存在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以及高度历史化的第二自然概念密切相关的。

具体而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一定的人类社会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物质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由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维系的复杂总体结构。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1］(P603)。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全部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社会。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既包含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也体现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既反映了文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也内在地包含着上层建筑领域中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与思想关系。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取决于相应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决定着该社会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状况与方向。 

第二，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结底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过程。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物质实践过程。“生产者相互发生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11］(P724)总之，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发展。而当这些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发生变更之后，或快或慢地，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变革。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结构变迁所必需的动力机制和保障。 

第三，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具有主导性和历史性特征的动态结构。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都不是单一的，其形式十分复杂多样，共同并存与交融。其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地位与作用都各不相同，往往有一种形式处于统治地位、起到支配作用。正像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2］(P48)。相应地，在每个时代和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0］(P98)。例如，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宗法的、血缘的、地域的自然联系与宗教文化观念占据优势;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商品经济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就只能处于附属的地位。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按照生产过程的本性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社会历史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占优势，原来支配人们的自然的、地方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便越来越被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市场交往关系所排挤，甚至消亡。同样，在古代社会中曾经成为主宰的农业就反过来作为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部门而从事生产与再生产。

照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限于“量”的扩大再生产，不仅仅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与裂变式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不仅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既定社会内部的自我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化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13］(P149—150、251)。资本主义社会何以“长盛不衰”或衰而不亡、僵而不死、危而不灭，关健就在于，它利用空间而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空间来。 

第四，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但唯有它们的存在具有空间性时才会如此。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是处于不断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而对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哲学概念及其空间化内涵特征的进一步理解，势必涉及他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与人化自然、历史自然概念诸问题。

后来，马克思进一步举例说明:“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体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2］(P236—237)

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性程度极高的、开放的系统。这是因为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必须与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同时它自身又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经常处于变动中的有机整体，社会区别于自然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自我控制的系统，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化的内涵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必须空间化。在马克思不同的社会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内在化的空间要素”，特别是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存在着大量的“即便是并不明晰具体地呈现但隐含存在的有关空间化问题与空间化概念”［15］(P7)。

首先，社会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系。社会是人类相互作用的行为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会被其参与者经验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所谓构成社会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空间中发生。

其次，马克思把空间视为一种物质性的交互过程。其中，一些社会关系对于物质生活及其延续是本质性的。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形式，同时具有空间特性与社会特性。其中，空间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使用与体验。于是，社会成为连接个体的一整套关系，其中最本质与最主要的关系正是那些构成人们的物质性连接的关系。

再次，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并阐明了在为交换而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空间何以与如何成为一个基础性的要素。他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细胞的商品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商品需要经过空间才能维持其运动。生产与消费商品的空间性组织要求一种对空间的驾驭，以确保生产与消费的最有效的组织及运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作空间性分析的过程中，确定了社会关系如何在空间中发生变化、发挥作用以及实施运作，如何在时间中日益得到更加普遍的承认。通常人们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工厂制度下的时间管理关注较多，但对空间组织规训研究不多。实际上，马克思在对时间的作用、时间的标准化以及时间对生产的传统控制方式作出分析之同时，也对空间方面作了不少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指令与控制的实现，依赖于工人不仅仅接受生产过程中的时间的规训，而且接受空间的限制。工厂于是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生产空间，在其中机器优先于劳动，而劳动则被固定与集中在空间中，并被迫承受运作过程的结果。这就是傅立叶所说的“作为温和的监狱的工厂”，后来被福柯作了著名的淋漓尽致的发挥［15］(P1—33)。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对空间的控制与生产不仅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而且扩展到交换、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与领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在一条更为广大、多样化与复杂化的战线上进行自我防御，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不再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同步，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与文化以及学校与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镇的扩张与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空间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变成了这种再生产的场所，包括都市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所谓的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等等”［16］(P26—27)。

再换个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方式转移、解决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与危机，正是现代社会有机体所具有的高度自我调节的能动性与复杂功能性的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自我调整、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从而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1970年代赢得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没有前例的、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任何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都是有限的，当矛盾的激化超过了自我调节的限度时，就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又开始新的自我组织与调节的运动。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不可克服的自我矛盾而必然要被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以上思想充分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空间化思想与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性。

自然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生产方式中存在的样态具有本质的区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也有人类实践，但这种实践在总体上并未能根本改变自然的性质，或者说自然还未被对象化为历史存在，仍然进行着一部“自然自己”的发展历史，一部“自然的联系与统治”［12］(P49)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性历史。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之后，人们周围的自然日益成为人类直接操控的对象，成为由社会规定的历史存在，人类社会由此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独立历史。此前的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是自为的力量;工业使人类从对自然的崇拜转向对自然的利用”［12］(P390)。 

由上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飞跃，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发展的“自然历史状态”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性发展的“历史自然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也是从第一自然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过程与方式上升到第二自然空间即社会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与方式的转变。当然，这并不是说具体的、地方的、自然的物的生产已经完全被非物质生产方式所取代，而是说脱离地域的与具体的物质内容的“空间的生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方式。上升到一个规律性认识的高度，我们可以说，综观历史发展趋势，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不仅是一定自然物质环境(其认识现象表现为空间与时间特性)制约下的物质生产或人化自然的过程，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与时间条件限制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空间或“历史自然”的“自我生产”过程，即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换言之，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历史性自然与社会空间的反思性自我重构，而不是自然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由于被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命令”所决定，这便意味着其使命和任务从根本上就与传统社会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简单的重复生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冲决一切自然界限与神意的禁忌而实现的既是“革命性的”、也是“虚无主义的”疯狂扩张过程。资本的扩张，表面上看是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详见下文)，而其实际后果却是实现了自身空间的不断升级换代与无限高速的扩张。这正是现代性的历史自然或空间生产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与能源危机等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与发展导致人类社会的现代历史发展运动表现出对自身进程的破坏性。工业使人类从崇拜自然转向利用自然，但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却给人类来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生产力已不再是“生产的”力量，而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在资本的统治之下，自然界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毁灭性破坏和过度掠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过度奴役与支配自然所产生的重大的生存危机，这种深刻的社会矛盾预示着深层次的危机，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创造物能在其中和谐共处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

马克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局限性及其必然被终结的命运:“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完全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17］(P878)对此，列斐伏尔作了一个富有激情的预言:“大规模工业的到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动摇了世界的基础。生产力由此带来了另一次巨大飞跃”——即“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空间的生产在自己的列车上则带来了另外的事物。在其中空间的私人占有权将衰退，与此同时那主宰空间的政治国家也会同样衰亡。这体现出了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优先性地位(即交换价值的衰退)”［18］(P357、410)。“如果说空间的生产确实对生产力的飞跃(在技术、知识和对自然的支配中)作出了一种反应，因此，如果这种趋势推进到了它的极限——或者更好一些，克服了它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必然会引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对空间的联合管理、对自然的社会管理，是对自然与反自然矛盾的超越。”［18］(P103)这当然是另外一种文明形态了。

A．施米特说过，马克思绝少谈论自然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本身”的概念。于他而言，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即“自然”是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中介中的自然以及历史与自然相互转化及生成中的自然［19］。与此相类似，马克思事实上并未直截了当地专门阐发出一种空间观念，也并未试图把社会的、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空间假设为绝对自然或物理空间。但他确实相应地意识到了以上诸种空间形态的相对性与历史性，这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本质在于“用时间消灭空间”(或者“让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的论断中再清楚不过地体现出来了①。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几近于认为现代空间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的地方。

按照当代西方著名的左派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的考证②，第一个提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概念和思想的是英国17—18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尽管马克思并非这一术语的首创者，但他极其独到地把这种根植于神秘幻想中的唯心主义目的论式的只言片语，改造成了一种具有崭新唯物主义内容的锐利批判工具。资本的本性是试图减少流通时间和成本，以此推动扩大的资本更快地流回生产和积累领域，从而进一步加速其过程。但是，价值的循环同样需要物质客体的物理循环，在其中价值得以体现或再现。资本的所有形式——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都必须要发生转移;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一部分要用于发展生产领域之内和之外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就造成了持续地克服所有时空局限，并试图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动力:“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通道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12］(P521、538—539)

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铁路交通运输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类历史变成统一的市场与世界历史，这种空间化的历史经验才让历史唯物主义得以诞生。反过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潜存”着社会空间理论。对此，哈贝马斯作了非常精彩的评价:众多文献告诉我们，铁路在诞生时对当时人的时空经验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铁路并未创造现代时间意识，但在整个19世纪，铁路的确成了现代时间意识震动大众的工具，火车成了推动一切生活关系快速进步的显著象征。不仅仅是知识精英感受到了具有界限的传统生活世界发生了动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诉诸一种日常经验，把一切社会状况不断遭到打破、不断的动荡还原为生产方式与交换方法的革命。这就是说，马克思著名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0］(P456)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来自于火车对于当时人们的时空意识的强烈影响［20］(P68)。另外一位专门研究19世纪铁路史的学者更具体而系统地指出，马克思在铁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背后发现资本的积累运动，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对于资本而言相当必要，因为资本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跨越所有空间的障碍。产品只有在进入市场时才会成为商品，而进入市场，就需要在空间中移动，需要一种位置性的环节，工业体系也需要把资源从矿井移动到工场，这种移动就已经是对自然的一种转化，因此铁路满足了资本的内在需要，仅铁路一项，就促进了资本在19世纪的不受阻碍的发展［21］(P3)。

社会从空间中获得解放的历史趋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并且采取了一种能够反映资本内在逻辑的独特形式:通过消灭来实现解放。在此情况下，“资本的普遍化”趋势代表了一种朝向脱离空间的冲动，换言之，即朝向一种生产状况和水平的均等。“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正在缩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也是千真万确的现实，似乎没有什么玄奥需要惊奇。但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视角才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辩证的解释，这就是表面上自然与经济地理之压缩，实乃资本主义空间化生产方式之必然结果。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背景或舞台，也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要素。空间的发展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所谓世界的压缩不只是受现代化普遍进程的影响，更是建立在劳动和资本关系之上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必然。

马克思强烈地意识到资本这种“普遍化趋势”的更为具体的空间含义。他不仅关注到铁路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每个民族经济空间的扁平化，而且关注到了世界经济。由此，他早已预言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会因资本的存在而实现自身强制性的发展，甚至还会导致印度经济迅速发展到英国已经达到的水平［22］(P685—691)。除了这些对于空间生产的暗示之外，马克思还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资本的空间扩张。所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殖民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在那些殖民地以及在资产阶级殖民理论当中，扩张的现实已经被书写出来，可谓有目共睹;而且还因为殖民地对资本而言承担着具体的职能。通过外贸、经济和地理扩张，资本的核心矛盾多多少少地被转移到了体系的边缘地带，资本的界限得到了扩展［23］(P413—445)。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潜在地存在着社会空间理论。比如，他把资本主义的空间性当作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生产力，作为劳动的一种空间分工，从城市与劳动再生产的空间社会分工的角度，从渗透于帝国主义的资本空间的全球性扩展过程来理解与把握。虽然马克思并未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空间性特征及其细节作过专门研究，但他所作的努力为对资本主义空间问题进行更精细的分析与批判提供了基础，为对以空间作为基本要素的资本主义扩张和渗透的分析提供了路径［15］(P33)。

当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空间化的思想只是从属于他的资本积累、再生产与流通过程论述中的一种具体例证，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发展问题的系统讨论，在他的继承者如卢森堡、列宁等那里才真正得以开启。这当然是需要篇幅更大的另文才能说明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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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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