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作者：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译者：李猛，李康

出版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4月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总体性社会科学

从对社会学主题的这种关系性观念和反笛卡尔式的观念出发，自然而然地要求社会学必然是一门总体性科学(total science)。社会学必须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Mauss：total social facts)，这种“总体性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人类实践兼跨各种支离破碎的学科断片、经验领域和观察分析技术。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布迪厄反对早熟的科学专业化和它所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惯习赋予实践以一种系统性和一种能穿越上述各种区别分化的内在关联性；与此相应各种社会结构也同时在它们的各个向度上，不分彼此地维系或改变社会结构自身。在研究各种集团在不断演变的阶级结构中如何通过发展各种再生产策略或（资本）转换策略维持或改善他们的地位时，上面所说的实践的“总体性”表现得最清楚。阶级的再生产策略和转换策略形成了一个自成一类的体系，除非人们依据一定的方法，将（平常用彼此分离的科学和相互脱节的方法论来分析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联系起来，否则不可能把这些策略理解为这样的一个体系。就《国家精英》(La noblesse d’Etat,Bourdieu)所考察的统治阶级来说，上述那些生活领域包括生育、教育、（医疗）预防、经济投资和世袭财产的传承各种社会投资的策略（其中,联姻策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后还有各种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策略它们力图为统治阶级的支配及其据以立足的资本形式提供合法性。尽管这些策略并非深思熟虑的策略性意图的产物，更不是什么集体性阴谋的产物，但它们与时间上的承继代际间的互赖和功能上的连带之间具有客观的关系，正是这种客观关系，使得只有总体化了的知识才能阐明它们的内在结合与外在关联。一旦我们认识到社会策略潜在的统一性，并将它们看作一个动态的总体，我们就能够理解:

在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之间，在定量手段与定性方法之间在统计记录与人类学观察之间在把握社会结构与构建个体之间所存在的这些为人们熟知的对立，原来是这么具有人为性。这些非此即彼的选择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为唯理论主义那些空洞无物却又言之凿凿的抽象概括和实证主义虚有其表的严格观察提供一个正当性理由或者作为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分工,将他们在能力上的局限合法化：这就是说，这些对立以一种社会监察制(social censorship)的方式运作着它们会妨碍我们去领会某种真相(a truth)，而这一真相恰恰存在于因上述分工而被武断地予以割裂的实践的各个实践领域之间的关系之中(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根据“总体性社会事实”这一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布迪厄要大声疾呼，反对目前正困扰着社会科学的两种彼此对立但又相互补充的错综复杂的研究方式，即“唯方法论主义”(methodologism)和“唯理论主义”。唯方法论主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对方法的反思与方法在科学工作中的实际运用脱离开并完全出于方法自身（而非具体实际的研究）的缘故而锤炼方法即为方法而方法。布迪厄在“方法论”——被理解为与日常进行的经验研究相割裂的一门独特的专业——这一概念中看到某种形式的学院习气(academicism)，它通过将方法从对象中错误地分离出来(abstracting，源于拉丁语ab-trahere，意即“分离”)的方法，把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这种方法论拜物教把“方法论并非科学家的导师或教诲者”而“总是科学家的学生”的告诫抛在脑后，因而被谴责为它只是在为社会预先构建的对象披上科学的外衣，并不惜召致科学“盲见和短视”的危险：“观察技术和证明技术的复杂性，如果不伴随加倍的理论警省就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事实上它很可能转变成“为艺术而艺术”或更糟糕的是转变成一种方法论帝国主义(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也就是说，用现成的分析技术和手头现有的资料来强行对对象进行界定(例见Rossi 1989)。这样，方法论逐渐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理论(theory of the social)，它使研究者的行事方式就像卡普兰(Kaplan 1964)所说的深夜醉鬼，这个醉鬼丢失了他房间的钥匙，却坚持要在最近的一盏路灯杆边寻找它，因为他觉得只有在那里光才最亮。布迪厄所批评的并不是方法论工具技术上的复杂性，而是方法论力图用不加思量的技术锤炼来填补理论见解匮乏所产生的真空的做法。

布迪厄针对方法论的立场源起于最初他作为“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所受的实践训练。早在他初出茅庐开创职业生涯的时候，他就逐渐兼容并蓄又细致入微地通晓了民族志方法与统计分析两种方法。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他在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人类学家的第一次实地研究经验，以及他与国立经济统计研究所(INSEE)的统计专家的合作（后来他又曾与来自“法国数据分析”学派的数理统计专家合作），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他具有了一种对方法论一元论和绝对论根深蒂固的厌恶。因此布迪厄便公开宣称他“坚决反对站在宗派的立场上否定这样或那样的研究方法”。布迪厄的这一经历也使他相信搜集资料的活动一一或更准确地说，是生产数据资料的活动一一的实践组织和开展工作，是与对象的理论构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不能被降低为由受雇的打下手的人、政府的调研官员或研究助手从事的“技术性”工作。构成社会科学家活动的那些工作的习俗等级制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它最终根植于一系列彼此对应相互强化的对立范畴，包括高等与低级，心智与身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从事创造”的科学家与“应用”例行程序的技术人员之间的对立。这一等级制不具有认识论上的根据,因此必须予以抛弃。

有必要说明的是，布迪厄所提倡和实践的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并不意味着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人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或达达主义中所说的“怎么都行”，而更接近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很久以前教导我们的那样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必须与所要处理的问题相适配，并且必须在实际应用中在采用它们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对它们进行反思。这样，布迪厄攻击“方法论”的要害就清楚了：不能使对象的构建活动脱离对象构建的工具以及对这些工具的批判。

像方法一样，被恰当理解的理论不应该与哺育理论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为理论持续指导和塑造的经验研究工作相互割裂。正如布迪厄将实践的实践向度恢复为知识的对象，他也希望重新将理论的实践方面看作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布迪厄的作品充分证明他对理论工作并无敌意。他时刻准备反对的是为理论本身的缘故而进行的理论工作，即“为理论而理论”的工作，或把理论的体制(institution)看作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指涉的话语领域——也就是伯克(Kenneth Burke)所谓的“言语的学说”(logology)即“有关言词的言词”(words about words)。布迪厄没有时间从事这种脱离了经验工作的实践约束和各种现实的炫耀性的理论工作，而且，也不怎么热衷于“概念持续不断的分裂繁殖和组织这些概念的无休止的文字游戏”而这种倾向却是当代大多数理论工作的标志尤其是“元理论”工作的标志。布迪厄自己与概念的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他把这些概念看作被设计用来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工具箱”（维特根斯坦语）。但这种实用主义并没有为到处泛滥的概念折衷主义[像特纳(Jonathan Turner 1987)所捍的“分析理论工作”中进行的那样]打开大门，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定位于上文扼要论述的一系列有限的理论假设和实质考虑之中并受这些理论假设和实质考虑的控制。

也许对于许多人来说布迪厄在批判那些被他称为“唯理论主义的理论”（参见下文第二部分的第五节）时看起来不免过于严厉布迪厄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批判是针对一种特定学术环境作出的反应，在这种学术环境中，传统上一直对那些精通哲学和理论的学者奖掖有加，而同时却助长了对经验主义的强烈抵触情绪（虽然今天在“理论主义的欧洲”和“经验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对立更多来源于学术陈规与文化迟滞相结合的产物而较少来源于有理有据的详尽比较）。在美国，自从40年代以来，“工具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就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挑战，而社会学与哲学两个独立的学科之间的接壤又一直是极端脆弱的，如果“理论家们”迫使整个学术场域承认理论是受压制的一极，那么他们可能会履行一种更积极的功能。不过近些年来，理论的复兴和自主性发展已经进一步扩大了纯粹的思想家和那些经常被蔑称为“玩弄数据游戏的自得其乐者”(number crunchers)之间的鸿沟。正如西卡所评论的：“这两种文化在社会学中都根深蒂固，看起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放弃寸土尺地,除非我们画饼充饥式地希望：渗透着理论的经验研究开始在研究院占据确定无疑的地位并且将一直延续始终。”

在布迪厄看来，当今社会理论的缺陷并非源于亚历山大所诊断的所谓未能实现“预设的一般性”和“多向度性”而源于一种科学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将社会学对象的构建过程的各个环节割裂、物化并分化成彼此分离的专业领域并据此助长“狂妄大胆却缺少严格精确性”的社会哲学和“严格精确却想像力贫乏”的极端经验主义式的实证主义。虽然在原则上布迪厄可能会支持他们所宣称的意图，但他相信，根本不能指望社会理论孤注一掷地从不以具体经验研究的实践作为基础的“理论逻辑”出发。引起人们对“科学争论中的压制异议的危险”的关注，强调“在有关行动和秩序问题的最一般性的预设层面上多向度思想的重要性”，并鼓吹形而上的信念、方法论的信念与经验的信念的“相对自主性”这些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些观点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科学实践进行反思的一部分（这些反思旨在变革科学实践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么它们仍不过是卖弄辞藻而已。

与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方法论多元论一样，布迪厄对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分裂所持的反对意见也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的交织作用形成的：他的社会轨迹、他的基本科学惯习以及塑造了这一惯习并最初予以检验的特殊事态（这一事态也加强了布迪厄对最基本的科学操作的敏感）。当他对早年（50年代末）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的实地研究进行反省时（载于Honneth，Kocyba and Schwibs 1986:39英译文有改动）布迪厄解释说：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中，只做一个参与性观察者是有愧疚的，我想有所作为，以消除我在良心上的愧疚……这种多少有些令人不悦的感受在学术领域也有所表现，可能这正是我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活动的理由。我无法满足于仅仅阅读几份左翼报纸或签署几份请 愿书；我必须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做些事……我不能满足于只是读读书、去图书馆。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处境里，每时每刻，每项政治声明、每回讨论、每次请 愿，都与整个现实利害攸关，这时处在事件的核心以便能形成个人的见解是绝对必要的。不论它可能有多危险一一事实上确实很危险。我去观看、去记录、去摄影：我从未接受将研究对象的理论构建与一组实践程序一一没有这些实践程序，理论就算不上真正的知识——相分离的观念。

祭用技术魔法，玩弄概念辞藻，这些做法掩盖了严格的对象构建工作的匮乏，也遮蔽了对常识性概念的采用，因此它们都无助于推进韦伯所说的“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事实上，方法论禁令和概念拜物教不光是对立，它们还可以相互“勾结”，有组织地阻止人们去努力解释现存社会和历史。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布迪厄并不是在呼吁要比默顿更多强调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相互作用”。在默顿这位《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的作者看来，在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双向的交流。通过为理论设定任务，并为理论提供遵循经常不可预见的思路来进行阐释的机会，系统的经验材料有助于促进理论的发展；反过来，通过指出经验发现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社会理论界定经验发现的范围并扩展经验发现所具有的预测价值。这种说法将战后美国社会学特有的理论家和调查研究学者之间所存在的那种科学“分野”视为当然，并认可这是一种不容争辩的既定的社会学实践秩序。在默顿撰写这篇文章时这种“分野”体现在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两个影响巨大的人物身上，并进一步因现行的学术界科层组织和对专业化技能的奖赏活动而得到了强化。在美国的社会学界理论与调查研究这两极一直处于截然分离的状态，只是通过二者之间广泛的相互作用才有所缓和。但布迪厄的观点与此不同，他倡导理论构建与实践中的研究操作之间的融合。布迪厄并没有试图用一种更加紧密的方式将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联系起来，而是要使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彼此以最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而且这一主张也并非一个炫耀性的藉口，用以抬高布迪厄本人技能的地位，似乎他的技能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标尺，能够衡量杰出优异的才能。相反，这一主张认识到了“实际存在”的社会科学实践的固有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不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不断地将概念和知觉反思与观察融汇在一起。

布迪厄坚持认为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同时既是经验性的（它面对的是由可观察的现象组成的世界）又是理论性的（它必须构思有关现象所具有的根本关系结构的假设，而这些关系结构正是各种观察所欲加以把握的对象）。甚至最微不足道的经验操作一一一种测量尺度的选择，一次编码方面的判断决定，构建一个指标，或在问卷中纳人一项问题——也会涉及有意无意的理论抉择。与此同时最抽象的概念困惑如果不通过系统地联系经验现实，也不可能得以充分地澄清。最超凡脱俗的理论家也不能不花费精力去“拼手眠足地与经验琐事打交道”。当然理论将一直保留一定程度的认识优先性因为就像巴什拉在《新科学精神》一书中所说的“认识论矢量”(epistemological vector)是“从理性到现实”。但在这里承认理论的优先性并不会导致矛盾因为布迪厄并非以一种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来理解理论本身的：对于他来说理论并不存在于话语性的命题中而是存在于科学惯习的生成性性情倾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