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未来化

米山·理佐

［生年、所属、专业］1959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

［著作］《广岛遗迹：时代、空间和记忆辩证法》（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三言两语］超越民族，并不等同于将被称为“日本人”的地位暧昧化。人、记忆、叙述需要越境，主体并不浮游，毋宁说是几种力量关系、几种责任叠加的复数主体的投锚点清晰显现的过程。

《超越民族与历史》

丛书: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推荐指数 :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如果过去不束缚社会的意识，未来从这里开始的话，那么当下正处于“历史性”的关头，即永恒且变化的危急存亡的关头，也是选择的时刻。

——阿希斯·南迪①

序言

仅仅记得本国国民在战争中遗受的灾难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却不记得在亚洲其他国家及太平洋地区所发动战争的无数的非人道的历史，日本人的这种表现，即使在当今的海外媒体中，也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论调了。在战争结束后的漫长岁月里，日本都不敢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在日本人民的名义下实施的残暴行为作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加以叙述，支配着这一行为的，可以说正是“忘却的政体”。不过，“忘却的政体”绝没有成为过去。即便是那些被隐藏至今的历史事实已经被完全挖掘出来、国家不得不承认过去所实施的各种行为都是“错误”的之后，在社会的各处仍然存在着将这种“忘却“正当化的理论观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一个个不断被披露出来的日本帝国如此残忍的加害行为的情况下，反而变本加厉地采取防卫性的、自负的行动。自由主义史观的提倡者们呼吁从教科书中去除对本国及本国国民的否定性叙述，这种行为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去的“忘却的政体”。

但是，对于日本文化政治上的记忆，却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界限，明确地割断了与之前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历史局面。如果不先弄清这一点的话，那么就会搞错什么才是最为迫切的问题、谁才是目前的敌人吧。如果说自由主义史观倡导者们的言行具有魅力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它能够对试图通过否认、压制记忆来忘记历史这一迄今为止在战后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态度，以及90年代以后更为巧妙的记忆和忘却的政治这二者作出回应。

问题不仅仅在于恢复已经被忘却的内容的所谓反忘却(counter­-amnesis)。记述了法国70年代以后的历史认知与记忆状况的米歇尔·福柯，在现在众所周知的以“电影与通俗记忆”为题的谈话当中，做了如下的论述。

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是，在当下这个瞬间正发生着围绕历史的斗争。我认为这是对我所称之为“大众记忆”的东西进行再程序化，并使其闭塞，为人们提供一种理解当下时的框架，并强加于人。② 

从90年代到世纪转换期的这个时期，围绕日本历史的文化政治所产生的，我认为正是这一记忆的“再程序化”。如果冷战下的历史认识与政府之间的沉默与隐瞒是共犯关系的话，那么在全球一体化加速、已经无须维持冷战时期的主流话语的现在，承认日本过去的错误、对此进行反省并道歉，这一切，如果从国家利益即以国民为单位来思考未来的话便是最有效的策略，这样的认识十分合理。

如果围绕历史认识的主导性的现状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话，那么迄今为止，由众多的跨越年龄及国境的人们所支撑的并且也成为战后日本批判性的原动力的各式各样的反忘却的行动，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另外，当残忍和非人道的行为以及在日本国家的名义下强加于众多人们的深重而漫长的苦难被回忆起来的时候，这种记忆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为了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而回想起来呢？所谓更巧妙的对历史认识的主导，不是对事实简单的隐瞒及压制， 也许就是指将已然忘却的事情本身彻底地忘记。本稿整理了在了解过去这一工作中必然会产生的几个问题点并试图寻找能够回答那些问题的历史手法。

①阿希斯·南迪：《亲密的敌人：殖民主义下自我的丧失与再寻回》，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2页 [Ashis Nandy, The l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I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p. 62.] 

②米歇尔·福柯：“电影与大众记忆＂［马丁· 约尔丁译，罗特 · 林杰编：《福柯现场》（访谈，1966—84), Smiotext(e), 1989年，第102页。］（Michel Foucault,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in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6-84), trans. Martin Jordin and ed. Sylvére Lotringer (New York: Smiotext(e), 1989), p. 102.) 

寻求忘却与恩赦的回忆

要给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历史局面赋予新的特征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后细川内阁”。尽管当时细川内阁也论及了战争行为及殖民地统治的具体形态这一问题，并在日后进行了修正，但是他从首相的位置上将该行为评价为“错误”，这就成为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过的最官方化的历史认识的契机①。这一时期，围绕从 60 年代传承下来的历史教科书的审查制度，可以看到文部省在立场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正如从新扩建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的展示及和平祈祷典礼上的演说等官方的历史叙述中也能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地方级别对历史的表述上，也增加了不少市民及行政配合战争、参与国家政策的内容。对于“从军慰安妇”制度问题，总算以某种形式公开表示了道歉，虽然也并不充分。1995年夏天国会的终战决议，尽管在反省与道歉的问题上表现得极其幼稚，但从言及错误的行为存在于国家的历史中这一点，不得不看到它与过去占有主导地位的历史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别。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认识的推进活动，以这一时期为契机，人们开始去学习战后补偿问题及日本的殖民主义问题，创造机会倾听遭受日军暴行后的幸存者的证词等等，广泛地将过去没有参加过讨论的社会各个阶层纳入其中，与此同时，在主流的官方场合中广泛开展活动。

然而另一方面，围绕着历史记忆的文化政治处于新的局面，这并不意味着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们的痛苦记忆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补偿， 这一点在此也不必再次进行强调。日本政府对于“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态度自不必说，要求企业和政府对那些大多从占领地被强征的人们进行赔偿和道歉的行动，也都是极为困难的。在1990年前后的广岛，发生了围绕将原子弹爆炸韩国人牺牲者的纪念碑移至和平纪念公园内一事的争论。换言之，也就是在更大的空间里围绕着历史记忆的争论。请恕我在此没有篇幅进行详细的论述。这一时期，在亚运会和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临近之际，广岛市决定将长期放在和平公园周边的原子弹爆炸韩国人牺牲者的纪念碑移至和平纪念公园内。当时提出的议案， 是将这个石碑放入正式的纪念场馆，在与日本人同化、统合的基础上， 公然地删除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及强征的历史记忆，并且围绕原子弹爆炸受害一事，彻底模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民族性差异②。

①对细川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作出历史性评价的文章有如木阪顺一郎的“围绕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特征”(《年报日本现代史》 1995 年创刊号《战后 50 年的历史性验证》，第 17- 18 页）。

②关于这一点，拙稿＂记忆问题：在广岛的韩国人对原子弹爆炸的记忆和种族政治”(《公共文化 7》，春天出版社，1994年，第499 - 527页） （Memory Matters： “Hiroshima's Korean Atom Bomb Memorial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Public Culture 7(Spring 1994): 429 - 527)中有详细论述．

战后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反忘却运动，迄今为止在很多场合产生了对于现在的社会及文化的存在方式以及世界状况的疑问。国家的非正义夺走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地域的生机，对这种事实为什么要隐瞒、为什么不设法进行补偿，这一问题本身，在考虑日本人的立场与日本曾经施以暴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或者思考性别歧视、民族歧视以及南北经济差距等更为日常的社会非正义时，逐渐成为文化批判的契机。如果说对旧殖民地出身的人们而言，日本人欠缺对殖民地统治历史的记忆而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纠葛及矛盾的话，那么，回忆过去便是对曾经受到殖民化的人们的人权侵害及歧视制度的纠正。然而，现在在公共场合下正在发生着的正式承认日本的战争及殖民地统治的残暴并尝试作出某种反省的这种变化，是否可以说触及了因漫长历史的忘却而一直被强压着的人们的艰辛及痛苦，并想要积极地承受起对因忘却而持续至今的非正义的谴责呢？

现在正在进行的对国家的过去进行认知的体系重建，加上了对过去的自省，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宽恕，并且期望尽可能地从被本国加害的他者那里获得原谅，这是一种被上述的欲望所驱使的历史的记忆。同时，试图揭开国家过去的暴行的这一行为是对忘却本身——即试图埋葬长期以来一直受暴力压制的事实——的忘却，是以本国国民为中心的忘却，是恩赦般的记忆(amncsttc remembering)。是否可以说，这是通过对记忆的重新刻画来逐渐驯服过去，于是，迄今为止的反忘却运动，正因为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才更具有批判性、变革性的特征，也因此并受到清算和排除。正是因为很多人都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状况，围绕着记忆的抗争才会受人关注，并且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方式——即应该回忆什么，还有回忆的目的、怎么回忆、从什么位置上进行回忆等等，许许多多的人都被卷入了围绕以上问题的争论当中。

西奥多·阿多诺

西奥多·阿多诺曾在批判50年代的后纳粹主义德国时用过“清算过去”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这一表述，而日本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通过将国家历史部分地、选择性地从掩盖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清算历史，因此，也许这可以说是把握这一认知过程问题的最为恰当的表述。米切利希夫妇所论述的“悲哀的工作” ，或者在精神分析学上被称为“修通”的心理过程，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对过去的记忆和自我丧失的体验，放在每个人所占据的现在的位置和这些精神、历史创伤之间的关系性中进行回想，并将其当作是一个可以辩证性把握的建设性的过程①。与此相对，阿多诺在50年代的德国看到的“清算过去”，指的是这样一种记忆方式，即对纳粹主义历史的回忆未必就是“凭借明晰的意识作用来达到从过去的咒语中解放出来的目的这一对过去的认真的态度”②阿多诺更是指出了这一记忆方式犹如翻书那样，被“想要尽可能地从记忆中彻底抹去”③的欲望所支配。

阿多诺的这一警告，与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对70年代的历史认知与记忆的状况进行叙述的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同一对谈中，福柯在强调历史记忆的争论给予在世界各地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以决定性影响时，做了如下的表述：“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同时这也意味着控制了人的经验，以及有关曾经历过的斗争的知识。”④

当然，福柯的观点并不是说预先存在一种纯粹的过去的经验，只要将其作为真正的记忆加以继承，就会自动产生将文化政治的斗争引向胜利的力量。其观点与阿多诺很相似，是在促使人们回忆起之前被埋藏的记忆瞬间，即在人们专注于反抗压制，展开被认为是全新的、进步的行为之时，对所产生的权力的存在方式加以关注，这一认识是比较恰当的。可以说，正如在福柯的研究中一贯所能看到的那样，权力不只是在受到压制时才会发挥作用，在此他表达了被称之为大众记忆的历史的认知、通过产生历史的真实而发挥作用。终于从黑暗中苏醒的认知， 在其他的新的真实的政体下接受阳光的照射，通过得到主体性地位从而再一次从属化。福柯是在警告我们，在回想起被埋没的过去时，无论是否愿意，都会伴随着此种记忆的政治危险性。

在人们相信可以完全填补认知的空白之时，对于其单纯的充实性的信赖，就会更进一步地增强人们对现状的安心感以及对既存的语言、 文化范畴的满足感，并制约人们对伪装成整体性及普遍性的真理的怀疑。唤起对历史的记忆，同时也控制了只有记忆在象征领域的外部才具备的变革性。阿多诺及福柯追究的是在试图填补认知间隙时必定会伴随的问题。理解回忆过去必然出现难度及危险性，不仅是在后冷战时期的日本，而且在世界各地，围绕历史记忆的争论也成为文化政治的中心事件。迄今为止被遗忘、不得不沉默的近年来所出现的事态，逐渐开始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场合中被讲述出来，在面临这种局面的世纪末的今天，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然而，与此不同的叙述过去的方法、究竟是否有可能存在呢？既非支持现存的秩序，又无法从旁佐证新的历史真实的反忘却究竟是什么呢？

①围绕过去的回想工作的重大差异，参考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著，小泽弘明译“表象化犹太人大屠杀——历史家争论的省察＂（索尔·德兰德编，上村、小泽、岩崎译：《奥斯威辛和代表性的界限》，未来社，1994年）第138- 171页。

②西奥多·阿多诺：与过去为伍意味着什么？（杰弗里·H·哈特曼编：《比特堡的道义与政治观点》，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5页．）（Theodor Adorno. “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in Bitburg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ed., Geoffrey H. Hart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5.) 

③西奥多·阿多诺．同上，第115页。

④米歇尔·福柯：“电影与大众记忆” ［马丁·约尔丁译，罗特·林杰编：《福柯现场》（访谈，1966-84), Smiotext (e), 1989年第92页。］（Michel Foucault,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in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6一84), trans. Martin Jordin and ed. Sylvére Lotringer (New York: Smiolext(e), 1989), p. 92.) 

回忆的辩证法与记忆的未来化

产生批判性、变革性的危险，动摇我们身边状况的对过去的回忆方式记忆的存在方式，即便从被边缘化了的位置中得到解放，在公共空间中得以主流化之后，也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与他围绕现代的时间性的一系列论文，给了我们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①。本雅明的文献，从解释学横跨美学及宗教学，都有许许多多优秀的论述，在这里我不打算再次谈论。在此，我想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中读取一下与我上面所论述的今天的历史记忆的政治状况有着直接关系的实践性认知问题。

在“历史哲学论纲”当中．本雅明提议“把历史事件悬置”（252页）。“悬置”的对象，是本雅明以“普遍历史”作为其特征的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及资产阶级的解释性历史手法。与此同时，同为现代历史叙述的这两个“普遍历史” ，本雅明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 ，并将其与明确社会变革可能性的历史认知现实状况相互对照地加以区分。

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在解释学历史主义及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那里，历史的真实被认为永远存在于过去，而与此相对，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唯有作为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且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即便过去的事件能还原于历史，也不代表把握了真理。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要将过去摆放出来，就能重新构建历史。重要的是，回想过去．就像“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时将其把握“ (255 页）那样，宛如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将它从流逝而去的历史长河中截取下来。

然而，所谓“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时将其把握”指的是什么呢？本雅明又这样写道，“每一个尚未被现在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 (255 页）。所谓“ 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时将其把握＂，是指过去已不再”被现在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也就是说，过去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时间性中被排除，如同字面所表述的那样，它完全变成了“过去”，从那一瞬间去把握过去，并使之再次停留在记忆里。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记忆辩证法的社会实践，即将过去的事件转换为对于现在而言迫在眉睫的焦点问题。

本雅明的历史手法中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侧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手法，不是将“实际发生了的”过去的事件按事情本来的样子来写历史，而是逐渐描绘出“也许发生过的事件”、“把握也许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过去的可能性”②。它会寻找诸如没有实现的诺言、未能回避的惨祸、未能实现的梦想等等这些可称之为历史的中止的东西，并将其作为记忆的片段收集起来。从过去走向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时间仿佛在自发地前行，在以此为前提的“普遍历史”的叙述中，那样的记忆是决不会被发现的过去。

“普遍历史”在逐渐地构筑“空洞的同质性时间”即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与此相对，这种历史的叙述，将在过去也许曾经遇到过的无数的抵抗——本雅明将它称为革命的、救世主的“现时” (Jeztzeit) 公之于众，由此而使得对历史必然性的拷问成为可能。“普遍历史”不问过去与现在的自动的连续性。其结果，与赞成现有的认知现状相对，本雅明的回忆与再记忆的手法，既没有将“现在”置于过去的延长线上，也不赞成将“现在”作为历史长河的终点。更可以说，他将历史引向与“现在”不同的“当下”，试图寻求过去的危机的瞬间③。

可以说，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的进化论式的、直线性的、自动连续性的历史手法。苏珊·巴克－莫尔斯对本雅明的这种历史观进行了如下的概括。

（本雅明的目的）在于掀起一场历史记述中的‘哥白尼革命 ’  。（中略）将“把现在置于批判性位置＂的过去被压制的因素（业已实现的残暴与未能实现的梦想）带入意识之中，这是其目的所在。在辩证法的意象中，将历史的片断拼凑起来的工作的指针就是有着变革可能性的现在。④

对本雅明而言，能够使得批判性的历史认知方式成为可能的，只能是这样一种回忆与再记忆的工作。

决定现在的不是了解过去，而是变革现在，并想象新的未来，这种记忆的方式即使是在反殖民地斗争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开头部分引用的阿希斯·南迪在论述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甘地的历史观的文章当中，强调为了不使认识过去的工作陷入肯定现状的境地，对“面向未来的记忆＂的思考是必不可少的②。对甘地来说， 从堆积的历史的重压——在此也包括种姓制度及殖民地体验等——中解放被殖民地化了的意识，这是想象全新的未来时不可或缺的过程。既不是放弃过去，也不是被其束缚，而是将历史定位为不断被赋予了新意的“ 当下”，从而使得想象非殖民地化的未来的印度的。“现在”成为可能。这就使得追究与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种姓制度等既成的关系及被殖民化了的历史意识这一工作本身成为可能。

南迪在这里所说的“面向未来的记忆＂，指的是在之后的80年代积极介入德国历史学家争论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对本雅明的解释的继承。哈贝马斯从本雅明那里看到必须将过去与现在的乌托邦式的构想和社会变革紧密地并且批判性地联系起来的历史的时间性，论述了现在对于过去而言所具有的“面向未来的责任＂的重要性⑥。赋予记忆以 “面向未来性 ”，以此来了解过去，这不是肯定现状。而是培养以批判性的眼光认识历史的想象力，以此来积极地变革现在。现在是孕育崭新的未知的未来，不断进行变革的时间点，这种观念在现代也十分引人注目。批判“普遍历史”这一现代产物的历史手法，反而让人感到现代的时间更激进。既遵循以这种时间轴所描绘的历史，也拒绝了将未来置于“当下”的自然的连续线上。

①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哈里·约翰译，汉娜·阿伦特编：《启蒙之光》，舍肯出版社，l969年。）（Waller Benjamin, Thesis 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 trans. Harry Zohn and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本文下面对该论文的引用之处都标明了页码。

②对促使我注意到本雅明的回忆的这一角度的哈里·哈如图涅先生表示感谢。

③恕我无法在此展开详细论述，我在其他场合，如离我最近的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相关的证词活动中，对包含着这样的记忆的辩证法过程与批判性认知契机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记忆的辩证法一广岛” (《思想》第866号，1996年） 。

④苏珊·巴克－莫尔斯：《视觉辩证法·本雅明的拱廊计划》，麻省理工学院出版杜．1989年，第338页。(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9), p. 338.) 

⑤阿希斯·南迪：《亲密的敌人：殖民主义下自我的丧失与再寻回》．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7页。(Ashis Nandy, The lntimate Enemy, La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7.) 

⑥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三岛宪一等人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I》，岩波书店， 1990 年第 23 页 。

跨越国境的记忆

正如在本文开头论述的那样，战后日本对“忘却的政体”的挑战，逐渐走向了对于社会非正义及反民主政治的批判。例如，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表现出日本国民对过去残暴的战争行为缺乏反省，因而受到批判，同时，这种行为也被广泛认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是对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的挑战。忘却国家的过去，被视为战后民主主义的危机。直接参与到反忘却运动中的人们，坚持思想及言论的自由，不断呼吁反歧视，他们赋予自己的所为以扩大近代市民社会的民主原理之宗旨。

然而，另一方面，战后日本反忘却的动向，在不断批判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却也不断重新生产出一些国家主义的言论，这一点无法否认。那是随着在宪法及国定教科书等既成的国家制度的框架内长期追求历史认识的批判而产生的。伊恩·布鲁玛在将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战争的记忆方式放置于两国国民这一框架内进行比较时，他谈到了德国人对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的自责，认为那是对德国人的国民同一性进行重新肯定的“神经病式的民族主义”①。即便暂且不去考虑应该如何评价布鲁玛对日德两国现状的认识及嘲讽的态度，对国家的批判这一行为即暗示了与国家的更深层次的自我同一化，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论点的确很有意思。在日本出现的要求国家的道歉及赔偿的这一动向，将国家的框架与民主的公共空间天衣无缝地对接起来，也许它带来了强化日本人的国民同一性的结果。因为对国家赔偿和道歉的这一要求，无论如何都只能出现在被统合的国民的历史这一既已被共有的单一的历史时间性中。

日本人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回忆自己的过去。无论是对他人施加残暴的记忆，是作为国民性的体验的战争受害者的集体记忆，还是对国家过去的历史的赞美、不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在回忆的主体、对象和日的之间毫无矛盾地保持了它的同一性。如果说反忘却的话语是从这样的视点出发而产生的话，那么亚洲其他各国及曾经处于日本殖民地统治之下的人们，作为日本人赔罪——以及希望得到原谅的欲望——的投影对象，再一次被赋予从属的他者的地位，他们不断去完善日本人这一主体。这种从属性的他者性的关系，并不会动摇国家本身，反而陷入一种自负的自我肯定，这正如高桥哲哉在对加藤典洋的反论里所论述的一样②。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迎合自由主义史观话语的新型批判，在与国民国家的同一性这一点上，被认为与迄今为止的反忘却的话语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不是单纯地强调对加害历史的回忆，而是拷问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即日本人为了日本人的回忆。

在反忘却的作用中被再次创造出来的不只是国民国家这一个范畴。批判“从军慰安妇”制度的话语，一方面诞生了跨越国境的回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它还伴随着另外一种危险，即在自由女权主义的运动中，尤其是“妇女”这一被自然化了的既存范畴的再次出现。其中时常存在着制造出作为家长制受害者的女性、作为男性暴力牺牲者的女性等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女性”历史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在 “从军慰安妇”制度的问题上，要求国家赔偿及道歉的话语，成为产生出女性这一范畴的、使各种各样的差异及力量关系得以意识化的契机，这也是确凿无误的实情。它也促进了并不仅限于国民国家公共空间的激进的文化批判。也可以说，通过要求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一方面使国民这一范畴成为记忆与责任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拷问没有置于其中的国家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及权力，并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批判立场。一个重大的理由是，“从军慰安妇”制度的记忆是在新殖民地主义及移民歧视、基地问题、日常的性暴力、经济差距等与“现在与自己休戚相关”之事的切实关系中被回忆、被叙述出来的。

将迄今为止不被了解的过去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可能导致与迄今为止被视为极其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世界逐渐疏离，并且也有可能会成为将认知秩序弄得非常危险的脱神秘化的推动力量。挖掘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物的工作，在其意义上，毫无疑问是文化批判的重要手段。然而，与此同时，开口与被边缘化的记忆搭腔，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的历史体验可视化，并不能跨越既存的话语与表象。回想过去的记忆，之所以时常包含着被彻底回收到既存的认知秩序中去的危险，这是由于其无法避开诸如国家及民族性、男女社会性差异等由被物象化的文化范畴所构成的语言及表象手段来进行叙述的缘故。反之，如果明知冒着其他的审美化的危险仍要强行叙述的话，就像在富山妙子作品中上能看到的那样的效果，也许可以说，现代主义、艺术及诗歌语言， 就成为搅乱既存文化范畴本身的过去表象的优秀手段。

通过回想过去、了解历史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渐疏远以往叙述过去时使用的语言及文化的各个范畴。此外，也正因为如此，之前极其自然地想象、描绘出来的未来的意象也在渐渐发生改变。在本文中论述的辩证法的回忆手段，在产生出那种历史性认知的基础上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同时又在对抗记忆的再程序化的基础上，成为不断产生出更为丰富的与反忘却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①伊恩·布鲁玛著，石井信平译：《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TBS 大英百科全书, 1994 年，第 115 页。

②高桥哲哉：“围绕‘哀悼’的对话—— ‘ 战败后论’ 批判再说”(《现代思想》第 23卷 12 期， 1995 年第 238- 254 页。）

结束语

我们现在正处于见证”规模空前的记忆热潮”之时，在考察、论述世纪之末欧洲的文化风景的过程中，安德烈亚斯 · 汉森做出过如此评论①。的确，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以历史叙述为题材的主题公园及博物馆都备受瞩目，在全球化的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场所的历史记忆逐渐成为观光开发及城市规划的宝贵资源。在前卫艺术的世界里， 历史的亡灵成为过去的废墟，不断产生影响，同时，家族历史及个人过去的精神创伤也在不断地提供优秀的文学题材。共享挖掘出的历史也会成为集合体同一性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文化多元的政治里，对现在体制发出的异议．也是围绕着过去记忆的争论。

但是为什么是“记忆”呢？掀起“记忆热潮”的20世纪末，也是真空体验及假象先行于历史的社会。在那种文化状况的背景下，促使人们对过去发出话语的，可以说不过是单纯的怀旧，或者说是体现了对追求更为真实的、正统事物的欲望的反动。对过去的固执，只不过是为过热的市场而准备的商品。理论性的话语执着于“记忆”或者说执着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也只是现代或者作为后现代征兆出现的“狂潮” 。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或者说，不仅仅是那一点的话，我们必须省察通过对“记忆”的叙述到底要搞清什么以及我们能叙述些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多少次面对历史认知问题通过被置换再次成为“记忆”问题，将迄今为止没有追寻到的某个东西变成了可能。本文如果能够成为回答诸如此类问题的某种线索的话，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①安德里亚斯·胡塞恩：《记忆的黄昏：在健忘症文化中标识时间》，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5年，第5页。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Ma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5.

［附记］：本稿摘录自《广岛遗迹：时间、空间和记忆辩证法》（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Hiroshima Traces: Time, Space 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一书，并进行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