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本文节选自《列宁主义》

作者：尼尔·哈丁

译者：张传平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如果说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那么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极权主义的理论家们声称,全面控制社会和个人的这种斯大林主义野心的理论基础、心理基础和制度基础都是由列宁牢固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托派分子和相当广泛的左派分子也持续不断地提出了一种解释路线，即斯大林主义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illegitimate offspring)„在这种解释中，这两种现象的目的、方式和方法都明显不同，并且它还坚称，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列宁本人不但意识到了斯大林主义“变质”的危险，而且还尽力提醒党要把这种危险从自身中清除出去。

（列宁与斯大林）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些争议不大的因素。首先存在着的诸多共识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出身背景和个人特点极不相同，因此他们总的政治风格也极为不同。列宁生长在一个富裕的、有文化的大家庭中，这种家庭尤其能够提供支持并具有稳定性。斯大林则生长在一个贫困家庭,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粗野并且酗酒，整天不回家。①列宁在其一生中都保持着学者的自制和严谨;斯大林实际上在14岁就没有认真地学习了。列宁是位很棒的语言学家，他早期作为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一名学者表现优秀，他后来通晓法语、德语和英语，表现同样优秀。他是一位在大多数欧洲主要城市生活过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斯大林事实上并没有在其出生地格鲁吉亚和移居俄国以外的生活经历，他对所有外国的东西都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甚至列宁最严厉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就个人而言，列宁极其谦逊有礼。他在革命后所作的艰苦努力让人们崇拜他，纪念他的伟大,或是借助于宗教的意象把他想象为上帝式的存在。当1918年列宁遭到刺杀处于死亡边缘之时，他抱怨说,报纸上充满了这种粗野无礼的废话。列宁的身体一恢复就立刻派他的高级助手前去苏维埃报纸的办公室直接指示，要求立刻停止这种庸俗的对个人的歌功颂德。相反，斯大林短暂的谦虚表演就显得虚伪和做作。在他得势掌权的过程中，他发现扮演列宁的忠实代理人和谦逊追随者的角色有很多便利之处。他在这个阶段得益正是因为他的低调,而且他的竞争者轻视单调乏味的党的幕后管理事务，斯大林因此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当斯大林驱逐了所有的对手，自己取得对党的完全统治时，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赞美是过度的,也没有什么颂扬是奉承的。成为苏维埃精英的资格条件现在变为是对斯大林的顺从和奴性态度，并且随时准备赞美他的天才。

人们相当广泛地赞同，出身背景和性格的差异使得他们两个人的政治风格一一即两个人如何向同事和外界表现自己的风格迥然不同。列宁的权威体现在他是一位严格的领导者，以其具有的广博而清晰的学识受到景仰和尊敬。他给人印象深刻并令人信服，靠的是以理服人，靠的是对自己所提出观点的直率坦白和执著精神。斯大林则不同，他并不那么光明正大并且善于伪装。在他那里,政治原则的争论很快演变成了人身的攻击、政治的狡计，并最终演变为对真正的和想象的对手进行肉体消灭。在列宁看来，党具有团结的意义，它超越了包括个体在内的个体的总和。在关键的时刻，列宁会坚持自己有权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战略。但是同样地，他也总是寻求和赢得中央委员会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些调整的批准。他很重视程序上的手续，至少是重视与党相关的程序上的手续。列宁在世的时候,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他高度重视党代会。在1927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在这之后一直到他1952年去世，斯大林仅仅允许召开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诸如农业集体化、国家快速工业化这种对社会主义（以及党的）战略目标的根本调整，甚至都没有提交到党的代表大会。在他执政期间，斯大林娴熟地利用他掌控的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党组织的任命权来排斥异己，确保自己的权威。当那个目标实现以后，他将党的老战士、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派（Old Guard）”统统视为是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全部清除干净。相应地，党所遭受到的死刑和牢狱之灾比苏维埃社会其他部门都要多得多。斯大林大批屠戮苏共领导阶层,无情践踏党的规则和惯例，并且熄灭了党内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

列宁的最后斗争——对斯大林的攻击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内容和风格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可能在列宁最后的著作中能找到其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遗嘱”）清楚地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②列宁遗嘱的附件指出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太粗暴（gruby），并且要求代表大会“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一列宁继续说道，这个人要不同于斯大林，要“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③这并非是一位垂死之人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很显然,这是列宁在其生命最后十八个月中事实上所关心并且写到的事情。列宁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事务的调查，并且极力反对斯大林的高压和沙文主义态度以及他的委任（比如奥尔忠尼启贝版[Ordzhonikidze]），所有这些都使他确信，无论是从个性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斯大林不仅不可靠而且粗鲁，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真正威胁。毫不夸张地说，在1923年12月遭受两次中风以后，列宁仍竭尽全力与斯大林作斗争。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最后的两篇文章是列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其秘书口述的，当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达到了极限（并且中央委员会已禁止他从事任何政治工作），这两篇文章很明显都是直接针对斯大林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④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⑤严厉批评了整个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不称职，尤其是批评了斯大林的统治。工农检查院（WPD于1919年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自检查院成立以来斯大林就一直是其委员。它本应该是作为这样一个机构,一方面用来培训工人和农民以便在管理工作中担当领导角色，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中最重要的公共问责机构，它确保政府其他部门的全部工作都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列宁的结论说，很遗憾,工农检查院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起到作用。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⑥

列宁的文章一语双关，因为它不仅指责了斯大林对于工农检查院的严重忽视，还主张恢复将这个工农检查院的活力，把它同党自身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授予其问责权，甚至向党的政治局问责的权力。这样，重组的工农检查院将成为二个督查机构，不仅监督国家机关的不称职和傲慢行径，而且列宁尖锐地补充说，它还将根除“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的官僚主义者”⑦。根据推理,它将作为最有权的机关向权力日益增长的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本人问责。因此，这也难怪斯大林及其随从（受到在《真理报》的布哈林的支持）反对经由托洛茨基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来决定列宁最后文章的出版事宜⑧。列宁的文章最终按时刊登在了1923年3月4号的《真理报》上，但是很清楚列宁并未打算让事情到此为止。他告诉其秘书，“他要把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提交党代会”⑨（1923年4月即将召开的第12届党的代表大会）。《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5日）出版的第二天，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个特别强硬的便条,正式要求斯大林为他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通话时的粗鲁无礼道歉，“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否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⑩斯大林似乎粗鲁地指责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了政治局做出的规定（并且由斯大林监督执行），即禁止列宁“看报纸、会见来访者和了解政治资讯”⑪,只允许列宁和他的秘书每天接触五分钟以口授他的个人日记。列宁派秘书把便条交给斯大林,并第一次采取预防措施把便条复写给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一这本身就表明列宁此时已不再信任斯大林。斯大林陷入了困境，他作出了让步并进行必要的道歉，然而，这种道歉从未公之于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很明显列宁正准备对斯大林发起重大的理论攻击、组织攻击和人身攻击。他确信斯大林已对党的团结构成重大威胁，并且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⑫事情。斯大林的粗鲁使他不适合做总书记，他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得他不适合担当民族事务人民委员（the commis­sariat of the nationalities）。在这种“列宁最后的斗争”⑬中有着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他的职权被剥夺就像他已经离职了一样-----个虚弱的、病危的人,像一个犯人一样被困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地，被禁止同外界联系，被一个医疗团队所监视，这个医疗团队只对一心想破坏的那个人负责。（的确，有个完整的研究提出了这个观点，在列宁的医生的帮助下，斯大林最终成功地毒死了列宁。⑭甚至列宁的老战友也没有准备帮助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列宁最终会提名托洛茨基为他的继承人，并且托洛茨基也被列宁委托处理格鲁吉亚问题，⑮他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份谴责斯大林的简短声明，甚至托洛茨基也没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每到重要关头他总是搪塞、称病，或者不真实，或假谦虚，拒绝像列宁的传人那样行事。列宁的支持者只剩下了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以及私人办公室的值得信赖的、不屈不挠的女秘书（令人奇怪的是,这里面竟然包括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Nadya Alliluyeva］）。

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位患病老人最后的英雄事迹，那么我们未免太冷酷了。但是同样地，在列宁和斯大林不平等的对抗中,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是一种自我诱导的悲剧性的痛苦，我们就是失察了。列宁一时疏248忽，用人不当，以至于养虎为患，他自己培养的人现在要对付他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另一方，即看看作为列宁自然的、并且可能也是必然的继承者斯大林。

作为列宁工具的斯大林

党内任何有声望的人都不会怀疑,斯大林是列宁的人。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的传记⑯清楚地表明，在斯大林革命生涯的早期，他就英雄般地迷恋列宁——迫切地向列宁证明自己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列宁则欣然接受这位显然谙熟马克思主义的“了不起的格鲁吉亚人”，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和外高加索地区的革命运动有着重要的组织上的联系。斯大林似乎像列宁一样具有一个革命活动家所有重要的品质。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而且在密谋技术上训练有素。1905年起义失败以后的那段艰难的反动时期，斯大林帮了列宁大忙,他为党筹措资金,是负责为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征集钱粮的武装战斗队的主要联系人。正是斯大林及其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1907—1908年的大罢工和工人代表大会中赢得了荣耀，唯独他所负责的巴库在这一时期表现活跃。他们不屈不挠、意志坚定,毫不妥协地清算孟什维克，这些都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赞扬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是“政治大罢工中最后的莫西干人(Mohicans)”⑰。到了1912年，列宁实际上与党内知识分子决裂，这些人陷入到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哲学的迷思。此时，列宁重组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人正是处于地下的高加索实干家。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奥尔忠尼启则都被选进了五人指挥中心，而且两人还被任命为负责指挥党在俄罗斯活动的四人俄国局成员。⑱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大林迅速跃升至党的领导层完全出于列宁个人的坚持。

正是在列宁的鼓励下，斯大林着手写作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或小册子。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写于1913年1月并且在数月后出版。⑲这本书从列宁主义的立场对社会民主党的大量素材作了很好的调查与批判。该书公开反对联邦制以及民族文化自治而坚持民族自决的原则，同时还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更大目标。据说列宁本人和善地对斯大林进行了指导，告诉他小册子应该包括哪些主题以及如何谋篇布局（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唯一可称为“理论”的贡献）,并且在出版前列宁还认真地改正了斯大林文章中的不当言词。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知识界趋炎附势的环境下，列宁很希望看到他所极力培养的副手至少能被视为是有一定理论功底的人。然而，这一切都不应导致我们认为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完全一无所知或无能，也不认为他写的那本小册子实际上不是他本人的成果。也许就理论来说，他可能是可靠能干但不出色之人，而且也可以理解他慑服于列宁本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大量声明，但是，那种认为斯大林在理论上一无所成的传统观点还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1913年年初，列宁的“了不起的高加索人”⑳刚回到俄国就被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和秘密警察）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y）出卖了，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直到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1917年3月斯大林作为俄国最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回到彼得格勒，很快控制了党的委员会和《真理报》的主编职位。这实际上又是列宁的意思,尽管在1917年四月列宁回来之前的数月中，斯大林反复无常，但是他还是被聘为《真理报》即党最重要的报纸的主编。“七月事变”的革命流产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迫逃离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捕入狱，在他们都不在的情况下斯大林重新取得了党的领导权。

革命以后,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又被任命为工农检查院的人民委员。他同时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唯一是中央委员、制定政策的政治局，享有组织或执行权力的组织机构或组织局的成员（21）。通过工农检查院他可以在国家的每一个部门安插代理人或对它们进行监视，通过党的组织局(1919年3月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共同筹划下建立起来)他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直接任命和调动党的干部。党的组织生活原本掌握在才能突出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雅各布・斯维尔德洛夫(Jacob Sverdlov)手中，此人受到全党的喜爱。但是命运弄人,1918年年末他因斑疹伤寒突然离世,之后不久斯大林便逐步进入了党的组织机构的中心。1922年3月，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而正式确认了他作为党的组织者的卓越才干。此后，他不仅负责党的所有领导干部的安置和升迁,还负责确定政治局会议的议事流程和相关文件。斯大林现在实际上在为苏维埃政权中的统治精英设定议题，并且渐渐控制了其招聘和安置。最终，通过成立于1920年9月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他成了党纪和清除野心家的负责人。

我们应该清楚，在这样一个权力的持续不断集中的过程中,列宁不仅支持或提议对于斯大林的任命，还大力为斯大林辩护，反对那些对斯大林身兼数职不满的人。列宁对他的同志们反问道:“我们谁没有这种罪过呢?”（22）只是到了1922年底,就是在12月中旬列宁第二次中风之前,各种因素促使列宁第一次认真考虑斯大林是否适合掌握大权。此时，正如所有真正发生的悲剧一样，一切都已太晚了，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和用人不当，原来的英雄注定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列宁——建造庞大而僵化的组织

列宁本人一直是要最坚决地摧毁党内外的所有政治对手。十月革命之后的数月间，他不接受要建立基础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的呼吁,这甚至在列宁自己的党内也有广泛支持。他沉着地授权关闭反对党的活动场所，骚扰并逮捕他们的活动分子。（23）对于俄国的未来来说最为不祥是,列宁赞同立即解散于1917年11月经由广泛选举产生并且在1918年1月已经短暂召开的立宪会议。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他们断言,唯有他们能确保人们珍视的、等待已久的立宪会议的召开。托洛茨基声称说，十月是“立宪会议的救星”（24）。直到这时，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所有的政党都坚称，只有立宪会议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力和合法性来重建后帝国时代俄国的宪法、司法、政权以及财产关系。然而，随着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重点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列宁尖锐地指出，苏维埃的民主要远远优越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列宁争辩说，苏维埃的民主是积极的和共享的。它拥有数百万受过教育的自我管理的人才，因此，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25）。列宁提醒说,我们绝不可能倒退到过时的、名声扫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毫无疑问，列宁主要寄希望于工人和士兵强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

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大概算起来，农民党（社会革命党人——SRs）获得40%的选票，布尔什维克党获得25%的选票——1580万张选票和立宪会议中拥有410个席位对980万张选票和175个席位。然而，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主要的城市地区和最重要的军队。（26）列宁认为这次选举存在着偶然因素，并没有代表性——它不能反映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亲布尔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因十月革命而产生的分裂。这样讲的意图就很明显了，正如罗莎•卢森堡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如果立宪代表的构成的确不能反映公众意见,那么就“应当安排新一轮立宪会议的选举”（27）。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维持专权以及恣意妄为打压反对派的战略，卢森堡总结说：

简直是无药可救。因为它阻塞了唯一能够用来修正社会制度一切先天缺陷的活生生的源泉。那种源泉就是最广大人民大众充满活力的、自由自在的、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28）

她同样也很清楚，“没有一种出版的自由，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组织的自由”，（29）群众的统治完全是无法想象的。她预言说，缺乏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将会堕落为一种“派系活动一少数政客的专制独裁”，公共生活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野蛮对待。（30）

少数几个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仍然认为列宁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所作的预判。孟什维克随声附和这个观点,并且在列宁自己的党内也更加文明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缺乏出版自由，没有自由选举出来并且至高无上代表大会，公民用什么纠正方法来清除行政机构的不作为和专横？

列宁对立宪会议的反对逐渐表现为是理论上的而不是临时说法。（如果这种临时说法是列宁反对选举结果的主要理由，那么列宁就还没有真正回答卢莎•卢森堡的挑战。）列宁声称，传统的议会制度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

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31）

他强调说，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民主机制在每一方面都是优越的。它不仅是特定阶级的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审议机构更具有活力。民主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在于有多少选民参与投票，而在于有多少人真正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苏维埃政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政策制定这些功能于一身，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公共管理事务真正变为群众的事务。因此,不应该回到原始的宪法形式，这种形式早已被广泛证明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32）反正这些就是布尔什维克立即解除期待已久的立宪会议的主要辩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列宁刚好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其宣传口号中还不断宣称,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才能把立宪会议从右派背信弃义的企图中解救出来，“唯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33））

然而,实际上，在9月底布尔什维克更加严格地遵守列宁的指示,“只有这场战争的发展能帮助我们取得政权，但是，在起义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少谈论这一点（要牢记甚至明天我们就能夺取政权并且我们不会让它白白溜走）。”（34）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人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或Sovnarkom)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而且党完全控制了中央执行委员会(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颁布一个法令意思是要单方面妄称立法权归属自身。这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场政变，表明工农政府(和党)取得了对苏维埃及其执行组织的控制权。渐渐地，布尔什维克拥有了对于有着全权代表大权的人民委员的任命权,并且他们还分化和重组难以对付的苏维埃和具有威胁性的政治对手。在十月革命的六个星期中,高尔基的报纸《新生活报》(Novaya Zhizn)悲叹于苏维埃运动如此迅速地走向尽头:最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切权力归少数布尔什维克人’...…”苏维埃堕落了，它变得软弱无力，并且一天天地失去自己在民主方面的威望。”（35）最初英雄般的演出——有人民的参与和纯洁梦想的演出已经结束了。

很明显，反对联合，反对分权，反对民主道路的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现在是他最大的支持者)。他对政治对手的冷酷无情,他拒绝承认公共政策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以及他对公众用来表达意愿的公共论坛的破坏，这些无疑都为内战埋下了祸根。解散立宪会议被很多人视为这场内战的导火索一布尔什维克开始公开宣布与俄国人民为敌。当然,正是由于内战，使得公共生活的残暴行为扩散开来,感染了党和国家机关,并且创造了斯大林主义从中得以孕育和蔓延的一种社会背景、一种工作方式和一种思想态度。

反对派的终结

曾自豪地成为党内一切“离经叛道之人”和“反对派”的终结者的正是列宁。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要求有一定空间来提出他们的替代性公共政策方案，在这些方面他们遭到了与工会和合作社运动同样的命运。列宁反过来告诉他们每一个人,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垂死的（因此也是衰落的）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只能在一种专政和另一种专政之间进行选择。（36）

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在“这个被包围的要塞里”（37）,都没有自由和民主可言。一丝一毫的偏差,对纪律最轻微的违反都只能对敌人有利。不管作恶者的意图和公开声称的动机是什么，这些行为都是反革命的。人们所宣称的动机和他们言论或活动的“客观”意义之间的区别,经常被列宁引用来证明任何反对者，或者甚至任何要求一种受保护的空间都是不可信的。当然，并没人起来反对这些言词或行动所带有的隐蔽而危险含义的诬陷。只有党的领导能够判断什么对无产阶级和/或革命的事业是有利或不利，以及它们随着国内外形势而发生的变化。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间谍、破坏者和奸细”的大规模清洗中所运用的正是这种逻辑。列宁既预感到斯大林会随意判定有罪群体，也预感到斯大林会残忍地对待他们。1918年3月，列宁已经要求建立“真正革命的、能迅速而无情地严惩反革命分子、流氓、懒汉和捣乱者的法院“（38）。

在列宁通过党来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不再有个人或是团体的可以运用他们独立性的隐蔽地方或没有被侵犯的空间。例如，如果工会想要宣布自治并且在党和国家之间保持中立，列宁就会谴责他们“都是为反革命打掩护，或者是毫无觉悟的表现”。（39）合作社派也同样被告知:“你们决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多少保存一点独立。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想也没有用。”（40）“各个团体不能够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独立”;列宁强调说:“必须使一切服从苏维埃政权。”（41）

到了1921年3月，当国家正针对农民采取放宽经济措施之时，当最后一批武装抵抗分子已经被镇压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下决心建立一个纪律严明且全党高度团结的新政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对内部的争执和辩论越来越感到愤怒，他认为这种争执和辩论都是病态的因素。他抱怨说，党生病了，它在发烧。（42）党竟干出了“搞党内辩论和争论这种奢侈行为。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又肩负着空前的重担，对于这样的党来说,这种奢侈行为实在令人吃惊”（43），这些外部敌对的威胁与内部孤立的危险情形的结合，足以使列宁坚持要党的第十次大会“采取严厉措施防止所有的派系活动，他是这么强调的：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44）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派别禁令”，其目的是要对列宁的个人结论给予正式的支持，“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收场了，我们已经受够了。”（45）

作为一个被敌人、贫穷、匮乏和随之而来政治上的摇摆所包围的执政党，党不可能被“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争论”所阻拦。这些都不是绝对重要的;事实远非如此，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能否实行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完全取决于由党的领导层所评估的政治环境。列宁为团结一致而战的意义是任何反对党的个人和集团都不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愚忠的含义。这种教条后来被用来平息诸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对斯大林的批评。党被提升为忠诚的最高聚焦点。党表达了工人阶级、革命者以及一切进步人士的使命，并且反对党就是自毁前程。

到最后，列宁本人成为他自己的学说的牺牲品。正是他坚持说党自己的领导核心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当他不再掌权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抱怨呢？因为他自己曾经一直蔑视要求言论自由权、宣传自由权的人们,他现在又用什么言词、用什么语言来抱怨呢？当他赞赏不受规则和法律约束而完全和唯独基于权力的裁决时，他还能抱怨独断专行吗？他曾因下属过于谨慎地使用惩戒性的处罚以及不愿意诉诸恐怖手段而频繁地训斥他们。重要的是，他应该向谁呼吁？还能相信谁呢？所有潜在支持反对霸道的官僚主义和党的独裁主义的人都在他明确地暗示下被消灭。他潜在的支持者以及他借以向支持者呼吁的这种交流方式和媒体，都因为他自己的偏狭而选择中立。回顾起来，他最后的斗争、他挑衅的和英雄的话语就是空洞的手势和假慈悲(crocodile tears)。就托洛茨基后来流露出来的反对斯大林的越权行为以及公共生活的官僚化和残酷化来说（46），列宁从未承认过他的广泛责任，即他创建了这种制度，思想态度、政治不宽容和这种习以为常的和精神上的相对主义，它们的恶果就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成为列宁主义理论的背叛者，这最后一套辩解是布尔什维克的高级领导者们，除斯大林以外,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具有书生式地蔑视组织事务的典型特征。我们要相信，这些值得信赖的、品德高尚的(但在组织上是幼稚的)外行人被斯大林这个官僚给欺骗了。因此,可以原谅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隐藏在组织背后的个人权力的可怕。但对于布哈林来说，可能只有一半是对的。他思想上焦躁不安，对于行政事务漠不关心——也正是因为此，列宁不让他承担政府部门的职责。除布哈林之外，很少有人能天真地提出这种貌似合理的要求。托洛茨基当然也不能。在大革命前的漫长生涯中，他就是党的谋划老手。先是在革命中，然后在红军和内战中，他都是最重要的协调人和组织者。在每个时期他都意识到党的人员安置的重要性,他还率先坚持认为非党的组织，比如说工会和苏维埃,它们的领导成员应该全部由党来任命。他做事太过冷酷无情，在使每个人和每件事都要服从于党/国家的最高权力上，他太过分和太无情，以至于列宁不得不在他的“遗嘱”中对他严加管束，并在告诫党要反对托洛茨基在处理问题时过火的“管理”方式。（47）

并不能说是列宁本人削弱了组织的重要性——尤其是党组织的重要性。长期作为列宁经营党务的助手，斯大林从其主人本人那里学会了这行的诀窍。正是列宁在他不知疲倦的论战中教会了斯大林如何使用普列汉诺夫的要义，即对待对手的方法就是给他贴上叛国者的标签。策略就是夸大一切偏差，以便把通常具有极不相同观点的异议者聚集在一起，贴上一个贬损的标签。他们变成了“经济主义者”、“尾巴主义者(tailists)”、“取消派(liquidators)”、“造神者(god builders)”或者“白卫军”。革命前，列宁对于自己利用党的机构去孤立和排斥对手一直都没有感到内疚。革命后，诸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这种反对者被党的机器有系统地加以解散——他们被重新分配到偏远地区的工作岗位上或者是被送到国外。就喀琅施塔得叛乱来说，就有数百人，可能有数千人被机枪射杀。

党的所有著名干部都同样具有负罪感。他们都积极参与或者是消极容忍对一系列组织和团体的镇压。他们都一样强烈鄙视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反对现政权的人都被草率地和粗暴地加以对待。在列宁看来,诉诸正当的法律程序，要求建立制衡机制和限制行政特权，都是没有阶级原则的表现——是诉诸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没有比对党的忠诚更重要的忠诚了,因此也没有比革命的利益更重要的律法。当然，这些都起源于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那种制度相对主义（the institutional relativism）。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制度（和规范和约束的模式，构成它们的制衡机制）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它们全都是某一阶级或其他阶级的工具。他们是阶级权力借以行使的专门机构。正是列宁不断强调无产阶级控制的国家政权的最重要特征是，它是完全地并唯一基于力量之上的一种专政。这远不是一个抽象问题，因为从一开始,政权只能通过强制力的组织来维持自身。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内战经历本身就是持久地、残忍地失去清白.随心所欲地使用暴力，报复性和惩戒性地处死导致了一种通过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它使（并且部分地创造了）一种飞扬跋扈的管理方式、一种僵化的中央集权、绝对地服从权威变得严重。内战也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组织生活。苏维埃放弃了它们的权力或者说是被党剥夺了权力。大部分地方的国家专门机构根本上就是军队和契卡，持不同政见者都已经被送进了集中营。在列宁时代，恐怖已经毫不含糊地被当作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即便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这个政权就开始吞噬其子民。很明显,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政权不仅向其从前的支持者宣战，还正式向试图把苏维埃政权变为现实的异端宣战。

制度相对主义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这就让我们直接触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系的核心——重新阐述由列宁提出并最终由斯大林贯彻实施的社会主义特征。在革命最初的那段激情岁月，受列宁《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的鼓舞，一切都是透明的。政府要方便群众并由群众来行使职责。这里的程序规则已经被确定为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本质。决定性的问题一直是政府以及行政机关如何运行——所有选定的官员都可以被罢免吗？并且他们拿工人的工资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此时被解释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有人都是（或可能是）他们自身的自我管理的参与者。在这里，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一切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彻底重组——发号施令者的终结。

这些正是1921年被喀琅施塔得人作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而要求归还的东西。然而，此时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又重新系统阐述了这个政权的神化基础，并且在此过程中，引人注目地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列宁精心策划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决定性的重新阐述,并且这一切在1918年春未和夏天就已经开始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越来越相信,人民缺乏文化.由于国内工业崩溃和外部孤立而造成的贫困，以及内战期间他们的残暴行为，使得自我管理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被重新定义为效率和生产率的最大化。重建工业、城乡之间的交通和交换这些基本目标成为党和国家最优先议程。所有促进这些目标的东西现在都被赞扬为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即使它意味着联盟和苏维埃要让位于共产主义的人民委员发号施令，即使它意味着要对工人阶级本身实行高压政治。一长制、纪律以及分层式的控制和权力，这些现在都被公认是必需的，符合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最重要的是,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发展的切入点。未来已经被出卖了。社会主义作为对国有经济进行控制，国家作为所有企业和个人资源的分配者,这些观念都不是斯大林的创造。相反,这是被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广泛接受的计划方案。托洛茨基在1920年宣称：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是对作为工人集体意志的苏维埃机构的统治，而不是对个体企业进行管理的那种形式。（48）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列宁本人也回应了卡尔•考茨基的批评，他甚至更为彻底，他声称,“统治的形式与这个问题完全无关。”（49）到了1919年中期，他认为“‘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随便了”,（50）这时他完全坚持从生产主义者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51）

斯大林没有必要提出一种唯我独尊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力理论，也没有必要从生产主义的角度来虚构一种社会主义概念。他继承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列宁的观点。他所要做的仅仅是1929年之后在对农民的残酷攻击中来实施那些理论。

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斯大林真的必要吗?”（52）这种争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1929年突然中止的新经济政策和随后开始了整个农业的快速集体化。同时，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也开始了,整个苏维埃联盟抛入到国家精心策划的混乱状态，可以说这种混乱状态比迄今为止任何社会所经历的范围都要更大，影响更深远，并且也更加残酷。当然,我们能够思考一下,从中长期的观点看来,这种对不变的、古老的生活模式的正面攻击在社会或经济的层面上是否合理。我们也可以追问其他战略是否就不能带来更好的回报（然而是量化的兀历史学家们将永远不会赞同，无论列宁是否在世，列宁都会支持斯大林的休克策略或者布哈林的在一切生产和交换领域更加平衡、更加稳健的发展计划。毫无疑问，对于新经济政策状况的评价就是并仍然是并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问题。但是这并没有详尽地讨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关系的性质。甚至可以说，过分关注本质上无法解决的政策偏好问题会使我们偏离更加本质的源流关系。

在这本书中，我认为列宁主义充满了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形而上学，它赋予列宁主义以确定性。它也使列宁主义在处理群众广泛参与、裁决以及竞争性的公共项目这些问题时在方法上敌视民主.人民大众从来就不是科学的工具，因此，它也不能准确地理解它自己的过去或未来。斯大林从列宁那里忠实地继承下来的这种哲学上的自大在他自己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3）一书中明确地体现了出来。就列宁来说，辩证法的规律能够并且已经被用来解释（或判定）所有极端的实际政策，”如果发展是以揭露内在矛盾、以对立面之间的碰撞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一个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斯大林继续说道，这种斗争“我们不必去审查……而要接受它的结论”（54）。斯大林正确地指出，这只不过是重申了列宁重要的名言:“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55）因此，通过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加剧和决战貌似可以通往发展的道路即列宁主义的道路。斯大林残酷、严厉的阶级对抗方案就有了合理的辩证法依据。而且，这个过程只能由党来指导，因为只有党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与列宁主义的原则与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鉴于共同的出发点，在每个重要关头,斯大林总能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自己政策的依据，这就不足为奇了。他坚持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列宁主义者,这完全合理。和列宁一样，他把对党的路线批评或对抗说成在客观上是反革命;和列宁一样，他给真实的或想象的反对派贴上侮辱性标签,并且指控他们有组织地犯罪；和列宁一样，他不给他们提供正当的法律程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记得，正是列宁一再坚持认为阶级的权力（或者国家的权力）得以运用的特定形式无关紧要。列宁强调，既可以通过一个独裁者也可以通过民主的管理委员会来实现。它可能会有“独立的”司法部门的那种欺诈性的缺点，或者它可能会通过戒严令和草率的裁决来操控。在列宁看来，国家和阶级的权力表现自身的特定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实行的政策的阶级内容。斯大林并没有发明一种制度相对主义，这种制度相对主义在苏维埃对法定诉讼程序以及宪和法律尊严的蔑视中处于核心地位——相反,它完全是作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特征被提出来的。

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的实际内容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被迫取消之前,正是列宁把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产出和生产率的最大化.他明确地解释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结束学院式的管理方式，代之以一个人不可挑战的权威。列宁坚持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也与工作流程完全无关。由此可见，如果广泛的政治高压和/或劳动力的再教育对于实现增加生产的目标来说是必要的话,那么它就不仅是和社会主义相容的，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按照列宁扭曲的逻辑：

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56）

在孤立以及工业崩溃和无产阶级人数减少并失去其阶级特性的情况下，“必须加强纪律，加强个人管理和加强独裁。”（57）列宁很久以前就曾坚决地主张，社会主义不仅对社会中统治与支配的模式毫无认识，而且也不关心权力是如何运行的。因此列宁主义在限制掌权者们的特权或者是为那些受到其行为伤害的受害者们提供补偿这方面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整个欧洲政治思想的包袱都以这种随便的和灾难性的方式被扔进大海里一它所关注的东西早在斯大林登上舞台很久之前就被宣布为是无关紧要的，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并没有它的一席之地。毫无疑问正是列宁决定性地、彻底地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对话。

总之,在促使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成为可能的一切方面，列宁都是同谋。在每个阶段（直到最后一个阶段,那时已经太晚了），列宁都亲自推动了斯大林在党内和国内权力的上升，并且平息了对他的急切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早就宽恕作为苏维埃政权早期主要争论的政治性清洗，并且支持消除党内外所有反对派的中心。他的哲学立场和政治倾向的整个逻辑都倾向于得出一致的结论。他不仅宽恕自己明确鼓励对那些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进行恐怖镇压，还大力坚持党有权控制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代表的得到官方授权的机构。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列宁活得更久的话，俄国革命就能少一些血腥,变得更加文明和人性化。毫无疑问列宁显然比斯大林更平衡，更有自信,也更有教养。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列宁不可能像被卷入斯大林所追求的那种放肆的、个人的报复行为和与农民的灾难性斗争之中。然而很可惜，所有这一切都有点离题。问题在于,数百年来，西方的政治传统已经认真地研究的正是如何限制和控制个人影响政治进程的问题。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来，政治理论家们（包括个人和社会集团）一直指望诸如民授权力、宪法定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救济等这些措施来限制恣意行使权力的倾向。正是列宁毫不含糊地把整个传统思想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的辩护而弃之不理。正是他赞美无产阶级专政不受限制的、无尽的权力，他注定会认为，这种权力既可以由一个独裁者来行使,也可以由一个民主的管理委员会来行使。他并未给他的同志们以及苏维埃人民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甚至也没有留下任何借以向反对个人专断权力的人发起挑战的官方论坛。

注释 

①更有用的论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著作有：R V. Daniels, The Stalin Revolution：Foundations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 Lexington♦ Mass. , 1972)；I. Deutscher♦ 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Harmondsworth,1966)；G. Gill, Stalinism (London» 1990) ；R. Medvedev,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Oxford, 1979) ；L Trotsky ♦ Stalin (London, 1947)；R. C Tucker, Stalin as a Revolutionary, 1879—1929 (London,1974) and A. R Ulam, Stalin：The Man and His Era (Landon, 1974)

② CW, 36, 594-5.

③ C W , 36, 596.

④ CW , 33, 481 -6 .

⑤ C W , 3 3, 487-502.

⑥ C W . 33, 490.

⑦ C W , 36,494.

⑧ L. Trotsky,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N e w York* 1962） p. 72.

⑨ C W , 42. 491.

⑩ C W , 45, 608.

⑪ 主任医生费尔斯特（Foester）曾经如此告知列宁的秘书。就列宁来说，他的“印象不是医生指导中央委员会，而是中央委员会指导医生”，CW，42,492-3.

⑫ C W , 36, 596.

⑬ 对列宁与斯大林最后斗争表示某种同情的论述，参 见 M.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1975)0

⑭ R. Payne, The L ife and Death o f Lenin (London» 1964).

⑮参见1923年 3 月 5 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CW , 45. 607.

⑯ 参见本章首页注释1.

⑰L Deutscher, 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 ( Harmondsworth» 1966) p. 100.

⑱Ibid. , p. 109.

⑲Stalinf Works ♦ voL 2, pp. 300— 81.

⑳在 1913年 2 月，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说:“关于民族主义。我完全同意您的意 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 头……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J （CW，35, 84）

（21）Abramovitcht pp. 276— 77.

（22）CW, 33, 315.

（23）L. S. Schapiro, The Origin o 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and Political Op­ 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 1922 (New York, 1955)对列宁镇压 政治反对派作了最充分的论述。也可参见R R Abramovitch, Ascher, and Broido.

（24）转引自罗莎•卢森堡1861年的著作第57页。

（25）CW, 28, 248.

（26）最充分的分析是在 O. Radkey, Russia Goes to the Polls. The Election to the All-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1917 (Ithaca, NY, 1989)o 在 1919 年 12 月.歹4宁 写了一篇长文“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CW,30, 253-75),这是对其革命战 略的一次重要的编纂整理。

（27）Luxemburg, 1961, p. 59.

（28）Ibid. , p. 62.

（29）Ibid. , p. 67.

（30）Ibid. , p. 72.

（31）C W , 26, 435.

（32）C W , 26. 440.

（33）C W . 26. 20.

（34）R S D L P »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pp. 48—9.

（35）引自 Anweiler, pp. 206—7.

（36）CW , 28. 417, cf. p. 431.

（37）CW . 28. 394.

（38）CW , 27, 219.

（39）CW . 28. 383.

（40）CW . 28, 335.

（41）CW, 28, 333.

（42）列宁本人谈到“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讨论具有不健康的性质”，它已经变 质为派别斗争(CW, 32, 54)。在“党内危机”中,他号召党“要治好”无休止争论的病:

“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 党生病了。党在发烧”(CW. 32 43)。

（43）CW, 32, 168.

（44）CW, 32, 244.

（45）CW, 32, 200.

（46）例如参见 L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1970)o 非常值 得一读的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活》(MyL/e)(Harmondsworth, 1975)对其在镇压 俄国社会党人反对派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中极端作用含糊其辞。

（47）CW , 36, 595.

（48）L.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Mich. ，1961).

（49）CW, 28, 238.

（50）CW, 29, 431.

（51）CW, 29, 427.

（52）A. Nove，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London, 1964).

（53）J. V .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1953). pp. 713— 45.

（54）Ibid. , p. 720.

（55）Ibid. , p. 718.

（56）CW. 30. 476.

（57）CW, 30. 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