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评判理论”——共用的理论基础

作者:【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Emil Walter-Busch）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评判理论与政治

原作名: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

译者:郭力

出版年:2014-1

本文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史》第二章

霍克海默为什么避免将他的版本的唯物主义理论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争论中准确定位呢？1932年，马克思年轻时代写下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整版首次出版，当即出现了众多对马克思本来意图的新观点的讨论，霍克海默为什么没有参与这次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凭借他的著书计划“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此书在1930年左右多次在研究所内部提及他本可在此次辩论中将自己的观点昭告天下。然而他似乎对它兴趣不大，以致人们也难从他遗物中找到什么展迹（KLUKE, 1972年，注释37，第426页及后几页；HGS11、1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可两位理论家却给愿意真正理解他们的理论，并愿意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留下了种种理论谜团：这些谜团有些容易解开，有些却很难。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及社会学（Gesellschaftstheorie）的中心问题是著名的劳动价值理论，即每个商品的价值——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也包括在内，取决于生产此产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得到相当公平的交换价值——酬金，通过这些酬金他们可以保持自身及世世代代所必需的劳动力。工人为资本家工作时，为资本再生产付出的超出必需劳动的剩余劳动（Mehrarbeit），会创造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个剩余价值属于生产资料与工具的占有者。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会使生产资料及工具的占有者越来越富有，可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却会越来越贫困——如果不是绝对贫困，也是相对社会富有程度增加的贫困。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的长期下降，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集中，这些更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最后在贫困压力下，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先锋，会夺取国家政权，剥夺资本主义剥削者的财产，将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最终形成由自由、团结、合作的人们构成的共同生活的共产主义社会（参阅KOLAKOWSKI, 1977年，1978年，1979年）。

由于理论不够明晰，察知性实践文献欠缺，马克思的理论备受争议，特别是他所谓的价值规律、由他指出的剥削论、贫困论，以及他的灭亡预言（见KOLAKOWSKI,1977/78年，第1卷，第337页及下几页，第367页及下几页；第II卷）。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及反对者常常针锋相对、论辩不已。但在霍克海默的评判理论中，从不涉及常在政治上引起争议的爆炸性问题。霍克海默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便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30年代的出版物，及随后与出版物相伴随的、部分出版部分未发表的“笔记”中，都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些认识（HORKHEIMER,1934年a; HGS6、12、14）。不过即使在这些文字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为自己评判理论勾画出的图像，也只是一个个形状不清的轮廓图，人们既不能从近处又不能从远处看出什么确切的内容来。

不过其中有个不很远又不很近的画面最为清晰。从这个图像可以看到以下五个相互关联的评判理论的组成部分：第一，要为人类对有尊严之生活的兴趣制定唯物主义基础；第二，为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开放版本制定准则；第三，构建历史现的轮廓，以对资产阶层的起源、发展及当前危机进行辩证解释；第四，对资产阶层的哲学及科学的功能进行评判性分析；第五，解说不同历史人物的实践模式——这些人物或单独或有组织地致力于理性社会的实现。

A.资产阶层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道德

在日常生活中，“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两个词多具贬义，一般指卑鄙的贪婪性及对高尚价值观的无知。相比之下，在霍克海默的评判理论中，这些词具有相当积极的内涵。对霍克海默来说，唯物主义思想既摒弃形而上学的幻想，又反对将现有状况美化的理念主义，是最先进的哲学认知的代表。因为它不带幻念陈述这些事实：物质与自然之于自身本无意义；对现代人类既不受制于任何他人规定的戒律，也不受制于任何形而上学式的合约的特性进行了解明；人类如同动物，施加于他们的苦难和不公平是不能重归于好的；大灾难中的受害者，逝者已逝，但我们仍迫切希望，他们还能在某个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得到公正；因而，争取更美好世界的斗争、消除人间不必要的苦难的斗争，永远不会只在乐观欢呼中进行，而总会在经消极主义的降温中进行：

唯物主义能在任何一种哲学中（看到）对人的欺骗，这些哲学企图可以为任何不能给出理由的希望作解释，或者为其不可解释性做掩饰。尽管它要在争取更佳生活环境中带来并保持乐观情绪，尽管从改善世界的工作中、从团结合作中能得到众多快乐，但它仍会是一副消极面孔。过去不公正是不能重归于好的。（HORKHEIMER,1933年，第86页）

人们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变得越来越有效。霍克海默认为，现今社会，由于生产关系的进步，人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解决自己的生活经费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不过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事实”是，“历史由个体痛苦与不幸构成”：

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众多可供说明的相互关联，但不存在合理辩解的关系。（HORKHEIMER,1930年a,第249页）

某些历史哲学，如赫尔德（Herder）、康德、黑格尔和孔德（Comte）的，都要假定出一些“合理关系”，他们寻求的是不可持续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他们声称的“可理解的历史事件后面的联系”，是在“哲学虚构”基础上产生的。相反，对于“将现实用空洞理念，或者干脆用纯粹思想秩序去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这种企图不共戴天的敌人”（HORKHEIMER,1930年b，第282、283页）。

唯物主义不接受第二现实，既不接受作为我们现实基础的现实，也不接受浮在现实上空的现实。幸福与和平不是送给地球上的人类的，它们不但好像将现实，而是真的将现实永远失去了；因为死亡不是和平，而是真正的虚无。唯物主义认为，对人类的爱不是死后会成为永恒的东西，而是转瞬即逝的真正个体的东西。（HORKHEIMER,1934年b，第215页）。

唯物主义者知道，“最终总是虚无战胜快乐”。试图让后代人有更美好的生活，“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宏伟目标”：后面几代人终究也会消亡，可地球照旧会沿着它的轨道——“按照我们立脚点已知的逻辑与数学公式”——继续运行，仿佛什么都未发生。（HORKHEIMER,1935年a，第257页；1930年b，第283页）

如果将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当做自然而然、不需给出理由的事实，并不断对其进行鼓动激励，那便不可排除被叔本华尤其看透了的人类世界中“形而上学这个祸害”的危险（HORKHEIMER,1933年，第103页）。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唯物论者不会接受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道德训诚。他们知道，“道德不可得到证明，也没有哪个价值观可以得到纯理论上的理由”。“唯物主义不会在道德背后假设超越历史的仲裁。”（HORKHEIMER,1933年b，第146、131页）：

“没有永恒的价值观王国。人们的需求、希望、兴趣、激情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为了对每个已知价值观及其变化进行解释说明，心理学以及其他历史辅助学科应该联合起来。——强制性的道德戒律是不存在的。”“它（道德）没有能力作为理由——通过直觉不能，通过论证也不能。道德更多表现为心理状态。去描述这些心态，让它们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个人条件与机制变得清晰明了，这就是心理学的工作。”（HORKHEI-MER,1933年b，第132、133页）

对文化历史敏感的心理学的任务是，描述“人类对更美好追求的冲动，描述在不同历史事实面前希望积极投身其中的追求冲动”（HORKHEIMER,1933年b,137页）。唯物主义的社会哲学有责任为人类高标准的幸福要求寻找理论基础。没有对人类的爱，唯物主义社会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对人类的爱正是积极的“道德情感”：

如果人类未来幸福生活的方向——这个方向出自当代危难，而不基于某个宗教觉悟——不在这种爱中得到接受，它不会接受其他的定义。这个方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发展他们的创造力。这个方向似乎认为，生命物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它对解释与理由不想知道半分。……资产阶层建立的严格道德教育，往往服从于自然法则，而不要从自然法则那儿得到解脱。对道德惑的表达是第九交响曲的终曲，而不是下士的军杖。（HORKHEIMER,1933年b，第134、135页）

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对外表现得如此理智，毫不形而上学，对建立道德的理由充耳不闻——但如果用心听，也可以在其中听到贝多芬（Beethoven）第九交响曲中的颂歌：“快乐，你这妙美的上帝火花”——这是霍克海默青年时代渴望幸福的道德哲学。霍克海默终生坚信：“理性社会的目标，在今天似乎是个幻想……可它的确植根于每个人心中。”（HORKHEIMER,1937年c，第224页）对每个人心中“理性社会的目标”以及所有生命体“要求幸福的权利”，不需要给出哲学解释，因这个目标及需要，从唯物主义富有同情心的观点看，正出自在态的必需（Not des Daseins）。

B.什么是辩证思维？

对评判理论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两个最重要的辩证思维大师：黑格尔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他是理念主义哲学包罗万象之系统的建筑师，能对所有重要的逻辑问题、自然问题、人类世界问题进行一番辩证统一；而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家，他将黑格尔头朝地的理念主义系统，倒置了过来，让它重新脚踏实地。霍克海默将黑格尔的理念主义辩证法称作“封闭”系统，而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称为“开放”系统（参阅HGS6，第204页）。“封闭”理智意味着，最后理智只能认出自己，理念主义者黑格尔将“整个世界作为理性产品”看待，在霍克海默看来，这个“形而上学”的要求无法实现，而这一点尤其让黑格尔也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他自己的哲学中，同样存在着受时代制约的认知部分（HORKHEIMER,1933年，第87页；1935年b，第289页）。

对霍克海默来说，在唯物主义“开放的”意义上，辩证思维首先需搞清自己“（党派）阵营对于人生与生活问题”的态度，即应对自己的思想体系以及“向特定目标”定位定向中的价值前提有自觉意识（HORKHEIMER,1935年b，第289页）。现代社会中，人们总不可避免要遇到相对主义（Relativismus）与教条主义（Dogmatismus）之间的矛盾困境。相对主义认为，原则上所有重要的价值取向都是平等的；教条主义则认为，对一种价值观的信奉，要比另一种高尚。霍克海默相信，辩证思维可以克服这种困境：

“事实上，无党派性意味着有所拥戴，无所区别的客观性意味着拥有主观见解，这是一个辩证规律，它显然要比相对主义走得更远。”“从理念主义解脱出来的辩证思维可以克服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矛盾。”（HORKHEIMER,1935年b，第291、297页）。

此外，辩证思维对霍克海默来说还意味着，作为认知者不会通过“记录并预测事实”来满足自己；相反，认知者应敢于“看到事实背后”，敢于“将表面现象与本质区别开来”（HORKHEIMER,1935年b，第289页；1937年a，第156页）。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在资产阶层的表面事实背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规律，从而揭示了其“本质”。然而，对于马克思开放性辩证法真正的或假定的成功历史，霍克海默想怎样继续发展呢？

20世纪30年代，辩证思维模式对评判理论起的首要作用是，帮助霍克海默将经济、社会、文化及资产阶层时代的国家间的基本相关性结合起来进行认知（请参阅下面C点的解释说明）。对在他看来不很愿意使用辩证思维方法的H.格罗斯曼，霍克海默曾指出，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不是“一个跟着另一个”进行；历史发展涉及的更多的是“事物最内在的本质”：

（这些）变成了那些……可它们仍同原来一样，就像非辩证思维的经济学家认为的：各个经济时期不会相互取代，而会像资本主义那样总保持着自身而向前发展，即使到了法西斯主义，它仍然还是原来那个资本主义，换汤不换药，还是一个东西。（霍克海默致信格罗斯曼，1943年1月20日；HGS17，第409页）

辩证思维是评判理论诊断手段的中心思维方法，借此诊断手段可解读对经济起制约作用之观念的发展趋势，还可指出其相反方向：

不同于现代学科的运转方式……社会评判理论在哲学方法上仍是经济评判式，经济评判的内容包括：扭转对经济一贯起统治作用的观念，转变到它们的反面；转变社会不平等深处的公平交换；转变垄断统治下的自由经济概念；改变阻碍生产的固定关系中的生产性劳动；改变民众贫困化中社会生活的维持观念。应该保存下来什么，不是这里特别关心的事；更多的关心的是，应该终结的时代应有的历史性变革。资本家的分析同进行评判的国民经济学家的一样精细，然而他们更会在最细微的计算中受到隔离；对于不断重复的历史过程，对整体历史进程的认识总是从事研究的动力。（HORKHEI-MER,1937年c，第220页）

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对时代及整个社会时而发生、一阵阵加快的变革进程起决定作用的各种相互关联，辩证思想家具有敏锐感觉，这种感觉受理解思维的影响。在科学界，承载“学术思想的概念范畴”也会发生类似变化［如今在一定条件下，会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的说法，将之称为“范式”（Paradigmen）］。按照霍克海默的理解，“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已经证明，学术认知的进步从来不会只根据“资料总和”而发生：

科学阶段的标志，并不是事实与理论的增加，而是承载性概念范畴跳跃式的转变。每个单一学科的改进都是这个转变的先决条件，转变必须发生在系统的最高原则上，这些系统原则给出修改标准。基本概念范畴出现的革命都有酝酿过程，而后认知一定会提高到更高水平，并影响到它的整体结构。（HORKHEIMER,1934年b，第214页）。

辩证思维的有效应归功于它拥有的相对较少却很关键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揭示各个历史时刻的现实”。在受资产阶层影响的现代社会中，这些观点是“关系社会本质的特定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会使评判理论所追求的“对当代人类的自我认知”成为可能：

这些基本观点看上去……相互差别甚微，但关系重大。因此，现今按照认识重点在他们之间设定区分界限时，应更多根据他们行为中的特定标志——也就是他们为社会斗争的态度，而不应根据他们受科学教育的程度。拥有坚定观念的人，必要情况下，会获得其他领域的认知；若从过时的教育结构出发，某些情况下，这条路会受到严重阻碍。（HORKHEIMER,1934年b，第217、218页。）

霍克海默坚信：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通过在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学领域进行科学革命，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原理，还对其易陷危机的特性进行了解释、“预言，并指出其陷入危机的必然性”（HORKHEIMER,1935年b,303页）。不可预见的历史新趋势，虽不能排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差异”，也不能排除评判理论及实践专业知识意义的不同，但只要时代在“历史突变之前”还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层的评判理论便仍然有效：

这个评判理论的牢固性在于，不论社会怎样变化，可它基本的经济学结构不变，最简单的阶级关系形式，以及妥消灭阶级关系的理念不变。在出现历史突变之前，受这些条件制约的社会关键内容不发生变化。（HORKHEIMER,1937年b，第208页）

霍克海默在艰难困苦的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相信，那些为“历史变革”即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革命者会被战胜。但是这种失利在他看来，并不能驳倒“革命者的认识”。如果“人们在炸弹与毒气中丧生”，这不会使从唯物主义理论出发的真理“受到辱没”（HORKHEIMER,1935年b，第305页）。在危机日益加深的20世纪30年代，评判理论成了“最先进思想形态”的代表。然而只要评判理论还存在，它的敌人就不会停止“让这个理论声名狼藉”的努力——但这个企图永远不会完全成功（HORKHEIMER,1937年b，第206页）。

在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矛盾困境中，辩证思考只是看似超越其上，霍克海默显然更倾向于教条主义，而不是相对主义。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理论似乎可以无可辩驳地将资产阶层时代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从道德意义上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出来。霍克海默充分信任辩证法，即使在对一些历史发展转折点的评论中——比如对1918年秋德国的历史转折——他后来从未对自己的估计改变过看法。这个估计是：1918～1919年间德国本来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在此，他对评判理论尤其能全面准确论证社会发展之能力的自信，起了重要作用。如果霍克海默的道德哲学原则——如他年青时代写在文学作品中的，受到质疑，他仍会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对某个特定历史环境的评估。

C.资产阶层的崛起，及其辉煌与艰难时代

霍克海默的“当代历史进程理论”一文，用唯物主义观构思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资产阶层期前期、早期资产阶层期、高度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期，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期——这第四个时期，1950年后被称为前近代及近代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期”。将16～19世纪“资产阶层时代”中的第二、三阶段合并起来后，霍克海默对欧洲社会资产阶层期前、资产阶层期、垄断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中三个典型思维方式综述如下：

资产阶层期前的社会，绝对判断是其典型特征：“事情就是这样，谁也改变不了。”资产阶层期的特征为假设及“逻辑或”（disjunktiv）判断式：“此作用可能会在某情况下产生，要么这样，要么是别样。”评判法兰克福学派史理论的解释是：“不必一定要这样，人们可以改变这个在性（Sein），这样做的条件已经具备。”（HORKHEI-MER,1937年b，第201页）

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人们对幸福的寻常要求根据现存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些要求应该得到相应的满足。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在当时有限的生产力条件下，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向陷入困境寻求出路的人提供使他们得到“内心平和”的方法。相反，早期富有阶级（Bürgertum）追求的是“要增长自然科学知识，要赢得对自然与人的新的统治力量”（HORKHEIMER,1933年，第84页）。因此，在前资产阶层期及高度发展期，现代化前的各种社会，其首要思维方式——“事情是这样，则必须这样”，失去了意义。在解明运动获得的科学进步认知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事物被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得到描述解明的，人们认识到：应该通过遵守自然规律来战胜自然（培根语：Natura parendo vincitur）。结合新时代的科技进步，“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就成了促进这种发展的最强动力。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19世纪是典型自由主义时代，其特征为：“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拥有无限主导地位，而此价值规律的产生正是一个解明过程，它很快过渡为竞争原则的实践。”（HORKHEIMER,1938年，第297页）

经过了宗教改革及早期解明运动，资产阶层的上、中、下层都已做好面对强硬交往形式的心理准备，这些强硬方式由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竞争原则所造成。资产阶层期早期的神学家哲学家尤其是路德（Luther）、卡尔文（Calvin）、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和霍布斯（Hobbes）（见HORKHEIMER,1930年a,1936年a），由他们形成的道德说教——暂且不提他们分析总结的基本人类形象，都一致“诅咒自私自利，诅咒享乐”。而在资本主义实践中，理论上遭谴责的利己主义越来越不可放弃，“利己主义”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中越畅通无阻，资产阶层的道德便越僵硬，越敌视享乐（HORKHEIMER,1936年a，第12、13、1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鉴于头二十年的灾难性发展，霍克海默开始倾向于将19世纪“自由主义的百年插曲”作为相对文明的过渡时期来看待——这是个企业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他们或部分或大多都支持竞争原则。在他看来，由这个时代产生的“不快乐”，从量上似乎小于早期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况。正如他所估计的，19世纪资产阶层还将道德长臂“既历史又理智地”延伸到了中、上社会阶层的职业与私人空间（HORKHEIMER,1939年，第314、315页；1936年b，第41页）。资产阶层时代前及其前期，“国家权力机器”曾对违法者、社会公敌及边缘人物进行过迫害；19世纪时，这些机器与“其他权力机器”相比，失去了一些作用。但1914年后，国家权力奋起直追，“极大”改变了自己的落后状况，在此国家权力的上升既“成为（资产阶层）时代的终结，又成为它更高点的开始……”（HORKHEIMER,1937年c，第225页）。二战爆发后不久，霍克海默在散文“犹太人与欧洲”中苦涩地写道：

“经历百年自由主义插曲后，法西斯主义国家（享有声望的）上层社会又回到他们的基本认识上。个体的存在直至其各个细节，在20世纪重又受到控制。在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松绑发展之后，极权统治压制是否可以长期存在，尚不能得出推论。可以推断的是出现经济崩溃，而不是革命。”“……这个极权体制同它的前身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没有了前身的顾忌。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会变得怒气冲冲，其实他们本来如此；这个时代结束之时，统治阶级采纳了民族共同体形式……法西斯主义成了现代社会的真理，这个真理从一开始就已被理论界论及。法西斯主义植根于由价值规律最终产生的极端贫富差距中……平等合理的交易将自身引入荒谬，而极权体制就是这个荒谬。”（HORKHEIMER,1939年，第315、309页）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极权体制在欧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此期间，霍克海默也接受了“从长远来看”它会是“经济发展的机会”的说法；并且按照他的估计，即便“法西斯主义成为世界体系……也不会是经济的末日”（HORKHEIMER,1939年，第315、316页）。至于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极权政权的胜利给出最好的解释，研究所内部存在不同观点。弗朗茨·诺伊曼（见第9节）提出的常规马克思主义方式的论述，与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草案相对立。尽管霍克海默有所保留，但还是倾向于波洛克的观点（见第8节）。尤其是霍克海默返回法兰克福后，由于波洛克的草案，将盟军在西德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民主变体，与1945年斯大林在其权力范围内——在铁幕东部建立的极权体制相比，霍克海默可以轻松地将前者视为（与大祸害相比之下的）小祸害，予以接受。

1939年时，人们尚不能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后来二战期间的发展促使霍克海默在1945年后，又对他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评估进行了修改。由于这些评估关系到他道德哲学的基本设想，他终生都坚持着一个对他非常重要的历史评估法。这个方法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1918～1919年期间，德国工人对“建立新世界”的准备程度如何，具备怎样的能力（HORKHEIMER,1939年，第315页）：

今天（1938）即使最极端的恐怖，其根源也不在1933年，而在1919年第一共和国的封建帮凶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射杀中。那些社会主义政府基本上都无能为力。它们不做建立根基的努力，更愿意站在动荡不定的事实地面上。理论对他们不过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政府将自由当成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实践。（HORKHEIMER,1938年，第303、304页）

1962年8月，这个评估发表大约24年后，波洛克记录下霍克海默的思想，并加以“不该这样。一次对话”的标题，做了归档（波洛克很留意收集整理重克海默的看上去很有意义的思想作品，以留给后人；参阅HGS14，第172-547页）：

X：共产主义革命总有可能爆发，如果不在1791年发生，也会在1848年，更会在1918年。Y：这些都是幻想。1918年的情况，所有的细节都可以让人一目了然。1918年或1933年时，如果德国工人领袖向德国工人发出革命号召，他们是否会响应跟随很值得怀疑。

X：这个想法我认为很无聊，品位低下（社会民主党人）E.W.（埃米尔.J.瓦尔特）和F.N.（弗朗茨·诺伊曼）才会这么想。这样的想法纯粹是实证主义和务实性的。他们不做深入思考，只对现实敲敲打打，而现实在每个时刻都拥有无数可能性……思想就是想象，想象就是爱。可大多数人却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像举着棍棒进行威胁的爸爸，说，想象是不再允许的……。回答是，“是允许的，——可是”想象一无所获永远也很可能。（HGS14，第545、546页。）

霍克海默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具有的对唯意志论缺乏想象力的现实主义的轻蔑，早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过简要表达。这种倾向在他的哲学与科学评判思考中也留下了印记（参阅下面第D项的讨论）。尤其重要的是，它对霍克海默制定任务草案影响很大；这个任务是他对革命知识分子提出的，这些知识分子要对现行社会进行必要“变革”，希望实现现实状况的更好的反面（见第E点）。

D.唯物主义的哲学评判及对人文学科的评判

通理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做相对性表述，比如：“这个观点所表达的有关作者的内容，要多于有关这个题目的。”用到人文学科上，这种方式则发展为所谓向外扩展式，或者更广义的考虑语境方式来描述科学发展。这样的话，人文学科认知形式及内容至少部分地、极端情况下也可完全通过其起源及其应用（它们的外延关联）来表现。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便不能理解植根于此的学术表达——只单纯从理念历史及“内在性”上理解人文学科是不够的。

霍克海默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科学理论虽然拒绝用务实、纯应用标准来判断人文科学的事实，不过“对事实的绝对尊重”对他来说是判断“真科学”的必要条件，尽管还不是全部条件：

唯物主义……知道，社会与个人的兴趣对学术研究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不管学科倡导人对它们是否了解。不仅在课题选择上，在关注方向、概念形成方向上，这些兴趣也会起到或大或小的历史作用。（HORKHEIMER,1933年b，第148页）

评判理论在意识形态评判方面，继承了对“形而上学偶像”去神化的伟大传统，正是这个传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化与更新，尽管没有给出理由。对唯物主义来说，“揭露形而上学的偶像……一直是它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要揭露，一方面出自对不会自我欺骗的认识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出自唯物主义对人类的爱，不想对世界上的人类苦难无动于衷地承受：

形而上学偶像从来都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进行揭露，唯物主义……将人类爱的能力，从生产幻想、生产单纯符号、镜像（Spiegelbild）的劳作引到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上。这不单出于与生活世界团结的愿望，而且出于清醒意识，在此某些人物伟大的理解力是其先决条件。单是揭示了痛苦的共同性，对人的苦难境况进行了描述，便是一种思想解放；因为它们通过意识形态一直被遮盖在意识的光辉下。（HORKHEIMER,1934年b，第216、217页）

在所谓“当代哲学理性主义的争论”中，霍克海默的评判理论对相互攻击的两个派系——“无理性主义”（lrrationalismus）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都不参与。对评判理论来说，无理性的，即广义上的生活哲学运动也好，包括新“实证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也好，都是无意中会美化现有社会状况、具积极肯定性的哲学理念。无理性主义的职责是要“为尽力美化”，它蒙骗大众说：他们真实的自我总是民众集体中的一员，他们应该跟随这个集体的领袖。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理性主义具有类似作用，对它的追随者，它要灌输不辩证的天真地相信进步的镇静饮料（HORKHEI-67MER,1934年b，第216页）。

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加强了对一心前行的理性主义新版本－——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us）的批评；当时它的代表人物，主要为所谓的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家[M.石里克、卡尔纳普（R.Carnap）、H.费格尔（Feigl）、P.弗兰克（Frank）、O.纽拉特等］。这种发展所以不理所当然，是因为霍克海默开始他大学教师生涯时，有时太过“实证主义式地”发表反对形而上学的言论。比如1930年，他对K.曼海姆（K.Mannheim）资产阶层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提出尖锐批评——他本人认为其实不痛不痒，因为他做了肯定，他的批评是：“马克思希望哲学用到积极的科学与实践上，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却追求哲学的目标。”（HORKHEIMER,1930年b，第276页）这里“积极的科学与实践”是肯定的，而形容词“哲学的”却具贬义倾向。在一份大约一两年后的存档记录中，记述了霍克海默同阿多诺的一次讨论。讨论中霍克海默批评阿多诺：他，阿多诺，只反复强调“X，就是您说的辩证法，而我则一再强调科学研究进展，因为它至少不是不能完全确定的”（HGS12，第541页）。此外，20世纪30年代中期，霍克海默还对追求精确的形式科学与实验科学取得的认知进展给予肯定，因为它们的权威性不基于对其功能及后果的外界评估，而只根据由科学本身定义的内在标准来对理论的解明力及测量的精确性做出判断（HORKHEIMER,1933年，第95页；1936年b，第5页）。针对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的反对言论，措辞激烈，令人吃惊；不过他对这个学派的一些成员，除了肯定他们出色的专业工作外，同样还赞扬了他们的“正直感”（HORKHEIMER,1937年a，第159页；关于霍克海默的对值得质疑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参阅DAHMS,1994年）。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斗士霍克海默（别称尤查）显然不能忍受这样的认识：他的更美好社会的蓝图，根据新实证主义的无优劣假定（Werreiheitspostulat），“不能同其他愿望区别开来”（HORKHEIMER,1937年a，第139页）。按照新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结果，他设计了一个阴郁全黑的画面。人们假定，具有这种态度的人文学家们，试图通过他们“极尽精细的逻辑绘图工具”及他们对消费者购买倾向，即对民众等群体政治偏好的“准确预测”，将一个国家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准确地进行描述和解明：

……关于世界与民众的画面击。采是这样形成的，那很可能（会）远离这个时代可了解到的现实状况。经济机制要毁掉每一种内在自由，在它的钳制下，通过狡黠教育及宣传方法，人们的智力发展会受到阻碍，再通过恐怖、恐吓使人们丧失自信，那这样国家里的人们可能得到错误印象，开始做违背他们自身愿望的事情，让每个感觉、表达及判断都出自欺骗和谎言……这个国家既像疯人院，又像监狱，而进展顺利的科学注意不到这一点……人们怎么能知道，人文科学是什么……如果不能在人文科学那里了解，不能在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那里知道，如果他们也一致表示，一切都很正常，不存在问题的话。（HORKHEIMER,1937年a，第135、136页。）

不同于新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者之“无优劣假定”的要求，对霍克海默来说，“正确的思想……取决于正确的愿望，就像愿望取决于思想一样”（HORKHEIMER,1937年a，第138页）。谨慎客观的研究者们很愿意遵循这样的格言：“必须等待新现象出现，才可能为它制定新规则”；而与此同时，为社会变革而战的革命者对理论已经采取了新态度：

……他们这些革命者，没有按照不间断的从学者到实践者再从实践者回到学者的顺序进行转化。他们对抗现存社会的斗争……是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体。因为他们对现实有一个更美好的想象，因而他们能够看透现存世界。（HORKHEIMER,1937年a，第137页）

评判理论的真理永远不会在“看似中立的反思”中进行判别，而总是要在“行动与思考中，即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做出决定”。（HORKHEIMER,1937年b，第196页）：

一门学科，如果它自以为是地将它服务于、从属于的实践形式，干脆当做它的工作看待，并仅仅满足于将思想与行动分离，那它已经背弃了人道主义。理论是向着社会新形式奋进的实践的一个时刻……它不是运行机制中的齿轮。尽管在一个学科，成功与挫折会构成科学假说保留或失效的模糊类比，但这却不能使反对派理论家高枕无忧，因为这不属于他的专业。他不能像庞加某那样，提出遭人摒弃的猜想还能为自己唱颂歌。理论家的职业是斗争……（HORKHEIMER,1937年b，第216页，190页）

E.为实现理性社会而抗争的理论与实践

在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30年代，与社会研究所思想比较接近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如G.卢卡奇（G.Lukacs）、K.柯尔施（K.Korsch）、E.布洛赫（E.Bloch),甚至基督教神学家P.蒂利希（P.Tillich）都相继陷入棘手的党派政治争辩之中，这些辩论使他们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影响（参阅，KOLAKOWSKI,1979年；SCHURGERS,1989年）。为了自己研究所的评判理论，霍克海默要坚决避免发生这类不愉快事件。可另一方面，评判理论从来都明确主张要消灭令他们痛恨的垄断资本主义，因而至少对以下问题他们是不能回避的：与垄断资本主义相比，苏维埃政休是更好的选择吗？此等国家形式——它是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层式的、尚且不属于社会民主体制，值得保护捍卫吗？左派革命知识分子应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力量，特别是同共产党建立怎样的关系？

霍克海默公开回答了这些问题，最明确的回答出现在他完成于1931年、1934年在瑞士出版的《晨曦还是黄昏？——德国笔记》（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一书。书中他指出，对革命战士的错误缺陷提出批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会让自己成为“沉思默想的批评对象”，“资产阶层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批评在逻辑上不能成立”（HORKHEIMER,1934年a，第347页）。他在1930年做的一次笔记中还写道，他发现苏联的生活状况“存在很多很大的问题”；他不需要知道，这个国家要走向何处。但毫无疑问，那里有很多的苦难：

如果哪位有识之士对那里的艰难困苦无所察觉，却轻易为此骄傲，放弃必要的思考，那他便是一个可怜的战友，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谁若能看到帝国主义世界里存在的不公正——它毫无意义，不能通过科技无能来解释，便会对俄罗斯发生的事，他们要消除社会可怕不公平的努力，当做持续痛苦的努力看待；或者他至少会忐忑不安地试问，这个努力是否还应继续。如果表面现象反对继续，那他会像一位癌症患者，将希望维系到很值得怀疑的消息上：治愈疾病的药物已经找到。（HORKHEIMER,1934年a，第389页）

尽管以霍克海默大资产者的秉性及对个体主义的推崇，他不大可能具有纪律严明的党性战友的品格，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对工人阶级平步青云者——他们的晋升并非出于“财欲”，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担当领导，也表示完全可以接受（HORKHEIMER,1933年b，第144页）。他甚至认为，“具革命信念的人”很有可能“一时或者现在，很难容忍对现实的明察秋毫者”：

…不错，是这样，正是这些品行上不能说很有教养的人身上，可以找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者必不可少的特征。那些“高水准”的资产阶层的评论者，他们细腻的道德感难道不是在对真正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吗？将这种保持距离作为寻常生活准则，不是在对自由宣判死刑？这些“高水准”者有什么理由谴责那些真正的战斗者呢？（HORKHEIMER,1934年a,第348、349页）。

这里表现出尤查的一个特性——尤查是霍克海默早期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人物：尤查是一位斗士，他深深同情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们，愿意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直至愿意为他们克制自己。可另一方面，他“要在思想上取胜”的使命感（见上面第5节），又会对他自我克制的崇高道德进行约束。而那个先进群体知道，要想、取得社会变革的成功，必须抓住历史时机。霍克海默以为，对这个群体来说，“这个认知本身就是权力”（HORKHEIMER,1936年b，第21页）。评判理论可以使这些认知成为可能。霍克海默甚至愿意相信唯物主义的这种认知：“通过适宜词语，可以解开某些当今受苦受难者的心灵锁链。”（HORKHEIMER,1934年b，第218页）因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特征，尤其是他对革命的兴趣，不论出自政治还是道义上令人尊重的原因，都不可受到否认。对于为有利于政党政治要做出认知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霍克海默在1937年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接受立场：“……在这个社会中，即使无产阶级也不能保证认识论的正确。”（HORKHEIMER,1937年b，第187页）

在一篇以“资产阶层世界”为主题的文章中，霍克海默对他的参政热情——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而是与生俱来的——做了最好的自我描述，此文大约写作于1935年，在他去世后发表（HGS12，第227-232页）。这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对无产阶级用的轻蔑语“资产者”进行分析，他明确指出——显然受自己家庭、经历等影响——“后期”、“开明”或“最后的”资产者（Bürger）都是这个阶层自行独立的“局外人”（HGS12，第230、231页）。这些“最后的资产者满怀对不公正社会统治的哀怨、厌恶与仇恨，反对退化为血腥与恐怖的经济体系，对无处不在的窒息中的生命充满同情……；他们站在无产者一边，尽管自己不会因此成为无产者”（HGS12，第228页）。最后的资产者坚信，他们的“理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秩序下实现，或者永远不会实现。如果……历史上有什么能得到证明的话，就是这种洞察力”（HGS12，第230页）。他的革命觉悟并没有使这位最后的资产者否认他的出身，相反他认为，这有利于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仇恨是有区别的，一种在对它果实的品尝中，一种在对其果实的观望中。对精致文明的喜悦报以愤怒、嘲讽及轻蔑，不同于对其之哀痛，哀痛者能享受喜悦，却看到其他人被排除在这个喜悦之外。最后的资产者都很会享受，他们的唯物主义也完全真心实意，他们不会辱骂美好生活。他们能尝出好酒的火候，也理解着装体面的女人的诱惑，他们热爱意大利风光，热爱法国海岸，生活中有安全感，拥有长期属于那个阶层才有的固有观念，即使他们今天已成为穷人……这些后期资产者所以具有革命性，正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幸福……”而且“他们爱的方式……认知方式都受快乐及受宠爱的青年时代的极大影响，即使他们还会坚定不移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进行思维。”（HGS12，第231页）

这幅霍克海默自画像，果然近似他带有自身经历的青年时代的作品，毫无城府、真诚坦白！其中他将出生于最后资产阶层家庭的几乎无权无势的成员，描绘成“散落态”（HGS12，第232页），同时也对他今后从事的事业——不论流亡在美国加州的日子，还是1950年回到德国以后——给出了一些关键词。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霍克海默将研究所核心成员当作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统一体，“其中每个人都得研究自己的理论”（霍克海默致信波洛克，1941年10月13日，HGS17，第195页）。1939、1940年间，正是思想混乱、变革努力越来越无望的岁月，这种通过分散个体进行研究的方式，对当时坚定不移追求真理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思想混乱已经如此普遍，以致真理对表面实践打量得越少，真理越会受到重视。这里需要的是有见地的理论，及理解传播它们的人。（HORKHEIMER，1939年，第330、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