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来攫取和占有数据，并形成垄断的数字平台。尽管如此，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没有变，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的实质没有变，数字资本主义垄断与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没有变。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我们不仅不能拒绝数字化发展，而且要打破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数据平台垄断造成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更加开放共享的大数据平台。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1] 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厚望，也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迅速地与最新的科技，尤其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高度结合，形成了以数字平台、云空间、智能算法和治理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态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和批判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

随着5G 网络、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的广泛运用，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实现，我们的确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这个数字时代是在互联网、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能算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数据成为世界生产和交往领域最为重要的要素。“云计算的核心功能在于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通道能力；大数据的核心功能在于静态数据之大、动态数据之大以及数据被使用后新生的叠加数据之大；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将数据通过滤波去除垃圾后变成信息，把信息经过挖掘推送后形成知识，把知识通过智能算法形成决策性判断。”[2] 显然，数据分析和生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数据日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3] 激活数据要素的潜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在面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一轮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算法来巩固资本主义统治，不断地通过攫取数据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数字霸权，让资本主义体制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从Facebook、Twitter、Instagram、Amazon 等企业通过掌控巨大的数据资源而崛起不难理解，数据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加拿大社会理论家尼克·斯尔尼塞克认为：“从展现企业外围方面的角度来看，数据越来越成为核心资源。”[4] 不难看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数据，这种通过先进的智能算法和云计算获得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并将数据作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使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它们的霸权和影响力。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数字资本主义作一描述：“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5] 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云计算和智能算法来不断获得各种数据原材料的新生产形式。

尽管如此，数字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例如，当代美国思想家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在2000 年的《帝国》一书中就已经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通信技术变革或许正在带来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通讯传播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有着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它们是因与果，产品与生产者。通讯传播不仅表现出，更组织起全球化运动，其方式是通过网络扩张，建立各种关联。”[6] 而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早在1999 年就已经使用了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词，但意义与今天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资本主义还是有着霄壤之别。丹·席勒的说法是：“现在，网络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之所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此。”[7]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哈特和奈格里，还是丹·席勒，他们尽管看到了互联网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和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繁衍扩大，但对于互联网以及背后的算法现象，他们并没有给出更深入的剖析。

丹·席勒（Dan Schiller）

而今天的思想家给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的解释，其基础是数据，而不是宏观层面的技术和网络。比如，斯尔尼塞克明确地指出：“在20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数据。”[8] 他特别强调了数据与信息或知识的区别：信息和知识已经是成熟的产品，它们是被固定的平台加工出来的、面对特定用户的东西，也就是说，信息和知识是数字生产的结果；数据则与之相反，“我们应该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用途越多”。[9]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数据是原材料，是在数字世界中被用来提取和生产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信息和知识不过是对数据进行加工的结果。

2.由于数据只是原材料，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数据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既然存在着斯尔尼塞克强调的被提取、被精炼的数据，那么也必然存在着未被提取、未被精炼的数据，我们可以将后者称为剩余数据。

3.剩余数据的存在是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关键，因为剩余数据不等于无用数据。相对于可以在用户层面进行交换的商品化的信息和知识，数据构成了数字界面生产的资源层。这个资源层不仅保障了用户与商家、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它们之间的顺利传播与交流，而且也保持了物质层面上的各种流通和交流（如厂家、物流与服务器之间的非人因素之间的交流），而后者使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和交易、甚至数字平台上的一切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数据能够以标准协议的模式在各个数字平台、各个物质界面、各个用户之间畅通无阻地流通和交换。

于是，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看到的现象是，数据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的要素。正如帕西科·比利奇等人十分敏锐地发现并指出的：“随着数据平台吸引了大量用户，收集了大量数据，并允许平台上的用户参与货币交易，那么，用户数据就成了生产的原材料（我们在理论上称为‘中间产品’）。”[10] 换言之，至少在数据平台上，任何商品必须首先成为数据才能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流通和交换，而且这些数据不断地被各大平台提炼和分析，并可以准确地传递给需要的用户。在这个基础上，一旦数据构成了数字时代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要素，变成了让资本主义用来攫取巨大利润的源泉，那么就意味着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Monopolies: 

Contradictions and Alternatives to Data Commodification

不过，尽管数字资本主义正在以新的生产方式重新塑造着资本主义的形态，也渐渐地将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作为其附庸，但在根本上，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背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仍然面对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分析当代西方的数字资本主义现象。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似乎给人们一种神秘化的假象。当人们点击亚马逊或Ebay上的一个商品销售的链接，并看到这件商品第二天或第三天送到自己家门口时，似乎感觉到世界瞬间缩小了。的确，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带来了巨大便利，但是这种便利却是将消费层与互联网商业模式背后的产业生产、金融流通、物流仓储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平等和剥削遮蔽起来的结果，使鼠标点击和送货上门之间形成了一种神秘化的对应关系。换言之，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只为人们展现出表象，让我们看不到这个表象背后数据流动、金融流通、商品生产的全部过程，也将资本主义不平等和剥削等最丑恶的一幕遮蔽起来。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具，揭开遮蔽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层层帷幕，让其内核充分暴露出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解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必须进行的工作。我们应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呢？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确带来了一些明确的变化，如我们看到处于世界经济顶端的公司不再是那些制造业的工厂，也不是在华尔街摩天大楼里的金融投资机构和银行，而是在大湾区和硅谷的新产业精英。五六十年前，占据世界500 强的是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三井银行、法兰西银行等金融机构，今天的世界500 强几乎是清一色的数据平台和互联网企业，Facebook、苹果、Microsoft、Amazon、Twitter、Instagram、Google 等公司已经稳固地占据了世界经济的顶端。其实，这一切的变化都体现在传统的金融资本将权力逐渐转移到新兴的数字资本之上，这些大数据平台利用先进的数据抓取、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工具，攫取和占有了大量的原始数据流，并将其加工为一定的信息产品，从而影响着世界经济和生产的格局。这意味着，的确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

其次，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它并没有真正摆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和批判，仍然符合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特性和缺陷，仍然会让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危机。只要贪婪的资本家仍然试图通过资本和生产资料来榨取各种超额利润，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的所有制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因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棱镜，折射出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三个没有变”：

1.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没有变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基。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做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11] 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量，更重要的是，市场中的一切商品唯有变成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价值量才具有意义，才具有在市场上交换的资格。所有商品（无论是物质的商品还是非物质的商品）都只有被这种价值量的尺度衡量之后，才能具有资本主义的烙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就在于此，即“透过商品的物的表象，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之处”。[12]

尽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到商业街和市场的实体店面或摊位去购买商品，但在亚马逊等购物网站上的浏览和点击，以及各个商品的卖家提供的商品的价格，仍然符合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唯一变化的是，原先在商店橱窗里的活生生的商品，变成了互联网平台上的虚拟图像，我们实际上并不是纯粹在消费其中的使用价值，而是沉浸在由这些虚拟图像构成的景观和象征中，使纯粹的实物商品拜物教变成了虚拟化的符号拜物教。但无论是实物商品，还是虚拟化的符号或图像，它们都共同从属于价值规律。商品背后的价值量的抽象统治并没有被数据和算法的兴起而消除，反而越来越多地陷入更复杂的抽象统治之下，虚拟的非物质商品（如游戏角色的皮肤、聊天平台上的付费表情包等）和实体商品通过抽象的价值量建立起等价交换的关系。

2.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的实质没有变

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13] 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之中，由于国际范围的不平等分工，让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内部看到的是一片祥和的景象，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从高度冲突的产业资本主义变成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less capitalism）。当比尔·盖茨宣扬“如果每个买家知道卖家的价格并且卖家也知道买家的心理价位，那么‘市场’上的每个人都会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社会资源也会得到合理的分配。…… 因特网将会进一步扩张成为数字市场，成为终极媒介，它是全球的中介，它将成为购物者的天堂”。[14]比尔·盖茨提出了在数字的界面上买家和卖家的普遍沟通成为可能，这构成了“普遍沟通”和“普遍接入”的梦想，从而资本主义也变成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对此，有学者批评道：“数字技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终极市场’，相反，它们使得当前被认为使我们唯一选择的市场经济的功效越来越低，因此，这将引向一场在生产的无知发展与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15]

然而，通过数字化贸易和办公，是否真的消除了剥削、解决了冲突，形成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看不到剥削，看不到阶级摩擦和冲突，实际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将存在严重剥削的不平等的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矿和钼矿开采进行研究时发现，其生产背后是国际劳动分工中严重的不平等。福克斯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悲剧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却是20 世纪和21 世纪最血腥的冲突高发地之一，这些冲突以冲突矿产的形式存在，它与西方和西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有着联系。”[16]

3.数字资本主义垄断与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没有变

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17]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看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金融资本以极快的速度控制和掌控了各个生产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当一定的商品生产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垄断集团手中的时候，许多“自由的”企业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定价权，也丧失了所有的竞争优势。在垄断把持的市场上，小的企业由于无法抵抗垄断的强大阵势，不断破产倒闭。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被加深和加剧了，因为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一切政治自由都更加‘难以’实现”。[18]

这种垄断的趋势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变得更加明显。今天数字平台的购物当然不是什么自由竞争，因为今天垄断的形式就是平台本身，所有“自由的”企业和商家唯有让自己加入一个平台之中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任何没有加入平台之中的企业和商家都不得不面临倒闭的风险，这是一种新的垄断。正如斯尔尼塞克所说：“当撒网式的手段不足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方法试图将用户和数据绑定到平台上，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将用户与数据绑定在一起，例如对服务的依赖，无法使用替代品或数据缺乏可移植性。苹果可能是这一趋势的领导者，因为它使其服务和设备互相高度依赖，并排除替代品。”[19]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垄断并不仅仅是商业垄断，还是以平台为基本形式的数据垄断，它甚至不需要竞争，它的成本是一种数据服务依赖性。当越来越多的商家、企业、个体运营商，甚至绝大多数客户都进入数字平台中，并滋养了像Facebook、Google、苹果等大型平台公司的时候，以平台为基础的垄断就成形了。谁曾想到，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带货的网红，可以随意地压低企业和商家的价格，剥夺商家的利润。面对这些平台的强制性要求，这些曾经在自由竞争时期的企业只能忍气吞声，不断将自己变成附庸性的阶级。

当极少数垄断平台控制了社会绝大多数经济资源和物质资源，甚至当他们试图攫取相应的政治资源的时候，数字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由此敲响。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日益恶化，垄断平台的数字资本主义再也无法根除其内在的痼疾，这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即数字化技术以及产生的数据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共享共有的公共性产品，但是它们却无偿地被资产阶级的平台所攫取，在数字化和数字劳动生产的公共性与数据产品的私人占有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是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最终势必让资本主义陷入更难自拔的泥淖。

三、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化发展

尽管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一旦走向数字平台式的垄断，最终会走向灭亡，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仍然具有许多重要启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来批判？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批判模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生产方式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

韩炳哲（Byung-Chul Han）

第一种批判是生产方式批判。这是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常常采用的态度，他们也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的一面，看到了数字平台的恣意扩张导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丧失，从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认为是这些新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人的异化。在这一派别中，最典型的是德国韩裔学者韩炳哲，他给出的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画面是：“整个地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景监狱。”[20] 韩炳哲等人认为，正是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缔造了这个数字化的全景监狱，因此他们反对一切数字化发展，试图让人们退回到一个没有数字化技术污染的纯净世界之中。然而，这个世界在数字技术发明之后就不可能存在了。由此可见，生产方式批判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把数字生产方式作为批判对象给抛弃了。

第二种批判是生产关系批判。在这一类批判中，他们看到数字资本主义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数字技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实现，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不是拒绝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平台，而是要改变这些数据平台的私人占有方式。正如斯尔尼塞克等人所说：“左派必须拥有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平台就是全球社会的基础设施。平台建立了参数，决定了在行为上和意识形态上，什么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的物质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21] 换言之，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并非技术和发展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的生产关系问题，即生产资料（今天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也变成了一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不平等竞争和剥削关系。要解放那些在数字资本主义平台呻吟的灵魂，就必须砸碎生产关系的锁链，让其成为解放潜在生产力的武器。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

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在于，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和国际大数字平台的数字霸权，我们的态度不是断绝关系、故步自封，而是在经济生产引擎的带动下，完善数字化发展基础建设，打破数字平台的私人垄断，让数字化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2]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我们不仅不能在数字化进程上慢下来，而且要加快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

1.数字化发展有助于建立服务于公共目的的共享开放平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同于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数据和平台的占有方式。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数据是全体人民共同生产的，数据平台的所有数据及其数据产品，云计算和智能算法，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共同生产的结果，因此其产品必然共享和开放，也只有建立了共享和开放的数据平台，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数字化发展需要“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的有序开放，建设国家统一共享开放平台”。[23] 共享开放平台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打破数字资本的平台垄断，让平台可以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例如，学习强国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数据开放平台，在平台上用户不仅可以免费获得各种最新的国内外资讯，阅读各种党政类书籍，还可以观看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成立相应的群组来讨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时事问题。强大的公共平台的建立，更有效地将人民群众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掌握数字平台的话语权。

2.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推动精准有效的社会治理

数字化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病毒溯源和传播途径研究，对于整个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必须全力弄清楚。”[24] 目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已经在公共治理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在病毒溯源和精准描绘传播链条，有效地阻断境外传播链方面，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除此之外，大数据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隔离和封控管理，有效地配置各种生活资料和防疫物资，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除了疫情防控之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推进养老、医疗保障、教育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精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增长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中。”[25] 数字化发展不仅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产业升级，也能够促进社会治理和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全方位发展，尤其是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的发展。这与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发展有着根本区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框架下，数字化发展首先在于谋求更有效公正的社会化治理，让人民群众更大范围地感受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魅力。

3.数字化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开放的世界合作机制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剥削和不平等，而是将一系列国内的阶级冲突和矛盾转移到了亚非拉等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矿和钼矿，到东南亚和印度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集群，西方资本主义在标榜“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的同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诸多苦难。数字化发展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嗜血成性的本质，一些国家战乱、人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食物短缺、极度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种下的恶果。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锁链，而是推动他们发展的助力。中国不仅帮助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修建了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也帮助他们建立5G 通信网络，帮助他们推进数字化发展，与非洲国家共同缔造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差距。”[26] 只有实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共同的数字化发展，才能真正避免不平等的剥削和压迫，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

原文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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