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第二国际”，是一个历史称谓。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曾出现过三个国际：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的“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二是马克思逝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其前期以恩格斯作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顾问的“社会党国际”（1889—1914），三是列宁创建的、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1919—1943）。这三个“国际”在历史上依次被称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斗争失败被驱逐出苏联后，曾试图建立同“第三国际”相对立的“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的国际联合组织，但一直未能完全如愿。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是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直到1900年前，“社会党国际”并无常设机构，以各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形式存在；1900年以后设立了“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尽管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党国际”从1899年开始在思想理论上分化为“修正派”和“正统派”，在1905-1910年间又进一步在实践策略上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但在组织上并未完全分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党国际”停止活动，并最终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因此，史学界一般都从狭义上将第二国际时期界定为1889—1914年。

第二国际代表人物

不过，从广义上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时间跨度似乎应向前后延伸一些。首先，从起点来说，第二国际同第一国际不同，它是一个各国社会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其主体是欧洲各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群众性工人政党。而这些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在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来了。如60年代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1869），70年代的匈牙利工人党（1873）和法国工人党（1879），8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党（1882）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9）等等。特别是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时期的实践策略和理论探讨中占有中心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杂志，也先后创刊于1879年和1883年。因此，完整地论述第二国际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至少应该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其次，第二国际的终结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有过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从1915年起先后举行了“协约国社会党国际会议”、“同盟国社会党国际会议”和“中立国社会党国际会议”三次国际会议。即使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也同“中”派一起从1915年起多次共同参与过“齐美瓦尔得国际”的活动。“左”派同“中”派在政治上的决裂，实际上应以1918年苏俄解散“立宪会议”以后，考茨基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为标志。而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最终分裂，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先是“右”派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伯尔尼，1919.2），紧接着“左”派另立“第三国际”（莫斯科，1919.3），而“中”派则一度成立“第二半国际”（“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1921.2），不久又与“右”派合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汉堡，1923.5）。由此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两大派。因此本书在时间跨度上将第二国际时期的时间跨度界定在19世纪70—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

第二国际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有了巨大发展。继英国在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产业革命以后，法国、美国和德国等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德国在统一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和重化工业的狂飙突进，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使欧美发达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新现象：工业中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股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和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大陆的高潮，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资本主义列强军国主义的发展和美西、英布、日俄三次争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这一切都表明，第二国际恰好处于两个时代（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两个世界（西方和东方）的交叉点。

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完成之后的世界地图

第二国际所处的上述历史的时空背景，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三个方面：

第一、第二国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这主要是第二国际前期（1898年以前）。从19世纪60—70年代起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古典形态的完成期和其在欧洲范围内的全盛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第二国际的主要功绩是继续推进和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文本《资本论》第二、三、四卷的整理、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其他经典文本的再版、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评介、阐释和通俗化，为捍卫经典批判理论而对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和社会学说的批判，特别是应用经典批判理论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工人运动实践，促成了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和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组织和策略问题的建设。可以说，第二国际前期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全盛时代。

第二国际使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世纪和欧洲范围。列宁曾经说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著作培养了许多国家的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就从我们中国来说，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达尔文相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来自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不过是经由日本学者转口的。而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也回忆说，促成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而《阶级斗争》正是考茨基所写的《〈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解说》一书的中译名。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第二国际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实质上的蜕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并不是一种纯粹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而是一种“历史—辩证”理性批判的学说，它不仅从逻辑上建构了资本主义生产机体和社会形态的理想模型，而且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独特理解模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观。而在第二国际的主流派那里，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被实证主义化，唯物辩证法被解释为经验主义发生学，历史唯物论被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进化主义和折中主义成为流行的倾向。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教皇”——这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最先采用的略带嘲讽的称号——考茨基为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科学”；[1](p.452)所谓“辩证的唯物主义”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或历史）方法“这两种考察方式”的统一：前者即经验归纳的方法，是要“把作为科学出发点的概念确定下来”[2](p.27)；后者即“发生学方法”[2](p.27)，“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现象怎样发生”[3](p.17)。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必然会抹杀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批判精神。这种蜕变不可避免地将会引发第二国际后期在资本主义理解模式问题上的分化。

第二，第二国际构成了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期。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纵向来看，资本主义自身形态发生了变化，在一般商品生产领域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在资本产权领域从垄断发展到自由竞争；二是从横向来看，资本主义拓展了自己的空间领域，从民族国家范围扩展为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反差。这些矛盾和反差使得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模式实证主义化的局限充分暴露出来了，终于在第二国际后期（1899年以后）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断裂和分化。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派”，从根本上否定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他们不仅用“边际效用论”来“补充”和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和反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用“中间等级”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来“证伪”和反对马克思的“两极分化论”，在反对“崩溃论”的旗号下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且力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用实证主义、折中主义、进化主义、新康德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解模式，实际上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其根本目的是要将社会民主党变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派。马克思的批判的资本主义理论，在他们那里完全变成了改良的保守的资本主义理论。

伯恩施坦（1850-1932）

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解模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特点，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19世纪末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拉法格最先注意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并开始创造性的研究，到1910年代这一研究进入了高潮。第二国际理论界异常活跃、创见迭出，最后形成了分别以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这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直接构成了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来源和思想背景。

长期以来，苏联、东欧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常简称为《帝国主义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空前绝后”的经典文本，完全否定了该书形成的历史语境和理论前提。实际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以布哈林为中介，在基本继承希法亭、部分借鉴卢森堡、全盘否定考茨基、同时批判地吸取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一些观点的基础上完成的。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理论家在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理论中的是非得失，不仅有助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真实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充分肯定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正视这一理论或者从其先驱者那里继承并加深了的、或者由对其先驱者拒斥和摒弃所带来的理论缺陷。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最终无法正确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而无法为全球左派和进步人类的斗争制定合理有效的政治战略。

从左至右分别为：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罗莎·卢森堡（1971-1919）、卡尔·考茨基（1854-1938）

第三，第二国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分化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开始了从经典一元形态向现代多元形态的过渡。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的分化，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西方，人们常常把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实证化归因于恩格斯。诚然，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的世界观确实带有实证主义倾向。早在19世纪70年代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为，哲学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趋向消亡。他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他把唯物史观同达尔文学说等量齐观的说法和晚年通信中正确强调上层建筑反作用时的某些提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进化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倾向。

不过，把恩格斯仅仅看做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理解模式”的源头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后来分化出来的“第二国际实证主义”、“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种资本主义理解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恩格斯在同普列汉诺夫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通信中对两人的肯定，表明他同样是另外两种理解模式的源头。

普列汉诺夫正是通过与恩格斯的通信，确立了“斯宾诺莎和18世纪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解释路径，经过列宁进一步向黑格尔辩证法的返回，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模式。正是这一哲学解释模式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的结合，形成了从列宁到苏联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科尔施就曾说过，列宁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强调“与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有密切的意识形态关系。两者都在俄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在看来短期内实际上必须完成俄国革命的特定实践和理论的政治任务中，有其物质的基础”[4](pp..79-80)。我们对此只需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列宁1914—1915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也直接为其写作《帝国主义论》准备了方法论的前提。

普列汉诺夫（11856-1918）

而另一方面，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解读也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新路径的源头。拉布里奥拉认为，“实践哲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其最后一批哲学著作中，拉布里奥拉更是明确指出，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回到康德去，同某些“正统派”鼓吹回到斯宾诺莎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去一样，其含义在于：不是摒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毫无益处地重复陈旧的东西，或者纯属折中主义的混乱。[5](pp..297\299)从这一哲学立场出发，拉布里奥拉强调了社会生活和历史认识的“总体性”和“综合性”，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历史因素”论；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和“社会心理学”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6](pp..55-63\pp..80-90)拉布里奥拉开启的“实践哲学”的解释路径及其对“社会心理学”作用的重视，不仅在意大利直接导致了后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而且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年代的卢卡奇和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黑格尔式解读方向一致。特别是他对“因素论”的批判和“总体性”的强调，实际上与罗莎·卢森堡为卢卡奇“总体性”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和理论资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表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实际上已经孕育于第二国际内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不仅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在批判第二国际对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理解中产生的；而且也是第二国际内在矛盾和自身解体的产物。

拉布里奥拉（1843-1904）

国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十分薄弱，甚至许多方面是空白。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从教条主义出发，从1918年列宁与考茨基决裂以后，特别是在斯大林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间隔着第二国际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7](p.186)这样一个论断之后，也就是把第二国际看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种断裂以后，我们对第二国际的理解和研究就已经打上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对第二国际，只能否定和批判，只能作为反面教材来为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作论证。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我国在毛泽东“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对第二国际的否定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列宁、斯大林承认的第二国际前期的功绩，比如对考茨基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也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特别是随着中共同欧洲各国社会党建立和改善关系，随着2001年以来总结各国工人政党建党经验教训，对第二国际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研究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领域。

第二国际研究方面的缺陷，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人们一直忽略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的地位。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两个阶段或两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二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第二国际有着直接的联系。前面我们已经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列宁领导的第二国际

正是从上述目的出发，我们力图从当代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的地位，尽可能地挖掘相关资料，对文本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层解读。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就是我们研究的初步成果。

《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

本卷共包括七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三章）着重评述上述第一个方面，即第二国际构成了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这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一卷的延续。其中，“第一章”是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本身的完善、传播、阐释和辩护；“第二章”是经典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应用，以及其在某些方面的深化和发展；“第三章”则从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内容和具体结论，转向这一理论的深层即理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并进一步揭示这一方法论模式的悄然转型根源于历史观上哲学范式的变化。

第二部分（第四、五章）着重评述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断裂后出现的两种选择中的第一方面，即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修正”的旗号下否定、抛弃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正统派”对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方法论模式、历史观基础的捍卫。具体来说，“第四章”是围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展开的争论；“第五章”则是就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双方在资本主义理解方面的分歧和斗争。

第三部分（第六、七章）着重评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断裂后出现的两种选择的第二方面——发展经典批判理论，构建现代批判理论的种种尝试。这两章以19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为背景，在全面梳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新形态探索过程的基础上，着重从当代的新视角深入开掘和重新审视了第二国际理论界最终形成的三种有代表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其中，“第六章”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第七章”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考茨基的“工业资本国际分工”论。在这一部分中，不仅全面比较了这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在理论内容上各自的特点，而且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它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及其世界观根源，并从当代视角对其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和评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