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与新左派政治学
雷蒙·威廉斯与新左派政治学
【英】布莱克本
1月26日，雷蒙·威廉斯去世了，英国左派最具权威、最一贯、最激进的声音逝去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个人是在他的影响处于巅峰之时突然离开。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撰文纪念威廉斯，认为这位理论锋芒尖锐的批评家的去世是对英国民族文化令人痛心的打击。*可以说，威廉斯开创了一种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学和成人教育的全新方式，甚至开辟了许多研究和实践中的新领域。尽管与这种文化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有关民主的“漫长的革命”思想，但其合法性和重要性也已被那些此前并不同意他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学的人所承认。毋庸置疑，威廉斯的戏剧和小说中包含着政治主题，但同他的所有著作一样，这是以一种与既有的政治话语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威廉斯的理论意义已经并且必将超出左派的范围。然而，在这本杂志（《新左派评论》）中，关注威廉斯著作的政治意义并着手考量这位思想家逝去的理论影响应该是最合适的——尽管后者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清理威廉斯的思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也无法期望对其加以完备的讨论。但不论多么片面，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展示那些贯穿于威廉斯的观点和作品之中的政治诉求。
抗议与文化理论
雷蒙·威廉斯是《新左派评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发表的18篇文章涵盖了杂志迄今迄今为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个特定年代，他的著作都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引发批判之声。例如，60年代早期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文章，70年代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安东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之间的交流，以及80年代《新左派评论》第148期中弗朗西斯·穆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对《走向2000年》一书的探究。《新左派评论》还曾与雷蒙·威廉斯合作出版访谈文集《政治与文学》（1977年），该书是对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生活和工作的最完整概括。这并不是说《新左派评论》总是给予威廉斯以恰当的回应，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无限度地利用他的思考、洞察力和支持——现在，不同情况下的关注比起令人误解的直接合作更加难以解释。但威廉斯在杂志历史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却是毋庸置疑的。1
1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1’, NLR 9;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2’, NLR 10 (1961);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 NLR 95 (1976); Anthony Barnett, ‘Raymond Williams and Marxism: a Rejoinder to Terry Eagleton’, NLR 99 (1976); Edward Thompson, ‘Afternote’ to ‘Romanticism, Utopianism and Moralism: the Case of William Morris’; Francis Mulhern, ‘Towards 2000’, NLR 148 (1984).
当然，这里谈到的仅仅是他对于“新左派”诞生所做贡献中的一个方面。威廉斯所做的那些贡献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和左派评论》，作为60年代后期《五一宣言》的编辑，8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者社团”的创始人，以及作为作家、演说家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运动、科研计划的参与者等等。
自《文化与社会》（1956年）和《漫长的革命》（1961年）出版以来，威廉斯的著作一再成为左派争论的主题。帕尔姆·杜德（Palme Dutt）发现与他所说的“坏的改革”并无二致。爱德华·汤普森和詹姆斯（C.L.R. James），尽管分有不同的背景，且分隔在大洋两岸，但都赞扬威廉斯的成就并在一种不同于杜德的意义上讨论其重点和不足。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李尔本（Lilburne）和普特尼辩论的大众话语，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概念，以及阶级机构和革命在“日常意义”和“感觉结构”讨论中发生了什么变化？[1]
威廉斯对前社会主义者甚或反社会主义传统的诉求，对于左派批判家来说是令人惶恐的。但这使得他能够捡起社会批判中被忽视的那些资源，构建出一个历经政治风云变幻并被证明为经得住风雨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对于统治阶级霸权形成的理论洞察以及在自身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批判力，得益于他对已经确立起来的文化模式内部核心要点的审视，而非满足于从一个纯粹激进立场出发的简单化理解。50年代威廉斯的主要写作动力是去建立（重建）一种针对作为人类秩序的工业资本主义批判，而不是去追究生产力领域中那些明确的经济失败或所谓的失败。《漫长的革命》致力于阐述这样一些新的概念工具，以便揭示政治变迁隐性维度和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对外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经验和社会实践领域的强调，对整体生活方式和长时段的关注，多少预示了《新左派评论》第40期（1966年）上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发表的女权主义先驱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的主题和方法。因其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一些既定范畴的拒斥，雷蒙·威廉斯对于英国社会形态或文化工业的分析已经或逐渐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性。
威廉斯对保守主义传统的关注与其对新的实践和制度的大胆拥护是一致的。文化借以产生和再生的模式、被大众传播技术变革所开启的民主可能性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在新左派编委会的早期讨论中，作为编辑，他曾支持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努力，即提出上述问题并尝试对当代大众文化做出新的诠释。他对教育和传播的研究创造了一种讨论和期待的氛围，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决策。由企鹅出版社多次再版的《传播》中，他期待一种传播手段的公共所有，但也强调这必须受制于一种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的自我管理的团体。威廉斯不是开放大学和第四频道的直接创建者，但是他的讨论对于这些制度的完善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1968年4月的《听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工党的教育部长没有邀请威廉斯参与上述活动。这份由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刊有柏林爵士（Isaiah Berlin）和希思（Edward Heath）的文章的周刊上，发表了威廉斯的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示威？”的文章，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加入反越战以及在德国大使馆外抗议鲁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被暗杀的示威。这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它很好地例证了威廉斯的这种能力，即强调干预以展示我们自身行动所具有的更广泛意义，并把当下问题置于一个全新的和值得期待的情境之中：“在今天的许多城市中，抗议游行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常态。过去在英国，像在彼德鲁（Peterloo）和宪章派的游行中，有一种先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示威形式，那些没有选举权的游行队伍代表了被排除在政治决议之外的大多数人，他们举着标语走街串巷，因为这是最迅速和最显而易见的传播手段。今天传播手段已经大大发展了……但是议会民主在舆论的压力下已经变得日益正式……而具有特定形式和缺陷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正在现代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在实践中被超越，以便向非选举者灌输决议。现代传播体系在代议制民主的替代中正起着关键作用，除非是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它根本不是也没有假装是民主的。
当德国学生在鲁迪·多茨克被暗杀之后发动示威反对新闻垄断的时候，他们是因自己的良好动机而走上街头，这些动机多年来一直是新左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里，报纸、广播和电视构成的传播体系都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信息，在自身范围内筛选、强调或是拒斥信息，有能力产生影响并进行引导。但是这个制度……永远都是向富人、新的传播联合体的叫卖，他们再通过简单的购买来驾驭这一巨大的政治权力……议会自身在经济计划和传播中已经让与了许多决定性的权力域给非民主的体系，且不准备有所挑战。西欧社会民主党派的失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他们放弃了对迈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法之类的问题的思考。在失败所导致的夹缝中新的运动正在形成……严肃而冷静地说，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堕落，以及那些事实上指向世界穷苦大众的暴力，必将继续为所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所抵抗。”[2]
帝国主义与悲剧
威廉斯的成长背景不仅使得他对反殖民斗争和农民运动尤为同情，也使得他的理论探索受益良多。当威廉斯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的时候，他家住在威尔士边界靠近潘迪（Pandy）的农村，那里有农场主、农民、教师、牧师以及工联主义者。当威廉斯向《新左派评论》讲述他早期的政治经历时，他曾回忆起建在潘迪的左派读书俱乐部（the Left Book Club）对西班牙和中国的声援运动2，
2 左派读书俱乐部，似乎已经协助培养了一大批战后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不会被认为同亲民的“人民阵线”派（Popular Front）的陈词滥调颇为相似——雷蒙这里记得，十八九岁还是潘迪左派俱乐部（Pandy Left Club）新人的他是如何跟他在剑桥见到的共产主义组织者说的：“我想和最革命的共产党人在一起”。
并提及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或是柯尼・希力亚客士（Konni Zilliacus）的一次演讲给他留下的印象。[3](p.31)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然会形成一种初步的但具有持久影响的“感觉结构”——为亲身感受以及政治文化模式所加强的国际主义。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说明了他的战时经历是如何促成了他对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军事统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的回应；“我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环境中等同于自觉和平主义的好战工联主义思想和对战争的憎恨几乎是同样混杂在一起的……我们立刻对社会的变革和战争和平主义者支持使用武力。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矛盾之中。1938年还自称是和平主义者的我，到1944年的时候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我记得有这么一天，我们遭到一个纳粹党卫军坦克团的反击，就在那时，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我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纳粹党卫军，而不仅仅是德国人，抑或乌克兰人或一般意义上被派上前线去抵御我们袭击的希特勒帝国的应招士兵。他们是纳粹党卫军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彰显了一种我已从报道、从西班牙战役中得知的意义。从那时起，我再也无法去反对用军事力量来保卫革命。相反，我开始相信一场不准备以军事力量保卫自身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翻看一下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历史时，我能感觉到它们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取胜的方式和方法上都基本一致。”[4](pp. 231–43, p. 238)
威廉斯对于那些20世纪中很难下定论的革命拥有足够的了解。他特别厌恶那些把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革命苦难变成一场可怕的哑剧却同时遗忘帝国主义的暴行的人。在《现代悲剧》（1966）里，他思考了这些主题以及由“反对混乱的混乱战争”带来的苦难：“我们必须在一种近距离和直接的经历中认识到这场苦难，而不是名称来掩饰它。但是我们考察整个过程：不仅是不幸，还有抵抗不幸的人；不仅是危机，还有它释放出的能量以及从其中生长出来的精神。”[5](p. 83)在他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反对在“实行政治民主的社会”里任何诉诸身体暴力的行为，除非是保卫民主自身。[4](p.239)但示威和罢工、静坐和联合抵制，都可能结合他们的目标以及民众参与的程度，对扩张一种正在中心地带萎缩的民主有所裨益。
有意思的是，当代问题的直接政治反映都可以在在威廉斯批判性著作的主体部分中找到，当然这可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怎么容易。威廉斯的所有著作都有一种历史维度。但这个历史是植根于当下现实的；而且当代经验是在文化理论的批判性检验中出场的。在威廉斯的笔下，受利维斯影响的有关本真性和经验的试金石凸现了一个以前几乎没被批评主义承认过的世界。在像《现代悲剧》一样作品中，威廉斯能够看到，“我写作的一天正是英国军事力量被用来反抗南阿拉伯的‘持不同政见的部落成员’的一天。”这是恰恰工党政府的行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事件，我对它们及其文饰都非常清楚，因而无法认同那种日常的幻象。我的许多同胞都曾反对这些政策，并在不少特定情况下取得实效。但是很难相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当中，甚或是致力于那种作为真正革命动力的针对所有他人人权的承认当中。在一个经济不平等和组织化操纵所掌控的社会中，我们也很难说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对人类生态的挑战
为了获得一种有关文化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理解，威廉斯不仅仅出现在越南团结运动的讲台上，而且还研究了乡村抵抗和海外侵略的普遍复杂性。《乡村和城市》（1973年）揭示了隐藏在英国“乡村别墅”文化和田园牧歌式的习俗背后的，英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掠夺以及对外的殖民奴役过程。同样，在建立一种恰切的社会语境的过程中，威廉斯重新定位而不是简单否定了那些以道德敏感性戳穿田园牧歌的作家。他力劝其英国读者如果他们要去了解自己社会的过去，最好尊重像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 和西昂戈（Ngugi）那样的当代第三世界的作家。与那种昭示着“后现代城市”争论的“新大都市”观点向左，威廉斯辨识出了一种准备对整个“人类生态”负责的新的“社会意义”。[6](p.239)
去年秋天在关于近来小说反乌托邦浪潮的交谈中——像保尔·瑟罗（Paul Theroux）的《欧区》以及皮特·戴维斯（Pete Davis）的《最后的选举》——威廉斯嘲笑这些载满厄运的预言和讽刺性的作品，并认为它们的影响也就持续几年，而非一到两代人。如果说《现代悲剧》将自身置于一个帝国主义和革命的世界之中，那么《乡村与城市》则为针对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变型的彻底生态学批判打下了基础。70年代后期，威廉斯成为社会主义环境资源协会的支持者。他也是第一批回应爱德华·汤普森关于核武器竞赛导致危机升级的主题的人之一；在“核裁军政策”中，他声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和平，而且需要建立的不止是和平”，这是因为在核军事主义同持续的掠夺及失业之间有着实质的联系。[7]
当威廉斯一以贯之地批判那种隐匿了劳动过程的田园牧歌或消费文化的脆弱幻想时，他无法认同一种正在展开的阶级主体观念。他对社会意义的追寻集中在主体间性及其物质前提之上，并认为社会意识既产生于阶级内部也形成于阶级之间。暧昧混杂的60年代国际遗产，复杂纷争的70年代英国形势，或是虚无飘渺的80年代“后现代”，都可以在这一关系分析得到阐明，因其关注复杂的社会总体、代际转换以及具体性的结合。
威廉斯对复杂性加以说明的理论特征，不是折中主义的反映而是源于对确定性和现实的考察——及其人的社会能力不断增加和转变这一理念。一方面，他的作品谈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逐渐暴露出来的危机以及抵御这场危机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借助于对文化形势和联合的多样性的敏锐判断，表明需要对盲目的经济过程和狂乱的军备竞赛在人类意义上加以控制。威廉斯对生态学危机的讨论是严肃而有经验根据的，因为他希望建立谨慎有效的社会抵抗形式。如果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有时看起来是效仿和继续了莫里斯（Morris）对资本主义的浪费和破坏所做的控诉，那么他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没有陷入后者的简单化倾向。社会主义不是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绝境的现成而平坦的道路。
在理解社会主义生态学批判的复杂性之中，他同时看到了一种全球“共同意识”建构的紧迫性和面临的困难。《走向2000年》（1983年）这部著作最明显地展现了威廉斯所有探索的政治内核，在该书中他试图将阶级政治的遗产与“新社会运动”的必要调整嫁接起来。尽管受到自己党派意识的影响，但他承认后者对于重建一种超越于特殊阶级利益之上的“普遍利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那些由社会运动提上议程的关键性问题将会“引导我们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体系以及……它的阶级体系。”[8](pp.132-7)
工党联盟和社会主义
尽管威廉斯对于文化实践政治学的强调给他带来了广泛的称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政党和国家组织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关注——尤其是关心这些组织是否有能力促进作为“漫长的革命”的民主。从威廉斯作品的许多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工人运动的组织构成了集体记忆和思想的主要文化载体，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只要完成他们所面对的任务。60年代中期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30期上的一篇关于“英国左派”文章中，威廉斯曾指出，工党的内在结构，实际上是受一个非民主集团的选举控制，而将社会主义左派限制在一个由短期共同利益和费边改良主义结合起来的政治联盟之中。“工党作为联盟的事实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贫乏，任何试图超越那种一般界限的尝试将立刻导致这个复杂联盟的紧张状态。”即使是工党推动的最积极的社会变革也带有“道德家长主义”的色彩，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更是为“冷战”、“危险的极端沙文主义”和“吉卜林式帝国主义”所“玷污”。左派对于工党的结构性从属关系迫使左派在工党的范围之外采取行动，比如核裁军运动（CND）、“具有战斗性警惕”的共产党以及更加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新左派”等。在1965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威廉斯已经这样写到：“英国年轻人的声音，对所有已经默认现状（即‘一个异化世界中没有希望的沉默’）的人来说是可怕的，它是一种深刻而生动的声音；其意义在于，当它带有政治色彩时，它就是在反对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不是简单支持或反对议会政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9]
尽管威廉斯对工党主义和工党本身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但他还是看到了那些具有潜在的开放性以超越既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感情。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曾对工党内部一个新的激进派别的出现欢欣鼓舞，因为它力图改变而不是简单占有现存的组织结构。他曾准备主办并编辑《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由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创办的杂志，那时党内右派在1974-1979年威尔逊-卡拉汉政府下台后曾一度失势。《新社会主义》杂志得益于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的天赋和信仰，发表了威廉斯的许多重要评论，特别是对“游资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撒切尔政府的批判，对煤矿罢工期间异常顽强的工人社团的赞扬等等，再就是对左派持续臣服于工党联邦结构的抨击。
在工党是否应形成一个反撒切尔联盟的争论中，威廉斯采取了这样一个立场，他抛开政治辞令直奔主题，指出工党本身从来就是一个部分社会主义者同大西洋主义者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工党右翼的联盟：
“不管它是（联盟）的大版本还是小版本，只要是它的支持者就已经实际上抛弃了那种旨在改变信条和观点的斗争。”
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同中央的联合还是同工党内部保守派的结盟，只要做出这种允诺就意味着认同这样一个计划，它极其软弱、缺乏一贯性并放弃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和深化。在去年8月《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一篇对特里·伊格尔顿的访谈中，威廉斯警告左派应该注意工党主义联盟中存在的妥协倾向。他主张一种能够在工党中央和保守派之间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的选举。尽管他认为“这种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左派的事务”，但他相信如果它能带来选举改革，就或许会开启一条通往某种社会主义者、绿党和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三者联合的道路。威廉斯坚信“工党向社会主义党派的大规模转变”是一个虚假的目标，这通常会导致左派的沉默。但是他知道，任何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都需要建立在工人阶级和政治共同体反抗的潮流之上，在撒切尔政府时期这种反抗已经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外部有所发展。[10]
不同于传统的工党左派政治学，威廉斯拒绝接受英国政府的结构作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必要基础。他非常坚定地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联系，并期待一场针对英国政府建立原则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挑战。1982年威廉斯为社会主义社写了一本题为《民主和议会》的小册子，他不仅谴责了行政机构的不坦率和等级原则，而且批判性地指出了英国代议制体系中的寡头政治和差别偏见特征。对威廉斯来说，比例代表制和威斯特敏斯特体系的解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要求的补充。这本小册子的结尾是对政府民主化的一个全面规划，威廉斯将其理解为对经济和文化过程的民主控制的一个必要前奏。
正是在威廉斯的上述理论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活动既包括他对一个真正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和政治所进行的探讨，也包括他致力于与前者相关的制度改革中的实践问题的努力。
继续下去的漫长革命
威廉斯曾说过，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听起来感觉“比共产主义者礼貌”，但是它不应该把数百万人投身其中的传统简化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事业身上。另一方面，威廉斯不仅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还以“文化唯物主义”的形式做出了自己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帮助社会主义者确定是什么阻碍人类解放力量的发展：“不只是选举的对手或是传统的敌人，而是一个敌对的组织化的社会形态……”[4](p.241)
这个社会形态的挑战者只可能是一个异于费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传统普遍自制的发展——这也将不可避免地挑战压迫和剥削的资产阶级霸权的根源：
“根据我自己的思考和亲身经历，以及对别人生活的观察，我了解了霸权的现实机制，看到了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感觉结构的教化作用。在我们的一生中，如果努力，我们就能揭穿隐藏在我们自身内部这种异化形态的特定机制。”
威廉斯并没有将意义的文化结构同物质生活的直接压力对立起来，因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相对宽裕的工人后者仍然存在。“我赞成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必要的经济斗争，”他写到，“我相信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最富创造性的活动，就像我多年前把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组织称为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以及政治斗争中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段一样。但是……我知道还有一项非常必要的有关文化霸权的工作要做。我认为那些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体系需要在总体上和细节上为那种持续进行的思想和教育工作所打碎。这就是我称之为“漫长的革命”的一个文化过程。这也意味着，这是一场真正的斗争，是通向民主的必要战斗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经济取得胜利的一个部分。的确，人民在斗争和行动中也发生改变。那些像主导性的感觉结构一样的深层事物只有在新的现实经验中才能被改变。但是……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不仅涉及到现实和组织，而且包括感觉和想象。”[4](p.239)
在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第二次选举成功之前，广泛认为的左派在学术文化中的成就与大众文化中“新右派”的出现之间，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威廉斯六七十年代蜚声文化研究领域相伴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一般人文学科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但正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界产生影响时，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却先后在保守党和国家政治层面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在《新左派评论》第140期（1983年）中，威廉斯这样认为，英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为撒切尔的保守党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事实是后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多数派的支持。此外，80年代英国特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可以归结于70年代工党的失败以及撒切尔主义提出的“流动私有化”妄想。它以惊人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换来短期的和不公平的消费满足。在威廉斯对放宽信贷和失业控制的质询中，对消解社会决定观点并倡导个人主义的种种复杂机制的批判中，包含着他对不同的多数派和新的组织原则的思考。[11]威廉斯从来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得出结论，或是在学术界对这些结论进行捍卫。《关键词》（1976年）的出版标志着他深化了关于意义的文化结构的论证，并且使得他的结论更节容易理解。威廉斯恰好可以借用“个体”、“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术语的历史讨论来强调一些问题，尤其是面对那些不难理解它们的人。在关于煤矿罢工的文章中，威廉斯主张社会主义者必须从那些经历这些斗争的大众的集体经验出发阐明那些斗争的关键词。“现在，新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充斥着危机的共同体之中：这不是特例，而是一般情况。正是在对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的关注中，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期待某种有效的结合。这在细节上将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但是在反抗那种掩盖了新阶段资本主义的真实运转的破坏性口号“管理、经济、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矿工在试图保护自己利益时也勾勒出了一种普遍利益的新形式。”[12]
在《新左派评论》第158期中，威廉斯还提到了左派在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方面的现实进展，以及他对那种自我孤立化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口号的保留意见。为了寻求打碎文化建构和驯化的方法，威廉斯这样问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凡是”逻辑不去关注那些文化多样形态、它们的理论及著作，而这全是为了否定它们并同一种超越性的中性文化划清界限？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形式却产生了对撒切尔主义的故障分析，并导致在一个复杂易变得多的社会形势下却出现了绝望情绪和政治上的不作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吗？或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用短期形势来估量长期发展的做法还没有被完全消除？或者，以近期以来的一些艺术形式为例，我们能否重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将被剥削者描写为被侮辱的人就是剥削者的批判与否定？[13]
威廉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有一些对我们来说依然如鲠在喉，还有一些更需要我们仔细玩味。同样，他也在不同地方留下了许多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在他文化批判主义的伟大著作之中，在他的散文和评论之中，在他的像《走向2000年》一样的直接政治作品之中，而尤其是，在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感之中。
参考文献
[1] Edward Thompson, op. cit.; C.L.R. James, “Marx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first published in Facing Reality, May 1962, reprinted in Spheres of Existence, London 1980, pp. 113–30.
[2] Raymond Williams, “Why Do I Demonstrate?”, The Listener, April 25th 1968.
[3]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4] “You’re a Marxist Aren’t You?”, in Bhiku Parekh, ed., The Idea/Concept of Socialism, London 1975.
[5]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79.
[6]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7]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 NLR 124 (1980).
[8] Raymond Williams, Towards 2000, London 1983.
[9] Raymond Williams, “The British Left”, NLR 30 (1965).
[10] New Socialist, March–April 1984; Raymond Williams and Terry Eagleton, “The Practice of Possibility”, New Statesman, 7 August 1987.
[11] 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of the Coming Period”, NLR 140 (1983).
[12] Raymond Williams, “Mining the Meaning: Key Words in the Miners Strike”, New Socialist, March 1985.
[13] Raymond Williams, “The Road to Vitebsk”, NLR 158 (1986).
夏娟 译｜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