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识字的用途》这个计划是筹划已久的。它的最初计划是分析大众出版的各种新形式，而它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激进革新——即试图在一种对其读者及受众文化的深度“阅读”中将之语境化——只是后来才加入的。不过，到1957年出版之前，它的大致意图已经变得很明确了。该书试图对以下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性答案：大众报纸杂志与它们重点针对的工人阶级读者的各种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更为紧迫的是，新兴而又更受商业驱动的大众交往形式如何在改变着旧的工人阶级态度及价值观；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识字能力”是在被用于什么“用途”？

请注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工人阶级文化”这个术语可以交替地运用于典型态度、价值观、战前数十年中工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行的出版、娱乐和通俗文化的各种形式。批评家们已经指出，上述这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来源——后者不是由工人阶级自身生产，而是由商人阶层为工人阶级生产出的；并且，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很早以前关于《识字的用途》的一篇评论中所谈到的那样，“‘工人阶级文化’与已经日益支配我们这个世纪的大众商业文化等同”，这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3](p.30)无论如何，即使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把一种简化至另一种，他也确实假定：在早期，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出版物及其读者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这让他可以将它们描述为构成了某种诸如“‘旧’秩序”的东西。他声称，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新形式之间，这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不能再进行假定；并且，这正是关于文化转变之总体判断的核心，而这种文化转变也正是该书整体上最终所提供的东西。

人们所读、所思以及他们如何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缺省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又争议颇多的问题。然后，《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并没有一直努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4](p.324)结果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缺省。这导致《识字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当然，霍加特当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两种书写”），并且他后来也经常承认这一点。[5]可无论如何，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与其他人提供的许多简单化、还原性的、怀旧的或经验主义的说明相比，在这里有一种复杂而又充满差异的文化转变概念起作用。这场争论不是由新/旧、有机/无机、精英/大众、好/坏之间的简单对立来推动的。霍加特意识到了“证据”的无系统性，并敏感于怀旧的诱惑：“我来自于工人阶级……这种非常情绪化的牵连显示了相当重要的危险”。[4](p.17)他既没有掩饰日渐丰裕的生活的影响，也没有夸大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涉及文化衰落命题的语言表达都做了谨慎地调整：

“态度的改变比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为缓慢”。[4](p.13)尽管如此，其诊断的总体大意仍然无庸置疑：我并不是认为，在上一代的英国有过一种还相当“民享的”城市文化，而现在它只有一种大众的城市文化。我是说，由于很多原因，大众宣传家所提出的诉求比早期提出得更为迫切有力，并采用了更加全面而集中的形式；我们正在向缔造一个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与它正在取而代之的那种总是未加修辞的文化相比，新的大众文化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如前者那么健康。[4](p.24)

在这里，“诊断”是一个有用的术语——这也就是“健康”一词所表明的——因为它提醒了我们这一结论应归于什么，以及它受到了利维斯及《细绎》（Scrutiny）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多大影响：即在F.R.利维斯自己的文化著作中所采用的陷于纷争的立场；在Q.D.利维斯颇有影响的《小说与阅读公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的核心部分所说的衰落的叙事；文化抵抗的艰巨规划，这种文化抵抗提供了有关《细绎》之教育方案和诸如《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利维斯，1930）之类宣言的一些信息；以及，《细绎》影响下的作者诸如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等人提出的对低劣的广告语言的批判。该书也享有由保守批评家和作家（其中有些是美国人）所提供的对大众文化悲观主义批判的一般基础。它的引文来自于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阿诺德、本达（Benda）、劳伦斯、艾略特、约翰·杜威、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等，这些引文给予了文化衰落叙事的权威性。在对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攻击中，马尔赫恩（Mulhern）竭力指出，无论任何人——雷蒙德·威廉斯除外——努力从他所谓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的元文化话语（meta-cultural discourse）中挣脱出来，他们都注定是要重复它。虽然他承认霍加特对反抗这一趋势做出了重大努力，但马尔赫恩仍坚持认为，霍加特与这一传统的“松散联系”仍然未曾改变。[6]

然而，正如马尔赫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谱系并非是命定的”。[6](p.174)撇开支配马尔赫恩话语的那一假定不谈——即一种始终已在（always-already）的可供选择的文化理论已是颇有成效，并且，在一种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它已经了解到自身向着简化主义发展的趋势——看似更为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努力与这一文化衰落的主导话语决裂的过程中，《识字的用途》正好成为“一个断裂的文本”的方式（正如马尔赫恩承认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亦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识字的用途》开辟了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其后所基于其上的可能性。

主导性的《细绎》叙事是紧接着一个未曾说出的假定来建构的，即工人阶级读者和受众享有有限的文化资源与道德体系。只有《细绎》在拯救昔日之遗风，在和文学传统提供的权威著作的长久共处之下，其感性已经被精细化，而它的道德风骨也已经因竭力一直从事批判性文学批评而变得僵硬。（“这就是如此，不是吗？”），它提供了一个抵抗那种大众诉求和新兴的低劣文化之劝诱的阵地。霍加特的陈述显然很了解那一出发点的局限性。

我倾向于认为，论述流行文化的著作经常会丧失它们的某种力量，由于它们没有充分地澄清何谓“人民”，也由于不适当地将它们对“人民”生活之特殊方面的考察与人民所生存的更广泛生活联系起来，并将之与人们带到娱乐中的一些态度联系起来。[4](p.9)

乔治·奥威尔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个例证，即使是他也“从未完全丢掉从爱德华七世时期音乐厅的舒适内室来看待工人阶级的习惯”。[4](p.15)

相反，《识字的用途》中所暗含的一个主张认为，工人阶级受众并非中产阶级与大众媒介可以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一张白板——无论他们是想要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是“虚假意识”或“文化麻醉剂”（cultural dopes）的产物。他们有其自身的“文化”，尽管它可能缺少由文学传统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并不是统一的，但是，这种“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致密、复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具有道德。因此，文化产品的作用不能被“读尽”或直接从为他们消费而生产出的产品内容来推断，因为，为了具备一切深层的“社会效果”，它们必须进入已经得到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并积极地与之相协商。在此意义上，阅读总是一种文化实践。

其他的姑且不论，这个思想包含了一种有益的经验，甚至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即社会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如何起作用？无论“旧”流行文化在商业上如何具有组织性，并在诉求上是天然的，如果它看似少了种“外来的攻击”，那并不是因为它是那一文化的真正产品，也不是因为它能简单地被强加在工人阶级受众之上，而是因为，它更接近于——更忠实地反映，或更好地说，更为“确实地”根据以下常规来起运作——工人阶级文化的习惯、态度以及未曾言说的假设。而且，在一个城市工业的全部阶级的复杂形成史中，它通过长期共处实现了自身更充分的“本土化”。如果大众文化的种种新形式影响了变革，那这只可能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过于让自己置于一种文化活生生的肌理和复杂的态度中——它们正是寻求将自己纳入于这一文化中。这些形式根据这一文化的常规来运作，而这一文化同时也从内部改变并中断它们、驱离它们，并将它们归于新的情感、习惯及判断模式——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拉直行动的弹簧”。

于是，我们不仅是追问这如何归功于“文化批判”的话语，如何源自于它，而且还要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一话语决裂，以及以哪些重要方面与之相决裂？这样才是恰当的。在它的写作实践与思想实践中暗含着什么方法上和概念上的革新，而新的方向可以基于这些实践之上？人们无须苦心推敲也可以列出它们。有一种“文化”概念在这里起着作用，它很不同于激励了文化批判传统的那种文化概念。对于“文化”，霍加特意指工人阶级如何言说和思考，他们在谈话和行动中分享着有关生活的何种语言和一般性假设，怎样的社会态度提供了他们日常实践的信息，他们使用了什么道德范畴，从而对他们的自身行为及他人行为做出评判——当然，这包括了他们如何把这一切用到他们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唱什么上去，即使只是格言式的。这种关于文化作为“使之有意义”的实践的看法确实与“文化”作为评判的理想法庭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的标准是“业已得到思考和诉说的最好东西”，也正是这个标准鼓舞了自阿诺德直至艾略特及利维斯的传统。这一目标让这晚近意义上的文化成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和必要部分，无论实现得如何断断续续，它就和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的第三个定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界定了一种断裂，而且，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还是界定了一种沿着平行方向迈进的断裂。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洞见，它就如一条线索贯穿于随后文化研究的曲折发展和转向之中。它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挑战。它让文化分析不可逆转地反对任何还原论趋势——无论是向纯粹意识形态、“经济”还是“阶级利益”还原。——不过，它并没有否认社会利益影响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如何发展，也没有否认社会定位对哪种观念得到采纳并获得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对它的理论工作也产生了影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假定；并且，因为它不能机械地操作——就像马克思曾经说的思想领域之内对经济的“反映”那样——所以，它不得不在自己所有的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中重新概念化。文化不是由自由流动的观念所组成；它不得不被理解为是嵌入在社会实践中的。但它并不是更为决定性的“基础”在某种依赖性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文化研究中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一概念上的难题中得到了展示，并也由此表明中心为什么会绕一个如此漫长的理论“弯路”。

第二，有人坚持认为必须对“生活方式”加以自在自为的研究，这种坚持是对所有理解文化变革之尝试的一种必要的语境化，而不只是从文本分析中推导出的。我们可以称这是存在于霍加特方法核心的社会责任；并且，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这一特征后来多少有些被人文学科的洪流所遮掩）正是来自于这一源头。

第三，也有人强调文化主要是作为一个意义问题：不是作为自由流动的“价值观”的意义、抑或是作为体现在文本中的观念的意义，而是作为活生生经验之一部分的意义，它塑造了社会实践并铭刻在各种社会结构、体制和关系之中：文化分析作为“对在一种生活的独特方式中暗含而又清楚表明的意义和价值观的澄清”。[7](p.57)对此，E. P. 汤普森在他对阶级更为敏锐的意识之下，强调为“生活方式”（ways of life）。

第四，霍加特让“细读”的文学－批评方法适应了阐释一个文化的活生生意义这一社会学任务，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上的革新。有人说它是“社会学的”，但显然，这要求某种比一般经验社会学方法更具有革新性的东西。在这些阐释过程中暗含着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解释学”：“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习惯而看到这些习惯代表了什么，必须透过各种陈述而了解这些陈述事实上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和这些陈述本身正相反），必须察觉掩盖在惯用习语和仪式化仪式背后不同的情感压力”。[4](p.17)当然，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阶级背景，并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从内部解读文化”对他来说是可能的。学生们试图按照《识字的用途》的方法论规则，而老师们则试图教会学生如何将之运用于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中心”建立所要求的东西——这些做法不会是侥幸的，而需要更为严格的教学协议。这个方法论要求从一开始便暗含在“中心”的建立之中。中心在早期就建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所主持的——它试图阐明社会/文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该如何去思考——在这个小组中，阅读广泛地涉及“其他学科”：跨学科和文化研究的观点首先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而在第二个小组中，理查德·霍加特领着学生完成了对许多文本的细读，例如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儿子与情人》的开篇，奥威尔的《射象》，西尔维娅·普拉斯“为语调而阅读”的《父亲》——也就是说，为了演讲模式和对受众的隐含态度而阅读。但这些都是早期的做法。

《识字的用途》作为一个“断裂的文本”提供了这种混杂而不完善的开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发展中接着出现的许多思想因而都是这一开端的发展：抵抗其文化叙事，然而却加深了认识论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则得到了它的方法论变革的例证。诚然，这里的许多主线都没有在概念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是在“英国与当代社会学派”演讲中也是如此，这篇演讲制订了中心最初的计划。[8]然而，当文化研究中出现对“转向理论”的抱怨时——霍加特他自己就以最为尖锐的方式做了这样的抱怨——人们很难设想，除了通过借助概念上的不断质询和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是“研究这一断裂”——来加深这些转变，中心还能从哪里开始。

因此，可以举例说明，向一种充分跨学科规划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与其主导话语的“文学”的决裂，这些都暗含在研究社会和文化——它与其文本共“处”——的律令里，并且，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心的工作中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识字的用途》没有什么象威廉斯“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对整个生活方式之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7](p.63)那样吸引我们，或者说，像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试图转化它时那样吸引我们，即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研究“文化”及其与其他实践的关系。

“文学”的痕迹依然残存在霍加特对语言的精细而敏感的关注中，也存在于他（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坚持的主张中，即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文本必须被理解为起到了“作为艺术——即使作为坏艺术”的作用：这个评论强化了对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模型和符号形态的的关注，文化正是在其中操作的，同时，它并没有完全回避大众文化争论中传统的高雅/低俗、好/坏范畴。通过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及话语理论的对话，它和坚持回到必然的“经由符号的延迟”建立了联系，没有这种延迟，所有的文化研究都有成为还原主义的危险。[9]受众积极地把某种东西引入文本中，而并非只是文本的听众——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能动的交流。在大众交流研究中——它组织了中心早期研究的许多方案，这个观念在对主导“功效”传统的批判中被采纳。这当然也支撑了我自己有关“编码/解码模式”的研究，[1]并随后在与巴赫金对话观念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中，在“能动的受众”、读者—反应路径中得到复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所谓“民粹主义”关于受众与流行文化的晚近研究重点之中有些过火的各种要素。

文化是对内嵌于“生活方式”中的意义的阐释性研究，这一遗产在许多研究中都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运用了人种学、参与观察和结合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谓的“深描”的其他人类学手法，除此之外，它们把我们带到“表意实践”的语言。当文字材料“按照”现存态度“研究”，并在各种新的方向上改变它们时，这些文字材料才拥有真实的社会功效，这种观点包含了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如何实现其功效的一种模式，而这种功效比影响力、意识形态控制、虚假意识等现有模式要先进得多；它预见到许多将效法多音性和转码理论，并预见到对各种文化研究的冲击，即发展得更充分的“霸权”和文化权力的葛兰西模式——它依赖于“共识获胜”，阿尔都塞的“三大实践”和“压缩—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以及一种截然不同的流行概，[10]等等。

《识字的用途》的出版产生了巨大反响：部分是因为内发兴趣，以及它的方法和论点上的优秀和创新；部分也是因为其牵涉到更宽泛的有关战后社会变化步调及方向的讨论。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增长，电视的诞生，青年文化的萌芽，以及大众消费的增强都是被称之为“丰裕争论”（the affluent debate）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力量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工党、其选举前景、以及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他预言性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所称“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着特殊的反响。工党支持的阶级基础是正在被社会—文化变革所侵蚀吗？确实，文化在工党思想中起到某种残留作用。直到被新近的阶级态度、以及随着攻击商品化而显现的价值观揭示出为止，在工人阶级文化密集的、防御性的、次级的法人结构中，工党主义的这一根基并没有成为很严肃地反思的主题。霍加特的著作直接参与了这些焦虑。这些问题刺激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党的修正主义论争，并且它也是诸如艾布拉姆（Mark Abrams）的影响深远的《工党必定失败吗？》（Must Labour Lose?）这类著作的语境——这本著作否定性地评价了社会变革之后，工党在其核心工人阶级拥护者之中的前景，它也在盖茨克（Gaitskell）1959年著名的工党大会发言得到了总结，在这次发言中——它把我们带到了文化与政治论争的核心，盖茨克尖锐地质询了工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否可以在“汽车、电视、洗衣机和冰箱”的来临中幸存下来。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及仰慕文化（aspirational culture）在这些争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前因。

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些问题，而在此书中也没有大量地描绘工人阶级政治。众所周知，他选择致力于多数人，这是大众宣传者的诉求主要所针对的人群，他也有意地贬低他所谓的“有目的的、政治的、虔诚的、并自我改进的少数人”的作用[4](p.22)：比如说，他与雷蒙德·威廉斯正相反，后者把政治视为是“高级工人阶级传统”的一部分，并把政治机构的建立视为其最杰出的文化成就之一（“一种基本价值观向社会领域的延伸”。[3](p.31)然而，《识字的用途》的开篇表明，霍加特的论点从更广泛的关于战后丰裕情况的争论中，并从被称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情况中确定了自身地位。“人们常说，现在英国并没有工人阶级，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已经发生了，它大大减少了社会差异，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栖居于一种几乎平坦的平原中，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到中产阶级的平原……我们可能会受到一种情况的打击，即工人阶级改善他们命运的程度，以及获得更多权力和财产的程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下等阶层’的成员……”。[4](p.14)当然，这结论是慎重而复杂的，但在其攻击上是毋容置疑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至少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成了无阶级的……我们正在成为文化上的无阶级”。[4](p.142)这在早期新左派圈子中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我所称的“某种意义上的无阶级”在其中获得了更为宽泛而批判性的意义。[11][12][13]

文化研究与“最早的”新左派的更广泛的联系已经得到了普遍地注意。[14]特别是，《识字的用途》也已对我在该书出版期间所处的那个环境产生了形塑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出于某些偶然的原因，如当代资本主义改变的性质，新消费主义的后果，战后社会变革的政治，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这类关注在当时的激烈论争中构成了关键的争论话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个初生的“新左派”作为一种独特而非正式的学生构成已经在牛津大学出现。它后来与其他形式结合为一种运动，这是由1956年的一些事件所触发的——英国侵犯苏伊士运河，法国、以色列及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展开政治辩论的冷战放松控制过程中的影响。[14]

《识字的用途》的出版在这些圈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来自牛津大学的各种左派倾向的学生之中进行了积极的讨论，这种讨论涉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福利国家所表现出的历史折衷特征，改变中的阶级性质，苏联试验的性质，冷战的冲击，帝国主义的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在这些新历史条件下左派的前景。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学批评家，并熟悉利维斯/《细绎》有关大众文化的论点，尽管多数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既拒绝它有关文化衰落的假设，也否定其文化抵抗规划的精英和保守特征。有些人已经与雷蒙德·威廉斯进行了交谈，并已经阅读了《文化与社会》早期章节的草稿。在此环境下，文化不是被看成一种独立价值，而是所有社会实践的一种存在条件，并因而也是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一种积极力量：它提供了我所谓的“完全不同种类的证据”（我在工党俱乐部杂志《号角》的一期中提出这一点，并在1957年编辑了该文，而它正是由对《识字的用途》的回应所决定的）。[15](p.3)这一切都为霍加特此书的接受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并激发了热烈的论争。《大学与左派评论》是后来两份奠基性的新左派杂志之一，它在1958年的第二期杂志就是由一组重要的《识字的用途》专题论文集构成，其中包括了雷蒙德·威廉斯颇具影响力的评论。霍加特和威廉斯都投稿给之后的期刊，而威廉斯则成为新左派之中的领军人物。

这些论争其后被批评家解读为，在文化研究话语中文化包容政治的证据；[6]但这似乎是一种有些不当的发现。这是扩展文化和政治定义的努力的一部分——它毫无疑问仍然处于原始阶段，这种努力成为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所特有的：把文化看成为一切社会实践的构成基础之一——包括政治——只要它们是“指意”的（也就是说，就象马克思·韦伯一度提出的那样，只要它们具有“意义相关性”）。除非社会团体和阶级通过“最终的经济决定”，并通过“在他们背上戴上政治牌照”而始终已在地铭刻在他们指定的政治位置上，正如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曾经生动描绘出的那样，招募社会力量到政治岗位、规划，以及他们在权力竞争中，这种动员如何能不——也——成为一个文化问题？并且，这些程序如何能出现，却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义的构成基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来理解其生活的意义的？马尔赫恩主张，这让“文化”成了一切事物——它有些过度了，“没有确定的构成或倾向……一大堆驳杂的可能性”。人们只能回答，并非一切事物：而是在一种维度上的，也是一种存在条件上的所有意指实践（这当然也有着存在的物质条件）；并且，也不是毫无“倾向”，而是决不会是最终决定了的，因而也总是向着多种可能性开放——并因而总会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认为政治的“建构功能”是“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的秩序”，[6](p.173)这种主张只是把水搅浑了。

理查德·霍加特用“美国化”一词来暗指框架其主张的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变化。当新左派更为直接地讨论这些问题时，美国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参照点——由于非常充分的理由。文化的商品化，大众文化各种新的动力形式——电视、流行音乐、广告、青年文化，大众更充分地并入到市场之情况的扩张，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现象，都以战后最强大的当代形式在美国发生。这标志了自英国到美国，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先例证”的目录中的一种转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看来好似已经解放了各种爆炸性的新兴文化力量；只有回顾性地说，才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书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一个新局面的开端，并以其自身替代性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开端。

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讨论这一转向，但回顾起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粗略轮廓。一种战后的繁荣，并伴随着上升的生活标准是存在着的。长远的再分配转换通过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得到实现，但这种转换比提倡者所估计的更为有限（尽管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正确地指出，把资本吓破胆就足够了。并且，在这个时代，唤起了对全球化、市场力量、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新自由主义革命和“世界新秩序”的强烈逆潮）。实际上，丰裕并没有这样来表征“无阶级性”（classlessness）；相反，它标志了那一长期转向的早期阶段（尚未完成的），也就是说，从旧的、分层的、植根社会的、等级阶级结构的和具有新教伦理特点的西方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向美国被更加削平的“后工业”阶级结构转向，后者基于公司资本、货币、声望、生活方式、快乐主义和消费。隐含于其下的是一种长时期的转向，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的企业家资本主义，凭借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的神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时刻”的失败，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沮丧情绪，转向一种权力的汹涌激增，这由法人资本的集中、管理革命和二十世纪晚期的福特主义经济规模得到了表征。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大众市场成为这一历史转向不可分割的方面。准确地说，如何理解他们真正的相互依存性，随后的演变、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这依然是文化研究尚未实现的任务之一——在日渐盛行的超理论（hyper-theoretical）氛围和后政治氛围中，或许永远丧失了。当然，在《识字的用途》之后紧接着的几十年里，事态的情况将要由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共识的历史折衷所支配。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并在全球化范围内得到了大规模地改组——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这种力量开始以势不可挡之力，也以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回归到这个舞台，并且，它的确改变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