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蓝江（1977-），男，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

摘要：面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智能平台，不应该只从智能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来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应该将其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谱系中，从历史生产实践来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一种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下的数字产品。在人工智能中，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算法价值，即在链接到“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时，进行数据交换和分析时被赋予的价值，这个价值决定了不同用户在该系统中的地位和权力。算法价值的出现也导致了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是占据了数字产品并享受着智能生活便利的新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是被算法价值和系统压榨的流众无产阶级，他们处于不稳定的零工经济和临时性的劳动关系之中，甚至无法像以往一样团结起来以工会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因此，在这数字生产关系之下，我们亟需发明一种新的主体性，让那些被算法价值撕碎的流众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

关键词：智能拜物教；算法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5期

从最初的网络购物，到现实中的外卖和网约车，再到2023 年初红极一时的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无人驾驶、智能家居、智能环境的逐渐实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未来科技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便利，也看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随着这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实现逐渐瓦解，并让位于更为平等和人性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相反，数字社会下的智能生活并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只有那些“布尔乔亚们”才享受着美好的智能环境和智能服务带来的更为便利的生活，在这些美好的数字智能生活的背后，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零工经济和外包经济中沦为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形式：流众无产阶级[1]。

当代西方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服务，将之理解为通向未来智能社会的必经之路。但是，在它们的逻辑中，始终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智能拜物教，这与市民社会中重商主义对商品交换的崇拜一样，与产业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崇拜异曲同工。在商品交换中诞生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产业资本主义那里诞生了资本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发挥着神秘的魔力，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析，才能将隐含在这些拜物教背后的奥秘揭示出来。这些所谓拜物教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显然让这些拜物教获得了最新的形式，即智能拜物教，在智能拜物教之下，平台资本掌握了出神入化的人工智能，仿佛成为智能时代的王者，开创这一神话的OpenAI 公司以及创办人工智能绘画的Midjourney 公司自然成为人们竞相膜拜的对象。

智能拜物教真的有那么神秘吗? 这种神秘是不是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析和批判，对于更好地观察和辨析智能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智能拜物教与数字产品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一个逐渐人工智能化的时代。以色列的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未来简史》一书中对今天被信息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广泛认同的数据主义作出总结：“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2]赫拉利和人工智能专家雷·库兹韦尔一样，相信随着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达到一个奇点，库兹韦尔在他的代表作《奇点临近》中指出：“奇点指出，发生在物质世界里的事件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在进化过程中，进化过程开始于生物进化，通过人类直接的技术进化而扩展。然而，它就是我们所超越的物质能量世界，人们认为这种超越的最主要含意是精神”[3]。库兹韦尔对奇点的表述是乐观的，他认为人类会在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得到进一步的进化和提升。但是，人们更担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个奇点之上，人类的劳动成为一种赘余的劳动，重复程度较高甚至一些带有创造力的绘画、设计、写作等行业最终会被广域的人工智能所取代。仿佛在那个奇点来临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思索人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差别，而是担心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因为广域性的人工智能在世界上的普遍应用而沦落和遭到淘汰。

无独有偶， 2023年初，随着ChatGPT、Midjourney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爆红，赫拉利和库兹韦尔的奇点论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此外，在国内一些城市逐步开始试点的无人驾驶，实际上也带来了同样的憧憬和恐慌，因为无人驾驶的关键并不在于车辆本身，而在于车辆的扫描系统对即时路况的扫描和辨析，从而让车辆清晰地辨别出哪些是建筑，哪些是移动的车辆，哪些是需要遵守的路标，哪些是生命体，以保障无人驾驶车辆行驶的安全和顺畅。换言之，让无人驾驶技术真正强大的并非那个物质性的外壳，而是里面的非物化的智能操作系统。而ChatGPT也仿佛存在于一块小小的人工智能芯片中，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幽灵，一个智能的幽灵。这仿佛映衬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第一条中提到的那个隐藏起来操纵傀儡的驼背小人。本雅明说道：“有一则故事讲一个机械装置。这机械装置制作得十分精巧，它能和人对弈，且棋艺高超，对手走一步，它就应对一步。对弈时，棋盘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棋盘一端坐着一个身着土耳其服装，口叼水烟壶的木偶。一组镜子让人产生幻觉，误以为桌子每一面都是透明的。实际上，一个驼背侏儒藏在里面。这侏儒精通棋艺，用线牵动木偶的手，指挥它走棋……只要借助于神学之力，它轻而易举就堪与任何人匹敌——而神学，我们知道，今天已形容枯槁，不便再现身于人前了。”[4]

今天的人工智能芯片或人工智能驾驶的系统构成了智能时代的“驼背侏儒”，这种被神秘化的力量支配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无尽遐想，人们甚至将其神化为一种深不可测的末世力量——在人们的理智无法穿透的地方，即一旦我们无法从真正的智能算法和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这种神秘力量立刻会被拜物教化。不过，今天的这种拜物教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而是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即智能拜物教。

不过，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探索，不仅需要指出智能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拜物教，而且需要弄明白智能何以成为一种神秘的拜物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就从拜物教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的奥秘，他说道：“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版的原始状态”[5]。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从历史实践来思考资本主义的生产来源，他们的起点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就是资本与劳动两个要素的统一，而这两个要素在观念上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现实之中就变成一个具身化的神秘理论，即资本家与工人的统一。恰恰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坚持一种观念的神话，所以他们从拜物教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忽略了真正的历史进程。这又是一个本雅明式的悲剧，人们希望弄明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的“驼背侏儒”，而国民经济学家只想让人们看到穿着土耳其衣装的傀儡，而工人和资本家的原初统一、劳动与资本的原初统一就是这个傀儡。对于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马克思立即给出了无情的挞伐：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6]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揭示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秘密并不是理论的任务，不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可以在观念的云端完成的任务; 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的劳动生产过程中，人的感觉才能被历史地创造出来; 国民经济学家的劳动和资本的统一的拜物教幻象，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劳动生产的历史产物。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才一步步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走向了更为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进而转向了探索资本主义生产内部肌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在这一刻，马克思才真正洞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秘密。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马克思通过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方式所构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我看来，就包含着对传统哲学的一种批判性的改造。拜物教总被视为是其经济学话语中所包含的最具哲学味道的理论，绝非偶然。这是马克思用他独特的哲学一经济学语言所完成的一次哲学改造，而‘拜物教’是这一哲学改造的核心观念。”[7]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是拜物教批判，恰恰在于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手段(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破除了资产阶级庸俗国民经济学的拜物教神话(即劳动和资本原初统一的神话)，从而为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来源奠定了基础，进而让哲学的观念真正降临到实践的层面上，让我们可以从实践的历史维度参透其中的秘密。

因此，当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8]时，他已经为我们在今天探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工智能的智能拜物教指明了道路。比如，我们现在阅读的大量关于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的文章，大多是从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出发来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历史中具体的人，换言之，是自资本主义启蒙以来设定的理性人的形象，这种理性人是作为俄狄浦斯弑父的形象出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中的，因为市民社会的理性人似乎感觉他们用理性的科学和经验彻底地将上帝放逐了，现代人完全可以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重塑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谈到国民经济学下的拜物教神话的产物。不过，在今天，这个理性人会遭遇另一场弑父，即人类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反过来会将人类驱逐出去，坐上那个曾经被神灵和大写的人掌控的铁王座，成为智能时代的王者。然而，无论是这种理性人还是那个来取代理性人的人工智能，都是在一些唯心主义的观念中杜撰出来的神话形象，他们看到了俄狄浦斯弑杀了拉伊俄斯，也似乎像先知忒瑞西阿斯一样再次宣告了作为理性人的俄狄浦斯的命运，忒瑞西阿斯指出，俄狄浦斯“将从明眼人变成瞎子，从富翁变成乞丐，到外邦去，用手杖探着路前进”[9]。他指出的不仅是俄狄浦斯的命运，也是启蒙以来的理性人的命运。在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的推动下，人类被包裹在算法的迷雾之中，也“从明眼人变成了瞎子”，仿佛与俄狄浦斯一样最终落得被流放的命运。

问题在于，这种叙事就如同庸俗的国民经济学一样，它们首先相信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启蒙的理性人的观念。真正破解智能拜物教的奥秘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生产之中，这就是马克思交给我们的钥匙，而我们需要在历史实践层面上才能发现被这种神话般的拜物教所遮蔽的东西。首先，无论ChatGPT还是智能驾驶都没有脱离的一个背景是: 这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实际上仍然是人类生产的产物。那么，问题在于，这些人工智能产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人工智能事实上包含三大要素: 算力、算法、数据库。算力属于硬件层面，包括核心的中央处理器，这些是最纯粹的物质产品。算法属于软件层面，无论是神经网络算法，还是边缘计算或深度学习，其底层逻辑都是由人类设计师设定的。因此，在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生产之间，构成智能拜物教的东西只能是数据库或语料库。但是，数据库是从观念和神话中来的吗? 当然不是。数据库是由每一个参与到讨论和应用中的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构成的，每一个同ChatGPT对话并对之下达命令的用户都直接成为数据库的来源，而这些数据库帮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让其不断地生成和生产数据。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库是所有智能应用用户的数据库生产出来的，我们与其在其中寻找一个看不见的“驼背侏儒”，不如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看做一种数字产品，它是对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10]进行加工生产的结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到今天的智能社会并产生所谓的智能拜物教，恰恰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人类社会的历史生产实践逐渐数字化和算法化的历史结果。不同于物质产品和软件产品，数字产品的出现依赖于大量收集和分析用户在互联网的各种应用软件中所形成的数据。计算机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一定的函数关联，构成了人工智能产品最重要的基础。

人工智能并不是由“驼背侏儒”操纵的傀儡，在智能化和数据化的帆布下面，并没有掩藏一个带着自我意识的幽灵，相反，只要我们剥开迷雾就会明白，数字时代不仅开辟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开辟了高度依赖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感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体会到的便利的数字化生活以及ChatGPT之类的神秘化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被这种历史实践生产出来的，掩藏在人工智能背后的智能拜物教的奥秘就是：人工智能就是一种数字化生产方式的产品。

二、算法价值的诞生

尽管我们将人工智能看做一种在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下的产品，但这种产品与化妆品和燃油车不同，它是一种个体化的产品。然而，无论是ChatGPT这样的交流型人工智能产品，还是未来的智能家居或无人驾驶之类的人工智能产品，其关键都不在于个体化的外表，而是一个看不见的数字产品。以无人驾驶为例，它最为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数据交换和分析系统。车辆的传感器和红外扫描设备不断地扫描周围环境，这些信息扫描后被综合到一个总体系统之中，表面上彼此分离的个体化的车辆，实际上被整合到一个巨大的数据网络系统之中，除了车辆可以扫描环境之外，智能化的环境也扫描着车辆，两者获得的数据同时上传到巨大的数字网络体系中进行分析并给出适当的行驶策略，从而保障智能交通的整体安全性。换言之，未来的智能系统不是个体化的系统，一方面，它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库和语料库作为其生产实践的要素; 另一方面，经过算法分析的数据和策略，将数据库、算法和算力整合到一个巨大的数字产品之中，后者为人类提供有效便利的服务。这里没有唯心主义的学者幻想出来的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情感的觉醒，更不能将人工智能转化为个体化的智能机器人形象，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的生产都是高度数控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要被整合到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计算和数据分析体系之中，其智能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学者本杰明·布拉顿在其《堆栈》(The Stack)一书中将这种程度的数据计算形式称为“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planetary-scale computation as a whole)，他指出：“作为政治地理学形态和整个行星规模计算的整的架构，堆栈是一个巨型基础设施，我们正在有意无意地建造它，并且反过来以它自己的形象建造我们。虽然它命名了一个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基础设施，但我的目的是利用它来实现一个更广泛的平台设计计划。在对这一初具规模的基础设施的描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新的机器，还可以看到仍处于胚胎期的政治地理学的社会系统”[11]。

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的智能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采用何种智能化的设备，也不在于大量的数据上传和分析，而是在于这种看不见的“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并被某些数字资本主义平台占有或垄断。布拉顿尽管将其视为胚胎期的政治地理学的概念，但准确来说，这个“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应用范围要远远大于政治地理学的范畴。未来，任何智能设备的使用和链接只有当其连接到了这个“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才是有效的，正如我们的智能手表以及用来监控犯人的电子镣铐，它们的威力并不在于眼下可见的个体设备，而是在于它们可以通过全球定位系统精准定位个体所在的位置、在干什么事情，并判断使用这些设备的个体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或是否会产生危险等。智能手机就是一种“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设备，它能够在主体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进行大量的数据交换和处理。如果一台手机无法联网，那么它几乎与废品无异，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手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设备，正是因为它可以将手机主体承载的大量信息上传到“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基础设施之上，并通过一定的算法和通信链接与整个世界连通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使用各种智能设备的价值所在。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和让·塞鲁瓦所言：“今天和明天的人类，由于有了手机和电脑，与一切屏幕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处于一个网络的中心，这个网络的外沿标记着他日常生活的行为”[12]。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智能设备的价值直接变成了在数字时代生活的每一个人的价值，也就是说，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手中的智能设备对我自己的价值赋值，我不是以自己的身体参与到数字交换中的，而是以智能手机或其他智能设备中注册的用户身份在互联网和数字交换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价值。以网约车为例，网约车平台并不是用户和司机之间的中立的媒介，相反它是一个庞大的“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将所有参与到这个平台上的个体都纳入到它的算法体系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算法不仅吸纳了用户，而且对用户进行了分级和匹配，这个分级系统不仅面对提供服务的司机，也面对预定服务的用户。对于司机来说，他们有一个分值系统，例如某平台在2023年对司机设定的口碑值满分是450分，只有达到这个分数，司机才能接到那些单次行程价格在200元以上的“优质单”。所以，该平台的所有网约车司机为了得到更多的“优质单”，不得不用各种方式提高自身分数。比如，在堵车高峰期的拥堵路段接一个只有几公里的订单，这个订单对于司机来说几乎无利可图，在前数字平台时代，司机会直接拒载。但在网约车平台上，平台算法通过奖励分数的方式来鼓励低分司机接单，对于司机来说，这个订单可以提高分数，分数提高之后就可以接到平台更多的“优质单”，如此往复。细心考察一下这个情景就会发现，这里面的逻辑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态，因为在马克思描述的市民社会的市场交换逻辑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交换价值。然而，在智能分配的网约车系统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网约车司机可以牺牲自己的交换价值，去换取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并非市场交换中赋予的价值，而是在网约车的智能平台通过算法赋予的价值，而一旦被赋予了这个价值，司机必须按照算法制定的规则而不是按照市场交换的盈利逻辑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换言之，在智能时代，出现了一个凌驾在市场交换价值之上的新的价值，可以将之称为算法价值(algorithmic value)。有趣的是，不仅对于网约车司机群体来说有算法价值，对于用户来说也有算法价值。平台会隐匿地给用户打分，只是用户自己不清楚而已，但是一些经常带来“优质单”的忠诚用户(所谓的忠诚用户，指不会跑单且只使用某一个网约车平台的用户)会获得高分，能够在高峰期比低分用户更优先地约到车。这样看来，所谓的算法价值不仅是一个打分系统，在智能算法平台内部，它有一个根据高低分值进行合理算法匹配的系统。如果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中，交换价值是在商品进入到市场、被市场赋值，并按照一定的货币价格进行交换的系统形成的价值，那么算法价值就是将数字用户(包括司机和顾客、甲方和乙方、买家和卖家等)纳入平台系统，平台根据一定的算法赋值，并按照算法底层协议和设定的基础规则对之进行交换的系统形成的价值。

随着大规模的数据化以及“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基础设施的出现，智能化成为日常生活的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注册用户的方式加入算法平台，并被智能算法赋予一定的算法价值。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交换价值是市民社会的重要概念，也是诞生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关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交换价值的支配性地位受到动摇，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平台下的算法价值。但是算法价值并不是独立的价值，它高度依附于那个数据化的“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就像交换价值高度依附于市场的货币交换的整体一样。

可以对四种价值形式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和算法价值，分别作如下表述。

一是使用价值。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将一定的自然物变成自己的对象物，并与之形成了主体—对象的关系配对，在劳动过程中，主体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而生产出来的对象物对于主体而言具有使用价值。黑格尔和马克思将这种劳动类型称之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 劳动，其过程是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对象物。

二是交换价值。在市民社会或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对象化劳动让位于通过雇佣关系生产的用于市场交换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生产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并成为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因此，这种劳动被马克思称为物化劳动(Versachlichung)。物化劳动体现的是商品的价值量，同时商品也从一般意义上的对象物变成了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物。

三是符号价值。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的符号价值是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提出来的概念。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提出了用于象征交换物的符号价值。他说：“在整个交换行为中，在交换所建构的与他者的不同关系中，设定了另外一种价值类型。符号交换的区分功能总是凸显了用以交换的东西的功能。”[13]这种商品生产出来就不是直接用于消费的，而是用来炫耀社会地位的。炫耀是以作为商品的符号物显现出来的，于是用来作为象征交换凸显消费主体地位的符号物，就具有了特定的符号价值。

四是算法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象化劳动和物化劳动并没有消失，但这些劳动形式与“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算法系统连接起来，并在算法系统中进行数据交换和运行，这样，在数字化的智能算法体系下，所有参与到“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之中的用户、数据和物都被赋予了全新的算法价值，算法价值成了可以被“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算法系统分析和运算的智能物，只有获得智能物的地位，才能在未来的智能环境、智能城市的设计中存在。

这四种价值之间的承袭和关联见表1。

这四种价值并不是线性的历史关系，即便在智能化时代，前三种价值也并未消失。但唯有在“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的基础设施被建立之后，才能形成最新的算法价值。算法价值一出现就凌驾在其他价值之上重新整合各种平台上的数据资源，甚至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整合通过传感器和智能设备加入到“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之中的各种现实世界中的物。

三、流众的哀歌：数字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

算法价值的出现必然会挑战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服从于算法价值的数字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也改变了无产者的形态。斯坦丁将这种新的无产阶级形态称为流众无产阶级，他十分正确地观察到了数字化的智能终端与流众无产阶级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电子产品正在影响人类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这种影响的方式，与流众无产阶级的观念十分近似”[14]。斯坦丁是对的，因为正是数字化的智能设备产生了流众无产阶级，但他并没有继续解释掩藏在这个关系下面的东西。换言之，流众无产阶级来源于一个更深层的基本问题：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的变革。

从物的角度来说，智能设备的出现，是因为各种物进入了万物互联的“行星规模的计算整体”，所以加入到这个算法系统中的物都被算法赋予了一定的值，用来标定其数据的价值。但使用这些智能应用和算法的人往往会忘掉，其实人本身也被数据化，成为数字网络中的一个流动不居的变量了。在使用智能应用时，人们可以轻松地感受到智能设备的链接打破了传统地域的限制，例如在Zoom 会议中，同时来自巴西、肯尼亚、伊朗、日本、德国的学者可以聚集在一起开学术会议，实时讨论问题。整个世界已经通过各种设备和云端计算联为一个整体。

但人本身的情况，尤其作为劳动者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劳动者并不是直接交换自己的劳动，而是将其物化为劳动力进行交换，马克思说道：“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15]。在劳动力的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将对象化或物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与工人身体相剥离的方式，让工人得以实质从属于(real subsumption)工业生产过程。在产业资本主义的实质从属过程中，工人的生物性生命和具体形态不再重要，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计量方式换算成可以交换的劳动力，出现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工厂车间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流众无产阶级仍然出卖着劳动力，但是这种劳动力的出卖方式已经与马克思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有着云泥之别。

例如，传统工业生产体系依赖于商品交换市场，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尤其在各个国家的劳动法逐渐健全之后，资本家不能随意地清退或解雇工人和员工。这意味着，雇佣制的剥削关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家必须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人发放工资，这成为资本家的固定开销。但是，问题在于，工厂所能接到的订单是波动的，有时候有忙不完的订单，但有时候会遇到好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接不到任何订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工资便成为资本家沉重的负担。但算法平台下的生产已经没有了这种忌惮，因为很多资本家摇身一变成为数据平台的掌控者，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在需求的订单和真正的生产者之间充当看似中立的媒介，但实际上和网约车平台一样，他们通过对不同的订单的预订方和各个具体的生产者进行算法赋值，使后者在平台的算法体系下获得一定的算法价值，从而可以在智能平台上完成价值匹配。而原先进行生产的工厂通过变身为平台，将具体的生产劳动外包出去，让更小规模的生产者依附于这样的平台。一个订单可以分解给不同的小生产者完成，而小生产者与智能平台之间没有任何雇佣关系，二者只是在有订单需求时才偶然形成生产和供货协议，二者之间的协议关系也仅仅在某一次的订单上有效，不存在长期关联，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订单大规模下降的风险，面临风险的不是智能平台，而是处于下游的小生产者。在订单充沛的情况下，小生产者成为被智能平台拼命压榨的对象，为了尽快完成订单，获得智能平台的高分价值，进而在下次竞争平台订单时更有优势，小生产者会自动加班加点地完成订单。与之相反，一旦遇到产业风险，订单数量下滑，首先被抛出去、不具有任何劳动保障的也是这些小生产者，在这个时期，平台只会将为数不多的订单派给那些获得较高算法价值的小生产者，其他的小生产者则被抛弃，沦落到不稳定的流众无产阶级当中。这些小生产者看起来似乎与平台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契约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智能平台牢牢掌控。

这就是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外包经济(outsourcing economics)和零工经济(part－time economics)。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根本没有什么产消者(prosumer)和玩劳动(play－work)，这些都是庸俗的数字政治经济学编造出来的未来学神话。在最初骗取所有劳动者进入数字平台、展现了引人入胜的数字时代美景之后，数字资本主义迅速向这些对智能平台的算法懵懂无知的劳动大军露出了其狰狞的獠牙。人们进入数字世界，的确看到了地理边界被打破，仿佛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在《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中描述的解域的无器官身体在数字世界中的实现[16]。但他们忘记了自己并不是支配性的主体，他们本身就是被解域化，并在数字世界中不断流变的物，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智能以及他们的任何数据都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不断运转，这导致他们不可能以稳定的方式进行生产，而只能在不断流变和外包的不稳定状态下生存。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从传统资本主义的稳定的雇佣生产关系，变成了不稳定的外包和零工经济式的流动关系。在今天的背景下，稳定性的、具有长期雇佣劳动合同的工作越来越少; 相反，只能在平台上按照算法价值来分配的零工工作和外包工作越来越多。为了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下去，劳动者就必须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智能算法中提升自己的算法价值以得到智能算法更多的分配、更多的绩效以及更好的生存条件。

算法价值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传统的雇佣生产关系转化为临时性的零工和外包经济上，还体现在现在的流众已经不能像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一样团结起来，组成工会，通过集体罢工和斗争方式同资本家作斗争。因为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是直接的雇佣关系，工人可以通过团结起来斗争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薪资待遇、缩短劳动时间以及创造更好的劳动环境。但是今天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平台并不是工厂资本家，所有参与外包和零工经济的员工们并不是直接从平台获取利润，而是从预定的用户那里获取订单而赚得绵薄的收入，平台只是在每一个订单上抽成。除非平台抽成过于苛刻，否则这些外包的员工不会团结起来与平台资本进行斗争。相反，在绝大多数时候，员工之间在不停地“内卷”，只有拿到更多的订单，才能赚更多的钱，而要想拿到更多的订单，就必须得到平台赋值的更高的算法价值。平台跟他们之间不具有劳动雇佣关系，加上员工和小生产者之间的“内卷”，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与平台斗争，他们也无法与用户斗争，因为用户实际上与他们一样被平台算法化了，用户也只是另一个层面的流众而已。由此可见，对数字资本主义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即算法价值下的临时性和不稳定的个体关系和流众化的无产阶级，源自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内部，也就是说，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内部，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唯一解决的方式，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今天，这种设计和建设，已经演变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通过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积极探索一条走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流众从算法价值及其不稳定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途径，这或许是解决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也是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注释：

[1] “流众无产阶级”( precariat) 一词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居伊·斯坦丁( Guy Standing) 创造的一个新词，他将“不稳定”( precarious) 和“无产阶级”( proletariat) 合并成这个概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对这个概念进行过更详细的分析。参见蓝江《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方式与流众无产阶级——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蠡探》，载于《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

[2]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33—334页。

[3] ［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4]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6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6—347页。

[7] 夏莹《拜物教的幽灵: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隐性逻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9]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二卷: 埃斯库鲁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10] 对于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问题，可以参见习近平《不断做强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载于《求是》2022年第2期。在文章中，习近平明确提出“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11] Benjamin Bratton，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15，p.5.

[12]［法］吉尔·利波维茨基、让·塞鲁瓦《总体屏幕：从电影到智能手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页。

[13]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14] Guy Standing，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1，p.18.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51页。

[16] 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对解域的描述为: “根茎只由线构成: 作为其维度的节段性和层化之线，以及作为最高维度的逃逸线和解域线——正是根据、沿着这些线，多元体才得以在改变自身本质的同时使自身变形。”参见［法］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千高原》(卷2)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17] Gilles Deleuze，Pourparlers，1972 － 1990，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90，p.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