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行星[1]

亨利·列斐伏尔[2]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列斐伏尔试图提出一种“空间学”或“空间分析”，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世界化预示着全球化，但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全球化。列斐伏尔认为世界市场已经完全确立，国家在管理资本主义积累时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达到了行星化的程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行星”和“生产方式”成为一个富有可能性的统一，即空间的生产。世界市场勾勒出了刻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地表上的构造。因此，国家、民族和阶级之间的空间中的矛盾和空间的矛盾就产生了。空间的矛盾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问题，它通过取代时间的矛盾而掩盖了时间的矛盾，在全球社会空间中展开的战略概念正逐渐取代历史性、历史时间、历史决定以及与之相关的决定论的概念。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间性与空间生产的解释反思了这种转型，并且阐释了随着这种转型而到来的政治行动，新社会的到来必须以空间的集体所有和集体管理为前提。

文本前和文本外

这些主张提出了一个推想（project）[3]，即一个同时具有描述性、分析性和整体性的知识诉求，这将与社会实践产生积极和消极的联系。如果我们给它贴上标签，这种知识将被称为“空间学”（spatio-logy）或“空间分析”（spatio-analysis）。[4]

有些命题不仅仅是阐述：它们提出问题并给出建议。它们提出一个实际的“对象”，并提出一个“目标”。这意味着要使用经典的演绎和归纳，但也意味着使用转导（transduction），以虚拟“对象”为目标，并在通向“提议”地平线的道路上实现它。这些命题是抽象的，但在概念抽象的意义上，抽象不仅是具体的表象，而且是包含具体的表象。提议并不等于生产，但提议为那些将进行生产的人开辟了道路。这些是理论上的断言，在这方面需要某些所谓的“方法论”方法。这些方法将在整个过程中变得显而易见，在此没有空间来遵循详细说明它们的陈腐程序。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从这里开始，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开始？”这里有一个回答：“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新阅读马克思（马克思而不是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等），其中一些概念在这里被重复使用，尽管经过一定的修改，其影响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显现出来。”

1.第一个提议看起来很平淡，甚至很平庸。它的含义可能并非如此。这里是：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问题的集合以及与（社会）空间相关的筹划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特殊性，都曾通过暴力、诡计和劳动塑造过自己的空间。它的空间，它的作品！今天的议题是世界尺度上的空间（行星，甚至更远）。这种新局面的原因正在浮出水面，从历史的阴影中浮现出来：世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压力等。这些原因在空间中与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并存，例如，众所周知的污染、资源枯竭和自然破坏。在一个统一的概念下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是值得的。当然，这样的聚集将构成一种理论，前提是不能在空间同时性中将原因和后果、原因和影响混为一谈。这样提出的理论概念并不要求确定一个已实现的“总体性”，更不要求将其自身确立为一个“系统”（system）或“综合”（synthesis）。

2.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空间的“问题”（概念和理论），以及经验可观察的实践。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种“问题式”是由对心理和社会空间、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与自然和逻辑的联系等的质询构成的。在建筑中，在“城市规划”（使用官方语言）中，在有效的道路和场所规划中，在日常生活中，简而言之，在城市现实中，空间实践与这一问题截然不同，但显然不能与之分离。

3.空间的优势需要重新考虑大量的知识，特别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这一知识是通过全球模式构想出来的，无论是口头的（直到黑格尔之前的古典哲学的方式），还是历史性意义上的时间的，都强调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和首要性。这些科学是否还没有陷入空间和时间的对立？有理由这样想！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的、危险的对抗在理论思想和实践中引发不可避免的知识危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总体而言，语言都是在心理时空中说和写的；他们表达社会时间和实践空间的能力很差，他们对世界空间及其固有时间的表达更差。它们必须被解构和重建。如果普通语言（词汇和语法）具有农民和工匠的起源，而更复杂、更精致的语言有神学和哲学的起源，这一点是准确的，那怎么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呢。至于工业及其技术，它们才开始影响词汇和语法。

通过将批判性知识与知识批判统一起来（而不是将知识固定在认识论中），对知识进行系统的反思难道不是拯救知识的唯一途径吗？在这样的重建缺席的情况下，知识在非知识和反知识的打击下崩溃了：变成虚无主义。目前，没有必要坚持这个问题，因为这样提出的问题已经预设了它自己的答案。只有一点：空间的问题，在实践之外，在一个“纯粹”的知识的层面上，自以为自己是“富有成效的”；甚至这个高度哲学的问题也显露出退化的迹象。退化成什么？退化为知识空间（intellectual space）的思考，也即将“写作”视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空间等的一般思考。

空间审判不能与另一种审判分开：身体审判（理论知识与身体的关系，实践的基础）。

4.心理空间（数学家、哲学家、认识论的空间，也就是空间的提纯的表象，但也包括普通感知空间、表征空间和日常话语空间）与社会空间（投资于地球和投资者的累积空间、空间实践的空间）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是问题式的一部分。无论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它们在从基本的、部分的到总体的顺序中构成了方法论上的重要环节。只有对它们进行仔细地检查，我们才能避免两个陷阱：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混淆（这会使一个空间还原到另一个空间，通常是社会空间还原为精神的空间），以及它们的分离（这使得对实践的解释变得不可能）。我们不应轻率地将在心理空间中形成的模式物化，即使这种空间在认识论上是合理的。这是在被称为“操作主义”（所谓“操作”概念的处理和操纵）的危险操作中肆无忌惮地完成的。但反过来，如果不从心理空间开始，不考虑从这个心理空间的抽象地方到社会实践空间和空间中的社会实践的轨迹，我们就无法实现“真实的”（实际的和虚拟的、现在的或可能的）实践。像海德格尔《哲学是什么》这样的作品试图对哲学思想进行概括，但没有成功，因为他坚持时间对空间的至高优越性，这反过来又阻止了他解决他所揭示的居住与迷误（Errancy）之间的冲突。[5]

5.空间的主题或者问题式（如果你更愿意使用哲学家的语言），除了阐述合适的范畴之外，既没有压制概念和范畴，也没有压制在起源的时间里从过去产生的问题，简而言之，也不压制在历史诞生时在场的反思性的企图。如果有“压制”它是在众所周知的超越（depassement）的意义上而言的，它改变了问题，但不会在瞬间消失中废除问题。新的问题取代了旧的，通过修改旧的问题从而来代替它。尽管最近的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提出了问题，但在此之前，在一段旅程的过程中，在地平线上，在可能和不可能（及其关系）中，意义不再在起源（开始）中被封闭。

空间的矛盾尚未在其浩瀚中被发现，它通过取代时间的矛盾而掩盖了时间的矛盾，尽管并不是没有增加新的冲突。在全球社会空间中展开的战略概念正逐渐取代历史性、历史时间、历史决定以及与之相关的决定论的概念。后面这些概念指的是一个超越的过去，他们只有在过去才有真相。在任何情况下，以现在的名义，去谴责历史，或者退回到历史主义，或者拒绝记忆，或者盲目崇拜它的图像、符号和图标都是不值得的。一切从时间中产生的东西此刻正在经历一场考验：文化的、民族的、群体的甚至个人的“身份丧失”。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参照系和参考框架正在崩溃。无论价值观是否被确立为体系，当它们相互对抗和冲突时，它们正在崩溃。富有教养的精英早晚会发现，他们处于与那些由于被征服、被殖民化而被剥夺（即被异化）的民族相同的境地。通过发明（生产）一种形态，任何在空间中没有被重新描述的东西都会萎缩成符号，溶解成抽象的叙述，只能通过用神话和幻想膨胀自己来避免无内容的形式主义。

当历史的形态像河流入海一样延伸到（世界范围内的）空间时，其中一些在沼泽满布的三角洲蜿蜒纵横，另外一些则让人联想到宽阔的入海口那骚动的湍流。其中一些（历史形态）以民主方式，凭借惯性的力量保证它们的存续，另一些（历史形态）则寄希望于军事和政治暴力。无论是关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哲学还是宗教，总是会遇到一个彻底的质疑。瞬间这个词在这里表示一个纪元。这种可怕的考验和对抗在社会形态中以高度不平等的方式展开，这取决于它们的力量、它们在自然中的根基以及它们与历史的碰撞方式。没有一个构成——文化、民族和民族国家、语言、口头传统和文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避免在空间中与他人（其他文化、语言、民族）发生多重对抗。甚至连哲学和知识都没能避免，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是开始与经典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目的论脱钩，即马克思所坚持的理所当然的生成感、历史感等）。

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总是有几个目标，在这里是伪装，是防御。审判已经开始。哲学家回避了时空关系，它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信息技术和控制论，也就是说信息的准瞬时传输及其几乎准时地集中到一个地方，在覆盖空间的同时转换知识。它们引入了知识本身与权力（策略）对它的利用之间的具体矛盾。

6.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市场的框架内，政治经济正在发生变化。世界市场不是一个被专制主义所控制的主权实体：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一致。它是复杂的：从某些角度看，它是坚实的、强大的，从其他角度来看，它是脆弱的、受到威胁的。它包括商品和资本市场：这种双重性禁止我们用逻辑术语来谈论它，禁止不加批判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概念和商品语言。它假定并推行了劳动分工（生产性劳动和空间投资的分配）。我们知道，技术分工引入了互补性（合理的相互关联的生产操作），而社会分工引入了盲目的（非理性的）不平等和冲突。生产关系在世界性的框架中并没有消失，“就像在作为整体的生产方式的框架中”不会消失一样。它们仍然是关键，这在现实中、在具体中以及因此在互动和交流中至关重要。通过这些相互作用，世界市场勾勒出了刻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地表上的构造。因此，国家、民族、阶级之间的空间中的矛盾和空间的矛盾就产生了。马克思已经在工业企业、国家市场和世界性的层面上对双重分工（技术和社会）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今天必须在跨国公司的（世界）空间等层面上重新进行分析。

旧式的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空间政治经济学。自从几位思想家（包括弗朗约瓦·佩鲁以及随后的萨米尔·阿明）[6]阐述了（增长）极、中心和外围等业已实现的空间概念后，它已经发生了转变。经济中的一切都被动员起来了，并被空间化、辩证化。抽象的增长和协调模型信誉扫地，已经过时了。规划和半规划的程序（管理者的经验主义、政治家的实用主义、库存和财务的资产负债表）让位于空间规划。空间规划涉及能源、原材料、货币、劳动力、各种商品、人和物的混合物、标志、信息和理解、符号、资本等的流动。在哪个空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型地质政治单位（欧洲等）中。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包括马克思已经完成经典形式化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在那里它与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严格统一），都无法避免被重新评估。还剩下什么呢？在重建之后，它会带来形式化和内容、科学实证主义和批判否定之间的统一吗？也许会吧。自从马克思以来，新的证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社会主体（包括阶级、制度等）占据空间并生产空间，而被占据的空间和生产的空间并不重合。社会主体及其关系在空间中充分地“反映”自己，“表达”自己。城市肌理侵占了整个空间。这个空间参与了货物、事物和商品的生产；它生产消费；但与此同时，它完全被剥削和统治所掩盖。空间完全不再是一个“中立”、被动和空虚的环境，而是成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工具。那么它为谁服务呢？为了什么？谁使用它，为了什么而使用它？这正是核心问题。答案是：它成为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和背景，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关系）的场所和环境。

一个新的矛盾出现在地平线上：流动（流动、短暂）和固定性（建立的中心、决策位置）制度、各种“财产”等之间的矛盾。这种相互脱节的现实之和是否能够被把握和理解？这种理解是否会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比如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毫无疑问。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创造的空间中，距离不再与接近相混淆，空间的产生将远端秩序与近端秩序、“自然”的近邻分离开来，地理政治与地理图形也被区分开来。[7]

7.空间的生产者从一种分析中产生，这种分析将他们当前的作用定义为与空间中事物生产者的作用截然不同（但不可分离）。空间的生产有许多代理人。一些人将干预置于“宏观决策”层面，另一些人则将干预置于“微观决策”层面。这些“代理人”参与的干预，既有联系，也似乎没关联，但是都发生在一个同质和破碎的空间中。这些“代理人”被称为政治家、科技人员和规划师、军事和财政官员、地方当局、建筑工人、“用户”和“城市斗争”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比画家和雕塑家等更直接地为这些空间生产者作出贡献。他们被插入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从而被插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实践中。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些限制和工具空间？这取决于基层民主运动。即当地社区、工会（当他们关注这个问题时）、“用户”，简而言之，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或多或少地明确和集中地针对空间质量。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空间实践试图利用工具空间（空间作为工具）并将其制度化，以便将剥削和压迫引入同一性，也就是说，引入生产和阶级的关系，就像让它们在“地面上”被具体化：空间实践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除非通过环境和机会的融合，因为它会引发新的矛盾，空间的矛盾被转化为一种工具和一种制度，一组问题被制定出来，涉及每个空间和空间中的每个干预：“谁？为了谁？为了什么？”我们是否因此回到了主体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既是，又不是。问题和答案都变了。对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具有实际意义，这意味着要研究和理解（私人和公共）建筑作为一个日渐式微的工业分支的作用，理解“负责任”的机构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房地产”，它不再局限于一种经济功能，它甚至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空间，即消除所有（其使用者）对其日常生活的控制，根据新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变化的）需求重新分配劳动力，将劳动力视为能量的“储备”、物体的流动。为了把握生产方式的这些变化，这里有一个出发点：全球市场、市场对行星空间的征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战略、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和社会）分工，生产力的当前水平、它们与科学和信息的联系，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处理空间和生产空间的能力。尽管交换空间支离破碎，尽管碎片化科学中的知识支离破碎，尽管词汇和概念千差万别，但这一出发点构成了从最初到最后的统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尝试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对空间的占领，产生了一场刚刚开始的新型理论和实践危机。暴力是政治空间所固有的，不仅是对权力的（政治）意愿的表达，而且是一种永久的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将寻求统一的东西（从性别到民族）分离开来，并且在没有分析的情况下将之融合在一起（例如，历史与历史时间的空间铭文；或者再次建造的第二自然城市、都市、从直接自然中设计的空间）。一股强大的同质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创造出一个每个部分都可以互换（量化，没有质量）的空间。

这种力量一点也不神秘或具有欺骗性，汽车和金钱以及全球市场一样都是它的一部分。一些力量和相反倾向在抵制这种力量，尽管它们是极不平等的：对这些压力的抵抗本身是双重的：有时是被动的、停滞的，因此是“反动的”；有时是主动的、动态的、创造性的，因此是颠覆性的。这些趋向于差异的倾向，与趋向于量化均一的野蛮倾向产生了冲突。这些否认差异的力量所固有的暴力（差异因此被减少和缩小）引出了另一种暴力，即“反文化”的暴力、特殊的暴力（因为它们经常被称为一个模糊的、隐喻的、经常被危险地使用的词），以及因此产生的其他（仍然不确定的）空间生产过程的暴力。这些对立、对比、冲突、矛盾可以在空间中观察到，并且只能在与空间的关系中被设想。

这件事可以用更经典的说法来解释。长期积累的定量数据不仅会产生（通过历史和当代冲突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会进入质的飞跃。今天，经典的“阶级斗争”有一千种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城市的需求和斗争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斗争意味着对空间的质的要求（交通、“栖息地“”、日常生活）。空间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它似乎是量化的最佳环境，它是最有效的量化工具，而在现实和真理中，它传达了（实际的）品质、地点、场所和情境、“乌托邦“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

这些（理论的和实际的）战斗的战线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一条抽象的分界线把被剥削阶级的阵营和统治阶级（掌权）的阵营分开。这种划分跨越所有的社会形态，包括那些声称属于超政治的社会形态（文化、科学、工会等），以及那些自称是政治性的社会形态（政党和“运动”）。这场斗争的战略目标是把被分裂的东西重新统一在一起。与此相关的是，要对曾经被蓄意混淆的事物再进行有效的辨别。

只有通过这次试验才能发现普遍对抗所带来的差异。谁分开？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混合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行动？为什么？由于极端（物质和智力）劳动分工，由于知识的分割（以虚构的统一为标志，带有百科全书主义的外衣或包含过时的政治国家哲学），由于非辩证智力的功能，它只能，也只知道如何分离、分散、传播它在其机器中捕获的东西。质量和数量的分离，以及数量（没有质量）对空间的归属，起源于正在消亡的、去辩证法的过时哲学。解决分离和分散的答案是团结，正如解决强制同质化问题的答案是对于差异及其在实践中的实现怀有敏锐的洞察力一样。斗争在多重的、暴力的、多样的和共同的战线上展开，它们反对分离或者反对混淆。“总体的”和“全球的”，或者称为世界性的和行星性的更好，是通过在社会实践中（在空间实践的时间，它的冲突和对抗中）生产自己而被构想的。

在缺乏增长的情况下，那些抵制量化总体化和系统化的区域和地方是否会被置于非发展状态？当然不是：他们可以经历真正的发展，另一种增长。

8.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空间理论与实际存在的革命运动有什么关系？”答曰：

（1）这一理论的实际应用致力于废除现存社会；它介入这个社会内部，从其繁荣的核心处揭露那些制造困扰的东西，以便吞噬它并分解它，因为在它的扩张中，这个社会只会产生空间混乱。尽管它能解决一些源于历史的矛盾，但是它当然并不能解决空间的矛盾（也即它的空间的矛盾）。

（2）现有的政治组织误解了或忽视了有关空间的问题。政治组织是历史遗赠给我们的；然而，它们的领导人知道空间问题已经取代或将取代它们。目前，今天被我们误解的东西明天就会被更好地理解，从而成为明天的政治和政治的彼岸。人口的整体（不包括当权者，他们只了解其战略的障碍）已经经历了空间和对抗的痛苦考验。

（3）从它们各自处理空间的方式来看，（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加强版和恶化版。该模式试图加速进行有计划的增长，强调了那些工业和决策中心“植入”的特权。其他地方仍然是处于被动的（外围的）地位。[8]似乎只有中国的方式需要努力确保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双重过程：创造财富和社会生活——表现为既在空间中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也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

（4）人们一度认为，革命要么是通过国家层面的政治变革来定义，要么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国家）所有制（生产单位：工业企业，在较小程度上是农业企业）来定义，以上任何一种定义都是必要的。这似乎意味着生产和整个社会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因此，革命思想已经退化为某种增长的意识形态。如今，对于革命的这一定义已不再充分。革命进程意味着所有私有财产的终结，主要是所有私有土地所有权的终结。这样转型的社会以空间的集体所有和集体管理为前提。至于这个其开端可以辨认的定向过程，穿过这个开端，它将趋向于克服作品和产品之间的矛盾：在重复和可复制的产品——它的复制包含了社会关系——和作品（独特的作品，它带有一个“主体”的标志：一个永远无法重复的瞬间）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将行星空间作为人类集体性的作品，以过去和现在被称为艺术的方式来生产的问题。因此，全球空间的创造作为日常生活转型的社会基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敞开了。这就是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傅立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诺的，在他们的想象力、智识和梦想的激荡下，他们的思想得以实现。这是一个具体而无限制的作品，空间避免了有限和无限之间（开始和结束之间）的时间交替。

9.这种“观点”、这些“视角”将同样表现为简化、抽象和乌托邦。作为对这一反对意见的回应，相反，这些命题暗示着拒绝还原方法。它们需要一种非还原性的统一。它们似乎只对那些喜欢混乱（空间、社会和其他现象的混乱）而不愿将这些现象放在一个非还原的视角中，从而使其变得可理解的人来说是简单的。这适用于所有的力量：诗歌和想象，身体和知识。这个视角带来了一个方向。我们关注的不多也不少：就是可以称之为感觉的东西，即一个感知的器官，一个可以构想的方向，一个朝向特定地平线的可以直接经历的运动。这是绝对不同于“体系”的东西。旧的哲学抽象只有在具体化时才有意义；它们只有在转变中才会变得具体：从“总体”向“世界”转变，从“系统”到“行星”转变；这是用空间性对抗时间性的另一种方式。

长期以来，“总体”这一范畴被哲学家的“存在”填满，然后又被时间、历史和国家填满，如果没有“世界”，“总体”这一范畴将是空洞的，因为“世界”有双重决定：“行星”和“生产方式”成为一个富有可能性的统一，即空间的生产。

一场想要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革命，如果不理解和实现生活和世界，将是不可能的，也是非理性的（自发的和虚无主义的）。它不会是“空想主义的（utopian）”（理解可能和不可能，将当前不可能的转变为可能的赌博），但却是乌托邦式的（utopistic）。

世界范围内所谓的共产主义政党表明，他们不仅放弃了经济政治转型（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对他们的指责是正确的），而且放弃了生活的转型。因此，他们坚决地（在战略上）反对质性的要求，而质性的要求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并进入了21世纪的秩序之中。城市斗争中的“使用者”要求特定的“空间品质”，从而生产了质性。战争（避难所、地下掩体）也是如此。

从刚才所说的情况来看，“改变生活”的命令只有在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所谓增长期之后，才能与非常高水平的生产力一起产生影响。在达到这种水平之前，它是乌托邦式的。它只有在数量倾向于（冲突地）转变为质量的那一刻才获得另一种意义；没有发展的增长无疑是荒谬的；技术和科学允许生产空间；自动化为不工作铺平了道路。然而，作为一种渴望和要求，无论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还是精英主义，这种“改变生活”的指令都是未来的征兆。它宣告了意义的转变、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一场（总体的）革命。

要是知性宣称自己是颠覆性的而不是虚无主义的就好了，但这只是必要不充分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如果它没有以欲望或“恐慌哲学”[9]的名义，以否定“真实”为借口而放弃自己就好了。

注释

[1]这篇文章作于1973年，它以更加明晰的政治意向发展了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讨论的相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通过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分析了社会进程向世界尺度上的日益扩张。列斐伏尔认为世界市场已经完全确立，国家在管理资本主义积累之时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达到了行星化的程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间性的解释反思了这种转型，甚至，也解释了随着这种转型而来的政治行动。这篇文章相当明显地预见到了当代全球化讨论的主要线索，尤其是通过对流动性和固定地方与区域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研究。列斐伏尔在本文中也讨论了三个关键概念：全球、总体和世界—这几个概念在他对当代世界化状况的分析之中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英译编者注。Cf.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196.

[2]译者简介：鲁均亦（1990—），男，河南息县人，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译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2YJC710042）的阶段性成果。

[3]1972年12月2日在秘鲁利马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举行的研讨会。

[4]Henri Lefebvre, Le droita la Ville, Paris: Anthropos, 1968; La revolution urbaine, Paris:  Gallimard, 1970;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Tournai: Casterman 1972; Es pace et politique and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1974, etc. On transduction, see Le droit a la ville, 121f; The Urban Revol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5]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Philosophy? 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 English-German edition, trans. William Kluback and Jean T. Wilde, London: Vision Press, 1963. 这篇论文是海德格尔在法国做的一次演讲，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见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ch. 12, 13 and 14）担任海德格尔的翻译。Aggiornamento是一个意大利术语，意思是更新，意味着神学现代化。

[6]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1903—1987）是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和区域发展理论家，通常被认为是“增长极”一词的发展者。萨米尔·阿明（1931—2018）是一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开罗，在巴黎接受教育，居住在达喀尔。阿明以其对马克思主义欠发达理论、新帝国主义和全球不平等理论的贡献而闻名世界。

[7]本文的原始编号从第6点跳到第9点。这似乎没有什么好的理由，也没有明显的数字或文本缺失，因此我们现在对其重新编号。

[8]在工业地理学中，“植入”（implantation）一词偶尔被用来指出于工业生产、住房、军事或政府目的的规划定居点。在列斐伏尔所指的国家社会主义背景下，它指的是作为加速工业发展的集中点而建造的大型工厂中心和住宅区。在提到这些装置时，列斐伏尔的观点是，在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下，不均衡的空间发展加剧了，而不是缓解了。

[9]真实与欲望的关系是吉勒·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书的主题之一。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enie, vol1, L'anti-cedip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2;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Lane as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Viking,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