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选自《霍克海默集》

任何提出讨论婚姻的未来的人，都必须去分析一下目前比较明确的婚姻发展方向，回顾一下早期的婚姻形式。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我就要被迫忽略好些重要的问题，只满足于谈谈比较简单却又非常主观的想法。例如，尽管在我尝试着去讨论婚姻的未来状况的过程中，离婚统计数据显得很重要，但在这里我不想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世纪之交已经被普遍承认的婚姻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观念(从婚姻神圣性到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等级体系)，早已被严肃的思想家们相对化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婚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类型——原始部落、采集者和狩猎者、定居者、游牧者、城市建造者——决定着究竟是女人、男人，还是父亲、母亲是择偶和婚姻的决定因素。显而易见，牧人组成的游牧部落是父权制的，它承认家长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传给儿子；而女儿则被剥夺了作为头领的权利。就时间和地域特征而言，母系社会的生存方式则相反，今天它被看作是类似于群婚制和原始共产主义的另一种早期历史现象。至少在许多人看来，一夫一妻制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婚姻模式。不用说族长，就是摩西也有好几个妻子，只是他娶了一个黑人以后，人们特别是他的亲戚们才开始抱怨不断。[1]

因为一夫一妻制只是今天世界各地所发现的几种婚姻形式中的一种形式，所以，与其相应的各种道德和法律观念并不是最早的观念，虽然早在圣经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希腊—罗马时代——这种观念就同其他观念一起存在了。因此，摩尔根[2]和其他学者一直都认为，兄妹之间的性关系在早期人类社会一定是经常发生的。即便在高等文明里，这种关系也一直得到了称赞，而没有受到谴责。在古埃及，妇女(至少是在统治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财产权，兄妹联姻被认为是最好的婚姻；如果婚姻双方是兄妹联姻的后代的话，这桩婚姻就显得尤为神圣了。甚至浪迹街头的人也认为这种婚姻是最合情合理的。许多研究者发现，这种婚姻在过去是一种“普遍情况，而不是例外情况”。[3]在谈到埃及人时，弗雷泽写道：“出于缓解土著人的成见这个明确的目的，马其顿征服者(如托勒密父子[4])似乎特别小心谨慎地从被征服的埃及人那里借用了各种风俗”。[5]他认为，乱伦之所以作为一种被认可的习俗，是因为“兄弟们都想把属于姐妹的家庭财产据为己有，否则，他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陌生人、即姐妹的丈夫享用家庭财产”。[6]这种风俗和婚姻条件之间的联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消除了乱伦以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不过，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依据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到处都在讨论近几十年里婚姻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由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过去，祖父祖母、叔叔婶婶、表兄表妹、甚至是长大成人的儿女都常常居住在一起，甚至在城市里也是如此；现在，他们之间大多数都只剩下松散的联系了。如果年迈的鳏夫或寡妇没有一大笔财产的话，那么除了进老人之家和妇女俱乐部之外，他们在这个婚姻作为一种法规的世界里通常是孤独的。核心家庭只是“孤独人群”的增加和在国家中心社会所产生的孤独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我们描述这种发展趋势之前，还是回到考察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积极后果上来吧，也就是说，要把一个乌托邦构建出来。

思想家们总是想精确地描绘完美的社会，这种情况最早并非产生于十六世纪——那时，托马斯·莫尔提出了这个后来一直被欧洲各国语言采用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乌托邦这个说法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上流社会是不存在一夫一妻制的。男人们共有妻小，但父不知其子，子不知其父。“如果我们想要保证我们这族人的最高质量的话，那就应该尽可能多地让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结合在一起，尽可能少地让最差的男人与最差的女人结合在一起……只有最好者的后代才应该存活下来。另外，除了统治者之外(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管理人员’)，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所有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应该让统治者酌情决定结婚人数的多寡。他们将致力于保持尽可能恒定的公民数……再者，对于那些在战争和其他事务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除了给予其他奖励和特权外，还一定要给他们以更多自由地与妻子同房的机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后裔。”更优秀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必须与低劣的父母生下来的那些孩子隔离开来：“‘他们(被委派负责该事务的官员)将把更优秀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带到托儿所，交由住在城中另一区内的保姆抚养。至于那些低劣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和其他生下来就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以某种必须保密的方式秘藏起来。’‘如果我们的保卫者品种想要保持纯洁的话，他们就必须被秘藏起来。’‘这些官员也必须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在母亲们奶水充足的时候，他们把母亲们带到托儿所喂奶，但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能让她们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母亲们的奶水不足，他们就将另找奶妈。”[7]最好重复一下，这段话并非出自第三帝国所制定的计划，也非出自赫胥黎或奥威尔的小说，而是出自柏拉图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受尊奉的著作——《理想国》。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范本的，但其中很少有专制手段，因为莫尔有着真正的基督教世界观。莫尔面临工业社会残酷的萌芽阶段，那时为了强迫穷人进入环境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工厂里工作，人们被逐出茅舍，绝望地流浪在田野乡村，他们被剥夺掉了所有的物质资料。莫尔的解决方法是构想一个家庭式的社会主义结构，这种结构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传统，又与当时适度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合理的，但他与后来著有《自然法则》的空想家摩莱里[8]不同，他并不把婚姻当作义务强加给每个健康的人。就像许多空想家们一样，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想使婚姻成为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一部分。“就像中世纪一样，婚姻应该是个人的婚约。社会主义并不提倡什么新玩意，它想要的只是在更高的文化层次和新的历史形式产生之前，在私有财产获得统治地位之前，那些被普遍认可的东西”。[9]在莫尔的乌托邦里，通奸将受到严厉惩罚，在许多情况下是被处于极刑的(他后来自己也遭受了这种极刑)，尽管他认为极刑是法律最无法忍受的失败。一旦有了这种可怕的法律，每个人至少必须知道他婚前该干什么。另外，在各种乌托邦蓝图里，男人和女人都有权在婚前观看他或她所选择的伴侣的裸体。一百多年后，当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描述乌托邦时，他安排了共浴这种会面方式以代替莫尔那种有点复杂的程序。

也许我在乌托邦问题上逗留的时间太长了。我是想详尽地证明，今天的婚姻变化形式与历史事实和以往理论相比，甚至与当代文学相比，它既呈现出了某些短暂的历史因素，也呈现出了某些相对持久的历史因素。唯心主义者所推断的变化及真实变化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婚姻在变化的社会总体中所具有的功能。在资产阶级时代，由于计划生育尚未得到普遍实行，婚姻的最重要功能是训练孩子的心理、智力、职业技能(当然，物质需要的准备是与这种训练分不开的)以适应社会。这一目标说明了已婚男人在社会整合中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伏尔泰宣称：“已婚男人越多，犯罪越少。看看可怕的犯罪记录，你就会发现，被判绞刑或车磔的单身汉和有家之父的比例是100:1……一家之父不愿意在他的孩子面前脸红。他害怕给孩子们留下可耻的名声”。[10]随着启蒙时代的临近，婚姻越来越明显地被视为社会工具。

如同其他社会因素一样，人们越来越多地根据计划和其功效性来决定两性关系。例如，在尼采的时代，由于军事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口增长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他所预见到的官方措施，就是“增收额外税款，以及(在社区里)到了一定年龄的大量单身汉服附加兵役。孩子多的父亲有着各种优势：在特定情况下，这些优势远远胜过一个选民；每一桩婚姻在缔结前都要起草一份医学记录，并得到社区权威的签字认可；在其中，订婚双方和医生必须回答许多问题(如‘家史’等)；还有某些卖淫的解毒药(或其崇高化形式):合法而短暂的婚姻(几年或几月),保护孩子”。与柏拉图一样，尼采认为婚姻的社会目的是很重要的，因而他想让“每一桩婚姻都得到社区负责人的解释和认可，并作为“社区事务”来处理。[11]不管哲学发誓要多么坚定地推动自由，理性和科层制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即使不是这种哲学的原则，也是欧洲哲学的原则。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都期待着依靠历史来克服这个矛盾，但在我看来，目前历史正在掩盖这种矛盾。依靠规则的生活被说成是自由；自由被说成是对符号的可靠反应。

在过去几十年的苏联社会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形式依赖于社会目标而发展的决定性途径。革命刚刚结束的几年间，把资产阶级僵化的社会形态吸纳进高级社会形态的观念还依然存在，教会婚礼仪式和民间婚礼仪式(和离婚仪式)、甚至是正式的结婚登记都还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回想一下亚历桑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隆泰，这位苏联外交官和自由恋爱的倡导者所写的那本书吧。在列宁时代，每个妇女都可以流产，如今波兰也允许每个妻子流产。婚姻已经失去了意义；孩子的教育移交给了党和国家，以及为这一目的而设立的各种组织。

但革命者们失望了。斯大林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军事和技术潜力越是成为东西方竞争的真正目标，人们就越是不能容忍其他领域的奢华生活。在一个被充分动员起来的国家里，自由主义婚姻观是与婚姻功能相互对立的。因此，家庭成了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自由主义也寿终正寝了。针对这种新情况，家庭权威必须重新加以调整，而且首先应该得到关注的不是丈夫。面对着繁重的经济任务，家庭和工厂都需要大量的妇女。不管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薪水方面，妇女都应该得到帮助。在今天的苏联，离婚普遍受到了谴责。婚姻和家庭正在复兴，而且它在程度上也远远强于西方。虽然这个复兴过程明显是由专制国家控制的。国家控制一直涉及到最为细小的方面。但是，这个时期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不同，与第三帝国时期也不同，现在的小孩已经不再窥视父母了。今天的苏联政府所依赖的正是稳定的、而且极为重视妇女的家庭。1965年12月24日的《文学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母亲是神圣的，必须得到全家尤其是孩子的父亲的极大尊敬。在家里，母亲的话就是法律。母亲的权威是不容怀疑和攻击的”。[12]由于每一个想要平步青云的人都不愿意离婚，离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付出惊人的代价，所以婚姻才变得如此稳固。

相反，中国是个家长制家庭颇为盛行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里，家长制家庭在民族生活和宗教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婚姻状况却在走下坡路。除了工作方式和高度集体主义的教育模式外，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的需要也是婚姻重要性降低的原因之一。晚婚、计划生育和流产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提倡。如果报道材料可靠的话，年轻人不仅认同政府的目标并把它看成是一种标准，而且也将它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融为一体。性行为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甚至年轻姑娘的注意力也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义结构(如生产队、公社、国家等)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婚姻方面。[13]我认为，对西方社会而言，与苏联相比，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有意义，因为苏联已经变得越来越像西方了。可以说，人们正在跨越个人主义时代并进入到非理性世界的事实；与融入集体相比，人们认为个人之间的友谊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以现实面目出现的实用主义，领导人每一句话里所透露出来的纯粹功利主义思想——所有这一切已经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尽管西方人竭力回避承认这些事实。

请允许我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三种因素：不断加强的集体对个体的抑制；人类关系的变化；功利主义思想倾向。这些因素对婚姻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个性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差别和个人特征的消失。相反，在欧洲和美国人们不仅把教育转移到幼儿园、小学和高等院校，而且转移到学校组织的体育小组和其他目的小组，用以排斥家庭的影响，越是如此，这种教育就会越来越少地引起人们的兴奋，个人的区别和差别也就越难得到发展。个体所保留的个人心理特征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障碍。只有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区分才能让人接受，并且进一步打上特别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的烙印。由于日益加剧的集体化和从个人竞争到团体竞争的转变，对个体而言，对不同政见及其他信仰的讨论已经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效忠誓言成了识别人的标签；政府成了社会的总控制台。讨论越来越多地与由实验所决定的功利目的、固定事实和物质联系起来，而不再是以世界观为基础的思想表达。社会越规范化，人的关系越具有工具性，对个体的专注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同吃喝的欲望一样，寻求性快感的欲望在未来也将会通过化学的进步来加以控制，也不需要什么不同的方式就会得到满足。随着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所特有的社会不公的终结，随着技术时代的胜利，个人身上的光亮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丧失了理性，开始接受和狂热崇拜电影明星、一心想嫁出去的公主、宇航员、刚刚出道的女明星，大众传媒也极力对这些人大肆宣传(确切地说，大众传媒也没有什么别的吸引人的地方了)，这一切都证明，我们再也见不到人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了。

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友谊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一旦个人只为自己设定目的，并把这一目的当作自己生活最为重要的中心，而不再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或者不再与既存的社会体制发生冲突的话，一旦与当权者的预定计划相比，个人的创造作用显得越来越微弱的话，友谊就失去了实际价值和严肃性。不管友谊多么令人愉悦，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消遣，一种琐碎的闲暇。我们所说的爱情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只有在那些对维持婚姻起着重要作用的阶层里，资产阶级婚姻才能成为一种相对繁荣的制度，一旦家庭考虑到了孩子，婚姻就有了先决条件，即姑娘应该保持童贞，小伙应该向他的新娘吐露心声。由于这种原因，那些被禁止的事情，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显得十分困难的事情，经过一番适当的教育后，都成了人们竭力争取、求有所值和心满意足的事情。根据康德和弗洛伊德等许多思想家的看法，这种文化基本上是性禁忌的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两性之爱当然应该取决于禁忌了。虽然婚后性禁忌解除了，但不管婚后的爱情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化，或者是日益加深，这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里，夫妻双方的相互利益都必须得到满足；对孩子的悉心呵护、通过孩子而形成的夫妻双方超越生命的意识、夫妻相互分享并不断得到强化的特殊体验和记忆，这一切都具有着把性爱转变为友谊的力量，即便是在性本能减弱时，性爱也是以性差异为特征的。由于社会的集体化趋势及其日益控制整个生活的不可抗拒的推动力，形成私人生活或彼此特殊利益的活动空间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工业化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物质条件也有了改善，大多数的家庭都享有技术所提供的生活福利设施，但这一切都是以一体化为代价的，尽管表面上的区别越来越大。

个人的特殊性格在塑造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越小，在日益计划化和管理化的社会里发挥单一功能的未来一代人数越多，他们也就会越来越重视事实，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墨守陈规。人们总是根据青少年的习惯(如无拘无束的性活动、对甲壳虫乐队的狂热以及类似的现象)来评判今天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种评判是很肤浅的。年轻人不想强烈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这在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他们的失望)，总是对禁忌投去轻蔑的目光，但他们并不比上几代人更缺乏理性；相反，他们更加清醒、实用、没有幻想。他们所接受的是必须接受的东西；他们所拒绝的是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迷信或声名狼藉的浪漫主义)。即便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爆发，不管这些情感多么地不令人满意，多么地不成熟，它都证明留给感情升华的空间是很小的。如果在上至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校教育体系的员工中间，有一些教育家，他们不仅能够传授事实材料和不管有用还是无用的数据和方法，而且能够传授我们以前所谓的教育和文化的话，那么以上这些野蛮现象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典型意义了。在能找到良师的地方，通常并不缺少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听众。教育家的短缺是社会变动的结果。在教育体系的产品中，实用主义和腐化堕落的矛盾结合容易得简直让人无法理解。辛辣刻薄的、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总是讥讽地说，那些怀旧老歌只想博得人们廉价的眼泪，这些年轻人常常在戴着现代性面具的同时，沦为标语口号的牺牲品。

联结古老文明的桥梁依然还在，但它的桥墩却摇摇欲坠。幻灭和粗鄙的现实主义和个人实现梦想的缺失都是内心冷漠的征兆，并且在性欲冲动以及相关冲动毫无差别的意象里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年轻人在骨子根里没有道德。不管是对是错，年轻人只把宗教当作传统，当作纯粹的习俗来体验，就此而言，他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暴力和残酷是一种不应该被接受的满足方式(如果他们能逃避警察和刑事法庭的话)。民族主义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在专制国家里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在某个同胞被当作叛徒之前，他至少会受到尊敬。在西方文明中，尽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早期宗教是专注于集体的，它一直没有完全被左倾或右倾(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所代替。个人具有不朽灵魂的观念，过去一度是赢得邻人尊敬和信仰个人命运的基础，如今，这种观念在大多数年轻人那里失去了影响力。

你们已经了解到了我对婚姻未来的一些思考。不管资产阶级的婚姻形式能够维持多久，独一无二的结合的观念、家族名望的神圣意义、夫妻共同创造自己独特生活的愿望、通过孩子赋予生活以永恒意义(如果可能的话)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消逝殆尽。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依赖性，认识到了服务于社会目标比实现个人目标更为重要，总之，正由于人们想要适应社会现状，古老的个人主义思想范畴正在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妻子的平等地位和职业活动、孩子在更大程度上的解放已经给家庭气氛带来了变化。在美国，父亲常常感到自己已经被孩子抛弃了。就像生活一样，婚姻也正朝着更加理性、实用、乏味的方向发展。

拒绝发展只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反应。不只是由于集体，这一新的神圣形式的产生，使婚姻改变了自身的意义。即便在自由原则还很盛行的国家里，十九世纪的婚姻理想也已经显得很不合时宜了。这里，我想说一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的情况。伊芙·德·圣阿格尼斯曾经谈到过在那里产生的“性革命”。[14]在瑞典，人们不再认为婚前性关系及其造成的后果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另外，也是由于某些物质原因(如住房短缺)，婚姻才变得困难重重。就像与许多当代现象相妥协一样，那里的大多数神职人员也开始与自由恋爱相妥协。未婚父母的孩子并不被认为是私生子女，而被认为是非婚生子女，并且在法律面前与婚生子女享有完全的平等。教科书告诉孩子们，有些家庭是由已婚的夫妇组成的，而另外一些家庭则是由单身母亲和孩子组成的。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把妇女甚至是正常家庭从照看孩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年轻人中的乱交与避孕措施的宣传步调一致，而且已经泛滥成灾，虽然这种情况不如性病泛滥的情况严重。自由已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人们如果想刊登广告征求性伴侣，根本不必装出对婚姻感兴趣的样子，甚至也不必把它当作自然联系而发生兴趣。我还没有听到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经验研究，即这种进步对人类关系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有人说，自由主义同集体主义一样是不利于这种人类关系的发展的，我对这样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我们一旦剥去了两种发展的魔力，就会发现它是短暂的、独特的和不定的。

二十世纪以来，不论哲学和艺术都在形式和内容上把个人虚无当做一个重要主题。发端于表现主义的每次艺术运动，特别是超现实主义和无调性音乐，都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既定的现实；它们总是提到变化无常的事物，总是通过否定的方式，通过把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支离破碎的因素联系起来、构成审美统一体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事物。表现个人现实开始被看作是做作和虚伪的艺术，它们只是闲聊、广播和摄影该干的事情。在这里，我无法深入讨论这些问题：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自身作出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装饰。在任何情况下，艺术的发展都预示着人类本身的发展；人们在表达真理的时候，自我、灵魂、以及曾经被认作是永恒的事物在烟消云散的时候，艺术总是能够带来对自身的否定。今天，艺术作为一种建构因素，对实存产生着积极作用。正因为绘画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它已经从批评阶段(针对康定斯基[15]、马克斯·恩斯特[16]和早期毕加索而言)发展到了总体抽象阶段，今天又再一次进入到刻意的具象风格阶段，所以，画家的近期作品成了纯粹的墙壁装饰，至少购买这些作品的富翁们是这样想的。绝对的维度正在完全自由的艺术中消失掉，就像它在不受传统约束的婚姻中消失掉一样。如今，抽象的画面只是构图所考虑的一个简单因素；不尊奉任何传统的自由婚姻也是如此。这种发展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双方都应找到幸福，找到彼此忠贞不渝的生活意义的观念，在人们看来是绝对的愚蠢，人们如果想对自己以及属于自己的一切事物的有限本质进行深刻洞察，这也是愚蠢的；这种观点听起来就像在风景画和农民人物画里寻找油画的永恒价值一样。艺术作品同婚姻一样，为了赢得未来不惜失去自己本来的意义。

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变化的细微之处取决于社会和政治事件。我们目前还无法预见到，集权统治下通行的婚姻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内成为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婚姻模式，有着细微差别的形式和制度是否会再次出现。但无论如何我都确信，家长的权威，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权威将急剧减弱。父亲的职业和个人体验正在丧失原来的意义；孩子长得越快，父母就越来越难以控制年轻人。学校(比较适合假期培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发展)和大众传媒(如电视、电台、电影)都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教育的职责，因为家长已经没有能力来完成这项任务了。如果夫妻都是职员，妻子如果照看孩子，就要中断自己的工作。一个人要是没有孩子，发展的余地就会远远超过她，她要么重新开始，要么自暴自弃或孤立下去。因此，不仅这种亲属纽带在弱化，父母与马上就到工作年龄的孩子之间的纽带也在弱化。国家正在用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这种情况；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从前由孩子来赡养无法自给的父母的形式。父母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婚姻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微弱了。今天，人们看到了这种变化对婚姻重要性的影响。资产阶级古老的婚姻形式所产生的许多不良影响——丈夫对妻儿的专制、人们认为至关重要的自我克制的婚姻关系所带来的不幸在新的情况下都可以得到避免；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本世纪之交大多数以家庭悲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回想一下斯特林堡[17]的《死亡之舞》,就会明白这一点。以后，生活的硕果恐怕只能在其他方面去寻找，而绝对不能在婚姻中发现。

注释 

[1]《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

[2]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人种学家和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建立亲属关系系统研究和社会进化综合理论，证实美洲印地安人源于亚洲，著有《人类血族和婚姻关系》、《古代社会》等著作。——译注

[3]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1914,纽约，大学图书公司1961年版)第1卷，第215页。

[4]托勒密父子(the Ptolemies):古埃及王朝的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为父子关系。托勒密一世创建了古埃及王朝，托勒密二世利用宗教，巩固了王朝统治，并使王朝处于鼎盛时期。——译注

[5]弗雷泽：《金枝》第1卷，第214页。

[6]同上，第215页。

[7]柏拉图：《理想国》,译文参见中译本《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3～195页。

[8]摩莱里：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自然法则》等著作。——译注

[9]奥古斯特·贝贝尔：《妇女与社会主义》,(斯图加特1901年版),第427～428页。

[10]伏尔泰：《论婚姻》,载《哲学词典》(H.T.伍尔夫编译),第210页。最近由彼特·盖伊翻译的全本《哲学词典》(纽约，基础出版社1962年版)并不包含这篇论婚姻的文章；盖伊认为，伏尔泰并不打算把这篇文章及其他一些文章收人《哲学词典》,他是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而写了这些文章。

[11]尼采：《尼采全集》,第16卷，第422～423页。

[12]转引自克劳斯·梅内(Klaus Mehnert):《苏维埃人及其世界》,莫里斯·罗森堡姆译(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1年版),第52页。

[13]参见哈里·海姆(Harry Hamm):《中国，七亿人的帝国》(维克多·罗森堡译)(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

[14]伊芙·德·圣阿格尼斯(Yves de Saint-Agnes):《性革命》(巴黎，1965年版)。

[15]康定斯基(Kandinsky):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派创始人之一，作品多以“即兴”、“构图”为主题，其艺术特点对抽象主义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主要论著有《关于艺术的精神》。——译注

[16]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1924年曾经与布里顿一起签署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并首创“压印画法”(decal)和“擦画法”(frottage)。——译注

[17]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开创现代瑞典文学，对欧美戏剧文学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剧本《父亲》、《朱丽小姐》及长篇小说《红房间》、《黑旗》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