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机器论片断”：后工人主义、后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的“机器论笔记”

作者：弗里德里克·皮特斯

译者：袁昕怡、张福公

本文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原文出处：文章译自Frederick Harry Pitts, “Beyond the Fragment: Postoperaismo, Postcapitalism and Marx’s ‘Notes on Machines’, 45 year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46, no. 34, 2017, pp. 324-345. （为方便读者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作者简介：弗里德里克·哈里·皮特斯（Frederick Harry Pitts），现为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曾任教于英国巴斯大学经济金融与管理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经济金融与管理学院。

译者简介：袁昕怡，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机器与技术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21CZX002）阶段性成果。

2017年是马克思的“机器论笔记”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首次以英文发表45周年。本文批判考察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后来是如何在后工人主义思想中被重新解读，以及这种重新解读又是如何通过保罗·梅森的著作对当代左翼思潮产生影响。劳动变化促使支持者假设了一种“可衡量性危机”和一种潜在的共产主义。我将借用“新马克思阅读”对此提出异议，前者接续了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展开的争论。基于（对价值作为一种以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并在其中得到强化的社会形式）的分析，我认为，对于“机器论片断”的接受同马克思的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背道而驰，这对今天的左翼实践产生了影响。

一、引言

正如历史上的其他时间节点一样，今天的左翼政治依赖于对卡尔·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寥寥几页内容的继承——而《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这本杂志就是关于它如何发生的故事的核心。马克思的《大纲》（这些笔记后来成为《资本论》）中的一个简短片断，于1972年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首次以英文发表。当时的标题是“机器论笔记”（Notes on machines），今天它则是以“机器论片断”（以下简称“片断”）为人所熟知。英译者本·布鲁斯特（Ben Brewster）在介绍“机器论笔记”时就注意到《大纲》在当时是如何“作为一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述草稿而赢得了与人们可能想到的完全不成比例的声誉”。而今天这种声誉落到了这一草稿的一个片断上。这一片断在21世纪将像曾经的《共产党宣言》一样被广泛阅读和引用，它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愿景目前正在原本不太可能的领域产生影响：大报媒体、畅销书和中左翼政策圈。在这几页草稿得以确立其接受条件的45周年之际，本文试图更新当时引发的辩论，以便促成新的辩论。在此过程中，本文将对如下观点提出批判，即借助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富有弹性影响力的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o），以及保罗·梅森（Pau Mason）提出的“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对它的当代重构，“片断”出人意料的复兴，成为21世纪左翼修辞武器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弗里德里克·哈里·皮特斯（Frederick Harry Pitts）

马克思在“片断”中描绘了一幅未来图景，它在今天被当作一种关于正在发生的事实的说明而加以传播：（1）机器和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正在不断扩大；（2）生产更多地围绕知识而非体力劳动而展开；（3）机器将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直接劳动时间在生活中的作用将缩减到最低限度；（4）自由时间的激增；（5）劳动时间与交换价值的分离将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但这种技术飞跃也带来了社会大发展的可能性。工人摆脱了对生产资料的物质从属（physical subordination），在智力和合作方面得到发展。这种自由生成的“一般智力”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重新作为固定资本投入生产。工人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而非作为资本关系的构成部分而被组织起来。这就萌生出一种潜在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围绕这一预言构建政治方案的过程中，梅森等当代后资本主义理论家继承了安东尼奥·奈格里等后工人主义者在二十年前开启的工作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对“片断”的阅读相关联的思想和经验转变总是存在一种跃迁。索伯恩（Thoburn）指出，对于意大利工人主义界来说，关于“片断”的解读俨然已经“类似于《圣经》注解”。与其说这种解读取决于“权威真理的具体化”（reification of authorial truth），倒不如说取决于它在“作为变化着的政治形式之构成部分的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迭代”（iteration）。它的早期高潮是奈格里于1978年在巴黎举办的《大纲》讲座，后来以《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出版。在20世纪90年代，“片断”激发了后工人主义对新经济和“非物质劳动”的分析。直到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问世，“片断”的持续性社会历史迭代才开始出现，新经济促使奈格里得出“片断”所描述的条件已经存在的结论。

由于畅销书《帝国》的推广，“片断”后来对21世纪初的另类全球化（alter globalization）斗争产生深远影响。它的回响在2008年危机之后一直延续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知识分子身上。而且，随着左翼在2010年中期转向以国家为导向的民粹主义和选举主义（electoralism）政治，它的影响力达到一个巅峰。后资本主义、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所有这些都源自“片断”。通过媒体的大幅报道，“片断”已经以这些流派的名义而深入大众意识之中。作为这些发展的推动者，奈格里本人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最出人意料的转变在于“片断”在政党政治界的接受。在最近的英国工党会议上，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对自动化带来的“解决工作和休闲关系的新方案”赞不绝口。这一立场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寻求后工人主义遗产的支持者的意见所产生的结果。2016年，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邀请主要的后资本主义者和加速主义者在政策研讨会上发言，这些研讨会已经融入工党目前对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思考之中。作为交换条件，传播“片断”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科尔宾的主要支持者。“变革的世界”（The World Transformed）是英国工党党代会之外的一个重要节日，它将他们对于自动化和工作终结的评估融入工党的主流思想生活中。这种交叉融合标志着对“片断”的接受达到了高潮。我在本文中勾勒了“片断”的成名之路，即经由奈格里和后工人主义者的著作，直到梅森的畅销书《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所实现的普及。

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奈格里的真正重要性——特别是他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著作的重要性，即他对从21世纪初的另类全球化运动到现在的“后资本主义者”“加速主义者”和“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者”，再到他们当前听到的科尔宾主义政治运动（Corbynist political movement）整整一代政治激进分子所产生的影响。后一种转折清楚表明，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它们从任何自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传统中摆脱出来，转向对过去激进社会运动所保留的东西做出一种本质上是国家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表达——这对于通常被认为是由奈格里的作品所催生的聚焦占领华尔街议题的左翼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片断”思想在这些领域中备受青睐的原因在于，便于将其作为危机中社会民主政治复兴的承诺起点（empowering starting point）。本文认为，瞄准其他领域来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可能会更好。

奈格里与哈特

本文基于由“新马克思阅读”所启发的一种另类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思想谱系进行了批判。通过强调后工人主义在接受“片断”时所固有的理论盲点在奈格里的当代追随者的作品中只会在被放大的同时变得更为虚弱，以此将“新马克思阅读”以新的方式融入流行的当代左翼思潮中，从而增加对奈格里的现有批判性文献。马克思关于从人的优越性角度来解读猿的提示，在此被当作这样一种方法，即根据后工人主义对“片断”的接受情况来阅读“片断”，而后工人主义对“片断”的接受情况又是根据这种接受随后在新的后资本主义作品中的接受情况来确定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从最新的角度出发得到最好的理解。在分析奈格里的著作随着时间推移所获得的新共鸣时，我特别关注到梅森的著作，并将其视为由《帝国》及其他著作所开启的解读马克思的“片断”的首要当代传播者。在对“片断”的后工人主义接受中，梅森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拥护者，他的《后资本主义》一经出版便立即大受欢迎，在后工人主义的全部作品中达到高水平的标志性地位，而且对后工作未来的展开做出持续展望，其贡献足够值得独立审视。通过探究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是如何融入《后资本主义》中，本文揭示了一种激进思想在广泛的读者群中的传播路径。并提出如下问题：当“片断”为了顺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时代而被重新编码时，哪些东西被保留和延续下来了？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阐述了对“片断”的当代接受的三个核心方面，它们最初体现在奈格里那里，现在则体现在梅森这里。第一，“片断”中所描述的条件只发生在此时此地，而非遥远的未来。第二，利用传统劳动价值论来理解这些条件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损害资本对以新的“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形式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衡量的能力。第三，这将导致正在发挥作用的价值规律发生危机，造成资本主义的崩溃。在第三部分中，我参照“新马克思阅读”对价值和劳动之关系的另一种解读——“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解读模式，它重新审视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展开的关于价值、货币和劳动的辩论——进一步探讨了这些观点的具体理论意涵。“新马克思阅读”强调“片断”是如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他地方的价值理论的发展格格不入，以及为什么它所预言的那种危机在逻辑上可归结于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关于劳动和价值之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第四部分将考察这一理论错误所带来的削弱政治的后果。在该部分中，我将通过指出奈格里、梅森以及“后资本主义”思想的其他代表人物，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的著作对理解与实施社会变革项目的影响，探讨为何“片断”能够激发当代左翼的想象力。最后我的结论是，要想实现“片断”的追随者所追求的重建左翼政治，就必须以更谨慎和批判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理论化和抵抗。

二、“片断”思想的关键特征

上述三个核心特征将“片断”在当代后资本主义思想中的接受同其后工人主义先驱联系起来。第一个特征声称“片断”所描述的图景已经通过工作场所的变化得以实现。第二个特征是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具体解读，并由此从现代劳动的特征中推断出第三个特征：正如“片断”所预言的那样，将可衡量性危机归咎于当代资本主义。在此，我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核心特征在奈格里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以及今天梅森的著作中的出场。

在“片断”中，马克思描述了劳动过程中机器的增加是如何取代人类劳动的。机器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削弱了劳动时间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衡量尺度的作用。劳动时间与交换价值之间的量化联系被打破了。而对于后工人主义者来说，这种“可衡量性危机（crisis of measurability）”或者“价值规律危机（crisis of the law of value）”正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人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对“片断”的接受以各自的方式抓住了工作的当代转型，以假设一种基于“非物质劳动”的出现而已经存在的可衡量性危机。这就使过去与生产过程无关的要素开始发挥作用：认知、情感和合作能力，以及自由时间。于是，“片断”所预言的东西就变为现实。

梅森是从观察到当代资本主义竭力遏制信息繁荣的影响出发来讲述这个目前最吸引公众兴趣和政治参与的故事。信息繁荣会“腐蚀市场机制，侵蚀产权，破坏工资、工作和利润之间的旧关系”。信息产品倾向于以零边际成本作为定价进行无限复制。而信息产品的丰富性同定价所依据的稀缺性将相互矛盾。开源和点对点（P2P）模式为非货币交换创造出雇佣劳动之外的价值。因此，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 capitalism）在其社会关系内部释放出无法遏制的生产力。于是，自由商品和自由时间便成功避开资本的量化和攫取。对梅森来说，这一图景就是马克思“片断”的具体化。

梅森对“片断”的这种解读同它在另一历史时刻被重新编码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彼时一种命运多舛的新经济似乎正在酝酿。后福特主义服务经济（post-Fordist service economy）的兴起曾是后工人主义将“片断”解读为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所提出的“非物质劳动”寓言的背景。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生产形式超越了“对以个体或集体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价值的剥夺”。这是因为劳动将不再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而是一种“诸众”的自我组织功能。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诸众标志着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根本转变，即从典型的白人男性体力劳动者转变为一个多样性的、流动的所谓“奇异”的身体（body of so-called ‘singularities’）。通过交往与情感网络，诸众产生不可估量的生产力。这样一来，劳动就拥有了通过自身活动进行“自我增殖”的潜能。“人类的才能、能力与知识”都是“直接生产价值的”，而无需资本的监管。维尔诺指出，这就是马克思在“片断”中所提出的“一般智力”的当前形式。

拉扎拉托写道，它的自主活动位于“整个社会”的“非物质流域”（immaterial basin）中。因此，这种劳动是“肉眼不可见的”，不能为工厂的四面墙壁所界定。所以，“我们越来越难区分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与工作是分不开的”。后工人主义者认为，这加剧了“片断”所描述的以劳动时间为衡量尺度的价值的危机。梅森在激进社会民主主义危机时期对其复兴所作出的贡献，不外乎是对同一个故事的重申，是对一种新的“新经济”的重新命名。

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

这便引出第二个关键方面。后工人主义思想传统有意识地将自身与正统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主义对立起来，并强调后者在历史意义上已经过时了。在最近一次迭代中，弗兰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列举了后工人主义在解读“片断”的现实性时所依赖的关于价值和劳动的传统理论。贝拉尔迪写道：“当你想要确定生产一个物质对象所需的平均时间时，你只需要进行简单的计算，即把材料变为那种产品需要多少体力劳动时间。”但无论是“确定产生某个想法所需要的时间”，还是“确定一个项目、一种风格、一种创新所需要的时间”都是不可能的。在它们的生产中，“劳动时间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突然蒸发，消融在稀薄的空气中”。这是因为“一般智力的生产力几乎是无限的”。它“无法被量化（或者）标准化”，它的价值最终也无法根据时间来衡量，这就导致整个规律的崩溃。

由此，后工人主义基于对正统观念的否定而宣称“片断”的实现。尽管他们宣称反对生产主义，但他们仍然提倡一种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由此它可被视为历史上的残余。梅森在其著作中公开承认，所有“片断”思想都暗含着对被否定的劳动价值论的残余性依赖（residual dependence）。对梅森来说，“一小时的劳动总是使其生产的产品增加一小时的价值”，“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工作。”梅森认为，正是这种劳动价值论促进了这样一种主张，例如在哈特、奈格里以及马拉奇（Christian Marazzi）的著作中的主张，即价值规律受到劳动和生产变化引发的可衡量性危机的威胁。但梅森的优点在于，他将价值规律与可衡量性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修正主义的外在承诺中剥离出来，使这种关系所依赖的生产主义变得清晰可见。透过对于“片断”的最新解读来反观后工人主义对“片断”的接受，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所默默依赖的围绕价值和劳动所展开的争论，以及整个思想网络中的多少问题是源于对价值本质的严重误解。

这引导我们进入第三个关键特征，即把危机归因于“片断”所描述的条件下的价值规律。梅森在解读“片断”时追随早期倡导者指出，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knowledge-based production）和自由时间的扩张，必要劳动将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为价值规律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劳动时间既超越了衡量尺度，也溢出了衡量尺度。根据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使价值规律陷入危机。像信息这样的自由机器（free machines）“以不可估量的规模消除了对劳动的需求”。自由机器将很少的“劳动时间”归为商品价值，自由机器“彻底摧毁了”价值规律，这一观点是同“片断”相一致的。梅森解释道，早夭的信息资本主义为了生存而同这种价值解体进行斗争。垄断、新的版权形式、“混乱的”会计和“估值预测工作”（valuation guess work）：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应对信息引起的可衡量性危机。“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自由时间的扩张、必要劳动的减少、凝结在机器上的“一般智力”共同“摧毁了创造价格和利润的旧机制”以及与之相伴的资本主义本身。

我们将在随后的部分进一步审视这种危机观。我们将利用“新马克思阅读”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发展的洞见来理解后工人主义者与“后资本主义者”在提出劳动时间与价值之间的简单相似性的同时，是如何忽略价值形式中具体劳动的抽象中介的。事实上，这对于考察是否能够将危机归因于“片断”所描述的条件的主张来说，是一个核心的理论支撑。事实证明，这些主张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的根本误读之上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恰当地结合马克思著作的整体语境来看，“片断”中的突显性场景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终确立的价值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事实上，今天的激进分子应该阅读的是《资本论》。

三、“片断”思想的理论内涵

有一个很少被用来反对奈格里的更为时髦的后工人主义、但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方面又与之相竞争且同样是修正主义的流派，它较少关注《大纲》而更多关注《资本论》。这一流派就是受法兰克福学派启发、以德国为大本营的“新马克思阅读”，它被广义地定义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新阅读”的主题也较早地在《经济与社会》上受到杰弗里·皮林（Geoffrey Pilling）和苏珊娜·德·布伦霍夫（Suzanne de Brunhoff）等英语学者的关注。皮林或许意识到德国学者对价值规律的研究达到了更高水平，因而写道：“尤其是英语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对待价值规律时却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新马克思阅读”在放弃劳动价值论时遵循了这一点，并重新聚焦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家的马克思。

于是，“新马克思阅读”重新拾起“片断”这几页文本中的线索。作为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对《大纲》的普遍狂热提出异议的一位早期反对者，基思·特里布（Keith Tribe）认为《大纲》是“一部不连贯的、过渡性的作品”，“它的模糊性表明存在许多理论障碍”。特里布认为，人们对《大纲》的资本主义崩溃预言的狂热主要体现在“机器论笔记”中，并将其归因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最终工作的“一种可悲的无知”，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该笔记中的许多观点进行了修改或者删除。

本文所展开的批判的基石是一如既往地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其最重要的贡献。皮林在发表“机器论笔记”的同一期《经济与社会》杂志上写道，他认为“价值问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比马克思在1850年后期的作品中更加充分的解决”。正如布鲁斯特所言，马克思之所以从价值开始展开《资本论》，“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分析对象的必要的第一步”。但他指出，《大纲》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这表明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对象本身的不同理论。这为我们如何在马克思更广阔的理论努力中解读“片断”提供了启示。继皮林等先驱之后，“新马克思阅读”有助于阐明这种关系，以及它是如何被当代“片断”思想家们所误读的。

在“新马克思阅读”那里，价值并不取决于任何个体劳动者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量，而是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时间量或者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需要在具体劳动耗费之后才能进行检验估价。正如德·布伦霍夫指出的那样，“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流通中强加给所有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而这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实现的。只有通过这种验证，才能说劳动创造了一切价值。因此，“新马克思阅读”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对将价值视为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绝对劳动量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具有最大价值的商品将是由最“不熟练和懒惰的”的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与之相反，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价值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而存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可借以如此言说的凝结/结晶（crystallization），而不是某一实际具体劳动的时间量。因此，价值是同抽象劳动相关，而非同具体劳动的耗费相关。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德文版

在此基础上，“新马克思阅读”的方法表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片断”的赞誉同“片断”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地位、连贯性及其意义是极不相称的。正如“新马克思阅读”的领军人物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所指出的那样，对“片断”的临时性阐发是同马克思在其自己后续发表的著作中所确立的标准相悖的，因而是失败的。其原因就在于“片断”的不完整状态。“片断”是马克思随着其理论发展的日益成熟而抛弃的著作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理论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我们可以在仍未完成的《资本论》中找到，这也是“新马克思阅读”最强调的部分。

从《资本论》的角度来看，“片断”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个努力背道而驰的。正如皮林所言，价值的外观无法表达它的内在规律，因此，任何关于价值的量化尺度或者“证明”其真实性的观点都会遭到马克思的“鄙视”。“片断”对后工人主义和当代“后资本主义”思考价值的路径产生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很少考虑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一致性。“片断”思想倾向于一种对劳动和价值之关系的传统理解。讽刺的是，这种生产主义立场掩盖了其支持者所宣称的后工人主义。而他们对可衡量性危机的概念化又依赖于后工人主义。价值必须与消耗的具体劳动直接相关，后者的减少才会构成威胁。但与之相反，价值是与抽象劳动相关。皮林反对德·布伦霍夫将抽象劳动描述为“人类劳动的耗费”，认为抽象劳动“不能经验地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因此，“片断”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中处于不稳定的地位。这也解释了它的零散和未发表。“片断”所描绘的危机场景意味着一种简单化的劳动价值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片断”只能算是一种片面的价值观点。因此，它不应该被推断为一种为了适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条件而被制定的衡量危机和价值规律理论。

因此，从“新马克思阅读”的角度来看，任何基于价值规律而假设的衡量危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延伸到马克思在“片断”中所描绘的场景，以及模仿它的后工人主义者和后资本主义者那里。以直接劳动时间的衡量危机为前提的战胜资本主义的愿景，错误地强调了劳动的具体消耗，而非劳动在交换中的抽象。通过与现实相反的设想，后工人主义者能够挑战价值规律的持续作用。正如卡劳奇斯（Caffentzis）指出的那样，当后工人主义者断言价值规律已经过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忽视了马克思作为“最初的非物质主义者”的身份。在卡劳奇斯看来，“就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家“感兴趣的不是物，而是……物的量化价值”，这种量化价值“几乎不是物质的东西！”正如梅森公开主张的那样，后工人主义者只是通过坚持其最具生产主义的解释，而非严格的“非物质主义的”马克思，来断言价值规律过时的。

在此意义上，后工人主义者对“片断”在非物质劳动方面的实现的解读很少体现出非物质主义的立场，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形式的把握。就像最传统的价值理论一样，他们强调的是劳动的具体消耗，而不是劳动的抽象。他们从劳动的直接形式出发推测系统性变化，忽视了它的中介。工作场所中的变化被提升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变化，忽视了生产结果所具有的特殊的商品形式是如何延续下去的。后工人主义者和像梅森这样的后资本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价值与抽象的社会形式无关，而与投入产出的数量有关。事实上，他们的未来政治学正是基于这一点。就此而言，他们的作品展现一种关于工厂的不可否认的生产主义倾向。正如海因里希所言，同他们宣称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状况相悖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将构成价值的‘抽象劳动’等同于时间性的、可衡量的工厂劳动”。但正如海因里希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完全不同于某一特定类型的劳动消耗”，而是“一个社会中介范畴”。“无论商品是钢管还是养老院的护理劳动”，都适用于这一点。如果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与定量有关，而是与形式分析有关，那么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价值形式不是与劳动有关，而是与它在商品交换中的通约性（commensuration）有关。

我们可将此推导到“片断”中关于可衡量性危机的假设。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分析了哈特的如下观点，即“可衡量性问题是被衡量对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的性质的一种函数”。更确切地说，“可衡量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通约性问题”。它与具体对象或者实践无关，而是与“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相互可交换性”的基础是“历史特殊性和社会性”。例如，两个不同项是如何被赋予可通约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普殊同将价值称为“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中介形式”。无论价值所中介的物质基础或非物质基础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凝结”（crystallisation）都会发生。因此，非物质劳动的新条件并不需要达到“片断”所描述的条件。

普殊同（Moishe Postone）

通过形式分析来解读，衡量尺度（measure）总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片断”所预言的乐观图景并非如此。卡劳奇斯指出，衡量尺度持续存在于日常的各种工作中。衡量尺度非但没有陷入危机，反而继续发挥作用，就像过去一样对资本来说是必要的。在最基本层面上，“创造命题、对象、思想、形式和其他所谓‘非物质产品’的过程……是一个在时间上可以（而且正在）被衡量的过程”。这可能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物质”工厂劳动。但它仍然占据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衡量。当卡劳奇斯指出可衡量性危机“似乎并不是指全球数十亿人，每天在十分关心工人们花费了多少时间工作以及每次做得怎样的老板们的监视下，做了什么事情”时，他就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仍然存在，它与衡量尺度同义，在衡量尺度中被扬弃，因而是矛盾的和否定的。

与后工人主义不同，卡劳奇斯认为衡量尺度总是承受着在“片断”图景中所描述的不确定性。没有哪种商品的价值能够从生产该商品的直接劳动时间量中被精确读出。正如卡劳奇斯所言，这适用于物质商品，也适用于后工人主义者所强调的非物质商品和服务。这是因为表现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是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是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这是由“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所决定的。换言之，它不是由直接的具体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货币交换中的社会认同（social validation）决定的。因此，价值总是面临着预言其崩溃的人所描述的危机条件。但这些危机条件并不像“片断”所暗示的那样是致命的。

因此，后工人主义者关于“片断”所描述的条件现在已经实现的主张，只有通过对价值形式的误解才有可能，这种误解暴露了他们对非物质劳动的把握远远不够非物质性。但另一方面，“片断”思想也远远不够唯物主义，因为它忽略了隐藏在直接工作内容变化中的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于把强迫出卖劳动力作为生存的条件，以及与借以进行再生产的独立个人的和集体的手段之间有力而持续的分离。因此，将资本主义社会综合起来的交换抽象才是真正的抽象。它是一种对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实践存在的概念性（conceptuality）表达。对此，皮林非常透彻地写道“价值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因此“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实际上是交换他们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幻象”，只有社会关系所设定的“必要表象”。

于是，对“表面的”经济范畴的批判就揭示出概念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的概念性。因此，一个人口袋里的硬币“承载着他同社会的联系”，这种联系涉及“为获得生存手段而进行的斗争”。这枚硬币表达了这种联系并始终关涉这种联系。但它也表达了价值这一概念，后者是与它在实际生活关系中的构成密不可分的。为生存而斗争既是概念性的，也是物质性的。在此意义上，现实是通过人们的实践以社会的方式构成的。正如霍克海默所言，“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一种愈发奴役他们的现实”。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驳斥了哈特和奈格里将革命创造力归因于“诸众”的观点。通过批判经济形式，我们也批判了它们所表达的诸种人类生活实践和经验，而非不加批判地赞美它们的所是样态。

因此，正如博内菲尔德所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一种经济理论，而完全是一种整体的社会批判理论。它拒绝从表面上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中凝固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客观表象。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以支配同样客观化的经济社会形式来反映世界本身。我将在下文中指出后工人主义对“片断”的接受正是如此。并且正如我将继续指明的那样，这种与事物现状的共谋可能解释了“片断”为什么在今天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推动者的青睐。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考察这些政治影响，并表明它们源于对“片断”的当代接受中关于价值和劳动的独特理解方式。

四、“片断”思想的政治影响

后工人主义在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所强调的价值规律危机，对其追随者来说是一个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创造新世界的机会。我认为“片断”之所以能够吸引当代左翼和中左翼，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承诺性的乐观图景。奈格里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新经济”发展中解读出“片断”实现的条件，梅森的贡献是在新时代更新了这一预言，并从许多新发展中解读出一个似乎更加可信的由“片断”展开的故事。在本节中，我将探讨在这些切近的未来愿景中，价值理论的奥义是如何获得真正的政治影响力（political purchase）的。

弗兰·通金斯（Fran Tonkiss）在《经济与社会》上发文指出，各种不同的“后资本主义”思想都倾向于认为“另一个世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当代对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解读，即把“片断”置于前台和中心位置，同样是错位的，它提出了一种与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价值理论彻底决裂的阐释。一种与之相反的解读认为，我们最好将“片断”看作是对未来共产主义而不是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可能状况的描述。它声称，这可以解释这种分歧。

问题在于“片断”的现代流行同这种分歧背道而驰。正如卡劳奇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假设的东西发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而奈格里则认为要把握住此时此刻。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中，奈格里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向它过渡的过程中被定义的，而非暗示这种过渡已经完成。它也许正在进行中，但尚未在任何实质意义上获得完成。在这里，奈格里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的实现才符合“片断”中所描述的条件。它通过“否定一切衡量尺度，肯定愤怒的复数和创造力”来终结价值规律。但奈格里并没有暗示这一点已经到来。

奈格里著《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但在《帝国》中，这种“愤怒的复数”作为从马克思转向斯宾诺莎的基础重新出场。奈格里借助斯宾诺莎提出，创造性的欲望内在地推动资本主义朝着“片断”所描述的条件发展。按照贝弗伦根（Beverungen）等人的说法，工作世界的经验变化表达了我们可称之为“资本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of capital）的东西。非物质劳动即创造性的、交流性的、认知性的劳动“似乎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

在较早的关于《大纲》的讲座中，奈格里将“片断”视为马克思著作中“运用对抗性和构成性辩证法的最高典范”。但在转向斯宾诺莎的过程中，对抗性和辩证法消失了。这种差异涉及奈格里是如何对历史变迁进行分期的。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将“片断”描述为预言了一种通过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成性力量而达到的“共产主义”。他写道：“共产主义具有主体性的形式（form of subjectivity）”，“共产主义是一种构成性的实践（constituting praxis）”。这是一个反对现在（the present）的运动：“资本中没有哪个部分不被新主体的迅速发展所摧毁”。但在《帝国》中，斗争消失了。新的主体性，即诸众的主体性，表现为对现在的顺从，而非冲突。这是因为凭借其内在的创造力，现在是以它自身的形象而存在。因此，“片断”中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将不再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要与之顺应的潮流。

这表明后工人主义同它极力宣称要打破的那种生产主义的、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是如此相近。在描绘“资本的共产主义”时，奈格里向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的哥白尼式逆转（Copernican reversal）所代表的工人领导的斗争给予了口头支持。在关于不守规矩的工人如何促使雇主投资新技术的整个章节中，梅森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但是，《帝国》关于变革和危机的描述最终书写了没有阶级斗争的历史。诸众与帝国同步运动。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诸众的“欲望的创造性”之展开的结果。因此，当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在“新经济”时代断言“哈特和奈格里经常听起来很像今天的创新管理演说的拥护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梅森等后资本主义空想家和硅谷的技术专家或许也可以这么说。

在这些共振中，诺伊斯（Noys）所讽刺的“肯定主义”（affirmationism）是显而易见的。它阐明了奈格里对“片断”的当前实现的解读的当代意义。以奈格里本人参与其中的“加速主义”思潮为例。在这里，“片断”思想赋予了“加速主义”一种虚无主义的乐观主义，即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多么糟糕，都是好事。促使吸纳和衡量危机加速发展的东西代表了一种解放。例如，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预言了一个新闻记者将公司倒闭和失业报道为胜利而非悲剧的时代。当资本主义苦难的每一个曲折背后都是诸众的内在驱动力时，人们很容易从生活与劳动之间越来越少的联系中看见一线希望。

值得肯定的是，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已经限定了他们先前的热情，主张如果缺少有组织的斗争来促进新技术的发展，乌托邦就不会出现。但问题在于这里的“斗争”是对一个正在发生作用的过程采取行动。梅森同样认为“片断”编织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因为马克思在这几页文本中强调工人们为“工作自由”和“努力在自由时间作为人接受教育”而斗争。梅森将这些“旧社会关系中的新社会关系”的来源定位于一个新的阶级主体。这种受过教育的网络化的个人，是“现在可能出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承担者”。这个新的阶级实体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将其直接带入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诸众”领域中，同时又附带着一个旧式工人主义阶级斗争的元素。但“网络化的个人（networked individual）”作为后资本主义“承担者”的地位泄露了其中的秘密：这里存在一种能动的目的论，它表明“社会行动者”由于生产力而崛起，并且只有在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才能重塑关系。

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

这无意中再生产出工人主义想要逃避的旧式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正统派坚信历史完全按照计划展开——过时的非理性和技术变革推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工人们应该顺应潮流，而不是逆流而行。但是，正如本雅明（Benjamin）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的因循守旧“不仅体现在它的政治策略上，也体现在它的经济观念上……没有什么比那种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应该随波逐流的观念更能够腐化德国工人阶级了。它把技术发展看作是它自认为它所顺应的潮流之势能”。今天，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似乎也会产生同样虚假的安全感。

正如诺伊斯所言，这种因循守旧的“关键症候”表现为对劳动的赞美。今天，它再次出现在像奈格里这样的后工人主义者的肯定主义的“片断”思想中。与以工作场所之外的空间为中心的反生产主义观点相反，它背离了一种颠倒的生产主义，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变化与工作场所密切相关，并将其扩展到极限，近乎吸纳一切。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的基础上，后工人主义对“片断”的接受及其当代后资本主义追随者进一步倡导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两者都是通过上述的技术潮流而共同完成的，并错误地将工作终结看作是资本主义终结的关键。在这里，某类工作及其相应的某类工人预示了一个新的工作世界和可以逃离工作的世界。这在后工人主义和后资本主义那里就是“非物质劳动者”。正如卡劳奇斯敏锐指出的，这展示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继承来的一种传统主义的生产主义。在这里，“任何时代的革命主体都是由阶级中最具‘生产性的’元素合成的”。以前是斯达汉诺夫商人（Stakhanovite tradesman），今天则是自由网站设计师或计算机程序员——即梅森所说的“网络化的个人”。

正如后工人主义将工作场所的范围扩展到一切领域，它将劳动力扩展到所有人。正如瑞恩（Ryan）所言，在后工人主义那里，早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主体的赞美被一种“斯宾诺莎主义形而上学”（Spinozist metaphysic）所强化，即把“人类的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肯定。每个人都是阶级中最具生产性的元素，今天这个阶级就是“诸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梅森所认同的“社会工厂”理论，即生产和斗争的场所变成了社会本身。社会就像一个工厂，而工作本身变得更加社会化。梅森遵循拉扎拉托对“非物质流域”的描述，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看到了由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交往网络”（communicative networks）所创造的价值，正是通过与资本主义生产明显矛盾的集体方式所进行的生产活动转型，才使得后资本主义即将到来。同样地，奈格里是借助将一切视为“一”的斯宾诺莎一元论来解读社会工厂，这为奈格里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托辞。无限的积极性迎来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的任何事情都是由无数无限的“欲望的创造性”所产生的。这个假设就其本质而言是无可争议的。它的唯一论据就是它本身。“历史”变成了“诸众”的同义词，而且同样难以捉摸。这种政治预言在等待的时光里不断回响：放轻松，剩下的事情就让目的论来做吧。你所做的一切都足够好了。

这些分析命题通过描绘“片断”在当下而非未来的实现，将诸众的行动呈现为始终具有“肯定”的维度。这是一种在其宣扬者手中具有真正的政治表现力的主张。该主张认为，资本受制于作为一切变革之内在动力的“反作用力”的社会动因（social agents）的驱动。例如，梅森将其归因于科尔宾背后的运动。无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与否，这种内在作用都是真实存在的。一方面，全球化回应了游牧诸众（nomadic multitude）跨越边界的无限性。新经济产生于游牧诸众的自治的合作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危机源于诸众对资本极限的挑战。正如诺伊斯所指出的，可衡量性危机源于“直接而不可衡量的生产性”所造成的一种生命的剩余（excess of life）。因此，诸众既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如安妮·巴伦（Anne Barron）在《经济与社会》的最近一期上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资本主义需要那些应该体现哈特和奈格里的‘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的实践”，那么“如何区分合作的根据和竞争的根据——或者如何区分复兴的资本主义和新兴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后资本主义者尚未解决的新的政治问题。

在哈特和奈格里赞扬资本内部的诸众的内在力量时，这种混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写道，“如果帝国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是一个民众政府的实现和一个绝对内在的机构”，那么它从来不是先验地而总是内在地面临着危机——因为它的极限为构建其自身内部而非外部的替代方案提供了“建设性”的可能。于是，衡量危机就绝不是由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展开而被迫产生的。相反，它利用一种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剩余之物来明确对抗资本主义本身。这些因素既是资本主义运作的肯定部分——自由时间、生产力、价值、创造力、欲望、劳动和非劳动，也是生命的肯定部分——它在资本的支配下无非是劳动力及其再生产。在超越它们的过程中，诸众肯定了超越界限的东西以及界限本身。诸众进一步肯定了通常在同一界限的合理范围内展开的关系和事物，亦即价值、劳动、资本等。

博内菲尔德在批判奈格里时重申了人类实践产物所采取的歪曲形式是如何控制和诱骗我们的。奈格里只解释了那些突破价值增殖界限的东西的来源，而没有解释这些界限本身的根源。它存在于人类实践的歪曲形式中，并被视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运用辩证的观点可以把握这一点。它包含着抽象社会形式的概念性和生存斗争的非概念性的矛盾统一性。然而，奈格里的斯宾诺莎内在主义只看到了唯一的简单的单子。它缺乏对矛盾和中介的辩证认识，因而无法触及它所宣称的诸众超越的界限的本质。

就像梅森提出网络化的个人在新技术提供的自由时间里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价值一样，奈格里乐观地将诸众与打破资本数量的界限联系起来。但在面对挑战资本之界限的东西时，梅森和奈格里都缺乏对那些界限本身的本质的批判性关注。这忽视了人类实践所产生的歪曲形式是如何继续重新强化其自身的。在资本的界限处衰退的活动与那些从一开始就构成资本界限的活动是同一的。在一个以交换价值关系为中介的社会中，人类实践获得抽象劳动的形式。这不仅仅涉及对最抽象的社会过程的分析。相反，这些过程表达了包含在其表象中的被否定的本质。也就是说，对抗的、强迫的、与出卖劳动力之外的生存相分离的具体社会关系。

但奇怪的是，它们在后工人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对“片断”的阐释中被忽略了。乍看之下，价值规律危机的概念化在其呈现方式上是历史主义的。使它成为可能的条件被置于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具体现实中。衡量危机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奈格里和梅森来说，这些都是生产力的同义词。工人们制定他们的劳动所遵循的规则。正如梅森在其《后资本主义》的前几章中所强调的那样，意大利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境况是这一预言的核心。一场对于制宪权的争夺导致关于工资与生产力的凯恩斯主义协议破裂。工人们密切关注着工资要求的飙升和拒绝工作的激增。工人们放弃了将他们的生产力转交给资本家指挥的协议。这最终产生了一种非物质的、无工厂的新型经济。而对于后工人主义者来说，这些力量的反抗也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这不是一种辩证的对抗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双方共享的奇异性（singularity）。奈格里对斯宾诺莎的内在性的接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为合二为一提供了哲学基础。诸众所引领的地方，帝国不但紧随其后，而且步调一致。这同样适用于网络化的个人同所谓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关系。

很难忽视证明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直接历史证据。直接工作内容的这种连续变化被当作提出“片断”已经实现的基础。但这种表面上的历史性使得后工人主义无法捕捉到资本主义的势不可当的连续性。这种历史性只强调变化。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变化都源于工作场所时，就很容易分析一系列划时代的范式了——帝国、后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等等。正如奥夫赫本（Aufheben）所指出的，这些范式是按照生产主义的路线来定义的。它们是根据劳动内容的表面变化而更迭的。但是，要在马克思著作的整体语境中来看待“片断”，就必须关注作为劳动直接性之中介的社会形式，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形式展开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并非正在发生的具体类型的生产活动。相反，它的特征在于其结果所采取的形式：价值、货币、资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的特殊性。

后工人主义者绕过这种特殊性，设想了一种他们无法把握的、正在经历一场无法承受的危机的资本主义。一切策略都被外包给资本主义的有利展开。同样的理论不精确性也破坏了后资本主义的新政治学。对资本主义的误解导致对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误解。这些关于价值和劳动的神秘辩论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神学或形而上学中展开，而且承受着从长远来看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实际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试图将“片断”从马克思的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展开和对其著作的新阅读中剥离出来的人所发出的呼吁。它被错误地应用于当下，并产生了现实的政治效力。“片断”的流行可能与它向两种不同的受众提供的安慰有关。对于那些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感兴趣的人来说，“片断”是一首展示其不可估量的生产力与和平进步的舒缓安魂曲。而对那些寻求替代方案的人来说，“片断”则是资本主义即将发生转变的承诺。从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两者都依赖于虚假的希望。

五、结论

在本文中，我对后工人主义关于“片断”已经实现的假设以及它如何在当代左翼政治话语中传播提出质疑。基于这里所倡导的“新马克思阅读”的洞见，后工人主义者忽视了价值的现实抽象的持久性以及它所表达和贯穿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我对那种主张与“片断”相关的价值危机和冗余（redundancy）已经实现的观点提出质疑。当后工人主义者与后资本主义者看到“资本的共产主义”已经存在或者初露端倪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资本的统治下生活、工作、挨饿和受苦。

“片断”思想的特征，正如它今天所表现的那样，在后工人主义中有着令人惊讶的政治持久性的理论血统。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或者更一般地说，“最发达事物是认识欠发达事物的关键”，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理解梅森与后工人主义的关系。这里，后工人主义的流行暴露了其潜在的生产主义正统。梅森像奈格里一样将他对“片断”图景的整个阐述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直接的具体劳动构成价值，劳动时间的任何减少都会对整个价值规律构成根本性威胁。这种关于价值的理解是一系列理论缺陷的根源，而这些理论缺陷在通过一种后工人主义的方式接近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过程中被过滤掉了，因而今天仍困扰着左翼思想。

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一内容会采取这种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理解生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直接劳动及其直接尺度的变化本身不能引起价值危机，因为价值危机是以一系列抽象形式为中心的。令人欣慰的是，由于这些变化，一种潜在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但是，如果把“片断”置于马克思著作的整体语境下，并不能让人感到欣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通过社会中介和对抗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范畴来加以描述的。无论工人使用的是键盘还是锤子，是观念还是螺母、螺栓，它们都将继续存在着。这让那些在“片断”的启发下筹划白日梦的人们停下来进行反思。他们所假设的时代性危机根本就不是危机。资本总是努力去衡量，而被衡量之物又总是挣扎逃逸。这并不是“帝国”或“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奇之处，这在破坏和服从普遍存在的工业工厂以及所谓的“社会工厂”中亦是如此。这就是从微观角度关注具体劳动在特定时间所采取的直接形式的失败之处。社会中介形式以及这些形式所隐含的对抗性依然持续存在。伴随着这些持久的矛盾，“片断”思想家们乐观地将其看作一场突如其来的解放危机。

尽管这些理论上的疏忽是有问题的，但如果不是因为它们所带来的政治实践形式，它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今天，政策制定者们正在为一个可能会到来、也可能不会到来的技术未来进行筹划，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片断”追随者为他们提供的智力支持。通过媒体宣传，“片断”思想产生了现实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也受到它的影响，杰里米·科尔宾接受了支持他的年轻激进分子对于自动化不工作的乌托邦展望。错误的世界观会相应地产生错误的人类实践形式。正如卡劳奇斯所指出的那样，与其他所谓的“工作终结”解决路径一样，后工人主义也产生出一种僵化愚昧的政治，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这个系统的高科技端终结了”，因而需要做的就是“清醒过来”。今天，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所领导的运动表现出类似的信念。流行的分析赞美了期待发生变化的工作和经济生活中的经验趋势。但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持续否定性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批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设想一场伴随潜在共产主义的危机。

这种“如意算盘”导致左翼太过沉迷于现存世界而陷入战略僵局。他们认为对的东西太多，错的东西还不够多，正如通金斯所言，这是“意志的乐观主义，智力的乐观主义”。被迷惑的实践方式导致其屡遭挫折，但亦并非完全违背常理。肯定性被赞美，否定性没有被否定。政策制定者发现了“片断”所预示的变革的虚假承诺。与此同时，坚固的社会统治形式仍未受到质疑。

45年前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的几页内容帮助左翼走到这里。但还有更多的内容仍然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皮林在该杂志同一期上提出的观点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必要表象”只能“通过推翻维持它们的经济范畴才能被摧毁”。换言之，“只有重新组织社会才能废除拜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