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范畴（四）

——原文选自《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

列斐伏尔

逻辑和性格学

我们已经提到过方法论内部存在的辩证思维。形式包括具体(内容和具体化)，反之亦然，具体是包括形式的。因为在实践中，形式也是一种有社会意义的现实，所以，哪里有具体，哪里就包括形式。这样，我们不能把逻辑思维层次孤立出来，推向抽象的一方，不能认为逻辑思维层次外在于现实，尤其外在于稳定性(暂时平衡、自我控制、一系列决策和选择，等等)。因此，当我们从抽象到具体，一定使用了形式，正在认识着形式“这个实在”。我们打算应用的这个理论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个性显示出，它完全不能还原到逻辑，所以，把个性带进日常生活现实固有的逻辑模式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将努力确定这种性格学的逻辑框架。

发现个性之间的对立关系、两极关系甚至互补关系并不困难。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提供个人特征类型，一种只能借助这些形式概念来理解的关系。我们可以想想，努力保护寡妇和孤儿的封建贵族和骑士，忠诚的骑士和不忠诚的骑士；达·芬奇(da Vinci)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时代的艺术与知识巨人，(军事)冒险家；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意大利宗教改革者)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思维；圣徒和冒险家；斗士和野心家；等等。这些个人特征类型的对立面并非没有联系。一旦我们分析了它们两极化的方式，我们一定试图历史地认识这些对立的个人特征类型如何同时存在。这些对立的个人特征类型之间联系的方式比起它们对立和互补的方式更复杂。相互联系、互补性和分成对立面，都被转移到了“灵魂”和个人意识中。克尔凯郭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至少两个人才能构成一个人：庞大古埃(Pantagruel)和巴努越(Panurge)、桑克潘萨(Sancho Panza)和堂吉诃德(Don Quixote)、雷波雷诺(Leporello)和唐璜(Don Giovanni)、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 le fataliste)和他的主人、浮士德(Faust)和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而且，梅菲斯特是大半个人和小半个人!)。若干部伟大的作品已经把人的灵魂的部分(或组成成分)具体化为对立的和互补的个人特征。所以，每个“灵魂”似乎都至少由两个个别的灵魂组成。然而，艺术所体现的两个互补个体之间活生生的对话也发生在“生活”中，不过，“生活中的”掩盖了那些或多或少更深层次的冲突。对立面的逻辑关系没有穷竭真实的关系。另外，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种逻辑联系的限度。

让我们现在离开历史，考虑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联系。可以没有这种关系吗？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外在性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达罢了，甚至在个人认为他自己正在与社会分离时，他依然是一个社会的存在。这种关系的确存在，但是，这个真实的和没有完成的关系隐藏了起来，这就是社会现实。因此，人们可能误解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关系。实际存在的现实是神秘的或模糊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无意识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隐藏在表达的背后，规范、态度、符号、价值这些表达让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效力和有效率。当代的盲从乐于接受规范和榜样，仿佛规范和榜样就是真实的“个人/社会”关系，而不是真实的“个人/社会”关系的有效中间环节。这种社会结构和在这种社会框架里的“个人/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缺少对“个人/社会”关系的认识。当真实的“个人/社会”关系显现出来时，这种关系总是不完整的和残缺不全的。在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大型经济和行政组织里的社会关系不总是不完整的和残缺不全的吗？个人相信“社会”，把自己看成社会的一员，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讲，这个社会不过是一个有限公司。[1]

不了解或认识“个人/社会”关系，“个人/社会”关系依然模糊不清，这种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强制方式与“存在的”(实践中的个人)不相一致，因此，个人试图弄清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什么。个人缺乏对“个人/社会”关系的认识，导致个人有了一种既是促进的也是破坏性的根本性担忧，这就是个人改造“个人/社会”关系的背景。但是，个人使用一直用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表达做到这一点。“个人/社会”关系成为许多理论的研究对象，这些理论使用了从生活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借来的因素，另外，它们也使用了从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借来的因素。当这种现实关系被忽略或被误解，在带有欺骗性的和有限的表达中，这种现实关系完全被异化和僵化了，个人在一种特定形式的基础上解释自己。当个人努力重新发现隐藏起来的关系时，他甚至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和失去自己的力量(他的可能性)。他把自己囚禁了起来。个人成为有意识的人，逐渐汇集行为模式和刻板成见，这种态度意味着某些欺骗性的创造性假定：“个人/社会”关系一定是创造出来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来——社会有一种凝聚性和统一性，因为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是最重要的。这样，个人在良好的意识、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信念中，建立起他的“灵魂”。表达是这种灵魂”的基本材料，这些表达会与原先接受了的表达发生矛盾，这些矛盾或是挑战或进一步加强了原先的表达。在所有良好的意识中，个人都会认为，他的生活很圆满；他的“灵魂”会是他自己的创造性作品，甚至一种文化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创造性和表达都作为日常事实存在。这些“灵魂”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稳定的现实，它们进入辩证思维内部的逻辑结构中。这个因素与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这个因素把自己叠加到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之上，与之构成协调或不协调的复杂关系。这个因素不替代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不摧毁它们。

这样，让我们在这个构造起来的“个人/社会”关系中观察三个(逻辑的)时刻：

a.一般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灵魂”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表达的关系；

b.特殊的、实证的、实用的：因为他已经接受了给定的社会，所以，个人的问题就是与给定的社会，在给定条件下，建立一个确定的关系；

c.个别的、神秘的、个人的：个人对他自己的特殊性、差异性、不可还原的独特性、人格特质的表达。

 这样，这个活泼的表达和它所表达的“生活”进入了经典三段论的逻辑模式：一般/特殊/个别。每一个逻辑“时刻”都蕴含了另一个逻辑时刻，它们相互认为对方是独立的实体和现实，因此，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我们发现了一般类型、特殊类型和个别类型，每一个都强调了一种逻辑因素或时刻。在每一个类型的核心里，我们重新发现了所有其他时刻，这些时刻处于从属的或隐性的状态中。例如，在一般类型中，我们认识了一般类型、特殊类型和个别类型。这样，我们会有一种形式的结合：A.B.C.；A(a,b,c)，B(a,b,c)，C(a,b,c)；；A(aa,ab,ac…，，以及蕴含的类型、子类和亚子类。

A.一般类。这是最高等级或类型。他有意识地考虑他与社会的关系，把他与社会的关系看成思索和沉思的一个恒定的对象，但是，他的社会意识依然是抽象的。

A.a.乌托邦者。乌托邦者以完全清晰的术语提出“个人/社会”关系的根本问题，它使用两个相互独立的和外部的术语，抽象阐述这个根本问题的荒谬性日趋明显。乌托邦者知道，实践的真理组成一个意识统一体：日常生活/整体，个人/社会，甚至个人/人类。然而，乌托邦者把这个真理看成现实之外的纯粹理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这种意识统一体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不过，主要因为缺少有意识的表达，所以，这种意识统一体是以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异化的方式存在着，乌托邦者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在经典意义上的乌托邦者希望创造一个新社会和一个全新的生活，以及新人，这些个人都有愿望签署一个新的社会合同。乌托邦者认为，不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合同仅仅是一定数目的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事。乌托邦者不是非常了解实际条件和问题。对于他来讲，“个人/社会”关系的一致和统一的原则依然保持在一般、逻辑和抽象的状态下，不具体，也不是辩证的。缺少实现目标的手段，纯目标其实就是一种虚幻的目标。人类将会失败，但是，失败将会是难能可贵的。

子类：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梦想者，改良主义者和秘密社团的创始人；文学或艺术思潮的领军人物；等等。

亚子类：不被理解的人、殉道者、无人知晓的诗人……

A.b.行动者。行动者与乌托邦主义者以及行动者的互相对立，他把现实、现实化和手段放在优先地位。对于他来讲，问题的数据是基础。他使用这些数据作为立足点。他几乎不关心遥远的事物。他接受来自他自己的和他自己思想的目标。他几乎不花多少时间研究目标，而把大量时间花在利益和行动的可靠手段上。在乌托邦主义者那里，仅仅考虑结果，不考虑手段，这样，真正的目标成了虚幻的目标。而对于行动者而言，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不确定的，良好的和真正的手段就变得不可靠了。行动者认为他自己是自由的，其实不然，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实在的历史力量的奴隶。如果把自由定义为掌握知识、掌握必然性的话，那么，这个纯粹行动者的自由可以定义为解除自己的枷锁。在行动者的代表中，我们发现了中间人和雇工，其中比较有名的代表是开明君主、工业家和金融寡头。他们通过利用其他人的愚蠢行为而“成功”；他们的事业悲剧性地结束，他们不能理解，对于他们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立的子类：活动家和激进分子、组织者和组织化了的人、政治家、老板、男性的“拉斯蒂涅”(Rastignac)和女性的什么(最近的现象)。

A.c.思想者。思想者鄙视乌托邦者，因为乌托邦者不是一个行动者。他鄙视行动者，因为行动者不是一个乌托邦者。他是一个思想者，所以，他思考。思想者尤其热衷于方法问题。思想者一般强调个性，他理解的个性是社会的对立面，当然，他试图通过适当的方式融合这个对立面。事实上，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讲，思想者从属于乌托邦者；在实践意义上讲，思想者从属于行动者。思想者被他自己的方法论或“知识的”效力所迷惑，他没有努力去把不活泼的乌托邦者与缺少认识的行动者结合起来。思想者解释世界，他认为他已经改造了世界。思想者相信，观念通过观念自己行动起来，或者说，最终采用一种让他的现实生活合法的意识形态。

对立的和互补的子类：成系统的哲学家；论文家；永恒的误解；逆来顺受的妇女；愤怒的、戴上了绿帽子的人。

B.特殊类。“个人/社会”关系不再被看成如此这般。如果对社会有任何认识的话，那所有的认识都是有限实践活动的前提。这样，“个人/社会”关系被约减为有限群体中个人的特殊性。在这个人的语汇中，哲学家不是实践的，没有社会问题；无论是通过约束还是通过协商，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力量和适应的简单问题。

B.a.公务员(官僚)。带着许多优厚的待遇，精明一点儿，态度严肃一点儿，有几张文凭，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记住，恭恭敬敬，我们把这种恭恭敬敬归因于层次结构，在这个层次结构里，我们是诚实可靠的。事情依据它们的规律存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遵循道德原则，即把道德作为国家的根本，让公道成为官僚制度的根本。

子类：循规蹈矩的人；专业人士；了解情况的人，掌握事物发展脉搏的人；学究(知识警察)；市民；永恒之母；科学院的院士。

B.b.中间人或放荡不羁的人。官僚的逆和补，这种公务 员的替代者试图在社会自动主义的推动下占满每一个坑。虽然这种公务 员的替代者没有身份，而且来自外部，但他认为他自己的个性是最自由的，个人动机最内在化。虽然他的功能是作为一个保障或指导者，但是，他把他自己看成处在这个层次结构的顶峰上。他蔑视官僚体制，认为这种制度太古板、太实用主义，认为他正在使用官僚体制。实际上，恰恰是他让官僚体制适应了地方条件，让野蛮的方法变了味道，使用他的正是官僚体制。

对立的和互补的子类：“公共关系”和“人事管理”者；公共事务代理人；文学批判者，律师；好心的神父；股票交易人；仪式主持人；侦探；等等。

B.c.独立人。他认为，有意识的工作是成功的唯一道路。“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做诚实的普通劳动，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我们许多人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我们至少就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思想家及其思想、艺术、宗教，所有这些不是做出来使用的吗？难道它们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愉悦吗？”这就是独立人的想法，他建立起他自己的小事业。作为好丈夫和好父亲，他走向战场，为他的国家捐躯。他是一个无名小卒吗？他当然是一个无名小卒。一年总有几个固定的日子，他记得自己是个公民，投下自己的一票。他的生活可能围绕他自己和他的关系循环往复，但是，他有一个清晰的意识，确保他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也是社会的福祉和存在。“如果每一个人只想自己，如果只有神想每一个人，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奇怪。”

对立的和互补的子类：犯罪分子、工贼、两面派、专家、纯粹的窥视者。

C.个别类。在前面的两种分类中，与社会的关系是存在的，但是，处在一种神秘的形式中，在表达中被误导地改造了。在A.a.中，“个人/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愿望，却不能变成现实，在A.b.中，“个人/社会”关系如同在A.a.中一样明显地得到了表达，却是以一种消极的形式：正面特征的强度来自他的负面的补充。这种类型的个人已经出卖了他的良好愿望，以换取成功。他想象，社会结构是服务于他的，通过利用社会结构，他已经克服了“个人/社会”的划分，或“个人/公共”的划分，为自己个人赢得了优势。实际上，虽然他为他自己的目的使用社会，以此为目的控制他自己的目标，他正在允许自己被那个反对的社会力量控制，而不知道这如何发生，甚至并不了解它。在A.c.中，“个人/社会”关系的等级在实践中和表达中进一步下降。这种下降不是消极的，而是人们对这种关系漠然了。个人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发现很容易想象，他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或在他的体系中，克服了根本矛盾。

在B组中，我们不再可以找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作为一种实践或作为一种表达的社会。“个人/社会关系在划分的领域之间，作为整体的社会有别于特殊团体。在这些群体里的每一个人都与一个或若干“圈圈”有了合同，他把这种“圈圈”看作整个社会。因此，公务员，或职业知识分子，相信他的经验的一般性，事实上，他已经经历的不过是特殊性和特殊群体之和。中间人想象他有一种战略，可以克服这种分割和劳动分工：到各地去旅行，看看世界。他认为，他已经掌握了整体，实际上，他正在实施一种功能：他把人们连接起来。如同独立类那样，他埋头分割活动的现实之中，他认为他已经解决了相同的问题。

在C组中，我们目睹了“个人/社会”关系的全面降级。“个人/社会”关系不仅变得模糊了，还解体和消失了。“社会”这个术语在意识中消失了，病态是导致“社会”这个术语在意识中真正消失的唯一方式。这样，社会在完全伪装起来的状态下显现，通过发明完全虚假的表达而返回一般性。所以，逻辑结构并不阻止异化。这是两方面的，包括任何具体联系的弱化和一系列任意的表达(伦理的、美学的，等等)。C类人认为他自己孤独地面对“世界”，他试图在没有社会、历史和实践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得到这个世界。一种纯粹“自我”的直觉把一个有生命的、日常生活的情境引向不能否认的拜物教。这里，特征本身消失了。所有的事都成了态度、角色扮演、剧场表演，在庸俗经验主义的理论舞台上表现出来。

C.a.信徒。一个露骨的自我中心的“自我”把自己掩盖在宇宙的旗帜下：神、自然、“世界”。个人认为，他自己面对宇宙，他的唯一关系是他与“世界”的关系。这样，他相信他自己是普遍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更个别。他使用“世界”作为一种影响和自我证明来虚伪地断定他自己。这种特征，更确切地讲，这种态度，包括多个阶段和变数，从伪装成善良人的冷血算计者到宗教信徒。这种类型是有力的，同样也是严酷的。

子类：夫人、冒牌诗人、善良的人。

C.b.反对者。在C.a.中，有一种强调“世界”的意识，在C.b.中，重点放到了自我上。C.a.说肯定，C.b.说否定。C.a.是一个伪善的人，C.b.是一个肤浅的愤世嫉俗者。具有对立特征的那类人把“自我”定义为与某人或某事相反，常常与所有的事物都相反。他“支持一切反方，反对一切正方”。他认为，他比起信徒更聪明和更有人性；虽然他的性格是全拧着的，但是，他演绎着相同的社会(即反社会的)行动。在有意无意之间，他常常具有挫折感。对于所有类型的性格而言，反对者可能是最不稳定的。有时，他与实践的关系陷入低谷，也就是说，甚至背离真正的意识。有时，他找到了出路：他从他自己性格的牢笼里逃了出来。我们可以追踪他的幼稚的痕迹，以及许多公然的矛盾(例如，带着迷信的无神论者)。

子类：炫耀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炫耀的反教权者、伪善者。

C.c.自大的傻瓜。这种人很好地落脚于日常生活：他汇集日常生活最一般的内容，赤裸裸地夸大它们。他使用平凡来发现智慧、哲学、世界的图景。例如，总有富人和穷人。穷人并非像我们那样痛苦。金钱买不到幸福。战争从未停止过。我们做不了无米之炊。我们不是唱诗班的。我宁愿好死，也不愿赖活着。寒气袭人……他不管名人说出这些名言时的历史背景，排除与这些名言相对立的、具有校正作用的另一面，断章取义地把它们抽取出来，当成永恒的真理。

这种自大的傻瓜如此愚蠢，以致他们似乎不会伤及其他。因为他们的弱智和狭隘的个人主义，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煽动。通过他们愚蠢的惯性和机械性，他们比起那些更叛逆的走得更远，或者说，他们比那些比较有思想的更能瓦解社会和人性。

子类：不可计数：说教者、布道者、书虫、“热心公益的”人。[2]

总场

贯穿本书，我们一直对一个判断提出挑战，即特殊的和分割开来的科学分子包含着对整体的权利。任何特殊的和分割开来的科学都不能声称，它具有获得“整体性”的独家权利，但是，没有障碍或不可阻挡地，每一门特殊的和分割开来的科学分支都有权继续深入它们的研究。不过，它们所掌握的只能是整体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已经认可了“场”的观念，拒绝了“连续场”的观念。领域、部分和区域不能是纯粹和简单的并列。然而，层次、不均匀、间断或间隙这些概念没有涉及巨大的、凝聚起来的子集之和的表达：整体。间隙、孔洞、影子和反映、缺省，这些也是形成总场的部分。所以，我们否定一个总和的领域整体的观念。每一个特殊性构成一个领域，但是，这种领域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我们无权把这种区别推向绝对。

我们承认“整体性”概念中所固有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整体性”概念。当然，如果我们的方法论是谨慎小心的，我们是可以使用“整体性”概念的。我们如何发展一种可以表达整个知识和我们自己的专门学科在其中的情境的统一模型呢？

层次和阶段会从低层次(惰性的、物质性自然的物理层次)到最高层次(伦理的和美学的)构成一个层次结构吗？这种对层次结构的表达还是过于简单了。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标准给阶段和层次分类？按照重要性？每一个阶段可以打破它的初始位置，推翻整个集合，在现实和思想上，占据主导位置。例如，人口结构可以干扰社会和影响历史进程，甚至改变历史进程。历史(如战争)可以干扰经济。一个上升的阶段系列模式很像一种拙劣的比喻——一个梯子或台阶，以致难以被接受。

我们应该把领域和部分组合成一种圆形模式，每一个领域从中心向圆圈外围的一个部分展开？我们应该可以想到，一个圆由若干个圆组成，一个圈由若干个圈组成吗？这种模型比楼梯模型更有实际意义，让我们更加靠近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万物相互蕴含，万物都是完整的，然而，每一个人都是物理的、生物的、经济的、社会的或社会学的，当然，按照方面和时刻，对比是不均衡的，但是，不会完全丧失统一性。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认识的“现实”问题。

不幸的是，这种圆圈模型与线性模型一样都是静态的。如果我们试图让圆圈模型动起来(例如，用螺旋形，而不是用圆圈),那么，圆圈会变得十分不精确。

就像我们拒绝了本体论和宇宙论一样，我们也(暂时)放弃构造一种明确表达的设想，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不要回归实证主义。我们面前的“总场”是崎岖不平的，就像山脉和海上的波澜一样。我们编制地图给我们自己引路，但是，地图让我们遗忘了地球表面的多样性和广袤。地图标志了区域和小地区，但是，这种标志方式忽略了它们的边界的流动性。当每一个学科试图获得普遍性(整体)，它不过是挑起冲突罢了，然而，帝国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每一个学科必须为它自己也为其他学科找到一种妥协，制定条约，让那些相邻学科自己做出决定。紧张关系是有价值的，一味屈从不会有成果。

我们只能以分割的方式把握总场。我们寻找整体，我们的目标朝着整体：整体是一个观念(就像绝对知识的观念一样)。我们想象，我们手里有整体的一个碎片，我们紧紧地抓住它，我们珍惜它，这个整体的碎片突然装成了全部现实和真理。我们狂妄地声称，我们抓住的就是整体本身。这个整体即刻再次化为碎片，我们手里剩下的不过还是一个细小的碎片而已。

我们这里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相关性问题。假定我们有一组事实，我们应该把这一组事实放在什么层次上？按照什么标准？我们应该使用什么办法去应对这一组事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对此深感兴趣，因为在给日常生活分类时，我们就面临物理的因素、生理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等等。

我们打算使用的规则要求我们谨慎。这些规则没有本体论的外衣，它们不是纯粹逻辑的，它们也不是纯粹经验的。它们努力对特殊实验做出抽象。它们涉及实践，认识实践。它们类似于辩证逻辑，关注相关性和不相关性之间的联系。智慧的读者会看到，这些规则为什么不同于现象学哲学长期关注的事物(常常很深刻，最后却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不过，让我们更加明确，我们正在辩证地提出概念和方法论，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规则与现象学的不同之处。

a)我们懂得，我们必须花时间阐述相关性。首先，我们必须终止判断，而且，在一个长时间里终止判断。

b)一个有关相关性的定论始终都没有完全做出，就像一个行动决策一样；一个有关相关性的定论从来都不能用肯定或否定来回答。虽然有关相关性的定论指导着研究和调查，有时成为长期(战略性的)基础，但是，有关相关性的定论是可变更的。它或迟或早一定会面临挑战。总场没有任何“结构化过程”可以自己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或作为一个逻辑判断。

c)那些已经详细阐述过的、过度理论化的，进而穷竭了的(掌握了、计算过、不再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因素)相关性是容易分类的。

d)混合起来的问题、看似不重要的事件、明显或实际上矛盾的事实、公认的认识、横向的概念，更具有启发性和创造性。

e)我们有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唯历史论、唯社会学论、唯心理学论、唯经济学论都是可质疑的，每一门科学都与它自己的批判相配合(它们自己的批判或迟或早成为一种有关权限和相关性的批判)。

f)横在认识道路上的障碍——不可化约性——都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不要把“本质”与“核心”混为一谈。事实和观念坚硬的、致密的核心，它们的节点，也是人们感兴趣的中心、问题的中心，因而也是潜在性的中心。认识解决它们或解开它们。我们发现显示出没有中间环节的事物中的中间环节，反之亦然。我们观察的每一个层次都给我们展示出若干要去分析的其他事物。因此，相关性是不确定的，不相关性也是不确定的。

g)假定有一个看似不能约减的(不相关的)核心，每一种攻击方法都可以使用：经典分析、任意的假定、还原和暂时排除、全方位的概念。

h)所以，相关性和不相关性都是特殊的战术和战略、科学的战术和战略的方面。

注释

[1]W.H.Whyte,The Organisation Man.

[2]这篇有关性格学的论文当时打算出现在一个预计好的三部曲里，我与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n)合作完成这个三部曲：La Conscience mystifiée,La Conscience prirée和La Conscience sociale。只有La Conscience mystifiée完成了(Les Essais,Gallimard,Paris 1937)。解放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完成了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