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传》第八章
H.贡尼 R.林古特 著
任立 译
批判的否定的理论因而成了一种治疗方法，它使人看到启蒙客观上变成了疯狂，这种客观的变化是疯狂地自我旋转着的社会的产物，同时它也使人不会错误地把仇恨、不安定和攻击变成合理的。仇恨、不安定和攻击是社会驱使人们做出的，是对历史和传统的彻底的拒绝。批判的理论越是无情地摧毁对现存的空洞肯定和对思维的理想化，它就越能公正地尊重过去那些伟大的思想，而正是这种公正性使批判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布洛赫这样谈论经院哲学：“蔑视欧洲经院哲学的时代早都已过去了。尽管如此，还到处都有这种蔑视的做法，但都已变得十分愚蠢了。”[1]
因此，批判理论的治疗方法就是鉴别理性的疾病，写下《理性之蚀》的霍克海默用青年卢梭的激进性把批判理论归纳为第一个已经把世界算作是自己的战利品的人的预言式的思维。但如果人以外的自然以及因此还有人的本性将只是被控制的对象的话，那末理性将只是控制的工具。而它的追求真理的目的，即思维认识的意义就会失败，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理性只有通过对世界的疾病进行反思，弄明白世界的疾病是怎样由人生产和再生产的，它才能实现自己的合理性。在这样一种自我批判中，理性将同时忠于自己，其途径则是坚持真理的原则。我们只能把真理的原则归功于理性，它是用不着求助于别的动因的。只要人不理解自己的理性，只要人不理解他借以创造和维持的对抗的基本过程，这个基本过程的目的在于消灭人，那末大自然的被奴役就将变为人的被奴役，并相互逆转。理性只有具体地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就是倾向于统治，亦即荒谬地和自然异化，它才能不只是一种本性。这样一来，在它作为和解的工具时，它才能不只是一种工具。”[2]
理性是和解的工具，批判的理论既不能唯心主义地把和解说成是已存在的，也不能唯物主义地、因此是实践地、革命地把它制造出来。它所能做的就是既坚定地、又否定地追求真理，揭露不真，有效地使人不抱幻想。它要反思痛苦，它把造物的恐怖、痛苦和短暂作为人类的思想财富和良知。就像从前的亚当一样，它要坦率直言，但不是用孤立的语词和句子，“而是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努力，发展哲学真理”[3]。在写下《理性之蚀》的霍克海默看来，在这一努力中，否定的两种方法是互相联系的，那就是揭露有限物这些偶像，并把被认为是绝对的伟大思想降低为时代和社会的相对真理。批判的理论把思想和现实对立起来，以便反复地加以比较和超越这一暂时的历史现象。它不进行绝对的否定，不鄙弃思想和现实，或把思想看成是偏见和投影，它不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因此哲学最重要的任务”[4]是用在历史上留下了概念并指出了包含一切的真理的那些碎片，即痕迹，来构造真理，而不是放弃真理。霍克海默就这样放弃了他青年时期的企图，那就是从恩格斯或叔本华出发，把社会批判理论变成一种实证的虚无主义的激进的、因而是否定的、教条的怀疑。这种实证的虚无主义的结构是自然科学式的或形而上学式的，是自身封闭、自相矛盾的。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虽然也把和批判理论有关的历史看作是恐惧(“因为和统一的理论有关的历史，作为可构造的东西的历史不是善，而是恐惧，因此思维在真理中是一个否定的因素”[5])，但正是这种作为恐惧的历史是不能被构造为封闭的世界历程、构造为唯心主义的、悲观主义的体系的，而是要在思维的批判否定中指明真理的完全另外一个方面。这个真理要摆脱概念，而概念的支离破碎也说明这个真理只是对痛苦和死亡的肯定，或者只是反映了人对人自己的无理要求的崇拜。“对太阳的祈祷是一种偶像崇拜。只有当看到在太阳的炎热中枯死的树木时，才会感到白昼的威严，白昼既照耀着世界，又不能把世界烤糊。”[6]
这种在真理方面的隐蔽的救世主义是阿多诺先于霍克海默提出来的，真理拒绝屈服于任何人的努力，并且只在起解脱作用的白昼的威严中才显现出来。批判理论在对现存的恶作出评价时，得出了越来越深入的全面的结论。这时，这种救世主义也随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启蒙的自我揭露，就像它把人从个体变为所有可以预定雇佣的、可以用技术的方式贮存的雇员一样，它也辩证地从争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变为使所有现存统治结构在技术上更加完善，从而使自由王国变为理想王国的希望化为乌有。人的瓦解，他不是出于自我而去做什么，而是成了他的集体、舆论工具和社会神经官能症的复制品；自我保存意味的不是个别人的解脱，而是结构的持久稳定，这种自我保存的全面实行，以及这种自我保存本身就是使痛苦更加完善化，就是可恶地使每一个人成为工具，这一切都成了《理性之蚀》和《启蒙辩证法》的主题。
注释
[1] 恩斯特·布洛赫:《唯物主义问题,它的历史和本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2年，第 502 页。
[2]《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第165页。
[3] 同上，第167页等。
[4] 同上，第157页。
[5]《启蒙辩证法》，第201页。
[6] 同上，第196页。
（本文节选于[德]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