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以复杂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场境整合代替了传统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阐释构架中的线性反映论和观念赋型说，生成当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晚年提出的融贯存在论中，他将一种连续整合的意义关系视为建构我们周围世界的存在基础，这个由我们能够理解的融贯事物链接塑形世界是基于我们自我中心驱动的意会阐释，通过辅助线索我们获得关于本然兴趣中的焦点意义。由此，波兰尼意会阐释理论构境中始终居统治地位的基本概念发生了重大调整，即从辅助觉识到焦点觉识之间的转变，或者近侧项到远侧项的改变，现在由作为辅助者的非本然兴趣向本然兴趣和焦点意义转换。在波兰尼这里，这一融贯性的意会阐释，更多突现于象征和隐喻的文化艺术场境之中。

波兰尼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他因富有人性的科学观和意会认知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受人注目，被学界誉为“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当然，他在认识论中引发的哥白尼革命，不再是康德在西方思想史物性逻辑上的认知格式塔翻转，而是彻底走向东方文化构序的体知情境。在他提出的意会阐释理论中，理性知识的言传自明性被无声的体知意会替代；主客二元阐释构架中的线性反映论和观念赋型说被复杂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场境整合替代，生成当代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1969至1971年，波兰尼在美国的德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作了一系列的演讲，之后他与普洛施共同编写了《意义》（Meaning，1975）一书。波兰尼晚期的意会哲学的泛化焦点开始转移到意象、诗境和神学情境等更抽象的领域，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重要学术进展。我将重点讨论波兰尼关于融贯存在的新观点，然后论述他对意会阐释转悟结构复杂图式的最新描绘，即意义整合的不同方式，特别是作为本然兴趣出场的象征意会整合突现的意义场。

一、什么是意会情境中的融贯存在

波兰尼认为，如果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存，人总是活在一个有意义（meanings）的世界里。这是对的，应该说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生存比较重要的一点。当然，与以往的意义定义不同，波兰尼此处的意义是由意会阐释构序而成的。在波兰尼看来，“人生活在他能够辨识的意义里。他将自己延伸到他发现为融贯的（coherent）事物里，并且安居其中”。这个融贯存在的观点最早出现在《人之研究》一书，波兰尼指出，“所有意义都含于对统一在某个融贯（coherence）整体之下的一组细部的摄悟过程中，这摄悟是一项非常个人的行动，它永远无法被形式运作取代”。后来波兰尼又提出意会认知融贯场境建构的“综合实在”。波兰尼没有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而是指认这个世界到处存在着意义，是一种连续整合的意义建构起我们周围的存在世界，他把这个连续整合的意义称之为可意会的融贯性，这个特殊的世界由我们能够理解的融贯事物链接塑形起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家园和故乡。请一定注意，波兰尼的这个直观是深刻的，但他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进一步去深入地剖析这种融贯性本身的被构式机制，即关涉性上手功能性环顾连结构序起来的世界，再说大一些，即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揭示的海德格尔上手环顾背后发生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方式客观构序出来的社会定在及其历史筑模。

同时，依波兰尼的看法，这个有意义的连贯存在体也会被我们指认为“真实”（real），与这个真实相对立的则是表相和幻象（appearance and illusions）。面对这个作为融贯性存在的真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会式体知方式：第一，人生存之中的真实并非简单的真假二值判断构式中可见的真实，作为融贯存在的真实，恰恰是非言传的存在，它不一定是可直观的东西。比如，人的内心情境、音乐艺术和神性存在，这种作为理想生存本质的真实的融贯存在，只是通过音乐、艺术、神性和哲学的体验意会式地达及，这是令人惊喜的进步，因为这一下子就将波兰尼提出的意会情境拔高了许多。原先波兰尼总是在钉钉子的感性行为、简单地看到的一类经验感觉和一般思维中发现意会构式的综合存在，而在这里，他将由意会阐释造就的融贯存在提升为超越人的普通物性生活的精神情境。或者，这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意会存在的特定意会神境意义。他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意义——融贯的实体（coherent entities）——如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正义之德，以及基督教的上帝，不仅是无可触摸（intangibles）而已；它们被当代人视为自由的人类创造——不受自然的矫正。所以，人不在场（absence），它们就可能不存在。如此，波兰尼终于超越了他自己摆脱不掉的经验中的“看到”、骑自行车和导盲棍的例证，现在他开始真正地讨论艺术、德性和神性事物。就自己经验而言，我在意大利圣彼得教堂现场看到过著名的摩西像，也多次听过不同乐队演奏的贝九，我可以体会波兰尼所说的这种特殊的意义——融贯存在，或者真实。应该说，这种意义并非一尊雕塑可触摸的物性载体，也非可入耳的音乐声响，甚至不是通常人们可以看到或听到的美学体验。波兰尼这里所说的融贯式的存在意义，是特指这些艺术品中作为使它成为打动我们心灵的某种独特的意会场境存在，这种融贯性的存在是依我们在场时的深层意会体知而被赋型和构序起来的。波兰尼特意强调，这种融贯性的存在意义，当人缺席时，它们就不存在。请注意，波兰尼没有小心界划的是，一个不懂得艺术和音乐的人，他就是在现场出现，这个有意义的真实构境也是不呈现的。举一个例子，2017年11月18日晚我在江苏大剧院观看慕尼黑爱乐的演出，这是一支具有德国严谨风格的一流音乐家团体，尤其是它的弦乐队组，他们演奏的韦伯的《奥博龙序曲》令人着迷，由圆号开启并由管乐继而全乐队合奏所代表的奥博龙（Oberon）与蒂塔妮亚（Titania）仙族的霸道话语与多声部弦乐表现的胡昂（Sir Huonof Bordeaux）骑士与雷基娅（Reiza）公主之间的人类爱情抗争，在总体合奏的压抑和弦乐赋格式的不断突显关系中，最终使总体强权音话同一于弦乐的主题，细微的分层对话中构序和筑模了极美的灵性碰撞。我坐在观众席中，整个音乐想象空间被逐层撕开，每一次音乐话语的对话和冲突都直接点燃我心灵中最深的那种疯狂颤动和失控呼喊，这就是艺术表现的在场与在场观看的双向意会中的欢会神合。在宗教情境中，则不是可见的神迹，而是神境中的无形力量，这里波兰尼指认的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实际上，基督教还是留有文字的，如《圣经》，礼拜日教学里的布道和唱诗的在场也都是由言传方式传递的。我觉得，相比之下，倒是中国禅宗中“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更有意会神性。第二，波兰尼告诉我们，与上述特殊的艺术表现、音乐手法和神性体验不同，通常生活中遭遇的融贯性的存在都是通过语言指认出来的，这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达及的意会融贯存在。当然，语言与融贯性的存在关系是复杂而非线性直达的，这一点是为波兰尼下面将要提出的“打匝的逻辑构式”作导引的。波兰尼举的例子是，我们第一次作为旅游者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所看到的那个高耸入云的石柱型景物，并不知道它的来历，即便当导游说出“纳尔逊纪念柱（Nelson Column）”时，也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辅助性历史背景链接，我们才能将这一石柱与被纪念者的英雄事迹联结起来。在波兰尼看来，命名存在事物的词语中，本来就内嵌着一种“转悟结构（from-to structure）”，特别是脱离了象形文字的西方拼写文字，词语与所指对象并没有直接关联，必须经过一个从字词到实际指认的存在的转悟关系才会使阐释场境得以突现。必须承认，与上述波兰尼将意会场境格式塔发生中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插入一个并不存在的转悟关系不同，在词语与意会中的融贯性存在之间，波兰尼指认的转悟构式是现实存在的。如果从语言学后来的专业概念看，这好比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波兰尼这里，同一概念的能指和所指关系被分立为一个转悟关系，作为能指的Nelson Column，必须经过一个的复杂的转悟理解，才会与历史上的英魂纪念联系在一起。我再举一个更复杂一些的例子。不久前，我在开封参观了一个并不太起眼的山陕甘会馆，这是清朝时期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商人在此集资修建的会馆，这一场所是为三地的商人提供经商、贸易和联络同乡感情的地方。就是在这一并不大的物理空间中，商人们通过建筑中的精美雕塑和装饰构式了一种独特的意会场境，是只有他们才能入序的融贯性实在。如果我是作为普通旅游者，那么我对这一会所的观感通常只会停留在建筑和艺术作品的宏观感知上，这可能比较轻易地达到波兰尼上述意会情境的状态。可是，我无法进入的构境是，这些建筑中的各种雕塑和壁画中有大量只是少数特定人群才能意会的东西，这是一个一般人很难入序的存在场境。在讲解员的仔细介绍和指认下，这一场境才逐渐呈现出来，比如进门后的一整面墙的照壁上是由花瓶、几案、蝙蝠组合的浮雕图案，但其直接的具象背后是商人才能意会的语言谐意：“平（瓶）安（案）是福（蝠）”；而由菊花、鹤鸟和芦叶组合的雕塑图案，直接词语背后的意会融贯实在是“安居（菊）乐业（叶）”。还有正中央的二龙戏珠雕塑图，其中龙口中含着的珠竟然是一只蜘蛛，而蜘蛛也不是直接具象上的昆虫，而从蜘蛛的谐音是“知足”，并且蜘蛛可以织网，则意喻商家可以广结关系网络和朋友圈层。在一幅浮雕中，有两个账本，意喻一本明账一本暗账；在正殿的横梁上，有大串的倒挂的葡萄，意味着谐音中的“福到”，等等。这其中，商人们之间才可能发生的意会情境和可以突现的融贯实在，比波兰尼那个旅游情境要复杂和有趣的多。它还说明了波兰尼并没有注意到的意会情境边界问题，即一些意会关系和意会阐释只是呈现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综合场境存在之中，这是一堵只知道科学研究活动和一般日常生活现象的波兰尼无法穿透的墙。

二、S→F：本然兴趣中的焦点意义整合

我注意到，晚年的波兰尼突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意会阐释理论的新表述，他在自己的意会哲学表述中引入了科学的数理逻辑构式，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公式开始被提出：一是他说在上述例子中，旅游者通过看见一个叫作“纳尔逊纪念柱”的石柱联想起一段历史故事的意会转悟过程，其中“文字的功能乃是作为指示者（indicator），居辅助位置（subsidiary way），点向它们所指归（to）的焦点整合（focal integration）”。在这里会发现波兰尼关于意会阐释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原先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不见了，觉识概念分别由更加精准的“位置”和“整合”所替代，这是容易直观到的变化；二是波兰尼还形象地提出了一个由辅助者（subsidiaries)——S，指归（bearing upon）——“→”，焦点意义（focal meaning）——F构成的公式：S→F。用简略的字母和符号公式来表达规律性的认识，这是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波兰尼直到这里才想起要使用数理公式，进一步的微细变化在于焦点与融贯意义结合起来了；三是波兰尼提出作为辅助者的文字（图和符号）不是本然兴趣（intrinsic interest)——ii，而只是指向本然兴趣的工具。出现了一对新概念，即本然兴趣和加上了负号的非本然兴趣（-intrinsic interest），在这里，本然兴趣与过去波兰尼使用的焦点觉识是接近的，但它并不是焦点意义（focal meaning），只是通向焦点的条件，而非本然兴趣则是与辅助觉识相关的，但它也不仅仅是辅助觉识，而是辅助者（subsidiaries）。还可以看到波兰尼意会阐释理论构境中始终居统治地位的基本概念发生了重大调整，即原来从不同觉识之间的转变，或者近侧项到远侧项的改变的转悟结构（from-to structure），现在由作为辅助者的非本然兴趣向本然兴趣和焦点意义转换。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数理逻辑构式：-ii（非本然兴趣）→+ii（本然兴趣）S（subsidiaries）→F（focal meaning）S→F表面上不是一个新逻辑构式，从本然兴趣上看，它却翻转为一个新的表述，因为它不再是辅助觉识（subsidiary awareness）→焦点觉识（focal awareness），而是辅助者（subsidiaries）→焦点意义（focal meaning）。虽然这两组关系词语在缩写中都是S→F，但内容上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此处，波兰尼不再突出强调意会阐释发生在人的一般觉识层面，而更加聚焦于意会阐释中本然兴趣突现的焦点意义。根据上面的定义，这里的焦点意义正是意会融贯存在中的真实。那么，辅助线索也可以是直接兴趣，却是非本然兴趣，这可能都是原来没有的东西。显而易见，波兰尼开始将意会阐释图景复杂化了。在波兰尼看来，辅助线索在相互活动中都不具有本然兴趣（-ii），具有本然兴趣的是焦点注意力的对象（+ii）。这是说，在意会阐释活动中，我们辅助线索中出现的直接兴趣（比如看到石柱、听到“纳尔逊纪念柱”的概念等）总是指向关注的焦点（历史英雄纪念），作为背景的已有的经验和学术记忆只是参与建构焦点意义（本然兴趣）的辅助构境力量。波兰尼又举例说，吸引着盲人注意力的一定是导盲棒的探头（焦点意义），而不是直接传递到手上的感觉（辅助线索）；在我们写作和演讲的过程中，我们的本然兴趣不是所使用的语言词句，而一定是自己想表达的思想内容。甚至，一个“精熟多种语言的专家”在交流之后，完全有可能说不出来某种特别有趣的消息是“以什么语言传递给他的”。这里波兰尼深入不到的构境是，本然兴趣本身可能是特殊构序而成的，比如我所列举的“二龙戏蛛”，人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龙口中的蜘蛛，但不会构序出关系网这样更深一层的只有商人们才能意会的本然兴趣；我们在雕塑中看到两本书，怎么也不会想到“明账”和“暗账”的情境。甚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意会阐释，而是特定的社会生活构境所带来的格式塔场境。波兰尼更精细地指出，所有阐释活动的本质都是建构一种意会式的整合意义。然而，意会整合的方式却是不同的。第一种是自我中心整合的方式，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也是通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会方式。波兰尼说：“这些整合也可以称为自我中心的整合（self-centered integration），因为它们是由自我这个中心（中心包括我们内居于其中的一切辅助线索）‘转’而‘悟’见我们焦点注意的对象。”请注意，自我在这里不是一个实体，甚至不是前面波兰尼提出的意会三部体中的A，也不是感性的身体，而是“一切辅助线索”的场境整合。在这里，波兰尼列举了十二种自我中心整合的样式：感官（Sensory）线索融成感觉两个视网膜影像融成三维（three-dimensional）的视觉两张立体（stereo）照片融成三维的视觉特意的行动融成意向性的（intended）表现采取行动而引发的某件事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建立一个复杂个体的结构，例如一套生理结构几个系列的整合，形成（forming）一个层级化（stratification）利用线索以确立一项发现的现实（reality）一项摹仿被认同于一个受摹仿的对象认识一个类别的一个成员使用名字以指示（designate）对象这都是S→F，即从辅助者到焦点整合意义的转悟，也都是从非本然兴趣到本然兴趣的转换，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的生活存在。我们的五官获得的感性经验线索，整合为我们所看到和触及的感性世界；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到长宽远三维的空间，而立体镜片会让我们看到3D电影画面；我们哭泣以表达悲痛；我们发动革命以推翻一个旧式的反动政权；我们的任何一个肢体都只是身体生理系统的一个功能存在部分，离开这个复杂结构，它将不再是肢体；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实验实现一项新的物理学发现，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多重物理学原创系列的叠加，将生成诸如量子力学一类全新的理论层级；这种整合甚至还微观到我们在宇宙中阐释一个不同种类的星丛，并且给它命名。所有这一切意义整合，都是基于我们自我中心驱动的意会阐释，通过辅助线索，我们获得关于本然兴趣中的焦点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意会场境。

三、打匝的逻辑构式箭头：象征性的意义整合

波兰尼重点讨论的东西并不是意会阐释中的自我中心整合，而是与自我中心整合不同的第二种意义的整合方式，即象征性的意义整合。相比自我中心整合，这似乎是倒过来的逻辑构境，因为在这种新的象征性意会阐释的意义整合中，我们的本然兴趣竟然是支援线索！在波兰尼的意会阐释理论构式中，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逆转。在此，“辅助线索——我们对焦点事物的转悟线索——具有重大的本然兴趣（great intrinsic interest)，而我们注意力焦点上的对象却很少，或者没有本然兴趣”。依我的理解，这可能是波兰尼意会理论构境中的一个重大进展，他发现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从辅助线索到焦点意义的转悟结构中可能存在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一下子很难入境。为了说明自己关于意义整合问题的新观点，波兰尼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我们注视一面国旗，或者一面奖章，或者一座伟人的墓碑。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对象（object），在实质上，我们对这些东西并无兴趣；但是，以国旗来说罢，凡是辅助性地指归(functions subsitiarily)国旗的事物，对我们就有（is）重大的本然兴趣了，因为它包括我们对自己在一个国家里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的整个知觉。当我们在一个庄严的场合里注视本国国旗的时候，这原本没有意义的布块对我们就变成动人的景观（moving spectacle），对有些人甚至是神圣的对象（sacred object）。其实，这已经是我前面在批评波兰尼时指认过的多层意会构境的叠加了，以在天安门看到五星红旗而激动的场景为例：第一个通常发生的意会进程是，我看到印有五颗黄色星星的红色布块，由内居于我心中国旗要素的辅助线索将它意会为中国国旗，这是前面那个自我中心整合的意会过程；第二个意会进程恰恰是第一个进程的整合结果，让我倒过去进一步意会刚刚辅助意会到的国旗意境，它导致我更深一层焦点意义整合的生成，即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沧桑和今天伟大成就的自豪感。此时，在国歌中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前一意会整合中的焦点意义转换为辅助线索），在每一个在场的中国人心中突现为一个崇高的意境（新的焦点意义整合）。波兰尼有些动情地说，在这个时刻，“国家以及庄严地展开的旗帜也有与此相似的环扣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我们对它既扩散又无限的回忆，以及我们在它里面的生命，都体现于这面旗帜——成为这面旗帜的一部分”。这是深刻的意会阐释。波兰尼认为第二个意义整合的方式指归的正是象征（symbolize）意会，象征概念是波兰尼过去在意会阐释理论中不常使用的概念，因为象征概念也就是符号，通常是与波兰尼所反对的可以言传的语言话语联系在一起的。从波兰尼在意会理论中突然大量挪用的这些专业术语来看，我推测，此时波兰尼受到了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但有趣的是，波兰尼认为与上述自我中心整合的意会方式不同，S→F的逻辑方向没有改变，而从非本然兴趣到本然兴趣的转换逻辑却改变了，“在象征作用中，正、负号要这样反调过来，因为我们对辅助线索的兴趣多于对焦点对象的兴趣”。现在的意会逻辑构式成了这样：+ii（本然兴趣）→-ii（非本然兴趣）S（subsidiaries）→F（focal meaning）如果再回到国旗构境的例子，国旗就是国家的象征焦点对象（focal object in symbolization），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是我们在国家里的整个存在（whole existence）做成的整合，这面旗帜（我们焦点注意力的对象）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整个存在寄入其中。这是极有趣的观点！在这第二种构成象征意会整合的方式中，焦点对象并不直接建构突现的意义场，而是在对象征焦点的关注中再重新突现出一个全新的爱国主义意会构境。我认为如果是在一种更深的理解构境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这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在波兰尼所指认的第二个意会方式中，本然兴趣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以看到国旗突现的情怀构境为例，第一个“看到国旗”的自我中心整合中，从辅助线索国旗元素意会到五星红旗，而第二个从国旗到爱国情怀的激荡场境突现中，只是第一个过程中的本然兴趣——五星红旗成了非本然兴趣而已，新的本然兴趣已经是国家的沧桑和今天的伟大了；第二，S→F的逻辑倒真是出了情况，因为象征意会的出发点是焦点对象（F），而国家情怀则是不可见的象征意会构境，这是不是构成一种新的焦点对象（F＇）？如果是这样，那么S→F则变成了S［F(focal meaning I)］→F＇（focal meaning II）了。也就是说，象征意会整合场境的发生，并没有逆转波兰尼自己的意会逻辑结构。波兰尼似乎察觉了这一疑问，他的解释是奇妙的。在他看来，作为焦点对象，指归于国旗，并赋予国旗以意义的辅助线索之中，有的是我们国家的存在，有的是我们对我们在里面生活而扩散且无限的记忆，在这里，意会整合的一切都倒过来了，“国旗是反映它的辅助线索，把我们散布的回忆融合起来”。他发现，那个“-ii（本然兴趣）→+ii（非本然兴趣）”和“S→F”的确出问题了，因为在象征作用，正、负号要这样反调过来，因为我们对辅助线索的兴趣多于对焦点对象的兴趣。现在，波兰尼要修改这个公式：我们的图解不能以直线（straight）表现这个特征，因为直线箭头(straight arrow)所图示的只是直的、单向(one-directional)的指归。我们必须教箭身打个匝（loop），作为象征作用，以表现我们对焦点对象的知觉如何也将我们带回到（并且，因而使我们的知觉体现了）我们那些指归焦点对象的。我们获得了一个象征意会整合的新公式：

在S和F之间不再是那个直线的箭头，而是一个打了匝的箭头，波兰尼用这个“翻了斛斗（somersaulting）”的箭头表达一种非线性的新的象征意会的意义整合，象征即是隐喻关系中的折射意义，这完全不同于前述的一般意会整合意义，象征中的意会意义构境突现于“我们存在的整合”。波兰尼认为，在我们遇到国旗、纪念碑一类的事物的时候，甚至包括自己所爱之人的一个物件，通常我们会将自己与这些事物相关的散布部分整合起来，把自己献托于（surrender）这些象征，这里所发生的意会意义整合是一种存在的融贯（coherence）。比如，我现在手上戴着一块父亲去世时留下来的手表，这是父亲20世纪50年代在新街口百货商店购买的欧米伽手表，可是现在当它放在我的电脑前或上课的讲台上时，它并非只是一块计时的手表，它时时融贯着父亲的精神存在，这是其他人无法意会到的象征意义整合。在别人看到一块旧表的地方，对我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打了匝的箭头”指向的看不见的象征式意会存在。海德格尔也举过类似的例子，他说自己看到小时候和青年时代曾经使用过的物品，“我在阁楼上遇见了它，就像其他的‘事物’（andere Sachen）一样，如，一个玩具，已用坏了，几乎无法辨认了——它就是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一副滑雪板；其中的一块已断了；放在那里的不是不同长度的物质性的东西（materieller Ding），而是那个时候的滑雪板，那个曾与某某冒险滑雪的滑雪板”。在其他人只会看到旧物的地方，海德格尔却会从这些旧物品（辅助线索）象征性地意会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和年轻的冒险经历（本然兴趣中的焦点意义）。

其实，更重要的方面是波兰尼无法进入的意识形态批判话语的思想构境层，同样是看待国旗，在罗兰·巴特那里，却可能透视出另外一种更加复杂的象征意会构境。在《神话学》（Mythologies，1957）一书中，巴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在理发店里，店员给我一期《巴黎竞赛报》。封面上，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在行军礼，双眼仰视，显然在凝视起伏的三色旗。这是这幅图片的意思。但不管是否自然流露，我都领会到了它向我传达的涵义：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所有的儿子，不分肤色，都在旗帜下尽忠尽责，这位黑人为所谓的压迫者服务的热忱，是对所谓的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最好的回答。如此，我在此还是发现我面对的是一个增大了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能指，它本身就是已经由先前的符号系统形成的（一位黑人士兵行法兰西军礼），有一个所指（在此有意将法兰西特性和军队特性混合起来），最后还有所指借助于能指呈现出来。

在巴特的神话学意识形态批判中，他超越了波兰尼看到国旗—想到祖国的语言和普通象征意会层面，在能指和所指的另一重“神话形式”层面中，破解了资产阶级的复杂意识形态无意识支配，这种黑人士兵将殖民主义宗主国视作效忠祖国的神话，包含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现代后殖民主义观念和实践的匿名化的意识形态，其功能在于遮蔽自身奴役和压迫的暴力特性，法国国旗则成了意识形态神话构境中的隐性的大写的他者，这是波兰尼的所根本无法触碰到的构境层。

四、意会构式下的指示、象征与隐喻

波兰尼告诉我们，他新指认的象征意会整合不同于用语言和记号直接命名或指示（designation or indication）中的意会阐释，然而，在语言和象征之上还有更复杂的隐喻式的意会整合。形象一些说，以汉字“中国”直接命名我们国家，这是语言中的意会构式；而以五星红旗间接地象征祖国，这是象征性的意会构式；然而，当我们用“龙”来隐喻中华民族，这就开始了一种新的隐喻式的意会构式。这三种意会构式是不一样的，在具体诠释这一新的隐喻构式之前，他专门辨识出，在这三种意会构式中很大的一个异质性是自我（A）在意会整合中的作用关系不同。我们先来看他这一比较性的分析。首先，在语言和概念的直接指示关系中，我们是将个人参与以及内居于线索的趋势是把线索整合成似乎是由自我这个中心所投射出来的个体（阐释体），在这一指示过程中，自我的意会整合都是基于“自我中心（self-centered）”，但是自我并没有在这种意会情境中迷失自己。这是说，在对语言指示的意会中自我通常不会将自己全盘托出，比如，我使用“爱情”这个汉语概念来描述自己很喜欢的法国电影《芳芳》里的青春故事，在整个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是粉丝的我，自我从来没有被迷走（carried away），从来没有被献托于或者交付于焦点对象。无论是在看《芳芳》的过程中，还是走出电影院，虽然也会被苏菲·玛索的表演深深打动，但我都不会迷失自我。在前述作为旅游者在用“纳尔逊纪念柱”来表征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历史纪念雕像，我在开封参观山陕甘会馆中，意会到商人们之间的“二龙戏蛛”时，都不会迷失自我。这是第一种由语言直接建构的指示关系。其次，在已经讨论过的间接性的象征关系中，相对于自我（A）来说，所发生的意会整合中的象征作用是把自我献出（self-geving），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在波兰尼看来，与上述指示关系不同：象征，作为我们的焦点觉识的对象，不止是由于把从自我转悟到焦点对象的线索加以整合而成立，而且也由于我们把有关自我的散布记忆与经验献托焦点对象，给予那些记忆一个可见的体现而成立。……象征不是自我中心的整合，而是把自我献出的整合，在这一个整合里，不仅象征被整合而已，自我着迷于象征之际——或者说自我被献出给象征之际——自我也被整合起来。与前面语言直接构序的意会层面相比，象征性的意会已经是建立在自我的奉献之上的，关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每当我焦点式地看到父亲的旧手表，手表是非本然兴趣，而真正的本然兴趣则是自己与父亲无法重构的亲情意会：从幼年时代与父亲相处的大量生活经验的片段会不断地涌现，眼前也会出现在我当兵的时候收到父亲严厉批评的书信，父亲身着他喜爱的军服烟灭于火焰中那最后一瞬间，我自己在这种意会转悟中，会托献出自我，而迷失于对父亲的爱和思念。父亲的曾在，与我的存在在旧手表这一象征中被整合起来。再次，与象征意会不同的是更复杂的隐喻（metaphor）意会关系，这是在一般象征关系之上波兰尼指认的一种新的意会阐释方式。如果说象征关系中焦点觉识与辅助觉识还是一致的意会关联，那么在隐喻中则会出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非我性意会关联。如果还原波兰尼所特意构序的自我关联，隐喻的意会构式恰恰是自我缺席的，隐喻即是非我性意会，比如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讲资本家并不是人，而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经济动物，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个体真的不是人，动物一词是在隐喻地批判在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中人与人的生存还没有脱离自然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法则。波兰尼说：“如果把一件富有意义的事物体现出来的象征自我意义，而且与被体现的事物有新类关系，结果就是隐喻。”在隐喻意会关系中，存在着喻指旨趣（tenor）与言说媒介（vehicle）的非我性关联转换关系。波兰尼说：“旨趣指归媒介，但是，也像在象征作用一样。媒介（焦点对象）往回反映旨趣（辅助成分）而提升旨趣的意义，以至于旨趣不仅指归媒介，并且被具现于媒介中。”与象征意会关系一致，直接到场的言说媒介虽然是焦点对象，但是它转喻为并不在场的辅助式的旨趣。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出场的旨趣会在隐喻中突然逆转为真正的“焦点”。在上述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家的隐喻中，“经济动物”是言说媒介，而此隐喻意会的真正旨趣却是并没有直接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似自然性。当然，波兰尼不会想到马克思的这个隐喻情境。在波兰尼看来，隐喻的意会之境是诗境的本质，因为诗歌的在场从来不是文字对现存的直指，它的意会意义之出场总是在不是自己的彼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诗总是构境，解诗不是读，而是入境，比如著名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在一首诗歌中写道“姐姐，你在那光芒中”，光芒所喻指的彼处是纳粹的焚尸炉。他还有一首诗是《我听见斧头开花》，开花不可能听见，斧头也不会开花，这里的意会情境隐喻着纳粹的屠杀。奥斯维辛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一篇题为《论隐晦的书写》（On Obscure Writing）的短文中指认策兰诗歌的隐晦性会让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联想到了一种“前自杀”状态，透露出一种“将死之人的喘息”，这就是隐喻的意会。在波兰尼看来，在象征意会的逻辑构式基础上，隐喻的意会构式图示会更加复杂一些：

在这里，旨趣指归媒介，在策兰的诗中，纳粹的暴行是通过“光芒”和“斧头开花”隐喻的。在隐喻意会的逻辑中，我们会发现，旨趣和媒介同时都成为本然兴趣，所以公式中出现了两个正号。波兰尼认为如果上述公式还只是文本中作者写作时的逻辑结构，那么再加上我们的阅读，被接受的隐喻视域中则会出现一个更复杂的公式：

波兰尼说：“有如笑话，如果详尽解释，便失去效力。”诗境的隐喻，只能在不断深化的想象中意会，但如果把诗变成直指的大白话，非我性诗境就荡然无存了。波兰尼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将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我要不要把你比作夏日’的内容写成散文，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一定惨不忍睹。

应该承认，这的确是波兰尼意会理论进程中一个全新的学术创造。从1958年的《个人知识》出版以来，波兰尼在不同的文本中，探讨了从感官获得经验统觉塑形到行动技巧的协同发生，再到观念赋型层面的意会融合，几乎涉及意会认知在人的生存活动方方面面的在场。而在晚年，他关于象征意会和文学艺术诗学的隐喻构境的讨论中达到了意会整合构境的更深处。在他眼里，“人类整个文化构架，包括他的象征、他的语言艺术、他的美，他的仪式、他的庆典以及他的宗教，构成了一个庞巨的努力综结”。什么综结？意会认知。在这里，“我们不再处理事物了；我们沉浸在这些事物之中（immersed in them）。沉思（Contemplation）没有遥远的意向或秘而不宣的意义”。这是波兰尼在1958年对自己意会哲学的愿景。晚年，他再一次重返这一思境。

作者介绍：

张一兵（1956—），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