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世界的世界化

斯图亚特·埃尔登

（英国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思想家，把握其生活环境变换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理解阿克塞洛斯从政治家走向哲学家以及其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有针对性地对阿克塞洛斯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即世界、游戏、技术、迷误进行探讨和分析，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心路历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阿克塞洛斯的重要思想，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哲学思想的朝向之处，探寻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924年6月24日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出生于雅典。他曾先后在希腊公立高中、雅典的法兰西学院以及德国学校接受教育。他就读于雅典的法学院，但战争使他转向政治。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领下，他作为组织者、记者和共产主义理论家（1941—1945）在抵抗运动和随后的内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阿克塞洛斯于1945年底与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和科斯塔斯·帕帕犹安努（Kostas Papaïoannou）同船移居巴黎，在索邦大学进行哲学研究。1950年到1957年，他是国家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然后他作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究助理继续写作他的论文，直到1959年。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的课程。1962年到1973年，他在索邦大学教授哲学。

阿克塞洛斯的第一本著作《哲学论文》（Essaisphilosophiques）于1952年在雅典出版。他是《争鸣》（Arguments）杂志（1956—1962）的撰稿人、编辑，随后担任主编。这份杂志的撰稿人包括巴特、列斐伏尔、布朗肖和勒福尔（Claude Lefort）。从1960年起，他一直担任午夜出版社《争鸣》丛书的负责人。他在索邦大学的博士论文，分为《马克思，技术的思想家》（1961）和《赫拉克利特和哲学》（1962）两卷，由午夜出版社出版。这是三部曲“迷误之展开”（Ledéploiementdelerrance）的前两卷，该三部曲的第三卷《朝向行星性思想》（Verslapenséeplanétaire）于1964年出版。随后出版的是根据在柏林所做讲座形成的《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1966）。

阿克塞洛斯随后又出版了两个三部曲：“游戏之展开”（Le déploiementdujeu，1969 1977）和“调查之展开”（Ledéploiementdune enquête，1969 1979）。其他作品包括《开放的系统》（Systématiqueou- verte，1984）、《变形》（Métamorphoses，1991）、《致一位青年思想家的信》（Lettresà unjeune penseur，1996）、《“自传”笔记》（Notices ‘auto-biographiques’，1997）、《这种质疑》（Cequestionnement，2001）和《谜之回应》（Réponseséniqmatiques，2005），都是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

斯图亚特·埃尔登（以下简称SE）：1945年离开希腊时，你为什么选择前往巴黎?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以下简称KA）：我拥有三种语言教育——希腊语、法语、德语。当我在1945年底不得不离开由右派统治的希腊时，我别无选择。一个人要在哲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必须要了解他所从事工作的语言。我不会说英语，而且德国在冒着烟的废墟中，于是只剩下了法国。另外，雅典法兰西学院——我曾是其中的一名学生——组织了一个奖学金，允许我和一群同志一起离开。

SE：你已经是政治人物了，但你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呢?

KA：对积极政治的冲动源于我对哲学思想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被视为“哲学的实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不仅扮演组织者的

角色，而且还扮演记者和理论家的角色。

SE：你在法国的头些年里，法共（PCF）扮演了什么角色?

KA：法共在我看来太过教条和保守了。在所谓的文化领域，其立场似乎并不十分先进。

SE：那么你在法国遇到了什么样的知识环境?

KA：那时，法国被马克思主义（多少有些教条主义）和存在主义所主宰，它们都不能令我满意，而且教授们的学院哲学基本上与我无关。因此，我与边缘人士、孤立人士——一些当时是那样的人——进行了会面和讨论，以寻找在成规之外的另一种道路。

SE：你能告诉我们你在法国的学习、在索邦大学的教学以及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作为研究人员工作的情况吗?

KA：在索邦的教学工作对我没有太大作用：它太过学术化了。当然，我在这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决定性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我的工作包括展开我的两篇论文，分别是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关于马克思的。就像之后在索邦大学任教一样，我可以自由地谈论我从事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构成我论文的那些书有关。

SE：你是如何遇见拉康、毕加索和海德格尔的?

KA：拉康、我和我们的伙伴——一个是《争鸣》的编辑秘书，另一个是前女演员也是巴塔耶的前妻——一起共进过两次晚餐，开启了一个并没有继续下去的讨论。我于1955年8月在他位于纪特杭古尔镇（Guitran-court）的乡间别墅里再次见到了他，在那里他邀请了海德格尔及其妻子埃尔福丽德（Elfriede）、让·波伏勒（Jean Beaufret）和我来度过了几天。这恰是海德格尔在诺曼底的瑟里西拉萨勒举办关于《什么是哲学?》的研讨会之前，那个研讨会拉康并没有参加。思想家和精神分析家之间的讨论完全失败了。他们不会讲同一种语言，他们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于1948年在瓦洛里遇到了毕加索，在那里我和朋友一起度过了几天假期。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与他的工作完全不同，这让我很着迷。这段关系非常好。毕加索的伴侣弗朗索瓦·吉洛（Marie Françoise Gilot）离开他之后，和我有了一段恋情。

海德格尔和我是在1955年夏天相遇的，是在与拉康见面及瑟里西会议之前，当时他正在巴黎度过几天。我们之后在弗莱堡他的家中和他在黑森林的小屋中见过几次。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

阿克塞洛斯

SE：海德格尔的政治问题仍然存在。海德格尔对此有何评论?你觉得这怎么样?

KA：对海德格尔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取得很大进展。必须要说的是，他避开了一般性的政治领域。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心胸狭隘的小资产阶级。他并不真正了解在此层面上已经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着什么。在讨论中，他试图为自己辩护，说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他已经与纳粹主义没有关系了，诸如此类。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够的。但是，除去国家社会主义对海德格尔的诱惑，他的思想绝对不能被还原为或限于纳粹主义。这是一个开始，但它仍然被阴影覆盖。这种影子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但所有旨在解释它的还原尝试都完全失败了。

SE：《争鸣》杂志在你参与其中之前就存在了，然而你从第四期的一名撰稿人很快成为第五期的编辑者。这是怎么发生的?那是苏联教条主义“爆发”的时刻——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KA：《争鸣》实际上由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让·杜维格诺（Jean Duvignaud）在1956年创立。我参与得很快。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冒险、一个思想的实验室，远离正统和当时的某某主义。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离可以追溯到1946年。1956年的那些事件只是让人更清楚之前已经明显的东西，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突破口，它提前宣布了整个系统的崩溃，而那种崩溃只是在很晚才发生的。

SE：它（《争鸣》杂志）的遗产是什么——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还是更为海德格尔式的如关于“世界”的观念呢?它反对《情境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 situationniste）杂志是众所周知的，但它与《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 eoubarbarie）以及《现代》（Lestemps modernes）的关系似乎更复杂。

KA：很难说遗产是什么。编辑团队及其密切合作者的研究和思想与构建一个统一的计划相去甚远，差异从未停止过。简而言之，我想说，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经过修正和纠正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以及最后，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和后海德格尔式的思想，都得到了阐发，但并非没有困难。《情境主义国际》猛烈地反对我们，我们与《社会主义或野蛮》不时交换文章，与《现代》没有接触。这些评论中的每一个都有他们的方向，而我们拥有自己的方向。

SE：你在对卢卡奇、柯尔施、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的翻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是这些特定的人物?为什么评论是在1962年左右?

KA：因为卢卡奇、柯尔施和阿多诺在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开辟了一个突破口———当然是非常不够的。对于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来说，重要的是，明确来自左派的评论向他展开了。该评论在1962年被破坏，当时它处于巅峰，其影响正在增长。我们不想重复自己，即变得制度化。我们认为在这次评论和这段时间内，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必须要说的话。此外，我们每个人都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工作，写自己的书。

SE：有五位主要的思想家在你思想的形成期是重要的：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和赫拉克利特。为什么回到赫拉克利特?

KA：赫拉克利特处于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潮流的开端，他始终是一个创始者。尼采和海德格尔以各自的方式富有成效地面对这一点。

SE：世界、游戏、迷误和技术，这可能是你工作的四个中心主题。说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是一回事，这是真的吗?这有什么区别?

KA：全球化命名了一个将技术、经济、政治甚至文明和文化绝对普遍化（universalize）的过程，但它仍然有些空洞。作为某种开放过程的世界不见了。世界不是物质的和历史的总体，它不是对理论和实践集合的或多或少的经验集合。它展开自身。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乃是一种无世界的世界化。

SE：“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世俗化）；它的实现同时也是它的丧失。”为什么对马克思的引用对你如此重要?

KA：哲学之为哲学不再鲜活了，反映在哲学史上，它被关于自然、人性及其作品、理论和社会历史实践的技术科学（technicalsciences）所取代，这些技术科学忽略了它们的交叉。正是如此哲学看到了它的终结。那些接替黑格尔的人不应该被称为哲学家，而应该被称为思想家。

SE：世界和游戏即lejeu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你谈到jeudumonde即世界游戏时，你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否与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有关，他在那里谈到时间是游戏着的孩子?

KA：世界将自己展开为游戏。这意味着它拒绝任何意义、任何外部规则。世界本身的游戏与世界上所有特定游戏不同。在赫拉克利特之后差不多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尼采、海德格尔、芬克和我强调这种世界之为游戏的进路。

SE：技术是海德格尔的主题，但你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了它。这是技术导致异化的问题吗?你对这种观念的理解会产生什么政治影响?

KA：海德格尔谈到了技术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技术之本质的问题。技术当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作用，但海德格尔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技术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对它说“是”，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它异化着，同时也是一个开放过程，它无处不在：在技术—科学、技术—政治、技术—文化中——在所有政治体制中。对技术的友爱——既不想主宰技术也不想顺从技术——是当前和未来的任务。除了显示出保守倾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代人和社会都以无所不在的技术为标志，而且在现实中和在想象中一样多。技术不可抗拒地进步着。我们总是必须思考、更深入地思考，并寻求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不在盲目因袭中也不在鲁莽反抗中耗尽自身。

SE：你写的是行星技术（planetary technology），你如何理解这个想法，它与政治、行星政治有什么关系?

KA：技术将所有在地球上发生的事物投入运动，导致征服太空，征服天空中的其他恒星。在希腊语中，行星意味着漫游着的星星（astreer-rant）。因此，所有的行星运动都是迷误的（errant），它发生在迷误（erran-cy）之游戏中。迷误不是真理的反面，它并不意味着错误或漂泊。一切我们称之为真理者——经验主义的或超越论的——都被掷入迷误；真理并没有说明它是什么，它已经完成，它会自我毁灭。行星技术控制着行星政治，任何政府都无法抗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