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实践

2.居住与烹饪

以下内容摘自《日常生活实践2》第五章“面包和酒”的第3节“赠送和反赠送”。由皮埃尔·梅约尔编写。

赠送和反赠送

R.一家在罗贝尔店买他们日常消费所需的酒。这个事实为一种表面毫无意义的活动提供了机会，实际上,该活动隐藏着很多人们没有猜测到的枝节，无论是在家庭结构方面,还是在家庭对居住区的融入方面。如果R.一家准备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这个活动正好符合他们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在这个活动的各种要素中，有两种我认为特别出挑:一种是赠送/反赠送的关系（在这儿和罗贝尔有关），另一种是关于时间的特殊实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等待的滋味。

这个活动是什么呢？每个酒瓶的盖子上都有一张小小的自动粘贴标签，人们要把这个标签粘在有30个空格的硬纸表格上；当人们把这个表格的空都贴满时（即消费了30瓶普通酒之后），就可以在罗贝尔那里换一瓶高质量的酒（VDQS，法文vin de qualité supérieure 的缩写，意思就是“高质量的酒”——译注）,一般是一瓶Côtes-du-Rhône（葡萄酒品牌名）。这样,R.一家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永恒的小酒窖，差不多每个月可以从里面拿出两瓶酒，能够免费而得体地用在星期天的某一顿庆祝聚餐上，或者用在亲友来拜访的时候。这个活动可以归结为两个极其简单的行为：填满有30个空格的表格（也就是等待）和将表格换成一瓶酒（也就是先给予后索取）。它利用“白得的”高质量的酒（VDQS）给日常生活中的来来往往添加了一种划分好的节奏。在这个活动周围形成了关于补偿的相关对话。硬纸板薄片就是良好意愿的证明，记录了良好的表现；它是以罗贝尔为代理人的合同的抵押品；它着重强调消费活动中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处于交易实践的中心。甚至，从合同也能推测出人们对与某位商贩的交易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巩固了一种社会利益，使之不会结束于一次单独的购买行为。

在这儿，购买当时发生的对话在表面上赞同（斯宾诺莎称之为obsequium）了公共的意愿（也就是进行良好消费的意愿，如同礼仪赞同了能够“让人稳稳立足”的居住区和再次见面的社会空间里的契约制度），对于这种公共意愿来说，赠送活动既是动机也是理由，既限定了节奏，同时也成了符号网络中一种可以被所有人看见的可见标志。在赠送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必须让合同双方可以获得的利益都清晰可见、触手可得，这样就能使再次见面的过程活跃起来，使之受到各种迹象的鼓舞。硬纸板薄片明显地体现出了（大家都能看到或知道赠送活动；但是在交易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观众无关紧要，重点是活动地点的广告）玛丽女士的忠诚，对此，罗贝尔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回报，因为对罗贝尔来说，玛丽女士在这种时刻、这种情况下是他的消费合作者，如果没有这个身份，那么玛丽女士作为他的销售合作者就不具有任何意义。活动地点的广告一定要大力宣扬，因为这是将合同正式可见地表现出来，而合同从头到尾都得照此进行。因此,罗贝尔的回报（对于他的消费合作者来说，这是一种额外的、象征性的、机械地精打细算之外的信用）必须在商业交易的某个地方公开声明、公开表现,因为商业交易归根到底是社会交流的支柱（再次见面时关于语言的协定）。我们可以说自己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用再一次的交易（象征性的盈余，有利可图）代替购买的活动（仅仅是在商业和可数的范围内）；居住区的介入节省了为数不少的中介（比如说组织赠送活动的公司所策划的方法策略），这是为了让活动只在能很好地适应关系系统的人内部进行。罗贝尔提供了一瓶酒作为回报（“这是给您的小礼物”），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加强刺激让人们对酒的消费量更大，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一再重复的结盟，能够保证将表演合作者双方联系在一起的协议得到实施，在居住区空间内，表演合作者就是指购买者。

这就解释了“礼物”为什么只能是一瓶“好酒”。假设用来做奖赏的仍然是普通酒,比如在消费了一定数量的酒后赠送两三瓶这样的酒，效果肯定会完全不同；这样我们就会从计较交易变成计较对等关系、计较比率了。当然，人们拥有的酒同样会增加，但是如果情况如上，人们就不会感觉到在标签游戏中从头至尾都能体会到的紧张气氛。要将这种紧张气氛维持下去的话，需要在连续购买行动中实施一种质量方面的中断；人们需要进入高层次的消费。普通酒和“好酒”之间的差别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无论对等的数量关系怎样,这两者都不能归为一类返还方式，它们的差别是象征性的，起着积极作用，购买动机就是从这种差别中产生的，而该动机只是出于简单的需求。“老”酒（指年份久的好酒）打破了日常习惯用酒的同一性,使用的方法是通过承诺让人们看到另一道希望之光：欢乐度过某个节日的希望（一顿美餐中有一瓶好酒），这种希望来源于在居住区空间内保持的忠诚，即对礼仪的遵守。

但是，如果说两类酒之间存在着质量上的差别的话,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两类酒上，我们都能看到酒的逻辑学以及酒的双重性，这两点在上文都提到过。酒的逻辑学让普通酒产生了压力，使其自身不能尽善尽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喝普通酒只是出于经济考虑的权宜之计，它只是日常生活的陪伴物，如果要让一个节日具有气氛，普通酒是不够的，因为对于节日，酒自有（既然是酒的话）一套程序可循。反过来说，如果普通酒不能满足需要，节日里缺少好酒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推动力使普通酒让位，人们会想办法保证节日的程序,也就是使用“高质量”的酒。普通酒撤下了，“高质量”的酒端上了餐桌。标签游戏正好适应这种情况。喝酒者总是希望酒的质量和数量都能增长。但是，如同居住区的隐性规定绝对要提倡戒酒一样,对普通酒的消费也必须从经济出发控制其数量，在酒上的花费不能让家庭经济失去平衡，也不能随意挥霍在酒的质量上。

酒和面包之间也才存在着象征意义上的分歧。人们认为吃面包的人的希望不值一提；面包商那儿不提供标签游戏，比如说，不会在你消费了一定数量的面包之后送你一片面包。从文化角度来说的话，面包是一种静止的食物符号。酒因为自身的双重性而显得活跃，能让人重视社会问题。它在居住区中开辟了多条道路，在只叙事实不加评论的合作者之间建立了一个隐性的协议，使得合作者们置身于一个赠送与反赠送的系统当中，而该系统的各种表现将家庭私人空间和社会范围的公共空间联系了起来。在这类活动中我们也许能发现游戏的社会本质，即在合作者集体活动的范围内立刻制造出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