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在一个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文本研究和全新思考语境中被激活和光大了。这正是十年前，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出版时对未来的憧憬。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摆脱教条主义构架之后能够以显学的方式再一次重现于中国学术界的哲学聚光灯下，这对全世界都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1]可是，此时我却发现，这种光亮之外却存在着一种不应出现的遗忘：我们忘记了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列宁。依我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中，列宁构成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历史性环节，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苏东事变之后，俄罗斯以及相关的独联体国家的学术界除去布尔乔亚意识形态非学术反弹，以及微弱的传统性申辩，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删除那段并没有被科学说明的俄国共产党人和整个苏联哲学思想生成和发展的历史。[2]从思想史的逻辑射线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无主义幻象。我觉得，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度里，这一历史性的任务此时理当由我们来启始和完成。[3]

回到列宁！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情境去重新厘定和清理列宁哲学的思想史研究平台，从而更好地走向今天。这已经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历史责任。其实，“回到列宁”与我十年前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都不是什么从今天回到过去、从现实生活回到尘封的书本这种可笑的肤浅知性判断[4]，从我自己的原初思想构境出发，这不过是借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那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逻辑方法，但主要想做的事，则是要解构第二国际以后，特别是前苏东学界强加于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文饰和伪学术构境。仅此而已。

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在我自己的学术思想进程中，并非一种偶然。这理当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离开前苏东意识形态教条构架之后，用自己独立的研究态度、立场和全新的解读模式来真诚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宏大研究工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5]当然，《回到列宁》一书的理论主旨，是想以一种比《回到马克思》那种文本学解读更诚实的新的方式——思想构境法重新来拟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原像，使其从前苏东的意识形态迷雾特别是传统教条主义的研究模板中重新绽现出来。之所以采用这种异常的解读方法，也因之于《回到列宁》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为阅读笔记和批注性的拟文本、亚文本或生成性文本。特别是由于，本书核心的解读对象是列宁哲学思想的晚期发展中最重要的“伯尔尼笔记”。[6]而在我看来，这些文本在前苏东学界传统研究中那种主观强制性的解读话语和理论伪境中，从来没有被真正打开过。

当然，我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研讨列宁的“哲学笔记”。仔细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学习和解读这一经典文本群了。记得我曾经在自己的一本“自选集”的一个专题引言中说过前几次学习的大概经历。[7]最早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那还是上一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二年级的学生。依稀记得，当时是胡福明老师一页页、一段段地领读和解释这一组笔记文献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主要文段。那时候，坐在下面听课的我们，在那些极晦涩的文字和高深的观点的轰炸下，满心是对哲学神殿的敬畏。有一天下课时，一位三年级的男同学神秘而得意地对我们说：“黑格尔说的‘越是抽象，就越是具体’这句话够你们理解一辈子。”后来这一“论断”，与另一位老师的“进来一碗面条，出去一团糊涂”一语，共同成为哲学系高年级学生的著名警句。老实讲，第一次读“哲学笔记”，除去记下几个陌生而古怪的名词，什么也没弄清楚。那时虽然常常腋下夹着《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第38卷，内心其实是很虚的。甚至有一天夜里，我还为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懂列宁而好伤心了一把。说真的，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许许多多论述，倒是后来在三年级迷狂于黑格尔时搞懂了一些。

第二次系统地读“哲学笔记”是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约是1981年前后。我的毕业论文选了一个大家都不愿写的“哲学原理”的题目：“否定之否定”。可是，辛辛苦苦得来的二十万字的初稿一上来就被“枪毙”了，专业上负责研究生的孙伯癸先生不满意我那又长又灰色的“逻辑建构”，声称宁可读到我写些实在点的辩证法学说史。于是，那个辩证法逻辑建构的庞然大物被痛苦地删改为一个几万字的缩水物，而在最后一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辩证法发展线索的尾巴上，有了我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文献的索引式阅读。在这次有选择的专题式研读中，我本来是想具体找一下列宁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论述，因为受到孙伯癸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深层历史逻辑思想的影响，我也自觉地关注了一下列宁的哲学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令人惊异的是，我的结论竟然是肯定的。其实，这个重要的开始，已经把我与前苏东那种教条式的“列宁主义哲学”认知模式：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绝对真理说分叉开去。固然，这不是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可是，在搜索和整理资料时，我还真的意外发现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确存在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虽然列宁的哲学思想没有经过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般剧烈的革命性总体转换，但是他的哲学认识始终是在向前推进的，这主要表现为列宁在撰写《什么是人民之友?》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之间哲学观念，以及他后来在十月革命前夕阅读黑格尔哲学文献前后时段对辩证法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可是，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前苏东学者竟然从来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关于这种想法，我在这篇毕业论文的最后有简单的说明。但在那里，我只是指出了列宁辩证法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质点，并没有真正去发掘其中内含的理论逻辑线索。然而我知道，以后自己还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的。

1990年，我再一次重新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主要是解读这一文本中最重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一次，我有了新版的“哲学笔记”中文译本，并且，这回是专门的有目的地精心研读。此时，我已经事先居有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手稿（1988年）的第一次文本学诠释的新鲜体验。虽然我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解读方式，可还真的有些雄心勃勃。于是，我首先把“哲学笔记”特别是“伯尔尼笔记”研究中的传统思路（即用哲学教科书体系去注解经典文本）搁置起来，直接参照黑格尔的《逻辑学》、《小逻辑》和《哲学史演讲录》等书，一页一页地跟着列宁的笔记向前走，同时十分细心地注意列宁在读书中出现的每一个话语片断，由此，我觉得第一次还原式地体会到了列宁读书时的真实情境（这一方法后来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解读马克思《巴黎笔记》等摘录性文本时的做法，可是，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现代性文本学的幻象）。然后，我再去接触与此有关的众多支援性背景资料。最后，我才去翻阅第二手的研究文献。这一过程大约反复了几次以后，我有了一个新的专题思考的路子，也写下了国内第一批在研究列宁“伯尔尼笔记”方面从逻辑生产式上异质于前苏东学界理论构架的论文。[8]当时，我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突出了“探索”的主题，主要是想表明我并不认定自己这种理解列宁“哲学笔记”的思路就是绝对本真的。我恰恰是想通过这些论文的特殊撰写，提供一种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逻辑：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去真实地探讨经典作家的文本。我当时已经意识到，对列宁而言，他本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走了一条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进而逐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重要的基本理论规定，然后才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更加深刻地把握了这一科学学说的重要内容。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思想过程。可是，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硬是要把这一过程非历史地强制性同一起来，似乎列宁从一开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家，他起初写下的每一句话都一定是正确的，并且与后来说的每一句话又一定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似乎是维护了经典作家的至上性和完整性，而实际上这种解读框架恰恰使经典文本蒙上了一层非科学的色彩。我坚定地认为，这种从前苏联理论研究中承袭而来的旧逻辑应该被打碎了（在列宁的“哲学笔记”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苏联学者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这也是本书主要拒斥和反对的解读模式）。“哲学笔记”的确是列宁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哲学文献集，但这主要是一部真实记录列宁通过学习和研究哲学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本质，不断形成新的思想飞跃和发展过程的原始文献。因而，按照我的想法，学习和研究这部文献集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力求让列宁笔记中的每一句话都变得无比英明，而是要真正理解列宁是如何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立场，进而十分艰难地、逐步地进入黑格尔大厦，而后又在黑格尔的逻辑巅峰上比肩于马克思，终而获得实践辩证法真谛的总体逻辑思路。我以为，我们要向大师们学习的绝不是外在的词句，而是活生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一次研究中我犯了一个与列宁“哲学笔记”传统研究通常的错误，即只是简单地关注“伯尔尼笔记”，而不是将列宁哲学学习和研究和整个历史过程放置到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逻辑理路中去理解，这就使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仍然成为一个孤立的解读对象。这一错误，只是在新近的研究过程中才被逐步克服了。  

大约又是在十多年之后，2004年，我获得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内容就是列宁哲学思想研究。不久，这一课题又被认定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在课题组分工的时候，我主要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9]这样，我便开始了列宁“哲学笔记”的第四次研究。这是我对列宁“哲学笔记”最系统也是最深入的一次研究。2005年，我完成了关于拉康的研究和《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二卷（西方后马克思思潮的文本解读）的写作之后，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资料准备和思考工作。在这一次研究中，十五年前我对列宁哲学思想的重要认识被系统地重新反思了，我将过去只是孤立地关注“伯尔尼笔记”的点式研究，转变为通过原始文献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全景视域。这样，我就不得不再一次重读《列宁全集》，当然，这主要集中于1915年以前列宁留下的各种文献，由此，我获得了“伯尔尼笔记”以前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众多第一手线索和逻辑思考点。在这一次的研究中，我自觉地界划于西方列宁学的观点，即不是简单地将青年列宁特别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与后来的“伯尔尼笔记”对立起来，而是具体探讨了青年列宁与普烈汉诺夫的理论和实践关涉、列宁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学术关联，以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文本阅读的思考关系等更加微观深入的思想史环节，这的确使我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从而也为自己后面的“伯尔尼笔记”研究的准确逻辑定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背景支援。在这一次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伯尔尼笔记”的研究上，较之上一世纪90年代初我自己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思考深度还是文本的精读解析方面，都有更加深入的推进。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系统研究，我还在研究方法论和列宁哲学思想的总体认识上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收获：

第一方面，我第一次注意到，所有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的学者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将其视为一本书，然而，这个作为一本书的《哲学笔记》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列宁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段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和阅读批注的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汇集。这个新认识的意义在于：

首先，从理论思想的深刻度上看，列宁这些文献的理论性质并非都是同质性的。重要的是，由于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列宁并没有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期，他自登上理论舞台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当列宁在不同历史时期写下的笔记、心得的阅读批注类的文献被不加甄别地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意识到在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笔记中，也可能包含着不够深入、不够准确的东西；进而忽视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从一般的正确观念到具体的科学的本质认识的发展进程。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简单地、非历史地按照哲学原理的专题剪载列宁不同时期的哲学文献时，就有可能出现非科学的同质性的逻辑强暴。其次，各种版本的“列宁笔记”的文献编排被人为地设置成一种等级化的结构，非摘录性笔记特别是阅读批注都被放逐于次等文献的地位，以至于这些重要的阅读批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造成了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的某种逻辑盲区和文献断裂。这也导致人们会在面对“哲学笔记”时，都会不自觉地将列宁1914年写于伯尔尼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伯尔尼笔记”简单地等同于“哲学笔记”，而对其他笔记性文献则很少投以深入的关注。[10]也因为对以上问题的内省，所以在我的这一次研究中，列宁的“哲学笔记”被第一次历史地“还原”到列宁思想发展全程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精细地圈点出每一文献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深刻度，特别是在一定思想语境中的相对比较质。此外，我还认真厘定了列宁思想构境与他的实践建构的内在关联。可以说，这是国内外列宁“哲学笔记”和相关文献研究中到目前最全面的一次“田野工作”。

第二方面，由于历史地甄别了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或理论问题形成文献的特设思考语境和复杂背景，我们就不难“第一次”看到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这是令我最兴奋不已的事情。我发现，早在19世纪末，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者的青年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其理论着眼点显然是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他与普烈汉诺夫等人一样，强调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实践意向在哲学逻辑中的对象化则是突显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然而，当20世纪初，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前途问题上发生重大争论的时刻，列宁明确提出要发挥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的革命能动作用，从关注客体向度转向了以一定的客观现实条件为前提的主体向度。可是，此时的列宁并没有找到这种新的实践意向在哲学上的落脚点。固然，在1908年反对俄国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正确地站在了普烈汉诺夫一边，列宁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重要的学术文本有效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可是，哲学唯物主义却无法更深地支撑列宁此时的革命实践创造性。显然，列宁需要真正的革命性的历史辩证法指导。这是他1914年在世界大战之中下决心研究黑格尔哲学弄懂辩证法学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发现，只是在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他才逐步通过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改变现实、“消灭存在”的实践辩证法观念，最终获得了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哲学理论武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考转换过程。

第三方面，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的命名问题。“伯尔尼笔记”，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新东西，其实，这就是1914～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写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笔记群。这一文献群，过去处于研究焦点中心的主要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而实际上，“伯尔尼笔记”包括了以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辩证法（认识论）问题为中心思考点的一批重要读书笔记，共计八个笔记本。在这一次对“伯尔尼笔记”的研究中，我原来已经发现的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学习和研究进程中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被进一步精细地解读、思考和具象式地重新构境了。特别是在与黑格尔哲学原初语境的对比性分析、列宁读书进程思想转变的微观考证、以及列宁最后的思想总结和思考方面，都有不少新的深入进展。

最后一个方面，这里还需要专门说明的问题，是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这算是我在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即文本构境法解读（也可以称思想构境论或理论逻辑构境论）。说起来，这也是对我自己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次超越。这一次，我不再仅仅停留于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即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想中，换句话说，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原还，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思想。关于这个新方法，我可以再多说几句。

其一，发生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是我逐步意识到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把太多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的时候，并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得真理霸主地位的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在让文本进行当下性的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11]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从一开始就将文本作者的不在场认定为前提，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再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症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镜。

其二，之所以选择在此书中标识出这一新方法，还因为这一次我所面对的列宁哲学思想的依托物，不仅不再是完成性文本（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称为第三类文本，即公开发表的论著），甚至连生成性文本（原来我称为第二类文本，即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都很少，主要为亚文本（原来我称为第一类文本，即读书笔记、提要、札记和心得）[12]与拟文本。这个所谓的拟文本，也就是列宁“哲学笔记”中大量收入的读书批注（这些批注恰恰是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东西）。[13]与独立的读书笔记不同，这些批注是直接写在被阅读文献上的，通常为各种记号和少量的评语。[14]这种拟文本被记载、有选择性的排印成文这一事实，已经是某种人为的文本重新建构。我觉得，这第四种“文本”可能会在一些方面真切地反映原读者的基本阅读构架和实际学术水平。但也正由于批注中的记号与评语并非都是有明确意向和价值判断的，这就必然会造成我们在面对这些拟文本时，更多地不是有直接而明确文本证据的指认，而是对阅读本身进行再阅读和再解读，在一种当下的思想构境中呈现再解读者（第二位读者）本人的猜想、推论和主观认定。这种复建性的猜想和认定，主要基于批注者面对阅读文本话语时，他所表现出来的看见与看不见的逻辑症候。并且，这种认定主要不是在记号细节和微观词语中，而是一种整体性的重新思想构境，即将已经不在场的读者思考活动重新模拟再现出来。这显然是过去我所说的文本解读方法根本无法直达的方面。由此，我不得不提出新的构境理论。与原先我的文本学解读不同，我不再口口声声提出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内心中的诚实和学风上的踏实。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

最后，这种新想法的形成，还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之结果：一是我的一些老师特别是孙伯癸教授曾当面批评我：我们做了一辈子的马克思，为何没有看到你所言说的马克思文本中的东西？二是在许多次课堂讨论中，同学们总是提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同一文本上看不到你所指出的东西？”“你书里写的一些东西，到底是原作者的思想还是你的？”过去面对这些质疑，自己总是躲躲闪闪。因为，那时我的确害怕伪造圣人言之罪名。其实，在相当长一个时间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多是在以他人（圣人言，过去是“六经”，现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义言说。[15]因为，在我们的理论讨论域中，马克思主义与真理是同义词，在下意识中，似乎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这就上了政治保险。这是过去那个年代给人们留下的某种学术后遗症。其实，这种态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绝不应该通过塞私货和理论逻辑上的故意混淆来实现。

关于这个所谓的思想构境理论，我将在本书的导言中加以一定的说明，此处，我只能非常概要地对其作一引导性讨论。构境论是我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16]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构序结构和人的不同生存层级，特别是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构境。在当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内省和焦虑中，人们因为担心存在变成石化的在者、概念变成死亡的逻各斯本质，于是做作地在存在和概念的文字上打叉（海德格尔的“删除”和德里达的“涂抹”），而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的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17]与伪构境[18]（幻象）同体共在的。关于这个理论，我会在以后的研究中，通过专门的著述逐步进行全面的阐述。在此书中，我只是在文本研究这一讨论域中，第一次采用了思想构境的解读方法。它正好是与我先前已经在文本研究提出的文本学解读方法相接合的，相比之下，构境论的思考会更加深入一些。

与现代性的结构主义逻辑不同，我提出的构境理论不再是停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先在理念支配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19]原来康德式的科学结构主义的理性构架座架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系统编码只是思想构境的一个简单性呈现，因为相同的理性构架与符号系统中，不同个人主体和群体的意识情境生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意识与思想构境的实现，其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存在构序是全部精神现象真正的本体性依托，可是，思想理论逻辑本身实现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与意识则更复杂得多。信仰、情感、价值尺度，以及个体或群体的隐秘心理情结，都可能是构境的偶发性主导因素。意识和思想构境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全景式突现，人们只是在写作、言说和表意情态中显现了其可明示的理性结构、逻辑意向和情感冲动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构境往往会是无意识发生的。其中，不可言明的各种逻辑射线在思想构境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本书中，我不可能十分详尽地讨论自己的构境理论，而只是在文本解读的语境中提出这种新的想法。这也算我自己哲学创新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当然，全部的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任何意义上的革新并不可能总是成功的，尤其是在思想史的平台上，但在一个提倡创造性的时代中，我愿意先走一步。

本书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导言和上、下两篇。在导言中，我主要是介绍列宁“哲学笔记”一书的文献情况，评说传统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已有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而重点是说明我在本书中新提出来的思想构境理论，特别是与其同构的拟文本解读方法和思想史构型。上篇主要是青年列宁在哲学理论认识上的一个概要的早期思想线索，这从1894年他所写下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什么是“人民之友”？》开始，一直到他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后的哲学思想变化过程。当然，其主体一是1908年以前青年列宁早期政治实践斗争中形成的各种历史文献的解读，二是1908～1913年列宁学习和研究哲学时留下的大量阅读批注和少量笔记的解读。这里的新认识是青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性理论镜像与他的政治实践立场的链接与脱节。下篇，则集中于列宁在1914～1915年关于黑格尔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摘录性笔记，以及少量心得。这算是“伯尔尼笔记”的专题研究。整个下篇的中心思想，是在颠覆前苏联学者的“计划构想论”先验构架后，发现列宁在接近黑格尔哲学的认识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思想转变，即从他性理论构架向自主性阅读构境空间的转换。关于这种转变分析和讨论，是本书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它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前苏东学者在列宁哲学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并且，我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即使是在“伯尔尼笔记”的最后的革命性思考语境中，列宁的理解也远没有超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深度。最后，我将自己25年前写下的关于辩证法理论逻辑的一篇论文作为本书的附录，因为它多少与黑格尔的《逻辑学》思想空间和列宁在“伯尔尼笔记”最后获得的实践辩证法观念相关联。

显然，与《回到马克思》一样，此书的主要思想将是颠覆性的。

令人有些感慨的是，今天回过头去想，我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全程的时间跨度竟然长达25年。在这几乎贯穿我已有的全部理论生命的时间绵延之中，我与列宁的思想间距似乎近了一些，然而却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

2002年深秋，莫斯科的红场上已经飘起了凉凉的雪花。当真的站在列宁墓中的那个看起来只是熟睡了的伟人身前时，我只是长时间地仔细地看着他那透着神性的面容，心想，真是这个头脑想出了这么多鼓励世界上落后地区、被压迫人民起来反对资本霸权的激进话语吗？真是在这个头脑支配下写出了那么多让整个近代东方世界左派激动不已的文本？真是这个头脑中生成了我日日衣夜夜为之苦恼的那些复杂多变的哲学逻辑和话语之境吗？是的，在这些年思考和写作关于列宁哲学思想历史进程的文字时，我的脑海中出现的始终就是这一幕幕滚涌着战火硝烟和高昂革命激情的历史画面，不过，那个我梦想见到过的列宁不是在熟睡，他永远精力充沛地到处演讲，读书，写作和战斗。

可能是和我一样激动，在我身边有一位访客低声地自语了一句，此时，那个始终像雕像般无声站立在一旁的长着一幅稚嫩面庞的俄国士兵，用食指放在自己的嘴边，轻轻发出了嘘声，似乎，是怕我们吵醒了这位熟睡的伟人。是的，列宁，您安睡吧。即使将来有人埋葬了你的物性存在，您的思想，已经再一次被世界重新认识[20]；你所开辟的解放道路，在东方那块黄色的土地上，再一次响起了巨人踏实的脚步声。

回到列宁，也就是走向未来。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