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玩”和数字劳动

作者:[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译者:周延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0-11

本文来源于《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第四章第五节至第七节

一

从与当代数字媒体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1)社交媒体的表现形式为参与式文化和新民主形式。

(2)隐藏在“玩＂背后的剥削。

意识形态主张并不是特定于某个术语“Web2.0”；相反，早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互联网的主张构成了“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Barbrook and Cameron, 2001)，这种意识形态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责任、竞争、私有财产和消费主义而缺乏不平等与剥削的意识，其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Fisher, 2010)。纽鲍尔(Neubauer, 2011)强调了信息新自由主义这一特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它是一种将信息技术的力批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信念。

世纪之交，互联网公司陷入严重金融化的危机。“网络”危机摧毁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将带来繁荣和不受阻碍的经济增长的新时代的希望。在危机之后的若干年，“脸书”(facebook)(2004)、Flicker(2004)、Linkedln(2003)、Sina Weibo(2009)、Tumblr(2007)、“推特”(twitter)(2006)、VK(VKontakte, 2006)、Wordpress(2003)以及YouTube(2005,2006年被谷歌收购）等公司成立。它们代表了资本家们找到了基于定向广告的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美好希望。

这些平台的崛起，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出现，这种意识形态是对这些全新的服务以及经济民主和参与式文化崛起的庆祝。亨利·詹金斯认为，“网络已经成为消费者参与”的场所，并且支持参与式文化的崛起。阿克塞尔·布鲁斯认为，Flickr、YouTube、MySpace和“脸书”(facebook)是“公众参与”的环境(Bruns, 2008, 2008—227)且引出了“实用生产”的民主栈式(372)。约翰·哈特利(2012)描述了“沟通对话模式”的出现(2)，在此模式中“每个人都是生产者”(3)。他的基本观点是，随着支持社交网络的在线平台的兴起和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及传播，新闻、公共领域、大学、大众媒体、公民身份、档案馆和其他机构变得更加民主，因为“人们在生产以及消费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同上，14)。克莱·舍基(Clay Shirky, 2008、297)表示，“web2.0意味着“民主化的生产”。泰普斯科特(Tapscott)和威廉姆斯(Williams)看到新经济的崛起，他们称之为“维基经济学”，它带来了“新型的经济民主”(Tapscott和Williams, 2006, 267)。

尤其是管理大师和文化理论家们宣称，用户生成的内容平台推动了参与性经济和义化的发展，他们推动了将“Web2.0作为风险资本家需要投资的“下一件大事”。事实证明，炒作更多的是资本积累，而不是民主。对于术语，如“社交媒体”和“Web2.0的讨论始于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 2005)2005年提出的“Web2.0”一词。尽管蒂姆·奥莱利肯定了“Web2.0的实际变化，并目他说，至关正要的因素是，用户作为一个集体智慧共同创造平台的价值，就像谷歌、亚马逊、维基百科或“连接用户社区”里的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O'Reilly and Battelle, 2009, I)。他承认，这一术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DOT—COM危机之后确定互联网公司新的经济战略的需要而创建的。在这种危机中，金融泡沫的破灭导致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崩溃。因此，他在“Web2.0”一词创立五年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这一范畴是“关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网络第二次来临的声明”，旨在“恢复网络泡沫破灭后已经失去的对互联网行业的信心”（同上）。这意味着，创造“Web2.0”概念的人承认，这是一种旨在吸引投资者的意识形态。

“Web2.0”狂热爱好者肤浅地使用“参与”这一概念，忘记了它的主要使用来源于参与式民主理论。根据该理论，“参与”代表的其实是对所有权的控制、对决策和集体定义价值的控制(Fuchs, 2011a, charpter7)。统计数据如“Web2.0公司的所有权结构、YouTube上访间最最大的视频、最受欢迎的“脸书”(facebook)群组、谷歌和“推特”(twitter)上最受欢迎的话题以及拥有最多关注者的“推特”(twitter)用户表明，企业“Web2.0并不是一个平等参与者的民主空间，而是一个大公司、名人和娱乐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和普通用户相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追随者、读者、观众、听众、喜爱，等等（同上）。如果一个关于现实的主张与现实脱节，那么人们通常把这种主张称为意识形态。“Web2.0”和“社交媒体”被认为是参与式文化和参与型经济，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范畴。他们忽视了塑造互联网的权力结构。

有学者声称“社交媒体”的力量不仅是为了吸引商业投资，而且在日常用户的生活和思想上也具有霸主的一面。乔迪·迪安(Jodi Dean,2005)在互联网拜物教的前提下说道，假定互联网本身是政治性的，而Web2.0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形式，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忙碌的人可以认为自己是积极的——技术将为他们服务，减轻他们的负罪感，同时向他们保证什么都不会改变太多。......通过发一封电子邮件，在请 愿书上签名，对博客上的一篇义章做出回应，人们都能感受到政治的气息。这种感觉助长了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因为它留下了政治上耗时、渐进和冒险的努力。......这是拒绝采取立场，不冒险进入政治化的危险领域”。

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仅仅是对“社交媒体”民主含义的过度宣称，而且还体现在媒体自身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剥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往往隐藏在“玩”(play)的结构之中。社交媒体企业资本积累战略的劳动力方面是数字“玩”工(digital playbour)。库奇利(Kucklich, 2005)第一次引入“玩劳动”这一术语。对“玩劳动”的剥削是基于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区分的丧失。在福特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模式中，工作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和压抑的时间，而闲暇时间是爱神的时间(Marcuse, 1955)。在当代资本主义，娱乐和劳动、爱神和死神、快乐原则和死亡驱动原则部分地聚集在一起：工人期望在工作时间要觉得有意思，而娱乐时间变为生产性的，类似工作。娱乐时间和工作时间是相交的，人类存在的所有时间都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被剥削。

资本主义以一种破坏性的辩证法把劳动和“玩”联系在一起。传统意义上，以享受、性和娱乐的形式进行的“玩”(play)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业余时间的一部分，这是相当没有生产力的（从生产商品出售的意义上来说），并且与劳动时间分开。弗洛伊德(1961)认为，驱动结构的特点是爱神之神（对生命、性、欲望的驱动）和萨纳托斯（对死亡、毁灭、侵略的驱动）的辩证法。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们为爱神的永久实现而奋斗（快乐原则）；而文化只能通过对爱神的暂时否定、悬挂以及色情能量转换成为文化、劳动的情况下才具有可能。劳动将会是一个去性化的生产性形式一对性欲的压抑。弗洛伊德在这种背景下讲到了现实的原则或升华。现实原则是对快乐原则的扬弃。人类文化扬弃了人类天性，而成为人类的第二性。

马尔库塞(1955)把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异化劳动、统治和资本积累已将现实原则转变为压抑性现实原则即操作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异化劳动构成了对爰神的过度压抑，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在量上超过了文化必要的压抑。马尔库塞把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或价值的概念与弗洛伊德人的驱动结构联系起来，认为在驱动力水平上的必要劳动相当于必要压抑以及剩余劳动的剩余压抑。这意味着，为了生存，社会需要一定数最的必要劳动（以工作时数衡批），因此也需要对快乐原则进行一定程度的压抑（也以小时为单位）。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免费而生成利润的劳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工人无酬工作，而目还造成了必须进一步压制快乐原则的情况。

“现实原则的背后是稀缺这一基本事实(Lebensnot)，这就是说在一个过于贫穷的世界，人们欲望的满足总是不断地被干扰、终止或延迟，人们需要为了生存而奋斗。换句话说，任何可能的满足都必须通过工作实现，或多或少的令人痛苦的安排和从事获得需求满足的方法。在工作的持续时间中，工作占据整个成熟个体的全部生活，快乐被‘中止’，痛苦盛行”（同上，35)。在基于统治原则的社会中，现实原则以操作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统治“由特定群体或个人行使，以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越地位”（同上，36页）。操作原则和额外压抑(surplus——repression)原则相联系，这个术语描述了“社会统治所必须的压制”（同上，35)。统治带来的是对不可或缺的人类联系的额外控制（同上，37)。

马尔库塞认为，操作原则是指死神(Thanatos)统治人类和社会，异化释放人类的攻击驱动力（去崇高化）。这种异化驱动力会导致全面暴力和侵略性社会。因为后现代社会的高生产率，可能存在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压抑现实原则的消除，必要的工作时间降到最低和空闲时间的最大化，社会和身体的色情化，爱欲塑造人类和社会，性欲社会关系出现。这样的发展将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但和资本主义及父权制格格不入。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95)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规训的力量转化的方式使人类不必经过直接的外部暴力而越来越多地约束自己。他将这种情况称为自控社会。例如，它体现在参与性管理的策略中。这种方法促进了奖励的使用及将享乐融合到劳动中。它主张工作应该是有趣的，工作人员应永久性地发展新思路，实现自己的创意，在工厂内享受自由时间，等等。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劳动和享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成为模糊。工作逐渐具有了享乐的特征，而娱乐时间的享乐变得像劳动一般——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变得难以区分。与此同时，工作压力加剧，产权关系保持不变(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7)。企业社交媒体对网民的剥削就是这场变革的一个方面。这意味着以享乐、娱乐、快乐为目的的私人使用互联网——爱神的方面已经归人资本，并已成为劳动剥削的一部分。互联网企业通过剥削用户的享乐劳动来积累利润。

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埃夫·恰佩罗(Eve Chiapello, 2007)认为，参与式管理的兴起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出现，这种新精神属于1968年的政治反抗和随后出现的新左派的反独裁价值观。该运动的主题现在将被用在服务于那些它想要摧毁的力量，其结果就是“构建所谓的｀网络＇资本主义”（同上，429)。这样，与呼吁平等和克服阶级的社会批判相比，呼吁真实性、创造力、自由和自治的文艺批评(37-38),在当今“间接地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且是其承受能力的手段之一”(490)。

同样，有酬创意行业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像“玩”(Play)。赫斯蒙德霍(Hesmondhalgh)和贝克(2011)展示了许多创意产业的矛盾心理，这些工作是不稳定的，但却因为乐趣、人脉、声誉和创造力以及它可能涉及的自决权而受到珍视。难点是，劳动变得就像在“玩”一样；剥削和乐趣也因此变得不可分割。在当今，“玩”和劳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爱神已经完全纳入了压抑的现实原则；“玩”已经被商品化；没有被资本剥削的空间和自由的时间在当今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们是很难创建和为自己辩护的。当今，“玩”是生产性的，是被资本剥削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所有的玩乐，在当代条件下成为并纳入资本的剥削之下。玩乐、爱神的表达方式，从而被破坏了；人类的自由和能力也被削弱。关于企业社交媒体、“玩”和劳动汇集成为资本积累剥削的“玩”劳动：企业互联网因此代表了时间的总的商品化和被剥削。人类的所有时间趋向于变成受资本剥削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表格4.1总结了马尔库塞关于“玩”、劳动及快乐的理论在企业社会媒体的应用。一些作者已经批判了数字劳动辩论中一些主要论证，在下节中，我提出并讨论一些批判的观点。

二

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 2010)争辩说，互联网劳动不受剥削因为社会上有许多文化性工作都是无酬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文化产品都是无酬的，今天仍然如此。想想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你读到这篇文章的那天，他们会练习乐器，或者举一个我称之为休闲产业而不是文化产业的例子。想像一下有多少年轻人在练习足球或篮球。现在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劳动（这里的劳动可以定义为在某种强迫之下所付出的努力，意味着能更好的着手于更多其它的休闲活动），这对实现音乐行业和足球产业中的剩余价值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行业所吸引的众多人有助于其创建一批工人储备（同上，277)。”赫斯蒙德夫声称：“在‘脸书’(facebook)上联系朋友和上传照片就代表了某种被剥削的劳动，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要求给所有无酬奉献其空闲时间的业余足球教练给予报酬。这种主张并非不可能，但也很难占有优势——并且会伴随着危险，即它可能会变为一种商业化活动以至于我们最终更倾向于离开市场”(278)。

赫斯蒙德夫混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活动：

(1)业余爰好或私人活动，其中劳动力会被再生，但没有商品产出（如踢足球或睡觉）。

(2)业余爱好活动，其中产生的价值直接为资本主义企业所有（如使用商业互联网平台、观看商业节目等）。

赫斯蒙德夫混淆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即再创造劳动力但无可售商品产出的再生产活动。另外，再创造劳动力的同时创造了受众或互联网产消合一商品的再生产活动。如果需要为这两种活动中的任何一种或两种活动支付工资（从左翼政治的角度来看，有赞成和反对的论点），则是另一个（政治）问题，但赫斯蒙达格忽略了阶级、商品化和利润在第二类活动中的直接作用。

企业社交媒体受众和劳动被剥削，究其原因有三种被剥削的条件(Wright, 1997, 10):

(a)积累的利润剥夺了受众和用户的物质利益（反向的相互依存福利）。

(b)受众和用户被排除在媒体组织的所有权和积累的利润之外（排除）。

(c)资本家占有了创造的利润（占用）。

帕斯奎内利(Pasquenelli, 2009, 2010)认为，谷歌通过其页面排名算法创造和积累价值。他说，谷歌的利润是一种认知租金。卡拉韦(Caraway, 2011, 701)赞同这一说法并更广义地认为：“史麦兹所描述的经济交易其实就是租金。”媒体所有者把媒介租赁给有兴趣获得受众的行业资本家。租金既可以是时间（广播）也可以是空间（印刷）。媒体所有者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一种有利于形成特定受众的环悦。互联网的租金理论以租金的概念代替了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等范畴。

马克思(1867c)表明，技术永远不会创造价值，它只不过是一种创造商品的人类活劳动运用的工具而已。因此，网页排名创造价值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假设。马克思认为租金是用土地来交换的，并制定了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用来表明商品价值的三个方面（第48章）：利润（包括利息）、租金、工资。利润与资本、土地租金和雇佣劳动的工资相联系。这三种收入与商品、土地和劳动力的销售有关。租金是通过出租土地或房地产来获得的，租金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和人类劳动的直接结果，在租赁过程中没有新产品的产生。租金间接源于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利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租赁房屋，但这是在第二个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在其中用于购买房地产。“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价值也没有交换地租价值的使用土地”（同上，956;译者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页）。“价值是劳动，因此，不可能是土地”（同上，954；同上，第922页）。因此，在商业媒体和互联网中使用租金这一范畴就意味着在企业媒体和互联网上的活动，例如，谷歌的冲浪，以及在YouTube或是“脸书”(facebook)上创建内容，这些活动都没有受到剥削，也不是劳动形式。认知租金范畴对解释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批判是无用的，通过剥削知识劳动而创造的互联网产消者商品概念才是更可行的。

亚当·阿维德森(Adam Arvidsson)对数字劳动假说和史麦兹的受众商品方法进行了批判，“因此，只有在劳动具有价格和它已经转化成为以某种方式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的时候，劳动价值论才能成立。显而易见，把劳动价值论运用于生产实践领域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给定的价格就很难在雇佣关系外开展”(Arvidsson, 2011, 265)。如阿维德森(2006)、福克斯(2009a)以及科特和派伯斯(2007)研究表明，“在数字劳动没有价格的情况下就很难区分生产与非生产时间，那么这将难以维持”。马克思主义“剥削”这一概念将被应用于消费者合作生产这一过程中(Arvidsson, 2011, 266-267)。”但由于自由劳动是免费的，并无价格，因此，不能被视为是价值的来源”（同上）。阿维德森得到的结论是数字劳动不受剥削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价格（如，它是无酬的）。

数字劳动并非历史上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作，人们可以想到家务劳动或奴隶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务工人是受资本主义父权制剥削的人群，这也是一个“进行原始积累”的据点(Mies, 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rf, 1988, 6）：他们无酬、不自由地为资本主义履行职责。因此，它们是极端剥削的有力据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是，“生计生产——主要是通过殖民地中的女性无酬劳动和其他诸如奴隶、合同工、农民等的无酬劳动来维持的，以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得以建立和剥削的长久基础”(Mies, 1986, 48)。

古典奴隶、家务工人以及网络用户的显著区别是，前者受到身体暴力的压制（如果他们停止工作，很可能会被杀害），而家务工人则有时受身体暴力以及爱与情感的胁迫，至于网络用户则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裹挟（他们被迫使用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平台来维持其社会关系及声誉，如果停止使用这一平台，虽然不会殃及生命但很可能会被周围所孤立）。但是所有这三种形式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都被他人所无偿占有（奴隶主、资本家、雇佣方以及公司）。以上劳动均无报酬，而他人却剥削了他们所有的工作时间。阿维德森错误的假设是，剥削只有在工资支付的情况才会出现。这一假设淡化了剥削的恐怖，还意味着古典奴隶和家务工人没有受到剥削。因此，在种族主义生产模式和父权制背景下，他的假设是有问题的。更有趣的是，阿维德森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批判了自己赞成免费劳动剥削理论这一论点。

数字媒体的现实情况是，iPhone、诺基亚手机、iPad和Mac电脑其实都是些充斥着“血渍”的“血手机”、“血iPad”和“血Mac”。很多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MP3播放器都是由矿物质构成的（比如，锡石、鸽、钢、金、鸽、钜、锡），而这些都是在奴隶般的情况下从刚果共民主和国或其他国家的矿物中提取的。互联网目前这种以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存在就是基于不同形式的劳动的：网络公司相对高薪的软件工程师、较低薪的无产阶级员工，无酬劳动的用户以及发展中国家生产硬件和提取矿物质的被高度剥削的“血腥泰勒”工作和奴隶工作。阿维德森的理论意味着那些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提取物质基础的刚果无酬奴隶工人是不受剥削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阿维德森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替换是一种理想化和主观主义的价值观——无形价值观被其理解为“一种创造某种情感上显著关系的能力”(Arvidsson, 2011, 270)—但它忽视了物质不平等、不稳定的劳动和贫富差距的现实，并假定当代经济中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感情。

阿维德森(2011, 273)认为，“我有一个荒谬的建议就是：由于‘脸书’(facebook)使用者劳动的交换价值为零，所以他们才受到了‘无限的剥削’”。在对我的一篇数字劳动文章的评论中(Fuchs 2010b)，阿维德森和科莱奥尼(Colleoni)说道：“如果‘脸书’(facebook)在2010年赚了355亿美元，就意味着每个‘脸书’(facebook)用户每年要损失受剥削的剩余价值达0.7美元”。就如福克斯所言，这种剥削的速度几乎会计其敛财无穷(Arvidsson and Colleoni, 2012, 138)。福克斯(2012e)对阿维德森的工作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批判。阿维德森和其同事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概念。如果5亿人使用—公司平台，而这一平台通过每年90小时（即平均一天15分钟）的定向广告来获取赞助，那么，就等同于创造了450亿小时的数字劳动。所有这些在线时间都是受监控的，同时还创造了可供出售给广告商的交换商品，而所有这些所需时间都是无酬的。因此，工作的450亿小时就是这么被剥削的。剥削就是资本家通过占用这些物化成商品的无酬工作时间而来的。数据商品可以被出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价值转换成利润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商品可供出售，那么利润就会很低；但如果他们所创造的商品没有售出，他们也会受到剥削，因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在出售前创造出来的。阿维德森的批判意味着剥削是基于商品流通的环节而非商品生产的环节。这一假设是荒谬的，因为它意味着创造出没能出售的商品（例如，供大于求）的工人是没有受剥削的，可以说，阿维德森的批判缺乏对马克思理论的了解。

马克思强调了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计量一种商品价值的实质是其生产所需要的小时数。“那么，它的价值散是怎样计量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批来计噩的。劳动本身的报是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Marx, 1867c, 129;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每一个商品（产品或产品工具）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Marx, 1857/1858b, 140;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89页）。马克思在他的价值规律中说道：“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越高……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盘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Marx, 1867c, 177；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页）。

价格并不等同与价值。“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的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同上，189；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同上195-196；译者注：同上，第122)。这意味着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价格由货币水平决定。两者都是量上的计量，但它们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价值是衡量生产过程的尺度，价格是衡量商品流通过程（销售）的尺度。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拓展，商品被创造出来，并在流通领域（即商品市场，商品以特定价格出售）转化为利润（以货币价格计量）。

这就意味着对劳动的剥削发生在商品出售之前。即使一种商品没有被卖掉，一旦生产出来，劳动就已经被剥削。在一篇介绍品牌价值概念也提到史麦兹的文章中，亚当·阿维德森(2005,238)立即给出了以美元为单位的品牌价值数字。

这表明，他思考价值是从货币的角度（这只代表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劳动时间（这意味着一种商品的价值）的角度。将品牌价值定义为“品牌产生的可预测未来收益的现值”(Arvidsson, 2005, 238)，这不仅是循环的，因此也是荒谬的（价值的定义），而且它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阿维德森只在价格水平(“收益”)上定义价值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三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和一切商品化逻辑的破裂、断裂和孔洞，然而，它并没有终结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阶段。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阶级和资本主义批判产生了新的兴趣。传媒研究要看到时代标志，要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资本主义高度重视。今天从事对达拉斯·史麦兹著作的研究是为马克思主义传媒研究的复苏在做贡献。达拉斯·史麦兹谈到受众商品以及杰哈利、莱文特把看电视作为工作分析媒体商品化。互联网和媒体的观看、阅读、倾听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受众商品和互联网产-消者商品是由观看、阅读、倾听工作所创造的商品。受众把自身生产为商品，其工作创造了受众和用户商品。在商业、广告资助的媒体中，媒体的使用就是受众的劳动。受众时间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资本剥削无酬受众。在“脸书”(facebook)这样的商业社交媒体中，受众的劳动时间是相当活跃、具有社会性和创造性的劳动时间，而且还是产－消者劳动时间。产－消者劳动的在线特征使平台能够监控用户的所有活动，并将定向广告空间出售给广告客户。而广告客户不仅仅能够依据估计，而且能够对用户使用活动进行精确观察来量身定做广告。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本章要点：

(1)达拉斯·史麦兹提醒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著作批判地研究资本主义媒体非常重要。

(2)批判理论和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由于过于片面而遭受质疑。这种解释主要是基于选择性的阅读。他们忽略了在这两种方法中都有不同的权重——关注媒体商品化、受众、意识形态和替代方案的各个方面。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在当今批评传媒研究中结合在一起。

(3)达拉斯·史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在关于企业互联网供应商剥削数字劳动的辩论中获得了新的意义。数字劳动的剥削包括胁迫、异化和占用过程。

(4)企业社交媒体运用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剥削互联网用户的无酬劳动、用户生成数据的商品化以及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的用户行为数据。定向广告和经济监督是这一模式的正要方面。受众商品范畴在社交媒体领域变成了互联网产消者商品范畴。

(5)企业“社交媒体”和“Web2.0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而是庆祝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从而有助于吸引投资者的意识形态。

(6)对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玩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玩劳动的剥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原则。此种剥削往往会让人感觉很有趣（因而，这种有趣无疑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错觉），并成为自由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7)对数字劳动争论的批判与不同类型的工作活动相混淆，这倾向于淡化剥削，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类似剩余价值、价值、价格和租金等概念。

当今资本主义极为矛盾。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客观内在矛盾的表现。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矛盾的：其范围从超新自由主义（通过实施“为富人和银行实行社会主义”且私有化和削减用于福利、教育、卫生等的公共资金来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纲）到喧嚣、骚乱、抗议、示威和占领（如占领运动或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抗议）以及革命（如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这些政治斗争和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的主观矛盾。现如今批判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基于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传播共享的一个正义的世界，并为此从事学术领域的工作以及进行政治斗争。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数字劳动的讨论置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景观中进行分析。下一个章节我们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的语境是关于数字劳动如何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并在诸如信息社会、信息经济、创意、文化产业和知识工作等的标题下进行讨论。我们生活在哪一种类型的社会中呢？是一个信息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呢？下一章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