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在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时曾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视为他当时要研究的英国状况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4页),这既说明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说明他对基于工业革命的英国社会关系之本质的把握是比较清晰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形成、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中研究了立宪君主制度背后的财产统治关系之后,马上转向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展开研究的原因。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多么的贫困以及他们心中藏着多大的反抗情绪,而且也是为了凸显导致这种生活状况的现实社会关系即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英国市民社会具有何等的内在危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解读决不是一种中立的客观描述,而是在社会历史观的维度上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能否把握住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能否深刻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本质关联性。国外学界的一些学者在解读恩格斯的工人运动观时,总是喜欢把它描述为一种中立的实证研究。在恩格斯刚逝世的时候,这种情况其实就已经发生了。

弗兰茨·梅林在1895年10月9日撰写的《关于青年恩格斯的几点意见》(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中对维尔纳·桑巴特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误解提出了批评:“但是他,桑巴特,从这部书中的社会主义的进化理论的肯定部分不能再找到什么了。他说,恩格斯主要地描述了贫困,这种贫困如何激动人和如何使人愤怒,如何激起革命行动和由此创造历史。但是他还没有从中揭示‘更高的社会形式的萌芽’。”(梅林,第36页)桑巴特的这种观点在当代国外学界仍然常有出现。鉴于此,本文试图对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的社会历史性解读视域作一番梳理,以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对于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工人的贫困:英国工人运动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特点时指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推进和深化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理论解读的。对他来说,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包括英国工人运动在内的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灾难的最直接表现。当然,他也不是一到英国就能达到这种理解水平的。在刚到英国的一段时间内,恩格斯虽然把研究对象转向了工人或无产者的贫困,并努力把它与英国可能发生的革命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他还无法理解工人贫困的真正原因。

譬如,在1842年11月29-30日所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他只是指出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导致了不断增长的、挨饿的无产者阶级,它除了起来反抗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自身的困境,“因为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这些人除了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办法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0页)但他还尚未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对这种判断作出具体的阐述。此时的青年恩格斯是从工人因为挨饿所以才会起来革命的角度来理解英国革命的可能性的。他暂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基于物质利益的英国社会革命所具有的历史观意义,因而他在德国时所形成的基于自由精神的原则而展开的现实批判思路暂时还不能被新的解读思路所取代。在1842年12月-1843年6月间所写的《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伦敦来信》等文章中,这种工人因挨饿而必然起来革命的解读思路得到了延续。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扭转上述解读思路的开始。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只是从经济现象的角度来阐述工人挨饿与工人革命之间的关联性,而是开始从社会关系甚至是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阐述竞争关系条件下工人因生产过剩而挨饿的必然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同上,第463页)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这种私有制竞争关系与基于科学进步的人类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进行了剖析。这一崭新的解读视角为恩格斯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深刻地解读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由此也开启了他在这一问题的解读上较为快速地向唯物史观方向发展的历程。

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一文中,恩格斯针对卡莱尔所描述的英国社会充满了财富却还有很多人饿死,英国工人走上街头进行反抗的时候,明明知道有敌人却不知道谁是敌人等现象,明确地指出,“他们遭到的祸害是社会祸害,而社会祸害是不能像废除王权或特权那样予以消灭的。……现在再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英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灭亡。”(同上,第503页)而针对根治这种社会祸害的办法,恩格斯强调了必须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来找到答案。在他看来,我们必须把历史的内容交还给历史,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把握历史的内涵与意义。在接下来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又把这种在工人贫困问题上的社会历史性解读思路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这里首先明确地指出了英国的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才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2页)这种把工人贫困问题提升到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思路,对于他彻底扬弃以前在德国时形成的基于自由精神的现实批判思路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其次,恩格斯在此文中从现实历史过程的角度对工人贫困的形成过程及本质内涵进行了初步的解读。他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是由于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形成的,“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同上,第546页)而且,他还通过指出这种新出现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奴役的基础上因而是充满对立和矛盾的,来为英国工人阶级在为期不远的英国社会革命中发挥历史作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

正是在上述思想积累的基础上,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工人的贫困这一英国工人运动的前提条件作出了更为清晰的社会历史性解读。首先,他明确地指出,工人的贫困决不只是一种既定的经济事实,而是一段社会关系变革过程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基于工业革命的英国市民社会变革的结果,“新发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这样,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成为新兴的纯粹的织工阶级,他们仅仅靠工资生活,没有一点财产,甚至连名义上的财产(一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91页)

也就是说,英国工人的贫困所反映的,不只是工人的穷苦这一经验事实,而且还是它处于其中的英国市民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对立与矛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发展问题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其次,恩格斯指出,只要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看待英国工人的贫困,就不难发现这是以阶级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贫困现象。这不是一些英国工人的贫困,也不是可以被轻易地改变的那种贫困现实,而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将随着英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剧的那种贫困。“因为这些大城市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得最充分,所以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同上,第407页)在恩格斯看来,无产者在这一意义上才是真正的赤贫者。由此,英国工人的贫困必定是与财富不断增长的资本家阶级相对立而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涵。同时,这也决定了贫困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像一个固定的阶级,此时的工人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可能上升到作坊师傅的阶级地位。

再次,恩格斯指出,正因为贫困的英国工人的阶级地位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固化,在英国市民社会关系得到改变之前,他们的阶级命运是不可能得到改变的,因此,摆在英国工人面前的道路只有爆发革命这一种选择,而且,处于这种境况中的英国工人也必定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革命力量。“英国人民必然会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忍受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深恶痛绝。……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会像斯蒂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点燃烈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同上,第496页)

在对英国工人贫困问题的社会历史性本质作出解读之后,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现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是从身体状况及精神状况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的。就前者而言,恩格斯从生活资料的缺乏、污浊的空气、污染的水源、糟糕的住宅及饮食、无助的医疗条件等几个方面,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描述。

譬如,在谈到污染的水源时,恩格斯说:“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地区变得十分肮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0页)就后者即工人的精神状况,恩格斯从工人的受教育水平、过度的强制劳动对工人精神状态的影响等方面来展开论述。譬如,就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他指出工人们能够得到的教育既少又差。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对这种贫困现状的深层内涵作出了解读。他首先从“社会谋杀”的层面对上述事实进行剖析。“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必须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同上,第409页)他此处的“社会谋杀”概念来自于《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的“社会祸害”概念,并与《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的“社会革命”概念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他在上述两篇“英国状况”的系列文章中就已经指出,我们明明知道这种祸害真实地存在着,但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废除它,而只能通过英国式的社会革命来消灭它。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从“社会谋杀”的角度清晰地延续了这种解读思路。这种思路使恩格斯与当时英国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别了开来,后者尽管把批判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措施提升到了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层面,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是把私有制度理解为某种恶劣的、人为的政治制度,因而,当他们说要对这种制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时,其脑海中是浮现不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画面的。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勃雷在谈到他所提出的救治方案时喜欢说“就是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行程,并且要一下子将数千年来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一扫而光”(勃雷,第68页)的原因,因为对他来说,劳动者所遭受的社会弊害不是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只是某种错误的制度措施的后果,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一下子一扫而光的方式来解决它。

其次,恩格斯还对这种社会谋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在看到了工人的赤贫现象之后,想到的不是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致力于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富人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是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78页)更为严重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不仅作为个人在实施着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且还以统治者的身份通过国家政权的形式来对工人阶级进行系统性的统治。“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看一下实践就够了。……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自行其是地虐待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同上,第481页)恩格斯是通过对英国新济贫法等法律条文的实施情况的说明来阐述这一点的。

通过从本质、现状、深层内涵等三个层面对英国工人贫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一前提条件有了全新的把握。这为他进一步解读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进程及一般结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二、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进程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是很强调政治维度上的工人运动的重要性的,他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应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的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49页)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了更多的篇幅来加以阐述的,恰恰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史,而且还是与工业发展的线索结合在一起的。

他想要表明的是英国的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会有相对应的工人运动的表现形式。这说明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本身,而且还是政治斗争的历史前提、发展规律以及当下最合适的表现形式等社会历史观层面上的内容。当时英国理论界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能够提出批判私有制的观点但却提不出工人运动的思路,从而在理论层面上达不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具备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性解读思路。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是在工业发展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其最早的或者说最原始的形式是犯罪,譬如盗窃等等。“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消耗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同上)在当时的英国理论界,很少有人会把工人的偷窃行为当成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形式来看待。如果没有社会历史观的阐述思路,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此时的恩格斯正是因为从工业发展及相应的市民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谈论工人运动问题,所以,他才会把工人的偷窃当作一种阶级反抗行为来看待。对他来说,这种偷窃与其说只是非法地获得了某种东西,还不如说是体现了对当时的市民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抗。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以及英国工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认识的加深,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以个人形式来实施的反抗行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于是,英国工人运动在反抗主体上从个人形式转向了阶级形式,在反抗对象上从一般性的私有财产转向了生产这些私有财产的生产工具即机器。“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遭受过这种暴力,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反对使用机器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工掀起的风潮几乎完全一样:工人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同上,第450页)恩格斯能够通过现实调研而敏锐地看出英国工人运动的内涵已经从私有财产的扬弃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克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推进。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这种工人运动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只是零散的,它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并且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达到了眼前的目的,社会权力就以全部力量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而机器还是被采用了。工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同上)对恩格斯来说,英国工人阶级需要反抗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关系,而不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某个方面(譬如生产工具的方面),作为反抗主体的工人阶级必须是国家层面上的整个工人阶级,而不是局限于一定地区的零散的工人队伍。这意味着恩格斯此时所理解的工人阶级,不再只是砸碎一些机器的政治学维度上的工人,而是能够通过工人运动来解决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历史观维度上的那种工人阶级。

在恩格斯看来,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的工人运动也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即通过工人阶级的联合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他指出,英国1824年通过的允许工人自由结社的法令使工人阶级拥有了通过工会来展开罢工等反抗斗争的机会和权力。但当读者以为恩格斯会由此而对罢工斗争的直接作用展开详细论述的时候,他却突然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在所有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52页)既然如此,恩格斯为什么还要那么重视工会的罢工斗争呢?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历史观思路与单纯政治学思路的区别问题。就后者而言,如果工人罢工不能获胜,那就没有意义了。但就前者而言,重要的是这种罢工斗争对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是否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英国工人罢工的真正意义恰恰就在于此。他看到的是工人罢工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竞争关系来说所具有的意义。由于这种竞争关系的消除决非是可以通过一次罢工就能完成的,因此,恩格斯在此处把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称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消灭竞争,而应该把它理解成一种消灭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社会历史运动。恩格斯实际上是把这种竞争关系放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的。因此,与其说恩格斯此处在强调工人罢工对消灭竞争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还不如说他在强调工人罢工对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性意义。这就是一个初步具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家眼中的工人罢工所拥有的丰富内涵。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看到了由工会所组织的英国工人罢工不仅具有把分散的、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工人联合起来的功能,而且它还能使工人运动有可能不断地走向自觉的状态。“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是个别的工人或个别部门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由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运动。在宪章运动的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同上,第463页)恩格斯指出,宪章运动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是由工人阶级和激进的资产阶级携手推动的,但经过1842年11月的革命行动,它已经完全转变成了没有资产阶级参与的纯粹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由于这种宪章运动在本质上不仅仅具有政治变革而且还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因此,它必然与社会主义相接近,并且由此而把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升到“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上,第472页)的层面上。在他看来,这就是英国工人运动通过宪章运动的中介而有可能走向自觉状态的原因。

那么,这种自觉状态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恩格斯从两个维度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这种“自觉”是指工人阶级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工人’——这个头衔使他们引以自豪,并且是宪章派集会上通常的称呼——,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同上,第475页)这一点所指向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其次,这种“自觉”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在对工人运动的研究中,指出工人阶级要革命这是一回事,而阐明工人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当一个理论家能够从社会历史的内在矛盾运动入手来阐释这一点时,他才可能既对工人阶级想要革命的问题,又对工人阶级革命的历史依据问题展开科学的解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基本达到了这一理论水平。“商业危机依然存在,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日益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阶段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6页)这段话是在整个文本的最后出现的,是作为恩格斯通过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得出的革命难以避免这一政治结论的历史观依据而出现的。因此,当他说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的旗帜下并通过宪章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达到自觉状态的时候,他显然也希望工人阶级能够清晰地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历史观依据。

恩格斯并没有认为达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他除了指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之外,还提出了“政党”的思路,“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同上,第473页)这是恩格斯此时思路中的一个亮点。

我们知道,对于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西欧理论界来说,在左派理论的框架中要引入政党的线索其实是很少见的,因为对于只需要揭示出社会现实之异化性的理论任务来说,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启蒙者的角色就已经足够了。而此时的恩格斯之所以能突破这种思想框架而创新性地引入政党的线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所思考的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不仅需要政治观上的自觉,而且还需要历史观上的自觉。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从社会历史进程之必然性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工人运动的深层内涵及一般规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政党来引领一般的工人群众。恩格斯此时的这一思想亮点,不仅为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清楚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学说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统一性。

三、英国工人运动的结果

英国工人运动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由于恩格斯是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前提及内涵的,因此,他在对这种工人运动的结果的理解上显然不可能像缺乏社会历史观视域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如约翰·勃雷等)那样,只是笼统地提出废除私有制度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工人运动的一般结果既包括无产阶级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和私有制度,又包括实现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并且,这两个结果是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先后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是随着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不断表现出来的。在工人运动的结果问题上的这种极其丰富的思想,使恩格斯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而走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最前列。

首先,恩格斯指出,就当下英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状来看,要想让工人运动采用和平的方式已经彻底不可能了,“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正在汇集成大规模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同上,第498页)在恩格斯看来,虽然工人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实现超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但只要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这种阶级对立,那么,工人运动的任务就必须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和战争。为了对这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恩格斯使用了“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同上,第497页)的概念。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这种分阶段解读,充分凸显了恩格斯社会历史性解读思路的深刻之处。对他来说,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并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种意志或观念,所以,它不可能只有一种一劳永逸的结果。正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存在于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所以,后者发展到什么程度,它所能实现的结果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内涵。

其次,在恩格斯看来,就英国工人运动甚至整个工人运动在未来发展阶段所要实现的结果而言,它肯定要比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进一步,因为作为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所要实现的理想,不仅仅是工人自己的事业,而且还是全人类的事业。“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7页)由于恩格斯把第一个阶段的工人运动称为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因此,尽管他在这一文本中并没有具体地说明能够实现上述共产主义原则目标的工人运动是什么,但我们有理由推断,他是从充分发展了的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当英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即英国的工业生产力与市民社会的矛盾运动发展到最高的阶段时,工人阶级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就废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在这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所要实现的结果,就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上,而必然会上升到全人类事业的高度。

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深刻性还表现在他敏锐地看到了即使是在和平的工人运动已经不可能的当下条件下,也要尽量让工人阶级知道他们通过激烈的工人运动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假如能够在斗争爆发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应当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十分清楚的了解,从而使共产党能够借助于各种事件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防止热月九日的重演。”(同上,第498页)这是他把英国工人运动抽离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轨道并推进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层面上的一种具体表现,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不容置疑。

我们也注意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过,“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同上,第370页)但这决非意味着恩格斯晚年否定了他在工人运动最终结果问题上的观点。事实上,他是因为在当时的理论界有人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向工人阶级鼓吹一种超越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观点,所以才针锋相对地强调在当时的实践条件下必须进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这是跟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围绕着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而展开的思想相一致的。恩格斯反对的其实是把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与当下所要实现的具体结果混淆起来,以达到把现实的工人运动引向歧路的错误作法。这一点我们必须梳理清楚。如果再考虑到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1844年9月-1845年3月间,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那么,恩格斯对工人运动的上述分阶段解读显然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

恩格斯在工人运动的结果问题上的上述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保留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不仅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而且还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其实,这种思想在恩格斯1880年初撰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有表现。

他在这一文本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09页)可见,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偶然之作,而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恩格斯在此文本中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其他观点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也有所表现。譬如,关于工人运动发展史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9-40页)另外,关于政党与工人运动之关系的观点,《共产党宣言》中发展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政党的相关观点,并明确地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同上,第44页)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这些观点之所以会在以后的著作中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此时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考已经具有了明确的社会历史性解读视域,已经初步站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层面上。而随着他(与马克思一起)建构起成熟的唯物史观并把它不断运用到现实工人运动的解读之中,他的这些观点当然会得到不断的延伸与拓展。

综上所述,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思想的深刻性,所体现的是他初步拥有的唯物史观解读视域的深刻性。从这种解读视域入手,他在工人运动的前提条件、发展进程及一般结果等问题上的思考,自然就不会像当时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工人运动从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抽离出来,把它仅仅当作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来看待,从而在解读方法上难以摆脱抽象人性论与经验论并存的二元方法论构架。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思考给我们的思想启示是: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可能摆脱空想并走向科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