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思想”及其两条路径

——阿克塞洛斯思想及研究状况述要

孙晓尧|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主编：张一兵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4-03

阿克塞洛斯通过将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提出了旨在超越马克思的“未来思想”，这种思想力图与行星性技术发展的现状相匹配，以迷误的方式参与到世界游戏之中，对存在及存在者整体进行澄明或解蔽。在这一哲学努力过程中，他分别把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马克思放在一起进行解读，从而走出了两条通往“未来思想”的理论进路，考察这两条进路及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的脉络与特征。

一

希腊裔法国哲学家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1924—2010）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学术活动家，虽然其哲学家历程从其流亡时期才开始，但他关于“未来思想”的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和哲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三个“三部曲”，即“迷误之展开”“游戏之展开”和“调查之展开”之中。两篇论文《马克思，技术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与哲学》和一部著作《朝向行星性思想》组成第一个“三部曲”；三部著作《世界之游戏》《问题伦理学》和《逻辑论稿》组成第二个“三部曲”；三部著作《某种调查的论点》《世界视域》和《攸关之问题》组成第三个“三部曲”。除此之外，阿克塞洛斯的其他著作还包括：《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未来思想的事业》（1970）、《开放的系统》（1984）、《变形》（1991）、《情色迷误》（1992）、《致一位青年思想家的信》（1996）、《自传笔记》（1997）、《这种质疑》（2001）和《谜之回应》以及《何者发生》（2009）。

虽然近年来对阿克塞洛斯的研究渐盛，但总体上无论是英语学界还是汉语学界都没能够给予其足够的重视。突出原因在于相关著作译介的缺乏。在英语学界：目前只有对1968年学生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技术的思想家》于1976年被译成英文出版（题为“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时间和技艺”），以及2015年才被译为英文的《未来思想导论》。在国内学界，除了《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时间和技艺》一书第6节《两性和家庭的关系》的节译，《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一书于2020年从德文译为中文出版。

鉴于《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艺》译作的影响，阿克塞洛斯被定义为一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指出：“‘论辩派’集团和‘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却是一些从存在主义那里找到了灵感的前共产党员。其中第一个集团以《论辩》杂志[1]为中心，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列斐伏尔著作的影响。”[2]在麦克莱伦看来，作为“争鸣派”集团主要思想家的阿克塞洛斯，其思想必然会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或者说存在主义在阿克塞洛斯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更是直接指出：“阿克塞洛斯从批判马克思中得出的结论正是萨特的结论：避免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流动的思想在游戏中发现了思想和活动最恰当的维度。”[3]萨特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与其具有相同思想结论的阿克塞洛斯自然摆脱不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另外，1956年末创刊的《争鸣》杂志可以说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舆论阵地，而阿克塞洛斯不仅是投稿作者，更是作为责任编辑负责这一刊物，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指导了系列丛书的编撰。虽然《争鸣》集团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存在观点的分歧，但正如波斯特所说：“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分歧，即使在某些方面是巨大的，也不足以打破《争鸣》集团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4]而且波斯特也专门强调了《争鸣》集团的成员或许并没有直接采用存在主义的学说，但是他们对主体观念、理念向实践开放的观念的挪用却是事实，因此，我们起码能够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称其为“存在主义的”。这样就把阿克塞洛斯彻底划分到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阵营之中。国内学界中，刘怀玉则根据阿克塞洛斯（阿希洛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存在主义解读指出：“阿希洛斯则以同样的方式，指责青年马克思只是将世界行为主义地理解为一种对象化而不是意向性或视野性的世界。结果更根基的世界方面，被更精致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加以神秘抽象地发展了。”[5]同时，他认为，阿克塞洛斯的“反读”论文《关于马克思的提纲：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批判》，“可以说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实践本体论‘提纲’或‘宣言’了”[6]。与麦克莱伦和波斯特一样，刘怀玉在探讨阿克塞洛斯时，同样是以《马克思，技术思想家：朝向征服世界的人类异化》为核心文本，从而将其定性为一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与马克思的结合成为时尚，而把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直接解读为存在主义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方面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很多。……特别是来自希腊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考斯塔丝·阿希洛斯（Kostas Axelos）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技术思想家：朝向征服世界的人类异化》。”[7]

不同于把阿克塞洛斯定性为一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杨栋认为阿克塞洛斯的思想本身更加符合“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理路。杨栋指出：“作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和20世纪后半叶‘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Heideggerian Marxism）的代表人物，他从技术概念切入对马克思的诠释、致力于开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创造性对话以超越二者的哲学努力，事实上做出了一种马克思—海德格尔进路的技术哲学尝试。”[8]当然，这里并非指传统的、狭义上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即马尔库塞的思想，而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海德格尔接受”作为判定充要条件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据此，“不仅马尔库塞思想，而且施密特、阿克塞洛斯、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的相关思想，都可被归为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9]。但阿克塞洛斯并非简单地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对话阐释，而是尝试对二者进行超越。正如杨栋所指出的：“阿克塞洛斯的现象学立足点则是海德格尔思想整体，特别是其后期的存在历史之思……他的哲学既非对海德格尔的马克思式诠释，也非对马克思的海德格尔式诠释，而是‘关于’二者的思想，即一种未来思想。”[10]基于此，阿克塞洛斯从“未来思想”的概念阐释出发，尝试从特定视角理解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融通的可能性。

不过，阿克塞洛斯本人明确了其哲学努力还存在另一个方向。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在问到《争鸣》杂志的遗产是什么时，阿克塞洛斯回复：“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经过修正和纠正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以及最后，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和后海德格尔式的思想，都被阐发了。”[11]经验主义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既要根据马克思，也要依照弗洛伊德看待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统一的思想及其未来的目标”[12]，即通向未来思想事业的重要途径。

但无论是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还是“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出发对阿克塞洛斯的思想进行解读，最终都要走向技术的“行星性”归宿。阿克塞洛斯由技术时代的历史论断所得到的是行星性时代的诊断，“技术愈来愈支配了世界游戏的运作，使世界在从过去走向现在的历史进程中开放为全球性的”[13]，他在《未来思想导论》中尝试建构出一套以世界游戏、迷误和行星性等概念为核心的技术存在论。“我们的技术性行为从所有事物中探取着，以求以计划和实践的方式将其改变。……某种多样而片面的思想、某种发生着效应的科学和某种完全的技术把握了整个行星。”[14]技术—理论、技术—实践充斥着整个行星性时代，“技术成为那种将所有事物置入运动的击打。世界之历史的世界历史‘本质’，以及生成着的存在整体之存在的行星性支配，完全通过技术而展开自身”[15]，借此形成了“尚且稳定的行星秩序”[16]。生活在这个行星（地球）之中的人们遵守着这个秩序，想要以和谐的行星式方式生活在这里，为此，他们自愿且被别无选择地参与游戏，不仅以个体的身份进行个别之间的游戏，同时也被纳入世界游戏之中。然而，阿克塞洛斯认为要区分全球性（global）游戏和世界游戏的概念，他指出：“所有个别游戏，甚至那些被认作全球性的游戏，是且仍然是各别的，其规则被尊重和/或超越。但是，世界游戏，即作为某种游戏的世界，在没有外部规则的情况下自我发展。它不是从事游戏；它就‘是’（is）游戏。”[17]将人类游戏（个体游戏）与世界游戏相联结的游戏是哲学家们一直“思”的游戏，并且是根据非游戏，“在支配游戏和非游戏（non-play）的概念中被思”[18]。这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考自黑格尔开始达到顶峰并终结，转而走向了技术科学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被消解成为游戏者，人类在不断挫败中认识到，驱动人类游戏以及在世界之中游戏的世界游戏高于作为游戏者的我们（人类）。世界之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是世界游戏的一部分，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之所思和所经验之物就是游戏着的世界，“未来思想”不仅以其为对象性客体，同时还参与其中并带入到语言之中，或者说，未来思想之参与世界游戏就是以迷误活动为运作方式的思想游戏。“这种迷误活动和迷误，不是被理性所排斥的错乱和错误，而应被理解为以存在澄明和遮蔽着的自发生为基础的存在者的解蔽和遮蔽。对某个或某些存在者的解蔽，同时就是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这是真理本身的运作方式，亦即世界游戏的迷误运作方式。”[19]未来之思想游戏通过迷误活动本身解蔽/显现世界之真相，迷误活动是一种行星性的迷误活动，行星性迷误的实现则要归因于技术之行星性，“行星性技术指向的是埃吕尔（Jacques Ellul）意义上的自主性技术”[20]。按照阿克塞洛斯的观点，行星性技术推动世界进入行星性时代，并激发未来思想之思，即与行星性技术相匹配的行星性思想。

二

阿克塞洛斯于1970年发表了他的文章《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未来思想的事业》，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放在一起进行分析解读，探寻二者对话的基本语境及其主要内容，为我们通达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之事业提供了重要参照。

就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思想交汇点而言，阿克塞洛斯认为有以下几个共同之处：第一，二者都属于相同的哲学历史时期，“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属于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开始经历哲学的死亡，系统地和历史地完成了这样的工作”[21]。这个时代中“科学，即具有经济、历史、政治生物和心理性质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tific）活动，正在取代哲学，并在其基础上不断完善，但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依赖性”[22]。这个时期是主体性哲学开始消亡的时代，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验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主体”等被取代的开端。第二，二者的哲学思想都尚且处在以“主体”为中心的框架之内，“一位（马克思）希望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治愈异化的人类社会；另一位（弗洛伊德）希望通过精神分析技术治愈神经质的人”[23]，他们意图将理论知识作为实践转化的有效工具。第三，文本的相关性。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之间有着合法的联系，前者论述了人的异化，后者分析了社会的弊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知道，历史社会是人构成的，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人是由自然和社会共同形成的。”[24]不单是两个文本之间具有这种天然的联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整体上应该都具有这种独特的解读。第四，二者都以寻求问题根源为分析目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从一个旨在找出问题根源的分析开始：通过对当代人类状况的清晰分析”[25]。马克思从经济异化开始，经过对政治异化、人类学异化、意识形态异化的研究分析，通达理论与实践的真正关系，而非一种颠倒的、扭曲的形象。弗洛伊德通过分析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认为本我不仅被个性化的自我压抑，同时要受到起源于社会的超我的压抑，以此论述人类“是一个异化、被剥削、被压抑、被支配、无意识和神经质的存在者”[26]。人类的被异化和被压抑构成了二者各自思考的起始环节。

面对着人类及社会之中的“邪恶和疾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分别对“个体如何定义自己与群体的对立，集体如何从独立的个体中产生”[27]提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阿克塞洛斯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无法摆脱经济的枷锁，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私有财产被镇压之后，思想必须统治人类”[28]。因此，马克思关于“逻各斯实践的统一远未被设想为一种情感可能性：它超越了实践（物质）和逻各斯（理论）”[29]。与马克思的乐观不同，弗洛伊德是一个“明智的悲观主义者”[30]，他不相信人类社会能够实现最终的幸福结局，即爱欲—死欲的和谐是不可实现的，人类贪婪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将长期生活在一种孩子气的依赖状态，无法通向幸福实现的终点。但是，单纯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进行分析难以真正建立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联系，也就无法对二者进行实质性的超越。为此，阿克塞洛斯指出：“为了理解和联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必须将他们放置在雅利安犹太人星星中，在各种非正式的询问、扭曲、变化和定形中，它构成了我们天空中占主导地位的星丛：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星丛，一个必须具体理解的包罗万象的星丛——单独或作为一个整体，然后他们才能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更遥远和未来的行星游戏的星丛。”[31]这个星丛是“否定”的星丛，黑格尔的时代的否定性、精神的否定性，马克思的历史的、社会的否定性，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否定性，弗洛伊德的生物活性和心理性的否定性，以及海德格尔的虚无的否定性。

从这个庞大的星丛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类解放的统一性，这也正是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原因，二者希望能够给予人们“社会和心灵上的，即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安慰”[32]。马克思旨在对人进行经济解放，以进一步实现总体解放，弗洛伊德更多的则是爱欲和死欲的和谐与统一，经验主义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这两个目标放在一起进行构建和表达，就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是世界历史的圆满结局”[33]。然而，阿克塞洛斯指出：“尽管它提出了明智的想法，但其中大部分在相似和妥协方面变得有效，它对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世界来说都不是真实的。”[34]并且给出了原因：首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都因为去除革命要素而阉割了推动其计划的动力，革命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其次，阿克塞洛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食其果，偏离了马克思原有的道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同样，弗洛伊德主义者陷入孤立，错误使用其精神分析，“有时以一种顺从的方式，有时则更消极，将其变成一种理论、一种技术、一种语言、一种有利可图的谋生方式”[35]。第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延续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传统，只是把“观念”从属于“现实”而颠倒原有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但仍然坚持二元论的对立，并没有突破。第四，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哲学思想的终结被加速，因为二者“认为所有实存都是可以思考的，并且是人类表现和行动的（客观的）对象，他们清空了不可想象的问题，甚至是未想到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对象”[36]。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遭遇的困难想要得到解决，就需要在技术统治的时代里重新恢复思想的权利，这依赖于对思想的技术性诠释，但阿克塞洛斯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必然会成为一体，“看到自己处于一种更广阔的、更丰富的思维模式中，这种思维模式清楚如何去从事绝对知识的游戏”[37]。

阿克塞洛斯之所以认为恢复思想的权利要进行技术性的诠释，是基于他做出的技术统治时代的论断，就是他所称的行星性技术背景下的“行星性时代”。在该时代要“解放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中的真理，意味着将它们拉回到更基础的漫游（wandering）即某种运动之中，这种运动不依靠任何事物，但吸取并产生了诸种子结构和意义”[38]，这个运动就是游戏。阿克塞洛斯认为思想的巨大力量只有在游戏活动中才能展开，“宗教想要上演神圣的游戏（game），并将这种游戏包含在其狂热崇拜中，诗歌和艺术在游戏过程中创造世界的人物，政治游戏以权力为目标，思想通过激发思考之物将自身置入游戏活动，科学在计算和建构中游戏着（plays），而技术认为其与所有东西都有利害关系。语言游戏召唤和命名存在者和事物，工作（work）揭示了力量之游戏活动，并将倾向于成为一种游戏，爱的游戏将我们捕入其网中，斗争将反对力量带入游戏活动。”[39]一切都存在于“游戏”当中，而且所有非游戏的人或事都被变为游戏，针对这种现实，阿克塞洛斯给出了大胆且明确的论断：“除了世界游戏（game of world），在面具的背后无人及无事隐藏。”[40]不仅如此，游戏不同于异化的工作，它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因此，“未被异化的工作应当成为游戏活动”[41]。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建立幸福社会的关键一步就是把工作变为游戏，让人们“迷误”着、漫游在地球上的游戏之中。

按照阿克塞洛斯的观点，要重新挖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本质性真理，就要以“富有成效和质疑（否定性）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清除虚假的附属物”[42]，就是“将他们带回到他们所构成的漫游状态”[43]，就是超越作为表象之证明的符号宇宙回归到现实世界即时代之中。阿克塞洛斯认为当下和未来的世界历史似乎都已经被技术和科学所支配，因此，他做出了基于技术全球化的行星性时代的诊断。换言之，回归到现实世界就是构建技术存在的在场状态，因为“那些在黑格尔所定义的哲学终结后继续跟进之人，尤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在在场的情况下行事，对不在场感到遗憾，并通过表象来把握那些无论是精神的、自然的、人类的或历史的存在者和事物，并试图以表象的方式投射出超越现实的东西”[44]。技术发展的自主性、普遍性、计划性和抹平性意味着哲学思考已经不被当代世界所需要，而是“依赖于现有的哲学，并因此而被狂乱地镀层了”[45]，所以，阿克塞洛斯超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未来思想”就是要突破现存的哲学现状，突破原有的主体性哲学倾向，利用一种在行星层面上说话和思考的思维方式，以思想游戏的形式参与到世界游戏之中，而“人类作为思想的承担者，被驱策着、迷误着漫游于作为迷误之星的地球上”[46]，通过迷误解蔽存在及存在者之真理正是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之思。

三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争鸣》的遗产不仅有对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也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和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努力。如果说对前者的论述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的雏形，那么后者则更加清晰明确地帮助我们通达其核心。事实上，波斯特已经察觉到阿克塞洛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联系，他指出：“悖谬的是，阿克塞洛斯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依赖于海德格尔忧郁的沉思——其对死和操心（Sorge）的注意，对技术世界中（在那里人们在物中丧失自己，而对极其严肃的追问存在的事物漠不关心）日常生活的非本真关注——仅仅得出了一种游戏的哲学。”[47]遗憾的是，波斯特并未跳出其原有的对阿克塞洛斯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定位，浮于阿克塞洛斯对海德格尔式接受的表面，也就没能对阿克塞洛斯关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论述进行更进一步的剖析。

阿克塞洛斯关于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解读及超越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中，也正是这本书帮助人们摆脱了对于阿克塞洛斯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固有印象。“阿克塞洛斯在此著作中试图借助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现象学资源，在对技术的追问中把握马克思思想被遮蔽了的中心、基础和运动原则”[48]，但是，阿克塞洛斯对二者的研究既非对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也非对马克思的海德格尔诠释，“这些文本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一起思索，同时也是关于他们的思索”[49]，即一种超越二者的未来之思。它是如何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出发，理解、突破并试图超越二者的哲学范畴？“将一种未完成的整体性的思想——一种世界历史的、行星式的（planetarisches）、开放的、多维的、发问着的（fragendes）、游戏着的（spielendes）思想——置入世界游戏（Weltspiel）之中。”[50]就是通过建立在行星性技术前提之上的迷误之游戏，创建一种行星性思想以满足行星性技术对世界的支配。

《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由三部分组成：一，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二，关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三，行星性。首先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充分的理解，并找到二者“会面”的领域，以便于进行直接对话。其次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尝试超越二者的哲学努力，加以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对行星性技术进行道说，分析行星性技术与行星性思想，即未来思想。就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而言，阿克塞洛斯指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包含与扬弃的关系，他认为：“没有哪位伟大的思想家能扬弃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的真理和真理的思想是且一直是多维的”[51]，既不存在海德格尔思想被包含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不存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包含了马克思的思想，进而扬弃后者，而是立足于某种语境之中通过二者的对话实现对二者的共同的超越。

阿克塞洛斯从哲学的演进历程出发，探寻二者的对话语境，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马克思而言，是系统化了的意识形态异化的开端，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则是存在被遗忘状态的开始”[52]，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援引了早期希腊的思想家”[53]。不仅如此，二者都紧跟哲学发展的步伐，将基督教哲学的发展视为哲学史的重要阶段并严肃对待，同时，二者都把黑格尔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的终结之地，“概言之，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为反思和批判对象”[54]，阿克塞洛斯指出马克思的基本态度是：“他不愿再思辨地和形而上学地思了，因为这种思想系缚于异化；他宁愿实践地把握并实践地改变。”[55]黑格尔的终结意味着一个伟大的思辨哲学时代的落幕，同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马克思则是新时代的引路人之一，而其思想起点就是黑格尔自身的思想。与马克思相比，“海德格尔‘存在论—形而上学地’和理论性地思，这是指，存在历史地和世界历史地思，他询查存在和存在者之区别，即分离；他关涉的是存在之思、停留于存在被遗忘状态中的存在之思、对变为周遭世界的世界之思，并且他尝试以发问的方式克服作为存在被遗忘状态之历史的形而上学，以求开启关于世界自我抽身的澄明的新视域。”[56]海德格尔通过追问存在之意义，克服传统的存在被遗忘之状态，即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通过对存在者的发问，经验并反思现存世界。正如阿克塞洛斯所指出的：“此二者都立足于现代历史——主体性的时代——的无基础的基础上；二者都大胆尝试克服哲学；二者都为了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理解（Seinsverständnis）而斗争。”[57]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醉心于哲学（形而上学）之克服的思想尝试，这也是二者有效对话的基本语境。

通过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上述语境的对话，阿克塞洛斯指出：“他们的思想活动于‘同一者’之中。这种同一性包含了他们二者。”[58]所谓“同一者”就是“一之一切”，“是世界的秩序、万物的整体”[59]。但不是某种经验性整体，而是以迷误方式运动着的世界游戏本身，“是我们身处其中为其所规定并与之交往着的、生成并变化着的世界本身”[60]。阿克塞洛斯指出：“它是一之一切，它不允许自身被简化为其中一维，即划时代的特权的维度。为了清楚地、深刻地、坚定地看到远方，就必须向我们周围的、使我们活跃和崩溃的事物敞开自身”[61]，即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发展。作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阿克塞洛斯正是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出发构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创造性对话，同时，技术，尤其是行星性技术的发展，是联系世界的重要手段，为世界游戏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技术是在三个绝对真理之后出现的：上帝、自然、人类。它是第四种力量，一种绝对不再构成绝对真理的力量。”[62]技术仅仅是一种类似真理的力量，而非原本的绝对真理，这意味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是一种具有广泛开放性的可能性，并非传统意义上“将技术、经济、政治甚至文明和文化绝对普遍化的过程……世界不是物质的和历史的总体，它不是对理论和实践集合的或多或少的经验集合”[63]。阿克塞洛斯认为，“世界将自己展开为游戏。这意味着它拒绝任何意义，任何外部规则”[64]，即世界及世界游戏是完全开放的，不受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封闭，强调的是事物联系和运动，因为，“技术将所有在地球上发生的事物投入运动”[65]。同时，技术的发展帮助人们征服太空以及太空中的其他恒星，由此阿克塞洛斯开始从地球的行星层面上探讨世界的意义，他指出：“行星意味着漫游者的星星（astreerrant）。因此，所有的行星运动都是迷误的（errant），它发生在迷误之游戏中。”[66]总体来看，行星性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将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行星化事物的之间的关系，不同存在方式的存在者由于行星性技术实现了一种全体性的计划，正如阿克塞洛斯所指出：“在整个地表上，谋求的是同一个计划：技术—理论的以及技术—实践的”[67]，当今时代的存在者被普遍化、被多方面并全面地考察，事实上就是受到技术支配并被技术地改造，从而建立一种被计划的即抹平着的行星性世界秩序，最终以“某种方式同一化地纳入视野、分析和改造，以符合技术自身演进的逻辑”[68]。另一方面行星性技术要求一种与之相匹配的行星性思，即“未来思想”。

世界、游戏、迷误和技术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的四个中心主题。世界是行星化的世界，而非无世界的世界化——全球化；游戏是世界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世界本身就“是”游戏，而非个体游戏的结合。迷误不是一种混乱，而是对存在者的解蔽，是理解世界及世界游戏的方式，是真理隐藏和发现的运作方式。技术则是行星性技术，是埃吕尔意义上的技术自主，正如埃吕尔所说：“既然技术已成为新的环境，所有的社会现象就都置身其中”[69]，不仅如此，在技术自主的同时意味人的自主性的丧失，“当今人类的观念、判断、信仰和神话都已经从根本上被其技术环境改造了”[70]。原有的哲学思想已经难以适应技术行星化发展的时代，阿克塞洛斯指出：“逻各斯的游戏存活于上帝之中，上帝的游戏存活于自然之中。自然的游戏存活于历史性的人类之中，人类的游戏存活于技术集置中。”[71]从“天命之真理”开始显露的希腊起，经上帝之为造物主的中世纪，再到近代欧洲的“主体支配客体”的“重生”[72]，“它运行于一条轨道之上，这条轨道导向被破坏了的和被实现了的、包含地球所有部分的世界历史”[73]。行星性时代也是存在被遗忘之虚无主义的时代，是强力意志支配并导致上帝之死的时代，是形而上学思想终结的时代，也是人类主体性思想开始消亡的时代。而人类之思想为哲学所采纳，探索存在者整体的存在，阿克塞洛斯称其为“未来思想”，即通过参与世界游戏体会行星性技术背景下的行星性思想。

阿克塞洛斯在晚年的一篇访谈中指出：“世界历史是通过我们人类而进化的，同时它也超越了我们的理论、计划和意志。”[74]技术行星性的到来意味着世界历史进入到新的阶段，原有的哲学虽然已经无法更好地对经验世界进行“思”，但是游戏仍然被继续着，只不过现有的游戏规则不再由上帝、自然或人类所制定，是一种无规则的、开放一切可能性的世界游戏，是包含“一之一切”，即同一者包含万事万物的漫游之游戏。在游戏中，人类通过迷误活动澄明或遮蔽着以自发生为基础的存在者的解蔽或遮蔽，以此实现对存在的解蔽或遮蔽。人类通过个体游戏参与到世界游戏之中，尤其是通过思想游戏获得对迷误之星——地球行星的“知识”，但这种“知识”不是“绝对真理”，而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知识”，正如阿克塞洛斯在一次访谈中对“为什么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都保持‘封闭’？”[75]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所说的，“如今，只有少数人引证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然而，即便是这些人也与马克思思想的震颤无关；相反，他们只要求微小的理论和实践指引，因为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遵循的是我们时代平庸一致的运动”[76]。他们丢失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鲜活元素，失去了马克思思想中问题因素保持开放的理念。同样，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也不是封闭之思想，而是建立于世界历史之上的与技术行星性相匹配的开放性思想，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对统一体进行诘问，是“一之一切”的世界之中的未来思想。总体而言，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是“通过与其他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寻求开启马克思更具原创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例如异化的概念），目的是让它回到‘更基本的漫游’”[77]，即从马克思出发，连同其他思想家一道阅读和理解马克思，而非通过其他思想家解读马克思的方法实现的一种超越之思。但是阿克塞洛斯在对马克思进行质疑、诘问的同时，并没有能够充分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范畴的批判，虽然他想要通过否定性来超越马克思，但他没有能够对这种否定性运动进行深入分析，并且将其以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方式置入“世界游戏”之中。最终，阿克塞洛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全面批判不仅没得到充分发展，反而陷入到了纯粹思辨之中。

注释

[1] 即《争鸣》杂志(Arguments)。

[2]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林春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

[3] 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

[4] 同上书,第202—203页。

[5] 刘怀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活水源头———法国黑格尔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再发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3页。

[6] 同上

[7] 同上

[8] 杨栋:《当代技术哲学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展开———以阿克塞洛斯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3期,第17—18页。

[9] 杨栋:《考察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4日,第4版。

[10]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3页。

[11] Kostas Axelos, “Mondialisation without the world”, interview with Stuart Elden, Radical Philosophy, no.130, 2005, p.27.

[12]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107.

[13]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7页。

[14]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15] 同上书,第84—85页。

[16] 同上书,第85页。

[17] Kostas Axelos,“Planetary Interlude”,trans. Sally Hess, Yale French Studies, no.41，“Game, Play, Literature”, 1968, p.9.

[18] Kostas Axelos, “Play as the System of Systems”, Sub-Stance, vol.8, no.4, Issue25, 1979, p.21.

[19]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5页。

[20] 杨栋:《当代技术哲学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展开———以阿克塞洛斯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3期,第20页。

[21]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98.

[22] Ibid.

[23] Ibid.

[24] Ibid, p.99.

[25] Ibid, p.99.

[26]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99.

[27] Ibid.

[28] Ibid, p.100.

[29] Ibid, p.100.

[30] Ibid, p.100.

[31] Ibid, p.102.

[32]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104.

[33] Ibid, p.105.

[34] Ibid, p.105.

[35] Ibid, p.106.

[36] Ibid, p.106.

[37] Ibid, p.107.

[38]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107-108.

[39] Kostas Axelos,“Planetary Interlude”,trans. Sally Hess, Yale French Studies, no.41，“Game, Play, Literature”, 1968, p.6.

[40] Kostas Axelos,“Planetary Interlude”,trans. Sally Hess, Yale French Studies, no.41，“Game, Play, Literature”, 1968, p.6.

[41] Ibid, p.7.

[42]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107.

[43] Ibid, p.108.

[44] Kostas Axelos, “Marx, Freud, 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 trans. Sally Bradshaw, Diogenes, vol.18, Issue72, 1970, p.108.

[45] Ibid, p.109.

[46]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5页。

[47] 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第207页。

[48]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4页。

[49]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前言第1页。

[50] 同上书,前言第2页。

[51] 同上书,第14页。

[52]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53]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54]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4页。

[55]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56] 同上书,第13页。

[57] 同上书,第13页。

[58]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59] Kostas Axelos, “The world: being becoming totality”, trans. Gerald Moo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24, 2006, p.646.

[60] 杨栋:《阿克塞洛斯的“未来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05页。

[61] Kostas Axelos, “The world: being becoming totality”, p.643.

[62] Ibid, p.647.

[63] Kostas Axelos, “Mondialisation without the world”, interview with Stuart Elden, p.27.

[64] Ibid, p.28.

[65] Kostas Axelos, “Mondialisation without the world”, interview with Stuart Elden, p.28.

[66] Ibid.

[67]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68] 杨栋:《当代技术哲学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展开———以阿克塞洛斯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3期,第21页。

[69]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70] 同上书,第121页。

[71] Kostas Axelos, “The world: being becoming totality”, trans. Gerald Moo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24, 2006, p.651.

[72]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5页。

[73] 同上书,第65—66页。

[74] Christos Memos, “For Marx and Marxism: An Interview with Kostas Axelos”, Thesis Eleven, vol.98, no.1, 2009, p.137.

[75] Ibid, p.133.

[76] Ibid, p.133.

[77] Christos Memos, The SAGE Handbook of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8, p.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