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 

本文选自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哲学宣言》

[法] 阿兰·巴迪欧 著

蓝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今天的法国，仍然有生命力的哲学不多了，尽管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哲学还依然健在。可以说，我们伸出十根手指就可以很轻松地数出幸存的哲学的数量了。是的，微不足道的十种哲学。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可以分辨出其哲学独特的话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忽略掉那些评论作家，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那些空洞无物的随笔作家。

十种哲学？或者更恰当地说，十种“哲学”？有许多人会说，哲学是不可能的，业已终结，或者干脆将其塞到别的地方去。以拉库-拉巴特(Lacoue-Labarthe)①为例，他说：“我们不必再处在哲学的热望之中。”同样，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②说：“哲学的大厦己成废墟。”我们有可能去设想一个根本没有最基本的架构的哲学吗？这是一种“废墟的写作”(écriture des ruines)，一种“显微学”(micrologie)，一种“涂鸦”的耐心（利奥塔将涂鸦看成当代思想风格的隐喻），这些东西还与“哲学”相关。不过，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等同？此外，我们逝去的最伟大的拉康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反哲学家”吗？我们又如何解释利奥塔只愿意在对绘画的评论中涉及显在(présence)的命运，吉尔·德勒兹最后一本主要著作是以电影为主题，拉库-拉巴特（有点像德国的伽达默尔）全身心地投入到策兰的诗学方向之中，而雅克·德里达唤醒了让·热内(Jean Genet)③？我们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进行转行的写作，这是对哲学间接的支撑，也是对哲学转弯抹角的参照，所以，这种对哲学领域逃避式的转移会让哲学坠落在不宜哲学居留的地方。在这种逃避转移的中心之处——某些人渴望既非诗人，亦非信徒，更不是“犹太人”——我们发现，由于海德格尔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而引发了简单的联想，即我们的时代所建立起来的进步体制（这个体制与我们相对立）。在对进步体制审判记录［其中最典型的证据就是科雷马(Kolyma)④和奥斯维辛］的读解中，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背负着这个世界沉重的负担。归根结蒂，自柏拉图以降的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都不得不去认罪(plaider coupables)。科学家们（他们也被多次送上审判席）、战士们、政治家们都不会认为这个世纪（译注：指20世纪）的大屠杀会影响他们的整体。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在毫无罪责之下走向繁荣。只有哲学家们内化了这种观念，即他们的思想让他们遭遇了这个世纪历史上和政治上的罪行，在之前的世纪都如此运行的哲学，在这个世纪，既成为前进的障碍，与此同时也被判决为在理智上有集体的和历史的失职之罪。

很明显，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罪行的认识(intellecttualité)上，将哲学单独凸显出来，其中有着诸多的傲慢。当利奥塔将拉库-拉巴特“第一次在哲学上对纳粹主义进行规定(détermination)”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规定”可以是一种哲学的浮现(relever)。在今天，这绝不是一清二楚的。例如，我们知道，物理运动规律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上升到哲学。我个人坚持认为，即便古代的存在之所为存在(l'être-en-tant-qu'êre)⑤也不单单会上升为哲学问题：这个问题还会涉及数学。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对纳粹的规定，如将纳粹规定为一种政治，这样让其避免了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即自柏拉图以降，在哲学名义下所坚持的那种思考方式。我们那些温和地认为哲学陷入困境一派的人或许会坚持去追寻这样的观念，即“所有东西”都会上升为哲学。从这种思辨的极权主义出发，事实上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涉足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只是其哲学的结果之一。是什么让海德格尔作出假设，即纳粹所实现的德国人民的“果断的决心”(décision résolue)转移到他作为阐释性的教授的思考之中？提出哲学——也只有哲学——要对这个世纪的政治的崇高或者罪恶负责。这有点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吊诡，而这个吊诡离我们那些反辩证法的人士的装置(dispositif)非常之近，其设定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存在着一种时代精神(un esprit du temps)，而哲学是对这种时代精神的把握与凝聚。相反，让我们想象一下，如纳粹主义并非哲学可能的对象，即它并非在哲学思想自身秩序之内真正让哲学成型(configuer)的前提(conditions)之一，它并非哲学思考的事件，而这并不标志着它是不可思考的。

马丁·海德格尔

由于这种傲慢变成一种危险的缺陷，这时我们的哲学家们将对这个世纪罪行的指控放在哲学的大门口，一并得出结论说哲学陷入死局(impasse)⑥,而这些罪行在本质上是不可思考的。对于那些认为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任何人，都必须从海德格尔思考的出发点开始，对之进行哲学上的评价，而哲学的死局事实上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走出困境可能的方式就是去表明，在这里，对于所有概念而言，存在着某种不可思考、不能解释、成为碎片化的剩余。有人试图牺牲哲学本身来保留这种傲慢：因为哲学必须思考纳粹问题，而哲学却没有途径去思考。哲学必须思考的东西是不可思考的，亦即哲学在无法通行的死局中穿过。

我的建议是，我们扔掉这个负担(sacrifier l’impératif)⑦，并宣布：如果哲学无法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罪行概念化的话，那么对之进行概念化并非哲学的责任，而且哲学没有能力这样做。只有诉诸其他的思想秩序(autre ordre de la pansée)才能让这种思考变得可行。例如，以政治(la politique)⑧的基点开始对史实（即历史）进行考察。

宣布什么东西“终结了”，完成了，或陷于彻底的死局，这些从来就不是真正谦和的说法。宣布“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的终结”与宏大叙事本身一样不够谦逊，而只有在确定性的形而上学要素之内，“形而上学的终结”的确定性才能成立。对主体概念的解构需要一个中心范畴——比如存在——而这个中心范畴的历史指向甚至比主体概念更具有决定色彩，等等。由于被其所假定的对象——如灭绝、集中营——的悲剧性本质所克制，哲学改变了自己不可能性的形象，变成一种预言性的姿态。它接受了这个时代阴郁的色彩，但它没有想到这种审美化的方式依然是对受害者的冒犯。对卑劣之事拟人化的忏悔完全是一种姿态、一种欺骗(imposture)，如同绝对精神(l'Esprit)再次降临人间(la parousie)的冲锋号响起一样。历史终结的结局就是，与这种终结一样，与之一刀两断。

通向奥斯维辛的铁轨

一旦哲学涉及的范围被划定，“终结”的悲怆就让位于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前提。我并没有说在任何时候哲学都是可能的。我所提出的是对让哲学成为可能的前提进行一般性的考察，同时需要考察的还有其命运。历史的暴力会打断哲学的进程，但这并不成为我们不深入考察哲学的明证。必须承认希特勒的奇特的胜利，他的党羽们公然宣布他们试图将一种不可思考的东西引入思想，从而打断了思想的“建构”实践。难道我们必须承认纳粹那种幻想出来的反理智主义在其军事挫败之后对我们进行了复仇？我们知道，思想本身，即哲学或政治的思想，没有能力使用一种试图消灭这种反理智主义的力量。让我自己讲得更清楚些：如果犹太人的死没有带来导致他们死亡的领域的终结，那么这就等于让犹太人第二次死去，一边是革命政治，另一边是理性主义哲学。对受难者最至高无上的尊重不能仅仅停留在心灵的震撼上，不能停留在对罪行反反复复的自我控诉上。这种尊重在于看到，在那些刽子手眼中，将这些罪行看成是对大写人性的表达的设定仍然会延续下去。

我不仅认为哲学在今天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也不具有最终阶段的形式。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白如下意思：向前再进一步（faire un pas de plus)。仅仅是一步。这是在现代构型(la configuration moderne)中的一步，而这一步自笛卡尔以降，就将三个关键概念，即存在、真理和主体，同哲学的诸前提绑在一起。

阿兰·巴迪欧

注释

① 拉库-拉巴特(1940一2007)：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同时也是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拉库-拉巴特在哲学思想上深受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保罗·策兰及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中译注

②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1950年至1952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中学任教，1955年参加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团体，抨击法国殖民。后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他1979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状况》是“后现代主义”的定名之作，书中认为现代科学的特点是排斥或压抑建立于叙事之上的合法性形式，强调叙事的节奏形式能够固定和容纳自然时间的无规律性。——中译注

③ 让·热内（1910—1986)：法国著名且颇具争议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文论家。热内早年曾是个流浪者，还曾因偷盗罪被捕，后来转而从事写作。著有小说《布雷斯特之争》、《小偷日记》、《鲜花圣母》，戏剧《严加监视》、《阳台》、《黑奴》、《屏风》等。——中译注

④ 科雷马：苏联远东东北地区的一条河流的名字。1932年至1956年期间，斯大林曾在这里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后来苏联杰出作家索尔仁尼琴以此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古拉格群岛》，并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译注

⑤ 这个法语概念是巴迪欧思想中的—个核心概念，并在巴迪欧的代表著《存在与事件》中反复出现。这个词的起源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哲学的界定“有—门科学，任务是探讨存在之所为存在（法文为l'être-en-tant-qu'être,英译为being qua being，以及存在之所为存在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在吴寿彭先生的译本中，这句话被翻译为“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页。而在苗力田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收录的《形而上学》中，这句话的翻译是“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参见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从对希腊语的“η”（法语中的en-tant,英译为qua,而英文的qua的翻译则是当时拉丁文对希腊文中“η”的翻译）的用法来看，其意为“让某物成为某物”，因而吴寿彭先生的译本更为精到一些；但对于“ον”（即法语中的être,或英语中的being)，在习惯上，我们已经接受了存在这种译法，“实是”的译法固然有其精到之处，但这样的翻译会显得生疏，因此在这里特取吴苗二位先生之长，翻译为“存在之所为存在”。——中译注

⑥ 尽管在法文中impasse经常被看成是死局和绝境，但在这里，巴迪欧使用了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即无法通行。在下文中，巴迪欧谈到impasse是“不可通过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中译注

⑦ sacrifier l'impératif从字面直译过来是“牺牲这个必然命令”，不过在法语的通俗用法中，sacrifier也有“放弃”的意思。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巴迪欧的意思应为哲学不应当去承担对屠戮欧洲犹太人进行思考的任务，否则哲学必然陷入困境，因此，哲学在这里应该卸下这个包袱。鉴于此，在这里将这个短语意译为“扔掉这个负担”。——中译注

⑧ 巴迪欧的politique有阴性和阳性之分，这种区分源于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阳性的政治le politique指的是一种被秩序化的政治，对应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bios,而阴性的政治la politique,则是一种原生性的政治，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zoè。在当代的西欧激进理论中，阴性政治和阳性政治有着重要的区别，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代表著《神圣人》(Homo  Sacer)的立论就是基于这样的区分之上。我在《政治性与政治：后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视野——以穆芙和巴迪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曾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使用进行过详细的说明，按照这种区分，我将阳性的政治翻译为“政治性”，而将阴性的政治翻译为“政治”。——中译注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