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与青年恩格斯[1]

本文节选自《赫斯精粹》附录

本文作者: ［苏]M·B·谢列布利雅科夫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邓习议 编译 / 方向红 校译

赫斯1812年1月31日[2]出生在波恩。他像马克思一样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像恩格斯一样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某些作用。赫斯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接触了空想社会主义。但他常常为自己制造幻想，正像恩格斯后来说的那样，生活在幻想与想象之中。他幻想未来美好的社会制度，但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他看到了遥远的未来，但不能无所畏惧地分析现实，不能系统地进行总结，因而也不能创立科学。有一次他用自己“调和”的性格来对比马克思“分裂”的性格[3]，这绝不是毫无道理的。

赫斯作为斯宾诺莎的拥护者，试图把他的学说与黑格尔的学说结合起来。在第一部著作[4]中他就同黑格尔的倾向——使自然服从于精神的倾向作斗争。他和青年黑格尔派（包括恩格斯在内）一起，想填满理论与实践、思维与行动之间的深壑，因为他认为“历史首先是一种行动”。

赫斯不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精力充沛和喜好活动的人。他完全不想成为一个只系统地观察和解释现实的哲学家。他试图使哲学具有实践的意义，并赞同哲学对历史过程进行决定性的干预。按照他的观点，历史哲学当然不可能成为目的本身。在圣西门之后，赫斯确信，认识历史规律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种认识超出了过去的界限，而且成为预见未来的指针，根据过去和现在这两个因素对未来作出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哲学应当转变为“行动哲学”，个人只由于有行动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越“神圣”，也就是人的意识越扩大，人就越能认识历史的进程，并创造性地对历史施加影响。

在第二部长篇著作中，赫斯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思想。1841年他又发表了他写的《欧洲三头政治》，这是一本更加周密思考过的著作。但是其中塞入了许多可笑的观点、臆想的结构、种种幻想，甚至神秘主义的东西。作者的意图是要实现一种“包含一切真理”的哲学。“天”应当把自己的宝藏归还给“地”，哲学应当具有实践或政治的性质，应当使它“政治化”。这个问题使恩格斯和其他左翼黑格尔派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也从哲学转向了政治，并按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行动的哲学”。

赫斯不仅试图把哲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与空想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花了不少力气不断在德国宣传空想社会主义。

赫斯无视事实，并把人类的历史塞到预先设计好的框框里。他在自己的《欧洲三头政治》中把历史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亚当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语音、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度，形成了氏族、民族、国家等等。第二阶段以法国革命而告终，它的特征是逐步向中世纪已经有了萌芽的平等过渡。按照赫斯的观点，只是不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才产生了精神自由，法国大革命则产生了道德自由。以黑格尔为代表达到了最高点的德国哲学实现了精神自由，但只限于在思想方面，而完成宗教改革的法国革命则使道德自由的原则在生活中得到了体现。于是在第三阶段，一开始就出现了下述任务，即把精神自由与真正的、实际的自由联系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自由和法国自由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当代重要趋势的原因。

赫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法、英三个大国将结成欧洲的统一联邦。但是，事先“必须用法国去补充德国，而法国也同样需要德国去补充”。为什么呢？根据是：在德国盛行的是社会精神自由，因为德国是精神的王国，在法国盛行的是社会道德自由，因为法国的特点是意志的力量；在“未来的明灯”英国，社会政治自由已出现，因为实际的意义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发达。这三种自由的统一根本改变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它终将消除贫穷与金钱贵族之间尚未达到“革命高度”的矛盾。到那时，三国联盟、三政权或“三执政”将实现最高统一、永久和平和国家的理想；将产生一种最高的权力，在那里将不可能有冲突，因为这和权力不是以内部的暴力而是以精神的力量为基石；同时也将达到一种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将在最高联盟内部把一切相互抵触的利益融为一体，因为只有在最优越的制度中才能有最广泛的自由，反之则不可能[5]。

现在被完全忘记的《欧洲三头政治》，在当时却引起了激进分子的注意，恩格斯对这部著作也十分关注。

资产阶级激进派不可能弄明白，赫斯有什么特别的根据断言英国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要引起社会革命。他们身处专制制度的沙漠之中，却始终幻想存在着“理性国家”。他们认为，这种国家不可能不通过教育和组织来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对国家的盲目尊崇把赫斯和激进派区分开来。赫斯恰好对国家完全抱怀疑的态度。要克服与国家观念有关的种种幻想，首先需要历史的经验。然而要会利用这些经验，必须具有革命的热情。赫斯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的人。赫斯很快结识了他们两人，先认识马克思，后认识恩格斯。

马克思

当时所有熟悉马克思的人，都十分惊叹他的非凡才智、坚强意志和其他精神品质。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面地认识他，例如《哈雷年鉴》的诗人普鲁茨就只把马克思看成是“杰出的天才”。而赫斯在科伦《莱茵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结识了马克思，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不久的将来，当他公开露面时，（不管是否发表者作，或是上讲台）他会吸引整个德国的注意力。按照赫斯的观点，在发展倾向和哲学修养方面，马克思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也超过了费尔巴哈，他在未来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将把最犀利的讽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在一起。赫斯说：“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个整体，你就会得出马克思博士。”[6]

恰好在赫斯和马克思第一次会面之前，黑格尔左派中已经有人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们对国家历史使命的美妙希望已开始逐渐黯淡了。和平实现“理性和精神的国家”的信念也很快破灭了。而且产生了一个问题：进行暴力变革的力量何在？赫斯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有意要发表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可能马克思曾给予他帮助。赫斯的文章以《现代德国哲学的危机》为题发表在1841年10月9日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赫斯与马克思

在卢格、恩格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之后，赫斯也提出了青年黑格尔派与其导师之间的分歧，按照他的观点，青年黑格尔派已经超出了黑格尔的哲学，决定在生活中实现它的成就，或者更确切地说，按所具有的自我意识精神改造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毫无疑问仍将以黑格尔哲学过去的“思想”基础为依据。

赫斯承认绝对精神是哲学的原则；只有精神，只有自我意识才可能被看成是真理和实践的源泉。不过黑格尔主要是力求解释不同生活形式如何产生了精神。而现代“实践哲学”主要揭示它们消失的必然性，从而阐明它们的暂时性。它否定缺乏精神的、违反理性的神秘生活。它的反对者同样也在否定，并且“无情地”进行论战。但是他们否定的是那种他们认为是用来吓唬人的永恒精神。因为残酷的现实随时都会驳倒他们。赫斯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还参加了出版《莱茵报》的准备工作，当时《莱茵报》被认为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团体。1842年初，该报实际上由赫斯参加的编辑部开始出版。然而报纸的撰稿工作是很困难的。最初，报纸刊载的是十分温和的、纯粹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报纸对普鲁士无条件友好，坚持它最初在关税同盟中所占有的领导地位，并倾向于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的统一。同时报纸坚决拒绝了“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浪漫主义的思想，同宗教的偏见作斗争，赞成教会同国家分离。该报要求，普鲁士政治只受国家的意愿指导，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走上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报纸对法国没有丝毫特殊好感，它是资产阶级含义上的爱国组织。它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自然根本不愿听到共产主义。

然而赫斯对法国却有强烈的好感，对国家十分怀疑，并且已成为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批评甚至否认国家是不容易的，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证实革命的必然性就更困难了。尽管困难重重，但赫斯能够成功地利用报纸来阐述自己的观点。8月刊登了他的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19世纪之谜》。他在这里没有依靠埃·鲍威尔和其他一些青年黑格尔派，对立宪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像埃·鲍威尔、马克思和其他一些青年黑格尔派一样，赫斯认为君主立宪制仅仅是过渡的形式，指责它是“雌雄同体”。受过教育的德国人认为英国是标准的立宪君主制国家。赫斯同意这种流行的观点。然而，作者认为立宪主义的真正祖国是法国。他认为伟大的法国革命使世界迷惑不解。因为这次革命宣布了自由和平等，却引起了普遍的骚动。要解开这个谜并不像开始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在帝国主义产生之后，长裤汉主义这种最初的自发而粗陋的自由和平等，很快就被取消了。赫斯尽管对立宪主义持否定态度，但他承认七月王朝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第一次合理的尝试。同时他认为，由于害怕长裤汉主义出现，七月革命行得十分谨慎，而且过于谨慎。但并不能因此而责备它。如果注意到1830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民族内部发生的变化，那就可能对“进一步解开这个谜”充满了希望。

赫斯采用寓意的方式谈论“19世纪的谜”。不过它的深奥含义却能被研究当代政治的激进人士所理解。这个“谜”的实质在于怎样实现自由和平等而又不给它们带来损害。赫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棘手的问题。5月17日《莱茵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在德国和法国实行集权的文章，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作者显然受费尔巴啥的影响。他提出疑问，获取个人自由是否应当牺牲整体自由，也就是说，为了个人自由必须牺牲法律或整体自由吗？

赫斯认为，从正确的、“最高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是臆想的。如果“个人符合自己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人确实是按其本质而存在的一个人，就不能用整体的自由来反对个人的自由；要知道，真正的人只按类生活那样生活，而不把自己个人的这个存在与一般存在相分离；他的自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法律产生冲突，因为法律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他本人的意志。这样一来，如果认可人民是由公正的人所组成，那么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权会存在于所有的肢体中，就像实际上在每一个健康的机体中那样。但在这样的机体中，不仅一般外在的法律，以及任何肯定的制度或者宪法，甚至一切中央的或是最高的国家权力，都是多余的。由健康的成员组成的社会，一般不会成为我们所称呼的国家，而会成为人类的理想。正是国家应当教育和培养人民去争取这种理想。

作为教育机关，国家有两项任务：第一，积极促进发展，促进人道主义的教育；其次，清除一切阻碍这一发展的障碍。后一项任务的解决需要法律的帮助，而前一项任务需要自由来帮助。法律是要抵抗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的势力；而自由则是生活本身，自我发展本身。为了不使自由变为利己主义的横行专断，不使法律变得与君主专制毫无差别，对国家生活的这两个极端必须严格地加以区分。只有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国家生活才可能达到和谐。如果严格地区分开这两个极端，上面提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从这一观点出发，集权仅仅是在它超越了自己的领域政治，或狭义的国家生活，也就是法的范围，并且敢于侵犯个人生活的情况下，才应受到指责。相反，如果集权在自己的范围内也受到限制，那么法律本身的统治也同时受到限制，因为法律只能产生于中央集权。所以集权并不是个人自由的敌人，而是主观横行专断、利己主义、地方和等级精神，以及一切不法行为的敌人。这样，为什么法国集权体系的祭品是路易十六、贵族、僧侣和一切构成国中之国的团体，就十分清楚了。其实，法国国王们所做的，也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做的。不过，他们想制造一种例外，即国王个人应当站在法律之上，不像革命那样贯彻始终。路易十六说过：“朕即国家”，革命也说过：“法律就是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的代表是不依赖于个人影响的已经具体化的法律；它是共同自由的最好的、唯一的支柱。法国为集权而战，为法律的统治而战，德国则为精神自由、为人的个性发展而战。所以它们代表着社会生活的两个极端，并互为补充。

这样，赫斯使个人自由与“整体”自由得到调和。显然，由“公正的”人组成并实现“人类理想”的社会是以平等为先决条件的。而实现平等则意味着使国家成为多余，并从而解开了19世纪的谜。但在《莱茵报》上撰写这样棘手的文章是完全不合适的。所以赫斯不得不等待外部的借口，以便再回到他最中意的思想上来。有利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正如前面所说的，英国的宪章运动在欧洲大陆也引起了某些骚动。《莱茵报》对这样的重要事件当然不会沉默。为此，赫斯在1842年底发表的一篇不长的文章[7]中，空前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社会灾难的根源不是捐税或谷物法，不是政党间的争斗和政府的缺点，它的根源要深刻得多。

“社会灾难”包括什么呢？赫斯回答说，它的客观原因每一个人都知道。工业从人民的手中转到了资本家的手中。过去由许多小商人从事的商业，现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大企业主和投机商的手里。由于有继承法，地产也聚集到少数贵族手中。一句话，巨额资本不断增长并集中到个别家族手里。这些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条件，普遍地特别是在英国存在着。它们是当前灾难的主要原因。这样一种状况，德国还有时间对它进行平静的思考。热情的法国人受到傅立叶、圣西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试图超越历史。而在英国，历史这个“伟大的破坏者和所有社会关系的缔造者”，正在逐渐地掌握当时还未解开的现代之谜。

对德国人来说这种问题的提法是很新颖的。确实，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性。要知道，《莱茵报》的撰稿人用一些多少是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关系”，“历史”本身会解开这个“谜”，革命产生于“金钱贵族与人民贫困化之间矛盾飞等等。但是，他没有指出，社会革命的内容会是什么，会由什么阶级来进行这一革命。他甚至不用“无产阶级”这个词，而宁肯说“人民”。最后，问题的提法本身是非常抽象的，具有十分幼稚的感伤主义，并纯粹从道德上去认识“社会灾难”。一句话，赫斯的观点有许多缺陷，并且非常混乱。不过他毕竟已经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不认为国家是自由和道德的具体表现，越来越远离左翼黑格尔派所固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例如，1842年9月11日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政党》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篇文章引起了包括恩格斯在内的“自由人”的强烈兴趣，而且这篇文章也确实值得他们的关注。

作者证明，两次法国大革命完全没有把政权交给全体人民，而只是交给了资产阶级。它们结束了自己的周期；新的时期也要求有新的原则。19 世纪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体人民。只是到现在人们才明白，大多数人的统治还不是人民的统治。迄今为止如此强烈追求的权力平衡到现在仍然还不够。甚至在最高的共和国的机关中，由于贫困，由于剥夺了社会大部分人自由发挥自己力量的可能，自由变成了一句空话。赫斯把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等思想暗中接合到自己的思想里，这一点同左翼黑格尔派的意愿相去甚远。但恩格斯比其他“自由人”更快地对这些思想发生兴趣，因为那时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对黑格尔有关法和国家的学说的盲目崇拜。除此之外，他把对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主义的迷恋与少年时代关于工场工人非常贫困的记忆结合起来。在赫斯的文章中所找到的论据，对恩格斯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本身就十分同情“被屈辱和被凌辱者”，异常仇视政治特权，并抨击企业主、商人和土地所有者。最后，恩格斯一直对怯懦、半途而废和无原则抱有无法克制的厌恶心理，不论是谁犯了这些致命的毛病：青年德意志人、“自由人”、南方德国自由派或北方普鲁士自由党人，他都非常厌恶。也不顾各种影响而按自己的革命热情坚定地站在最左的一边。就在7月，恩格斯己公开严厉地抨击以亚·荣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当然，恩格斯已经听取了赫斯所宣传的那些新思想。

赫斯和青年恩格斯

可惜，恩格斯在柏林最后几个月的准确无误的材料却没有。然而，古·迈耶尔也认为，正好一周之后《莱茵报》发表的有关集权和自由的文章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像赫斯一样，文章的作者批驳了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广泛流行的一种意见，即似乎国家是绝对自由的实现。如果国家甚至实现了客观的自由，那么主观的、真正的自由终究只有在历史中得到体现。主宰的权力只属于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的事，是类生活和绝对的权利。而国家的权力只涉及具有一般意义的东西，而不涉及有关单个人的东西。所以，受饥饿残酷煎熬的英国工人完全有理由抱怨国家制度和罗伯特·皮尔男爵，而不是抱怨历史，因为历史使他们成为“新法律原则的体现者和代表”[8]。

恩格斯还赞成黑格尔把国家与社会或“历史”对立起来，而费尔巴哈把历史理解为“人类的事”和“类生活”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也和赫斯一样，对国家表现出否定的态度。发表在《莱茵报》上的另一篇短文也透露出赫斯的微弱影响。这篇短文是专门针对那些反对陪审法庭拼命搜寻“僵死而抽象的法”的人所写的。在这里他谈到，如果法国或英国的陪审员为一名贫穷的无产者辩护，说他们因饥饿而拿了几个面包就被宣判有偷窃罪，是不公平的，那么某些律师就要宣称保障一个死者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言而喻，恩格斯是在嘲笑这一类的惊恐胆怯[9]。

青年恩格斯

在此以前，恩格斯的政论性写作活动异常繁忙，但这时这种活动突然停止了。如果不算那些不太重要的短文，那么从1842年7月到12月初，报刊上没有出现过恩格斯写的一行字。难道不能说明这是恩格斯的世界观正处在转变之中？1842年7月27日他给阿·卢格的信对这个不清楚的问题能提供一点点说明。恩格斯失去自己惯有的那种自信，似乎正在进行思考，并准备休息一下。他写道：“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原因十分明显。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力。”[10]

难道从这些话里看不出恩格斯遇到了什么绊脚石吗？难道他不像赫斯一样也碰上了斯芬克斯之谜——巨大的“19世纪的谜”吗？有可能就是这个谜促使恩格斯继续深入地进行从反对亚·荣克和“青年德意志”的文章中已经开始的自我批判。至少信的末尾对他的写作活动作了总结。恩格斯把它归结为“纯粹是一些尝试”。显然，他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以便更积极地投身到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他说“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11]显然，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在恩格斯的意识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并且他以极大的热情注意研究它。恩格斯很快就超过了所有的“自由人”、莫泽斯·赫斯还有其他许多头脑不清的人。

秋季恩格斯服役期满，离开了柏林。在去巴门的路上，他曾在科伦停留，为的是拜访一下《莱茵报》的编辑部。10月初马克思还没有加入编辑部，并且一直住在特利尔。所以恩格斯只见到了鲁腾堡和赫斯。恩格斯与《欧洲三头政治》的作者进行了热烈的交谈。根据赫斯的回忆，恩格斯在交谈之后“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至迟在第二年，赫斯谈到恩格斯时曾说，在1842年，当他准备去巴黎的时候，恩格斯从柏林经过科伦，“我们讨论了当代的种种问题，他一年前已成为革命者，离开我时，他已是一个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了。”[12]当然，赫斯过分夸大了自己对恩格斯的影响。但他在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毕竟意外地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恩格斯自己也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曾写这：“还在1842年秋天，党的某些活动家就已得出结论说，光是实行政治变革是不够的，并且宣称，只有经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社会制度。可是，当时就连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这样一些党的领袖，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党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共产主义是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曾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后来恩格斯证实，赫斯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他把赫斯错当成“博士”[13]。甚至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时，他们也承认，赫斯的某些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思想“最初——在《二十一印张》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只是后来当这种思想过时的时候，它们才“变成了枯燥的和反动的东西”[14]。

注释

[1] 本文摘自苏联M·B·谢列布利雅科夫《青年恩格斯》一书。标题是译者加的。

[2] 畑孝一《赫斯与马克思》一文，写赫斯出生于1812年1月21日。

[3] 赫斯1846年5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梅林编《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文献遗著集》第2卷第370-371页。——作者

[4] 指处女作《人类的圣史》。

[5] 见《欧洲的三头政治》第52-54、104、114、151 、156-163页。赫斯的“三执政”思想显然是圣西门在1841年就已提出的那种思想。——作者

[6] 赫斯1841年9月2日给奥尔巴赫的信。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年鉴》1922年第10期第412页。——作者

[7] 参阅《谈谈英国面临的灾难》。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页。

[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

[12] 赫斯1842年6月19日给奥尔巴赫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文献遗著集》（第2卷），第99页。——作者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