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空间
2016-08-10
战争的空间
[法]保罗•维希留
西尔维尔•罗特林奇 著
王立秋 试译
城市与政治∞保卫欧罗巴∞军事空间∞地堡的考古学∞城市的起源∞战争与重商主义∞“骚乱”∞后勤学∞城市定居∞商业与变迁∞地缘战略，城市国家，民族国家∞时间-政治∞死去的时间的城市∞战争文化∞总体战争∞技术的冲击：战争经济∞反社会学
——西尔维尔•罗特林奇(Sylvère Lotringer)：你是少数为战争话语而放弃哲学或社会学语言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是什么，让你这位建筑师转向地堡的“考古学”研究的呢？你这位城市规划专家，又是怎样对速度的暴力产生兴趣，并对潜伏在技术进步背后的死亡机器发起批判的呢？是什么，推动你在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追踪战争的地平线？
——保罗•维希留：我首先是一名城市规划专家。但与城市的关系，在我看来，直接就是一种与政治的关系。而且，城市规划专家和政治家(politician)，从词源上说，是一回事。政治意识形态的涉入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首先，且最重要地，就是城邦（之治）[the polis]。
——而城市，首先就是战争么？你何以把战争放到你关注的核心？
——我是通过个人的历史经历而对战争发生兴趣的。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饱受战争之苦；十岁时南特城的毁灭对我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我最早的研究与二战的军事建筑有关。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保卫欧罗巴”的要素，而且我逐渐因此而意识到战争的空间，特别是总体战争的空间维度。
——存在战争的空间么？
——军事空间是人们不大谈论的东西。你在克劳塞维茨那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讨论，但它实际上并没有被人们继承下来。人们谈论战争的历史，谈论战场，谈论家庭成员的死亡，却没人谈论作为一个自有其特征的空间构造的军事空间。我的著作就处在这个概念之中。我突然理解到，战争是一个在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甚至比几何学的空间还有具备几何学的意义：从北到南横跨欧洲，从德国城市的避难所经马其诺防线和大西洋壁垒到齐格弗里德防线，这一切让你意识到总体战争的呼吸。你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触及不但遍及欧洲，而且遍及世界的战争的神话的维度。目标，地堡，碉堡，防空洞，潜水艇基地等等，都是空间和神话中战争的总体主义(totalitarian)本性的参照点或地标。
——建筑学总是被设立为社会思想的纪念碑。碉堡因此也凝固了军事思想，在战争空间中的具体设定的城市。你的地堡考古学[1]探索了神话维度的总体战争：但它同时也是一项对城市的形成以及城市规划的未来的探究。
——城市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是城市，见证了人类卓越的集中能力。
——这种集中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城市规划存在两大学派：一派人认为，城市的结晶化的起源，城市定居的起源是重商主义；另一派人——这些人是少数，如菲利普•汤恩比(Philip Toynbee)——则认为是战争，商业只是后来才出现的。显然我发现自己属于后一类人，我们认为，城市是战争的结果，至少，是战争准备的结果。
——你是不是在说城市不是战争本身的结果呢？
——当然从新石器时代到城邦国家的战争就已经出现过成百万上千万次事故，但这些事故是古人所谓的“骚乱”；它们是毁坏，还不具备战争地位的东西。而且，我同意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 Clastres)[2]的说法，即正是部落的“骚乱”，或者你愿意的话，正是游击战，阻碍了国家的形成。当国家得以建构的时候，它也把战争发展为一种组织，发展为领土的经济，首都化(当然也有资本化之意)和技术的经济。这一切，是筑起防御工事的城市和带有自动推射武器（这里我想到的是弩弓以及所有那些在当时，对应于我们今天的加农炮的杰出设计）的战争出现的前提条件。
——普遍的现象不是经济；是战争。
——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勤（学）。后勤是战争经济的开端，后者将变成纯粹的经济，并发展到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地步。
——那么，在城市的建构中起作用的，不是战斗，而是战斗的准备。
——在古代战争中，防御不是加速而是减速。战争的准备是墙，壁垒和碉堡。而碉堡，则是使城市永久存在的那种防御工事。城市定居因此也就与障碍的二元性相关。无论它是Oppidum的壁垒——意大利南部因防御工事而自然形成的村落——还是古代的城市，围墙都与作为对一种空间的组织的战争组织相关。
——商业与定居无关；它是定居的结果。
——最早的市场是海滩。腓尼基人乘船（对旅队来说也一样）经过，他们把物件留在海滩上，而后他们会回来，看有没有人取走东西，有没有人在那里放上其他的东西。这就是商业：“旅队经过”。这依然存在：某人在街的这边放上一罐牛奶并走开；过后他回来取钱。如果没钱的话，牛奶就不会再被带回来。
——商业并不需要城市。
——商业开始在战争抵达某一场所之后，在围城状态，围绕居住区的缓冲地区(glacis)的形成，等等之后。它并不需要城市——在定居意义上的城市，即建筑的结晶化。重商主义甚至是定居的对立面：它是阻断，两种流动之间的间歇。
——你作为城市规划师的工作，使你对战略，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地缘战略感兴趣。而你在《领土的不安全》(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Territorial Insecurity])[3]中却写道，当代的领土，不再是一个地缘战略的问题。
——问题已经改变了。古代社会殖民于空间。他们聚居于交易站，而后于城市，继而于首都。这种集中在民族国家和首都——后者也即城市国家——的创造中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自身。因此，问题在于，而事实上情况也经常如此，分配地理空间，或者说，组织领土的人口（分配）。那是是地缘政治。
——那么今天我们处在何种政治空间之中？
——今天我们置身于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之中。地理是对空间的衡量。现在，由于二战后时期的矢量的作用，地理学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种对空间的分析，它与空间-时间有关。我们所谓的等距方位投影(azimuthal equidistant projection)是时间的地理学。以速度衡量的日子的地理学，而不再是一种气象学的日子的地理学。现在，当你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从洛杉矶或纽约回到巴黎的时候，你能够通过窗子，看到穿越极点的时候，落下的太阳和升起的太阳。你在同一个窗子里看到了黎明与黄昏。这些立体的影像很好地出示了（对）地理学城市的超越和在旅行时间中（对）人类集中的出现。这种超越的城市就是死去的时间的城市。
——城市规划专家是这样的人，其艺术在于使城市出现；而现在，速度的积累却在使城市消失。要是城市重新从自身中以过度的形式，在战争的轨迹中出现，这无疑需要一名城市规划专家的敏感。
——这来自我与政治的关系，我与死亡的关系。我们不要忘记，在古代社会中，一个被占领的城市是一个被消灭，被夷为平地，被屠杀的城市。战争是城市的死亡，就其石块与血肉而言。我与战争机器的关系总是具有某种神话的维度。
——你的论题在军队中有呼应么？
——我在法国军事界得到了严肃的阅读。我会见了比斯将军(General Buis)和桑吉奈蒂司令(Admiral Sanguinetti)，以及国防高等研究院(Hautes Ètude de Defense Nationale)的主任，扎维埃•萨冷丁(Xavier Sallentin)，他对我发起了尖锐的批判。
——现在，在法国，在平民与军队之间有任何沟通么？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战争文化可谓一切人所用。在伦敦获柏林你可以找到许多论述军事问题，包括最新近的军事问题的著作。在法国，战争文化并不存在，它受到了审查。军事问题不是大学研究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因为法国是一个政治与军事总是密切联系的国家。
——这种密切滋生了不信任么？
——将军掌权在法国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而这样的记录还可能会更多。我把我自己放在那个位置是因为在这里它是完全受审查所制的。没有人谈论它，关于它没有人觉得有话要说，除非指出比雅尔上校(Colonel Bigeard)给自己闹了笑话。那本身是没问题的。但像谈论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那样谈论军事？哦，不行。
——战争的话语是否比政治话语更适于处理当下的冲突。
——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之间的区分正变得过时。这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件事情。这要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们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第一次总体战争——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时，乔治•克里蒙梭做了一个重要的陈述：“战争是如此严肃以至于不可托付于军界。”那是法国政治家作出的最后一个政治的陈述（在欧洲还有其他人这么说）。正是在那里，在战争的经济中，在欧洲社会经济对战争的涉入中，政治话语的连贯性才开始消解，而战略则确定地取代了这种推理的类型。
——你如何解释这一转变？
——十九世纪的政治社会是在学校，大学，和教师一起，以一种非常历史，非常历史主义的方式形成的。在法国和欧洲，教育的模范是耶稣会。因此，那是一种新-军事教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才有了在关于战争的知识中受古人，受关于拿破仑的记忆教育的政治家和平民。这些政治家真的是平民，因为他们曾接受军事的教育。他们能够让将军应和他们的节奏起舞。他们在战争的事实上具备与官员相同的能力。现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次分裂发生了，而且，这次分裂，即发生在政治话语和日益技术化的战争话语之间的分裂被认为是积极的。我们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第一次真正的技术战争（当然了，在美国，此前已有内战，而那场战争，已经是一场总体战争了）。在沟壑战后的几个月里——也即，阵地战，因为军队不能移动——他们意识到他们当前的战争生产，在和平时期预见的传统的战争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于军事消耗的要求（就弹壳，炸弹，飞机的等的数量而言）了。这对双方来说，对德国和盟军来说都一样。这就是“技术的冲击”，就像人们称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样。人们不能再简单地说一方面兵工厂生产少数的弹壳，而另一方面则依然进行平民的消费和预算。不，他们注意到他们需要一种特别的经济，一种战时的经济。这种战时的经济是一种绝妙的发现，他在事实上宣告并揭开了军工复合体的序幕。
——这是平民社会的终结。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性的终结。
——平民的变成了军事的。
——“平民”的观念开始变态。它失去了它的意义。人们经常告诉我：你以一种政治的方式推理，就像古人那样。这是真的。我不相信社会学。它只是一个面具。社会学是为遗忘政治而发明出来的。对我来说，所有社会的，社会学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我偏爱政治与战争。因此，在我说存在一种变态的时候，我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平民与军事之间的区分已不再明确，而这，是因为经济对战争的全面涉入——这种涉入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在战略与政治的关系中，这是一场哥白尼革命。
——绝对是。
[注]译自Paul Virilio & Sylvère Lotringer, “The Space of War”, in Pure War, trans. Mark Polizzotti, Simiotext(e), 1997。Pp.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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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罗•维希留：《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ie;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1975)。
[2] 皮埃尔•卡拉斯特：《社会反对国家》(Society Against State; New York: Urizen, 1977)。
[3] 保罗•维希留：《领土的不安全》(Paris: Èdition Stoch, 1976)。
http://www.douban.com/note/99839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