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之前的列宁

本文节选自《列宁主义》

作者：尼尔·哈丁

译者：张传平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1.青年列宁——雅各宾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西方众多的解释中，有一种关于列宁主义起源的描述过于武断，这种描述歪曲历史事实、忽视列宁大量的早期著作或者轻视其内容。在这些传统的和不严肃的解释中，列宁主义虽不太关注理论①,但它是独特的，因为它能“现代地”把握宣传所具有的说服力，对动员群众的前线组织具有操纵力。列宁主义的“起源”也因此被指认为是在1902年列宁论述组织问题的著作中，并认为对这本著作影响更多的是俄国本土的密谋传统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人们不断重复着这样的一个故事②：17岁那年，青年的列宁遭受了一次创伤，他从未真正从创伤中恢复-一他的哥哥亚历山大(Alexander)因参加暗杀沙皇的阴谋而被绞死。年青的列宁发誓要为哥哥的死报仇，并开始从事其哥哥为之殉难的事业。这被认为是列宁主义产生的心理学基础③。评论家们都认为不屈不挠的决心和超人的献身精神是列宁及其学说的基础，这就对此作了充分说明。的确,正是在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不久，刚被喀山大学录取就被开除的列宁，开始经常接触在萨马拉(Samara)的革命小组,并精通了他哥哥为之献身的学说。据说列宁在这里直接从战斗老兵那里掌握了他们的目标、策略和组织原则。根据这种主导性的说明，列宁就带有俄国革命运动的传统印记，并使革命局限于其哥哥死难的那种流血之路。尤其是他开始懂得重视组织的作用，命令和责任的条理清晰的必要性，保密的重要性，以及密谋工作高超水准的重要性。很早他就意识到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俄国革命将一事无成。从一开始，新生的列宁主义就清楚地展示了自己的独特特征。他专注于组织、动员和操纵的问题。出于这种情结,列宁论述组织问题的主要著作《怎么办》（写于1902年）问世了，并且狂热地要把该书的建议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加以贯彻实施。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不幸地出现了与孟什维克主义相对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当时和后来都等同于列宁主义。它们成为是同义词，都被认为根植于俄国革命运动狭隘而坚强的传统。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自发运动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被训练有素的、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精英所取代。

列宁的雅各宾主义的证据通常会完善和加强这种关于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及其与人们所提出的那种“正统马克思主义”日益远离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雅各宾主义本身经常就是含糊不清的。然而一般说来，人们大概有些共识，即在俄国的语境中，雅各宾主义等于这种主张:一群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凭借其知识、奉献和无私精神，比普通群众更能够准确地掌握他们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会预先知道群众的真正（但当时并没有被认识到）愿望,并在运动中坚决地代表人民。因此,革命的前途并不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愿望。雅各宾派认为，考虑到国家对教育、教会和军队的控制，在革命之前就希望革命意识广泛传播只是幻想。获得人民支持的途径在于事先掌握国家权力：不是通过大众走向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国家权力走向大众——这就是雅各宾主义的政治总路线。在这个意义上，雅各宾主义具有共同信仰者规模小但组织严密的含义，他们要加快历史的步伐，拒绝接受诸如工业发展水平、阶级结构、文化和意识等对政治策略的限制。它通常被看作是唯意志论的同义词一一具有献身精神的精英的意志能够战胜此类“客观的”制约。在其俄国的含义中，它一般与那些社会主义者（例如巴枯宁〔Bakunin〕、涅恰耶夫、扎伊奇涅夫斯基和特卡乔夫）相联系，与马克思的意见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既然农民和城市工人还没有被资产阶级文化所腐蚀，俄国工业和社会的落后状况就是一个积极的有利条件④。因此,组织起来的革命者中少数活跃分子有责任引导俄国直接地和立即地进入社会主义，而不必等待所谓的“物质前提”的成熟。既然在萨马拉和喀山的讨论圈子中，列宁作为一名年轻人,崇拜这种传统余下的老兵,那么这种说法就持续不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民意党人(Narodovoltsy),是曾经强大的民意党(NarodnayaVolya)组织的传奇的幸存者，这个组织纪律严明，密谋技术娴熟。他们试图通过其英勇的榜样力量来唤起大众的行动。他们自封为革命的先锋队,其精锐部队在1881年3月1日成功地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列宁哥哥曾是暗杀小组的一个主要领导人，这个暗杀小组选择6年后的同一天试图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最后失败，当时他们都自觉地认同雅各宾派公开的民意主义的传统。

一种类似(或意志主义者)的论证迫不及待地断言:证据就在列宁第一次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据称列宁否认俄国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性并极力主张进行共产主义革命⑤。根据评论家们的共识，列宁在1905年接受托洛茨基永久或不断革命理论，从而回到了这种雅各宾的意志主义上来„1917年10月，他通过策划一场武装政变{coupd'etat},最终使他早年与雅各宾主义的联系密切到顶点，这场武装政变宣布在最落后的欧洲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解释框架中，列宁主义的灵魂就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很清楚，我们不能回避列宁主义的历史起源问题，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对其内容的解释和这些内容是何时以及怎样出现的解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本章随后提出另外一种观点，我认为列宁主义的起源与俄国和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紧密联系⑥,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意识形态在1914年之前并不存在。就把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落后性强加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之中这个特征来说,列宁更多的是要感到歉意而不是骄傲。他几乎只专注于俄国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要来指导具有无比先进的、有教养的和有组织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相反地，直到那时，列宁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小学生和学徒。当然这不是说,1914年之前所写的、理论化的和实践的东西对后来的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荒谬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都全神贯注于组织问题，几乎忽视了列宁详尽透彻地论述当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这些著作花费了列宁的毕生精力，可以说是列宁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争论中,正是这些关切使刚到24岁的列宁成为了圣彼得堡最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言人。

列宁最初对政治革命感兴趣，然后参与其中,是在其哥哥死去的第二年。亚历山大被处死的创伤完全会对列宁整个革命事业产生深深的心理学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够评估这一影响，不仅是因为这种个人悲剧的影响本质上就难以衡量,而且因为列宁自己对这件事出奇地保持沉默。在其随后事业的整个进程中，在其所有的大量著作和信件中，仅仅只有一处简短地提到他哥哥的死。这或许是伤痛太深而无法言说，并且我们仅能推测这件事对列宁影响的方式。然而，从他在这一时期所阅读的材料、所接触的人和所表达的见解中，我们的确知道从十八岁开始,年青的列宁根本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或正统的俄国雅各宾党人。当然，列宁参加了经常由声名狼藉的俄国雅各宾党人出入的圈子,但是这个圈子在意识形态路线上从来不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其他的圈子可供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参加。他们中间有温和的民粹主义者，这些人相信只要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耐心地关注农民的文化和愿望就能够确保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中也有干劲十足的雅各宾派,这些人认为等待向社会主义的这种变革是一种怯懦表现并会适得其反。他们声称,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由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构成的有凝聚力的组织,他们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使俄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

2.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革命家中间，关于组织和策略问题的争论更多地充满着关于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道路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争论⑦。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俄国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无疑是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正如马克思的学说似乎所暗示的那样，俄国必须重蹈西欧发展的历史道路？“例外论者”(the exceptiona-lists，)或俄国民粹主义者通常认为，俄国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实践的奴隶。俄国的发展规律不是必然要与西方的发展规律相同。他们特别提到了唯一在俄国保存下来的土地占有和分配的古老形式，即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正是当地的农村公社(俄语是mir或ohshchina)把土地分配给每一个家庭,并定期对土地重新进行分配使得土地分配大体上与家庭的规模相匹配。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农村公社代表着对社会正义的本能赞同，代表着俄国民众的社会主义天性。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的确，农村公社多次成为俄国伟大历史命运的信号一为世界其他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方向。因此他们认为，正是公社拯救了俄国人民，避免了欧洲其他地区小农家庭的可怕命运——由于圈地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推进，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他们被迫成为大城市中贫困、受剥削和雇佣劳动者。他们认为，在俄国重复这些灾难不仅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幸福。

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繁荣,究其原因是它还有很多先天不足。俄国没有由良好的铁路、公路、运河或海上交通紧密联系起来人口聚集的中心。人口稀少，散居各地且缺乏便利的交通。原材料也同样分散在各地，很难利用。不仅远离俄国市场，更重要的是也远离外国市场。建设良好的交通网络把原材料和生产中心连接起来，以及把它们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连接起来,这些建设费用对于俄国生产的工业商品来说都是一大笔额外的费用,从而使它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也有同样的情形。众所周知，俄国的气候是严寒的和不适宜居住的,与西欧比较温暖的国家相比，俄国工人仅仅为了保持作为劳动力的存在的建康状况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衣服、住房、燃料和食品。反过来，这将使他们生产的产品增加一个额外的费用。总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在道义上不受欢迎,造成社会分裂，在俄国的实践中行不通。资本主义的当下存在更多要归功于为确立重要经济领域的战略地位而进行的政府资助，而不是出于国内市场的自然要求。他们的结论是，俄国的资本主义是温室植物，一旦维持它的人工条件被废除.它注定是要死亡的。真正的俄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俄国自己的组织机构、实践和成见的基础上。它将是高度分散的（自由公社的联合体），如果明确不敌视的话,也许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将建立在农民和工匠的公有制生活和社会同质化的基础上。

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期俄国革命者圈子中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何种程度？它还在发展吗？它已经渗透到农村还是局限于城镇？从更加专业的层面上说，这是关于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再生产自己，或简单地说，能否保证其继续存在的争论。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假定了一个已经存在的供其生产商品销售的广阔市场？或者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它创造了这样一个市场？这些问题是18至24岁的列宁参加的革命者圈子中激烈争论的问题。列宁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他在18岁那年就已经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从那以后就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们看到，从20多岁起，列宁作为一名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进行持续的、见识广博的批判家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包括对雅各宾主义的批判。他已经开始着手一个庞大计划——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彻底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程度，尤其是在农村的程度，这个计划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直到世纪交替才完成。在1893年，当列宁决定离开萨马拉到圣彼得堡时,他已经完成了对俄国社会主义者(或民粹派)的经济和社会观点的深入而详尽的批判。这项工作的第一部分在第二年出版，正是作为秘密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争论的第一次公开回应。⑧

列宁早期在理论上的主要兴趣是要完成对俄国经济和和社会分析，这项工作于1892至1893年在萨马拉就开始了。1899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的出版，标志着这项巨大任务的完成⑨。这是他无与伦比的、最为重要的早期著作，也可以说是他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创造性贡献最大的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开始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作出说明，并试图把具体的地区和行业与这种发展阶段相对应⑩。他赞同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的观点，认为1861年农奴解放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根据解放法案(Act of Emancipation)的条款，通常由农民公社所持有的土地所有权已经正式属于农奴自己。农奴要向其当地的地主履行劳动服务的法律义务被废除了，但是，作为补偿，每个公社必须向国家交纳一种所谓的“赎回金(redemp­tion monies),这意味着每个公社必须向每户农民征收现金税。农民突然间必须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很多问题。因此,他们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他们以相对适度的规模被卷入到农业产品、手工艺产品的市场交换一一为了卖出商品，他们不能再为自己而生产或进行物物交换。现在,他们必须获得现金来满足公社对赎回金的需求。为了获得现金，他们不是被迫交换他们的产品，就是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早年是民粹主义者，在1883年后的20年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是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必然会有很多农民交不起他们应向公社支付的赎回金。他们受制于较富裕的农民,这些较富裕的农民变成放债人或高利贷者，他们以高额的利息而不是以贫穷农民未来收成作担保进行放贷。由于掌握了日益遥远市场的知识，拥有保证运输、渡过收获季节和售卖季节之间隔的资源，农民高利贷者迅速地成为中间人或商人。他们以收购的名义购买农民的小量剩余物，并把它们集中起来投放在买卖市场。他们自然要索取他们的利润，小农越是具有依赖性，商人们越是能提高自己的利润,其客户的依赖性和债务也随之越来越大。

当一部分农民快速地变成这种情形时，他们土地的预期产出很可能不足以弥补不断增长的债务，这时，他们被迫用他们拥有的唯一剩下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来抵押。现在商人们从现金的借出者变成了劳动力的雇主。他们建立工厂和车间来生产木材、农业产品、羊毛和矿石等等。这就是被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二阶段。商业资本变成生产资本，虽然它仍然是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但具有了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从这时开始，购买节省劳动力的装置、机器和建立大规模机械化工业车间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步骤。现在生产资本则完全转变为工业资本。

某些一般特征日益显示出来，它贯穿于这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在国内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进程极不平衡。市场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差不多使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而只是使少数人富裕起来。迄今为止大多数独立的农民和工匠在自己的土地和车间里生产的东西，现在则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就资本主义而言，只要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的东西的总价值在不断上升,那么作为个人他们能够消费的东西比他们以前享用的要少这一事实就并不重要。列宁得出结论说，市场的发展不只是使大众遭受贫困,实际上更是以此为前提的。

在这本对俄国社会进行理论分析的著作中，列宁试图证明农民越来越被分化为没有土地的、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在不同阶段都不断增强其资本的农村资产阶级。在列宁的政治策略中，农村无产阶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团体。除非城市工人设法获得农村无产阶级的支持，否则民主革命将前景黯淡。然而,既然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拥有共同的客观利益，既然他们都共同仇恨资本主义剥削,可以预见劳动联盟就能够建立起来。在这个联盟中，城市产业工人尽管在数量上较少，但却成为领导核心。他们一起被吸引到巨大的车间，他们的信息联系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他们是流动的，他们能够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并开始总结他们的要求。他们早就从某个具体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摆脱了村里长老或教会的权威，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并开始意识到他们集中起来的潜在力量。他们最终集中在最具有战略性的至关重要的乡镇和城市，尤其是两大首都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整个劳动和被剥削人民的唯一和天然的代表(Lenin,I960—70,vol.l,p.299)。他们在俄国大量分散的雇佣工人中独一无二,他们具有成为真正的阶级存在的潜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雇佣工人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全国性组织的这种潜能。

3.沟通工人的桥梁——政治通过经济来实现

当列宁1893年8月底到达圣彼得堡时，首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正式的组织，与产业工人的联系几乎没有。主要的团体（列宁立即加人的）建立在科技协会的基础上，它以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子中偶尔讨论理论问题的形式出现，它的成员数量很小，资源很少，与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联系极其有限。1893年冬天，圣彼得堡小组第一次齐心协力建立与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他们承认只要社会民主党仅仅局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那么它就会孤立无援和徒劳无益。此时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把研究的圈子和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从工艺学校中走出来并深入到工人中去。列宁被分配到城市中重要的涅夫斯基门（Nevsky Gate）地区,他开始组织工人小组，意在全面地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论述经济、历史和政治的全部著作。其目标在于培养最活跃和最有智慧的工人，使他们能够懂得俄国社会各阶级和集团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然后，那些工人鼓动家会按照计划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培训新的会员，这些新的会员会依次做相似的工作,如此这般在范围上不断扩大，直到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有意识的和有组织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培育社会主义意识的连锁信（chain-letter）战略。

在实践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遇到了工人们形形色色的并且通常是令人困惑的回应,甚至在受过很好教育和积极的工人那里也是如此。有些人（像列宁的学生巴布什金〔Babushkin〕）是热心的追随者，通过搜集工人苦难的详细资料以及与圣彼得堡的主要工厂建立起联系来直接帮助他们的老师。其他人则带有一些怨气，“学生们”可能像过去一样，突然出来承诺支持工人，当斗争爆发后他们就消失了（或当放假时，他们都回家了）。还有一些人把这个圈子看成是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一种途径，这些知识和文化可以使他们避免工人阶级的残酷生活和不安全感。正因为如此，当1894年末在涅夫斯基街区庞大的谢米亚尼科夫(Semyannikov)工厂发生罢工和骚乱时,很多列宁的学生几乎是招摇过市地站在一旁，就像是无知大众的最初反应一样，远离他们看到的一切。到了1895年初,列宁已经意识到工人学习圈子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他们面临着培养某种工人精英的考验,这些工人精英对其工友的混乱状态和好斗行为表现出公然的蔑视。

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1923），原名尤里·奥西波维奇·策杰尔鲍姆，俄国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

到了1895年春天，在马克思主义核心小组内还有相当多的讨论，是否要转变到一个全新的策略上来，解决大多数工人直接而强烈地感受得到的经济上的痛苦。列宁赞同这个新策略并和马尔托夫(lulii Martov)(马尔托夫在1903年后，成为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结成受欢迎的联盟。马尔托夫刚刚到达圣彼得堡，他曾经是俄国西部边陲比较成熟的犹太工人运动中活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马尔托夫随身带一本他帮助写作的纲领,名称是《论鼓动》(On Agitation)，它的基本意思是，工人们不是通过书本学习和理论上的训练,而是通过反思战斗的经验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战斗是他们为了改善自己悲惨的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战的。争取更好条件，提高报酬和安全,从很多工业机构所特有的残忍待遇和任意罚款中解放出来，这些斗争将使工人们懂得团结和预先组织的重要性。经济斗争将使罢工资金的设立和管理成为必要。在一个工厂内部各车间之间以及与当地其他工厂之间的协调必须得到保证。苦难必须被清楚地表达出来，无论在哪里出现,都要印刷并散发出去。必须任命得到工人充分信任的发言人。所有这些将提供一个训练舞台，在这里，大多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人积极分子将迅速学会如何组织和动员他们的同伴(当然，要通过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

根据这个新的策略，政治将通过经济来实现。工人们不可能不明白法律和国家的力量是被用来保护所有者利益和利润的。工人们从他们直接的经验中就懂得只有通过他们积极行动和组织，只有通过不断拓宽和深化这种斗争，他们的条件才能获得持续的改善。⑪追求直接要求的劳工行动，无论规模是如何的小和具有地方局限性，都会产生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起初，工人们由于缺乏厂内团结,或受到管理层的胁迫,或经由破坏罢工者的渗入而受挫。然后,工人们认识到更精心的准备和组织的必要性。罢工基金将会建立起来,基金本身就需要款项的收集和基金的监管，与其他工厂的协调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代表会议就必须召开。很快地工人们意识到单个工厂和车间的罢工，由于雇主贸易联合会保证在罢工事件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而很容易被击败(或安全渡过)。后来，工人们被迫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包括整个城市或贸易的全部分支机构。反过来，这就需要以更加深入的精心组织为基础。

最后,从共同的罢工经历中，工人们认识到无论是贸易，专业或所属地区，工人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基本上相同。工时长、报酬低、没有权利是共同点。在这点上，他们主动响应被概括起来的要求，使所有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由欧洲工人在他们五一示威中提出的，要求对劳动时间的法律限制。这些示威的新闻以及著名“国际”(第二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1889年建立)协作力量开始以传单或由社会民主党出版并由工人团体复印的小册子的形式广泛传播。在列宁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或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代工人运动已经开始采取断然行动来与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

“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一个政治斗争”，这当然一直是俄国民主党的一个口号;马克思也说过这句话，普列汉诺夫曾经把这句话作为其开创性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SocialismandthePoliticalStruggle)的格言而加以引用——这本著作第一次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的社会条件⑫。然而，经常会是这种情形，越是著名的简洁词句，其意思越是含糊不清。对列宁来说,1895—1896年的事件极其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基本格言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真理。《论鼓动》的理论思路促使列宁对阶级的发展阶段、意识和组织进行反思。列宁断言，它们的发展是工人阶级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展现。在活动还是小规模（局限于个别车间和工厂），追求的是暂时和有限的利益（归还假期或暂停罚款）的地方,产生的组织将是临时的和易逝的。工人应具有的意识水平和在斗争中生产的意识水平也都是朴素的。在这个进程的另一端，每天8小时工作制，或最小周期工资支付的要求，由于具有普遍性，不是具体的雇工们或雇主联合会就能处理的，它们应当是由政府批准和实施的。没有法规的保障和执行，没有一个普遍的全国性的对违规者进行制裁的系统，这种全国性的阶级需求是不能实现的。由此看来，普遍性的要求、代表所有雇佣工人的要求完全是阶级的需求,在本质上是直接针对政府的政治要求。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引申出一种更加关键的推断，这个推断是:在对这种普遍性的阶级要求的追求中，鼓动、罢工和示威等等活动要想有成功的希望，就必须在全国性的基础上加以实施。一句话，活动的规模要和目标相适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协调和指挥斗争的组织结构同样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这种组织必须激发出工人们的这种普遍性要求的意识并加以清晰地表达，而且要以权威的方式代表他们面对政府。在这点上，工人阶级的地区性组织和行业组织必须被政治性的工人政党所超越。在组织领域也是这样，因此当工人的要求、活动和意识扩大到国家的层面时，对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结构——工人政党的形成就势在必行。

列宁此时所详细阐述的是对工人的阶级活动、意识和组织从个别到一般、从地方到全面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说明。这是一个直接与资本主义自然史相当的演进过程，他在对前述过程的说明中引入了很多过去用来描述后者的艺术和图像的术语。小车间(kustamichestvo)过时的方法，连同受到限制的市场或活动领域以及粗陋的分工，是与车间罢工委员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现代工厂精密复杂的科技和复杂的分工就需要一个全国性和世界性的市场或活动领域,这就是列宁过去不断重复地用来描述政党的明喻。贯穿于其中的是从个别上升一般，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这种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

在列宁来说，1895年底、1896年6月和1897年1月，发生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工业区)的纺织业和钢铁工业的大罢工，似乎在实践层面上为列宁所描绘的进程作了精彩的辩护，这个进程预先在《论鼓动》纲领中提到⑬。罢工的确变得更加广泛，不仅表现在罢工的地域传播上，而且表现在他们提出的要求上以及他们匆忙建立起的组织上。1895年底以个别纺纱工和织布工团体提出比较小的经济要求为开端，到1896年年中和1897年春,罢工工人要求制定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每天十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迫使政府在工人的要求面前让步。按照列宁的估计，斗争的广度和深度确实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工人的意识。政治的确是通过经济表现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仍然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政党清晰地表达俄国所有雇佣工人的利益。没有一个永久的遍及全国的政治组织，工人就不能上升到真正的阶级存在一一他们就缺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和专门知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方法和专门知识与所谓的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共存的。

4.建立新型政党——《怎么办?》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些年罢工运动的成功阻碍了全国性政党的发展。在1895年11月罢工开始的一个月内，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联合会的整个领导成员都被逮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宁的流放期直到1900年1月才结束。与此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于1898年在明斯克(Minsk)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⑭。由于大会结束不久,几乎所代表都被逮捕，所以这次大会在各方面都是一个错误的开始。领导层又一次被削弱并被驱散到西伯利亚流放。与工业界工人阶级的联系只是零星的并且也不协调。现在显而易见的危险是1896和1897年大罢工所产生的势头由于缺乏指导和领导而消散了。当工人尤其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变得激进时，当他们在自己的宣言中号召激进的民主变革和实现政治自由时⑮,正是在这一刻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早在1897年，列宁就得出结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一点领导反对独裁政权的民主斗争愿望，那他们就迫切需要加强其组织结构。这几年工人运动的成功已经让政府警醒，政府已经通过加强监视、布置更多内奸来加以应对,展示其任意围捕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好战分子的能力。它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运动作为目标,其理由是它们是挑战其权威的唯一有效力量。为了迎接双重的挑战即面对日益复杂并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和开创与领导一场团结所有民主力量的运动，在危险和非法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除了熟练掌握秘密组织的技能之外，别无选择。“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⑯1898年大规模的逮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判断，即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涣散和非专业化，除非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他们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就会继续受到嘲弄。创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全国性政党，不仅能够领导工人而且能够领导俄国社会所有为民主而战的反对派组织，就需要专家、劳动分工（和由此产生的一个权威的协调中心）在密谋技术上的训练。所有这些思想在1897年就详细阐述过，直到1917年2月推翻沙皇统治时，列宁仍然坚持这些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在1902年他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中作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

到《怎么办?》发表时，在“老”的领导者看来（列宁和马尔托夫此时已经和普列汉诺夫以及阿克雪里罗得〔Akselrod〕结成联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分裂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都更加明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俄国国内“老练的”领导者在1895和1898年都被大规模逮捕。取而代之的是“青年的”领导者，他们的确不太激进，不太精通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尚不成熟，也不明智:它自然地会招致政府的全力镇压。

总的说来，新的领导者公然轻视与独裁政府的政治斗争。他们问道,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让资产阶级为民主革命而战吧，我们的战斗是向雇主们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在列宁看来，这就表明与《工人思想报MRabochayaMysl）和纲领声明《信条》⑰相联系的修正主义的所谓“年青领袖”目光短浅。在列宁看来,放弃真正的社会民主政治，其结果是极其有害的。由于缺乏政治方向,工人运动就屈从于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并使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丧失自主性的危险。留下的那些仍然牢固坚持政治斗争的中心地位以及工人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部分工人却没有任何有凝聚力的组织，更糟糕的是，试图进行业余的协调活动都会导致逮捕和驱逐。问题已经发展这种地步,工人们正在对社会主义者失去信心，他们对于从事革命事业犹豫不决,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如此的草率。“工人们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⑱在工人推翻独裁政府的政治斗争有了更加专业的指导和协调以前，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

在1900-1903年期间，列宁坚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不是阶级辜负政党，相反，是政党辜负阶级。它已经消失在吵吵嚷嚷的分裂大众之中，它们中没有具有财力、意愿、理论训练和组织技能来重建一个领导核心，从而能够协调和指导全俄工人的斗争。列宁着重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的危机是“领导者……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⑲。他谴责的不是群众的自发性，而是“领导者们”引导和指导这种自发性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缺点。一个正确组建的党的组织并非是减少自发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而是给运动以信心，鼓励参加者的士气。“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列宁说:“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⑳

我们应当清楚，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1900-1903年期间所从事的是公开的权力斗争。他们试图在他们的领导下重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意识形态路线也由他们指导下的一份全国性报纸来发出指令。为了证明老兵和“正统”领导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和组织上的权威超越了“青年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不得不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此就需要精心加以准备。这就是列宁的狂热活动的背景，就是列宁在1900年流放生涯结束后到1903年的布鲁塞尔、后来在伦敦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所有著作的背景。首先，他奔走于全国各地，建立起自己的联系和合作网络。其次,他到国外与普列汉诺夫派保持联系，出版一份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杂志。由列宁主编的第一期《火星报》（lskra）在1900年12月出版。

《火星报》

列宁指出，正是这种在非法条件下来创办与发行一份全国性报纸，就需要创立一个有凝聚力、有纪律性和有效率的组织。在各个地方都需要有代理人，来报道各种事件和创建一个秘密网络向当地车间和工厂的工人进行分发。它们是党与支持群众的联系人，他们与各个地区党的代理人进行联系，然后，由他们对报纸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委员会本身由公认对理论非常精通的运动老兵组成，因此他们能够从特殊中概括出一般，能够预测下一个阶段的斗争。因此，在列宁看来，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创办本身就必须发展党的组织（至少是一个这种组织的骨干），使之具有清晰而明确的劳动功能划分和垂直的问责模式。

只有在组织内直接起作用和持续起作用的那些人，才能被认为是党的成员。然而，在组织内部，职位的层次和职责的范围不同。在地方一级的代理人，或许专门从事报纸的发送或当地报道的制作，他们的担子不重，还可以正常地找工作。他们在保密工作和地下组织工作方面依然需要一些技术上和技巧上的培训;否则，他们会很快危及在网络内的其他人，并使他们下属的工人小组遭到当局不必要的骚扰。因此，对于信任党的代理人的工人来说，也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密谋技能的培训以减少遭受报复的危险。在组织的更高级别上，代理人不得不在国内大范围地从一个安全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很显然，对他们个人来说,正常地找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在双重意义上必须是职业的，他们依靠党来生活，同时要全面训练并精通秘密活动的各种技能。在俄国的条件下，这些人必须是熟练的、专职的“专家”。

“新型政党”出于安全考虑不可能是公开的和民主的。如果它采用西欧政党的实践模式，它将很快被沙皇的密探渗透并粉碎。列宁认为，必然要以职业化的和秘密的方式组织起来，组织的基础就是党的报纸。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1）

我们应当非常清楚,《怎么办？》显而易见是作为《火星报》编辑委员会政治路线的一个总结而写作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党的重建工作中，他们也是试图把《怎么办?》中的主张确立为党的核心思想。这些主张打算用来作为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共同宣言，并且也广泛地运用了。在列宁的所有著作中，这本著作遭到的曲解最为严重，它所引发的不当评论比列宁实际上所写的东西还要多。的确，这本著作通常被视为雅客宾式的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的主要文本。人们普遍断言，这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和真正精神。因此，当发现迄今为止小册子最主要的部分是对赤裸裸地重申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老套的（但最近已经被忘记的）正统观念，这种正统观念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的公式，并且是直接加以引用,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作为经验丰富领导者的代表，列宁开始严厉斥责形形色色并且通常模糊不清的派别,这些派别对反独裁政治斗争的中心地位争论不休，既拒绝工人政党应该对斗争进行领导的思想，也坚持认为还没有成熟到要开展这项斗争。毫无疑问，像所有为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而进行权力斗争的雄辩家一样，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在对证据的使用方面也是精挑细选，也倾向于夸大他们的对手的不足。《怎么办？》明确无疑是这种唇枪舌剑的重要组成部分。

5.列宁和马克思论社会主义意识

在与这些派别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列宁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断言,让他们自由发展的话，工人阶级不能够真正产生社会主义意识或不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自己一贯的意识形态。“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AizssenHineingetre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种斗争中自发地(uruU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22）这些话引起了强烈而持续的争论,这里是否表明列宁对无产阶级缺乏信心而诉诸意志主义的政治学。在意志主义政治学中，一批受过训练的党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桀鹫不驯的历史进程。

我们应记得这些主张只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提出来的，当时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曾经遭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严厉斥责，也在党的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当《怎么办?》第一次公开出版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中以及《火星报》的编辑中，没有一个人对《怎么办?》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保留意见。的确，这本冗长小册子中的所有主要主题都曾经在列宁为这本杂志精心写作的头版文章中论述过，这些文章在党内主要理论家中也没有引发相反的评论。在为《火星报》第一次发行而写的头版文章中，根据惯例，这篇文章应该考虑整个《火星报》编委会的宣传主张，但列宁坚持认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23）正如列宁后来在《怎么办？》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意识形态优势——它的意识形态更久远、更普遍,它更加发达,“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24）

正如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所承认的那样，列宁“仅仅是在老生常谈，既然工人们不能写作《资本论》或《反杜林论》，或者甚至是《怎么办？》,那么很清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产物。（25）更重要的一点是，评论家们几乎总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上面引述的这段过激言词是直接而清楚地引自欧洲社会主义的“教父”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的。的确，考茨基说得甚至更加直接，他宣称,“科学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6）普列汉诺夫也经常表达类似的观点。（27）

我们很可能会为这些自以为是和傲慢自大的理论态度而感到悲叹,但我们把这些理论态度专门归因于列宁那就错了。它们是当代欧洲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可能也是马克思自己的政治学所固有的东西。首先，马克思自己就坚持与任何朴素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家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他就曾经批驳过魏特林(Weitling)和蒲鲁东(Proudhon)之流的天真和折衷主义。马克思多次宣称，他的第一国际总务委员会秘书处领导工作，只不过是“与试图在国际内部坚持己见，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派别和业余实验持续地作斗争。（28）”在这封信的后面，马克思声明，除非工人阶级“受过持久鼓动的熏陶……对联合力量如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否则,工人阶级在统治阶级手中“将是一个玩偶”（29）。如果我们坚信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工人阶级本身而自发地产生，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一生的工作,他为建构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做了非凡的努力。英国工人阶级的整个历史足以(向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证明，没有社会民主党在理论的和组织上的帮助，自发的工人运动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政治所操纵。让我们记住，这也适用于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集中和成熟的，最具有组织和最自由的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所察觉到的那样，英国之谜在于它不仅具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和一个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表明，工人阶级不能够自然地和自发地创立社会主义和独立的政党。

在组织和阐明无产阶级的苦难并领导他们进行政治斗争方面，赋予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独特的作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傲慢的核心，完全不是一种列宁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以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声称，马克思比任何一名无产者或无产者团体都更深刻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目标。马克思在早期就清楚地指出，在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目标的估价上，只考虑工人自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究竟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经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30）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同样清楚地指出，这是“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物艮显然，这些人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最终的一般结果。”（31）唯独这些个人摆脱了马克思本人的决定论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则的束缚，根据这个一般原则，“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32）共产党的领导者不仅要设法摆脱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制约，他们甚至要设法比其社会存在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些人更能表达真实的无产阶级意识。的确，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无产阶级似乎（正如它在英国）永远沉迷于错误的意识之中并成为有产阶级政治谋划的“玩偶”。

列宁告诫他的追随者说：

回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者向阶级的转变不仅要与它们联合的不断壮大相一致，而且要与它们政治意识的成长相一致。要牢记诸如英国这些国家的教训，在英国，尽管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无产阶级仍然是处于分裂状态，它的当选代表是由资产阶级提出，它的阶级意识被资本的意识形态所侵蚀，它的力量因工人贵族背弃广大工人群众而遭到削弱。（34）

用“民主的和“亲工人的马克思来戏剧性地衬托精英主义的、操纵人的列宁,这一奇怪策略几乎成为西方评论者论述列宁主义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在对那些相信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自然和自发的结果的人进行公开指责方面，目前尚不能确定列宁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行动和精神。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我们谴责列宁，那么我们也必须责难卡尔•考基茨没有理解或阐明马克思主义一这不是极端的自大，就是十足的愚蠢。

列宁《怎么办?》最初的目的（如完全从文本的比例来看）是要表明政治观点而不是组织观点。其政治信息是:按照其所有的权威文本、纲领和领导者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对反对沙皇的民主革命的先锋队，已经把领导工人作为自己的任务。它所设想的领导权在1900一1901年出现了，当时工人和学生自发攻击独裁政府的行为显著增加。因此，运动的重心从大规模的地方性的经济斗争转移到一般跨阶级的、全俄政治改革的斗争。因此，这将不得不与所有那些渗透到运动中的人和否认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分析正当性的人进行较量（正如《怎么办？》的主要文本所做的那样）。对列宁来说,接受所阐明的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就等于接受其集中化、秘密化和专业化的组织要求:“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35）

仅仅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才断断续续地有人试图谴责列宁《怎么办?》一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主张。我们应当记得，党在此时再一次分充斥着激烈的政治争论和激烈的个人对抗。列宁和普列诺夫坚持认为有必要把《火星报》的编委会由6人减到3人（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从而伤害到被流放的老兵（查苏利奇〔Zasulich〕、波特列索夫〔Deich〕、阿克雪里罗得），这些人对报纸的编辑工作没有什么贡献,只是荣誉性地增加了人数。这些老兵赢得了马尔托夫的支持，并站在马尔托夫的立场上对党员进行“温和的”和“松散的”解释，反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对党员的“严格的”和“狭隘的”解释。在对党的条例第一条款的激烈争论中，再次出现了政治性伤害和个人伤害，这些伤害似乎与涉及的实质性问题不成比例。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都坚持认为，一个在非法条件下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的党,这些积极分子“既要在物质上支持党,又以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则提出，党的成员应当扩展到任何“在一个党组织的指导下，经常和党进行合作的个人•据说，就是这个关于建立一个狭隘的党或广泛的党的争论，在1903年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实际上，这两个对抗性主张之间的差别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因为在三年之内，1906年由孟什维克主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大会接受了列宁党章第一款的表述。这里所体现的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似乎已经被列宁昔日的批判家们所忘记。

自相矛盾的是，这次列宁自己已经转而接受使党的工作方式和程序更加富有弹性、公开和民主的观念上来，他在1906年第一次把这称之为“民主集中制”。显然，这是对俄国政治形势巨大变化的一个回应,沙皇权力被近乎全国性的罢工有效地削弱，列宁已经被迫向召开的民选代表大会做出让步。

注释

①埃德蒙•威尔逊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1941年首次出版的《走向芬兰车 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中广泛散布这种观点(尤其参见1960年伦敦版的第390 页)。轻视列宁著作中理论的重要性的类似论述也在这样一些富有影响的著作中传 播 ，如 ：R. N. Carew-Hunt, T/ie Theoryand Practice o f Communism(London, 1950) and J. Plamenatz» German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54) 。

②几乎所有广泛使用的论述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西方著作都相当重视俄国雅各 宾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参见,int^ralia , A. B. Ulam,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Lon­ don* 1969) p. 108 - 9, R N. Carew-Hun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 o m m u ­ nism^ p. 166；L. B.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0) p. 4；R. Pay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Lenin (London* 1964) p. 30；and S. V. Utechin, * Introduction* to What Is To Be Done? (London, 1963) pp. 28 - 33.理 查德•派普斯(R. Pipes)的《革命的俄国 {Revolutionary Russia ) (Ix)ndon* 1968)中 试图对青年列宁要感谢俄国雅各宾派的思想传记做最彻底地论述。西恩(R. H. W. Theen)的著作《列宁：革命的发生和发展XV. I. Lenin: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 (London, 1974)第 38-42页几乎复制了派普斯的论述。有关在 列宁思想中俄国的雅各宾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主题的最近的变种是由H . 舒 克曼(H. Shukman)翻译的迪米特里• 沃尔科戈诺夫(Dimitri Volkogonov)的《列宁：生活和遗产(Lenin i Li fe and Legacy )(London, 1994)O 在莱谢克• 科拉科夫斯基 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XMazw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81)第 2 卷第 381 - 412页和瑟维斯的三卷本《列宁：政治生涯X London, 1985, 1991 and 1994)中可以找 到更缓和更公正的论述。

③ 西恩的著作、内森- 莱茨(Nathan Leites)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K A study of Bolshevism)(Glencoe, Ill. , 1953)和沃尔芬斯泰因(E. V. Wolfenstein)的《革命的个 性^(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具有突出的心理史学的特点。

④佛 朗 哥 • 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革 命 的 根 源 (.Roots o f Revolution ) (London, 1964)是对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多样化趋势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研究。也 可 参 见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 Oxford. 1969)» and R. Wortman» The Crisis o f Russian Populism (Cambridge, 1967)O

⑤派普斯和西恩尤其强力坚持这些主张。

⑥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London, 1977；vol. 2, London, 1981).

⑦这是俄国民粹主义最有条理的一个文本的标题,质疑的正是资本主义在俄国 发展的可能性：V. V. ( V. P. Vorontsov) t SudbyKapitalizma v rossii (St Peters­ burg,1882).

⑧ V. I. Lenin, *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M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Democrats? » C W , 1, 133 - 332.

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列宁全集》第 3 卷的全部内容。在论 列宁的通俗著作或学术著作中很少关注这篇至关重要的文本即七年不断研究的总结。

⑩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598 - 599页对俄国资本主义渐进的进步作用作了简短 概括。

⑪这些是Ob Agitatsiin {论鼓动)纲领性声明的主题。由A . 克雷默(A.Krem- er)和马尔托夫撰写，1896年在日内瓦(Geneva)第一次公开出版,但早在1895年就已 经被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当作纲领来采用。《论鼓动》由本书作者翻译并收录在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879—1906年的重要文献1){Marxism in Russia ,Key Docu­ ments 1879— 1906) (London, 1983)中第192-205页。此后是作为哈丁 1983年的著 作来引用。

⑫  In G. V.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London, 1961) voL 1.

⑬有关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罢工中作用的种种对立解释，可参见A.

K. Wildman» The Making o f a Workers' Revolution (Chicago* 1967) and R. Pipe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Saint Petersburg Labor Movement > 1885— 1895 (Cam­ bridge* Mass. , 1963) 。

⑭1983年哈丁的著作第223-225页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LD)第一次代 表大会的“宣言

⑮ Wildman, p. 83.

⑯CW, 2, 349.

⑰库斯柯娃（Kuskova） 的《信条》的译文和《工人思想报》第 7期的“独立增刊”臭 名昭著的社论都可以在哈丁 1983年的著作第242-253页中找到。

⑱ CW , S. 443.

⑲CW, S. 446.领导者的这种落后是列宁著作中的一贯主题。

⑳ CW , 5, 465.

（21）CW, 5, 502.

（22）CW , 5, 384.

（23）CW , 4. 368.

（24）CW , 5. 386.

（25）Kolakowski, p. 389.

（26）列宁引用的,CW , 5,383。

（27）有关普列汉诺夫论述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两者关系的简短总结，参见Har- ding, 1971» pp. 4 9 -5 2 。

（28）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D. Torr (ed. ) (London, 1936) p. 316.

（29）Ibid. ， p. 319.

（30）K.Marx and F. Engels. The H o ly Fam ily (Moscow♦ 1956) p. 53.

（31）MESE . 1, 43.

（32）Ibid. , p. 46.

（33）Ibid. , p. 363.

（34）CW, 5 . 443.

（35）CW, 5, 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