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让我们把潘恩的理性时代变为现实

让我们把潘恩的理性时代变为现实


  弗兰克•菲雷迪 著  作者:吴万伟/译

 
  伯克的家长主义战胜了潘恩的自由主义。让我们开始反击。
 
  任何一个读过伊芙•列文(Yuval Levin)的重要著作《伟大的辩论:伯克、潘恩和左派右派的诞生》的人都会对18世纪末期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戏剧性差别印象深刻,而这些差异在当今依然存在。无论左派和右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以后出现时意味着什么,在21世纪它们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伯克代表的不妥协的保守主义和潘恩鼓吹的原则性自由主义在当今政治生活中都仅仅处于边缘地位。
 
  列文对伯克和潘恩的重大思想冲突的探索做得非常好,伯克是现代保守主义之父,潘恩则是自由派启蒙思想中最鼓舞人心的激进理论家。虽然列文明显同情伯克的观点,但他仍然对两人的思想做了简练和均衡的描述。造成伯克和潘恩意见分歧的重大事件当然是法国大革命,但他们在更广泛的启蒙话题上也存在很多分歧。伯克带着一种恐惧的意识来看待启蒙的相关理想。相反,潘恩则是毫不妥协地鼓吹民主和自由的少数激进启蒙理论家之一。
 
  伯克对政治哲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对传统做出了连贯和雄辩的辩护。他对革命的敌意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即过去的遗产和对生命和政治的传统途径保持敏感性对维持道德秩序必不可少。他认为传统实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传统经过多个世纪的反复试验过程而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伯克是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反对变革。用列文的话说,他是“前瞻性的传统主义者,”希望改良社会,但这些修改必须扎根于过去的机构和习惯。
 
  伯克反对启蒙和革命是出于敌视人道主义观点的动机,即理性和科学是辩明政治真理的最佳手段。他强烈地相信人类能够理解和实现的东西存在局限性,因此他怀疑理性的力量。在他看来,个人发挥理性总是造成比前辈传下来的智慧积累更低劣的结果。他坚持偏见的价值,因为偏见表现出过去获得的智慧。伯克提出了“处方”概念作为对启蒙支持者欢呼的政治实验的解毒剂。正如列文注意到那样,伯克使用处方概念“在事实未经证实之前首先假定现有机构是好的,反对可能破坏现状的革新。”伯克的处方是“尊重和维持先辈传下来的政治秩序,甚至给予其敬重”。
 
  潘恩明确拒绝伯克对过去传统的尊重,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发挥理性的作用才能获得认识政治真理的远见。潘恩驳斥了“处方”,认为过去的实践并不包含内在的美德。他认为由于并非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实践对现代社会没有多少相关性。潘恩说,现在不是要到先辈那里寻找智慧指南,而是坚信理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有效工具。他对理性的力量有非同寻常的乐观信念。列文注意到潘恩有时候似乎暗示“如果允许理性自由飞翔,人们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列文探索的最有趣主题之一,也可能是对当今来说最具相关性的主题是对比伯克和潘恩对先辈和后辈的义务的观点。潘恩否认社会承担对先辈的任何责任的观点。他公然质疑先辈拥有任何内在权威的观点,生活在现在的人不一定必须尊重他们。他说“就像从前的时代和先辈曾经做的一样,每个时代和每一代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由行动。”潘恩认为真正的共和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民主建立在平等和民众同意等原则基础之上,公民自己决定社会的前进方向。在潘恩看来,公民行动的基础应该是现在的需要而不是未来子孙后代可能的需要。他相信代际责任只能在同意的情况下接受的东西而非先验的义务。潘恩说,民主社会的公民对子孙后代的唯一道德义务是为其提供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的自由。
 
  列文把潘恩对代际互动的态度描述为一种“永远的现在”。潘恩拒绝代际义务的观点正好击中保守派世界观的核心。从伯克的保守派视角来看,人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边界总是受到对先辈和后辈的义务约束。列文说,“伯克相信当今一代无论对前辈还是后辈都有深厚的义务,这些义务构成对其野心和势力的关键限制,并为当今一代带来重要的利益。”这些限制成为对限制人类野心和政治实验辩护的合理性论证。伯克相信,人类的能动性夹在前辈的要求和后辈的需要之间,应该受到一些限制。这种边界政治或者伯克所说的“谨慎”给予人们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时的谦卑角色。甚至与启蒙思想有联系的哲学家和评论家都从潘恩得出的激进结论上往后退却。
 
  潘恩相信的原则是个人平等、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和个人做出正确选择的潜力,而这些选择的动机是他决心把社会从对前辈和后辈的任何义务中解放出来。他的理想政府建立在得到民众自由同意的基础之上,民众因而获得了实施政策的权利,而这些政策是发挥理性的结果。所以塑造激进自由主义的因素既不是过去的原则也不是继承下来的传统而是理性的要求。列文认为潘恩强调理性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是当今家长主义、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等政治途径的先驱。但应该指出的是,实际上正是拒绝了潘恩的激进民主自由主义才导致了当今家长主义政治的兴起。
 
  确实,当今英美政治的政治分歧的双方都认同伯克的代际义务观念。可持续发展的和对环境的代际责任等反启蒙观点都是明确限制人类的野心和增长。这种观点现在影响到了整个政治阶层。建立在子孙后代可能的需要基础上的当今政策远比潘恩设想的任何东西都具有更多技术官僚特征。伯克的代际义务和功利性社会工程的这种出人意外的结合充分证明了术语含义的演变,而现代阶段争吵不休的政治差异就建立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之上。
 
  自由主义对非自由主义
 
  列文宣称潘恩和伯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意义的观念冲突。他写到“事实上,该分歧最终定义了现代自由主义。”毫无疑问,两位伟大思想家的辩论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结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认为该辩论代表了自由传统内部的辩论则有些牵强附会。伯克或许拥有辉格党员的正式身份,或许对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政治经济感兴趣,但是就其本性、哲学和政治观点来说,伯克敌视自由主义及其对个人的颂扬。
 
  正如列文指出的,在伯克看来,义务和责任是有选择性却“也有约束力的关系”。伯克敌视民主同意的自由观点和选择权的观念。他是真正的反自由的家长主义者,其观点是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能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此必须要求传统的权威,民众在能干领袖的指导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潘恩对理性威力的信念导致他采取坚定支持个人和理性的立场。潘恩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与他的大部分同代人相反,他也是坚持启蒙自由价值观和称赞个人权利的激进分子。其实,当今任何阅读过潘恩著作的人都会对他坚持的民主同意和个人权利原则等信念印象深刻。把个人从传统和过去遗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是启蒙思想的核心主题。但是,若个人不再受限于尊重传统权威和等级差别的必要性,那这个世界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来说似乎就是一种威胁。难怪连那些与启蒙思想有联系的哲学家和评论家都从潘恩提出的激进立场上往后退却。许多自由派对承认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理性采取行动感到不自在。
 
  如果自由主义者关心这样一个个人不再愿意尊重传统权威的世界,保守主义者则对可感知的恐慌感所吞没。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受到一种情感的刺激,若在当今可能会被描述为道德惊恐。其保守主义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称赞而是表现对自由主义理想的积极仇视,尤其是对那些与个人自主性相关的理想。
 
  回顾保守派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不仅仅是对暴力和混乱而且是对追求个人权利造成的威胁做出的反应,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正如一项对个人主义历史的重要研究指出的那样,19世纪初期的保守派思想“基本上毫无例外地”谴责“迎合理性、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观点。到了19世纪中期,把社会混乱归咎于个体化的启蒙过程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的看法越来越普遍。当孔德(Comte)把个人主义描述为“西方世界的疾病”时,他表达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保守派思想中而且是欧洲公共生活主流广泛拥有的想法。
 
  正如齐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在其2010年的书《反启蒙传统》中指出的那样,伯克对个人理性享受的特权做出的反应展现了“人的无足轻重。”伯克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凌驾于无足轻重的个人之上。在伯克看来,社会构成了一直存在的生活事实,它从来不可能被改造或者被专门订制以服务于个人的利益。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指出的,保守主义者批判18世纪对个人地位的称赞的意外后果之一是将社会权威神圣化。启蒙理性的批评家和古老秩序的支持者从来都不疲倦地坚持认为,个人在社会力量面前是脆弱的、微不足道的实体。 
 
  最终,列文把伯克和潘恩之间的辩论当作今日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化的起点的尝试失败了。为了将个人权利的首要重要性中立化,伯克求助于社会观点。在19世纪,范围广泛的政治利益走过了相似的旅程,甚至包括那些后来被认定为左派的人。矛盾的是,保守主义者对社会权威的神圣化得到反个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除了原则性的自由民主派小群体之外,潘恩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今左派和19世纪形成的保守派运动的诅咒对象。事实上,回顾一下潘恩和伯克的伟大辩论,我们看到19世纪形成并在20世纪获得更大意识形态清晰性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中相互争斗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原始两极化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
 
  列文的《伟大的辩论》显示的是基于清晰哲学原则的政治论证为辩论带来清晰性和力量。联想到当今时代,今日的伯克们缺乏信心和力量来提供建立在连贯哲学基础上的保守派世界观不由得令人感到悲哀;在笔者看来,很少有人愿意携带潘恩对自由民主充满激情的承诺也是一个悲剧。也许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自潘恩就该话题做出论述以来,在民主同意的角色上一直就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21世纪版的《理性时代》还在等着有人写出来。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看不到终结》(Bloomsbury出版)。
 
  本文评论的书: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 by Yuval Levin, published by Basic 译自:Let’s Make Paine’s Age of Reason a Reality 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review_of_books/article/lets-make-paines-age-of-reason-a-reality/1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