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民主的神恩
2013-03-03
托克维尔的民主的神恩
[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 著
王立秋 试译
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出生在诺曼底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从1805年7月29日一直活到了1859年的4月16日。他与旧制度关系密切，因自己的家庭而与旧的体制息息相关，同时他又因自己对自由的信仰而与新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亲身经历了法国民主的到来并预见到，它将扩散到全世界。
（插图：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城堡。托克维尔在此家族城堡生活，但身后却没有留下城堡的继承人。）他的姓氏是克雷莱尔(Clérel)，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战中与征服者威廉共同作战的克雷莱尔之一。这个家族一步步地在诺曼底取得了托克维尔的封地并于1661年把姓氏正式变更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家族的城堡迄今依然存在并为他兄弟的后人所居住。
Marie Mottley
（插图：玛丽•莫特莱[Mary “Marie” Mottley]，托克维尔的妻子，1830年[这里用的图不是原书配图——中译注]。英国人，清教徒，中产阶级，她对一位法国贵族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但托克维尔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你毫无例外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我知根知底的人。”）
（插图：玛丽•莫特莱[Mary “Marie” Mottley]，托克维尔的妻子，1830年[这里用的图不是原书配图——中译注]。英国人，清教徒，中产阶级，她对一位法国贵族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但托克维尔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你毫无例外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我知根知底的人。”）
阿列克西保留了他的头衔并生活在他挚爱的城堡，但尽管他化了许多时间和金钱来照料，他却没有留下后人来继承这座城堡。这是一个他并不懊悔的意外，他曾经说过他“无意在父系的豪赌中抽签”。这种对父系的态度解释了一种贵族对常人的鄙视，民主对家族未来的不关心，以及哲学的平静的混合。然而，他的婚姻，则是更纯粹的民主。他屈尊娶了，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一位并非贵族出生的英国女人（与他家族里的一些人的希望相反，托克维尔坚持对她的选择）。
政治家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拒绝使用伯爵的头衔，但他并不拒绝贵族出身带来的一切优势。他使这些优势在他所谓的民主的“新世界”中服务于民主的目的。尽管他一生都是贵族，但他也参与了民主，并且为了做到这点，他还进入了政治的实践。在法国旧制度中应然的贵族制中，他会因封地的继承而获得权力。进入政治，托克维尔相信，就本质而言是贵族的，而这仅仅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统治需要对其他人负责，因此也就高于其他人。他在旧制度下的最初的政治经验来自于特权的影响，因为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维(Hervé)，是一名市长（prefect，级别相当于法国外省的县长）而并且活跃于于当地政府。通过他的建议和影响，阿列克西于1827年成为一名没有薪酬的学徒法官。在此之后他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说——民主的选举中角逐公职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两个原则在发生作用：本质上和起源上是贵族的政治的民主化；以及通过做政治来学习政治，后者是他在美国的民主中发现的特别的德性。这两个原则会聚在一起，因为政治只有在民主主义者用选举来角逐原本不需努力就属于贵族的公职的情况下，政治才可能民主化。托克维尔最伟大的洞见之一就是看到了这点，即这种对民主来说必不可少的德性，在民主中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并且实际上也在那里受到了威胁。
在托克维尔的时代，进入政治是一项令人怯步的任务。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痉挛似的颠簸从1789年前的波旁君主制，“旧制度”向宪政共和国；继而向雅各宾派的恐怖共和；再向雅各宾之后的热月反动；向拿破仑的帝国；向波旁王朝复辟；向路易-菲利普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再向第二共和国转变，后者被路易•拿破仑推翻和颠覆，后者建立了第二帝国。这样的动荡为一切可能有进入政治之意愿的有抱负的人确保了风险的存在并给一切关心的观察者带来了痛苦。对于一名像托克维尔那样的作家和思想家来说，为确保个人生活的轻松与避难，为提供思想和放纵他杰出的写作才能所需的闲暇，已经成了放弃政治的借口。但托克维尔，终其一生都为法国而感到痛苦，他抓住一切机会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与此同时打乱了他的写作计划，就像在1837年，当他本可以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的时候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到路易-菲利普体制下的下议院中角逐公职那样。尽管他第一次失败了，尽管作为一名在当地经营的贵族，他还是再次参加了1839年的选举——充满男子气慨地，下定决心——并取得了成功，并在此后连续两次当选。在1848年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垮台之后，托克维尔当选立法议会成员并担任了五个月的外交部长，直到他作为一名成员隶属的内阁被新的总统，路易•拿破仑解散为止。在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以一次政变终结了共和国，而托克维尔则永久地离开了政治，并在他的原则要求和允许的情况下坚持了这点。他最后的政治经验是作为一名抗议的代表被路易•拿破仑监禁了两天。
是什么，让这位天生的作家进入在其中他自己都怀疑自己能不能成功的民主政治？对托克维尔来说写作和出版的自由，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的话，就是不完全的。对他来说，他想要通过担任公职，而不是仅仅从外面观察，来感受那种自由。像理论家那样以平静的超然来理解事物是不够的。他相信，灵魂的满足和平静，这种在哲学传统中据说是对沉思活动的回报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人类的灵魂，特别是他自己的灵魂，是“倔强而不知足的”。他轻视“这世上所有的善”，但为了逃避“痛苦的麻木”——这种麻木，在灵魂尝试注视自己的时候将淹没灵魂——他又追求那些善。原则性的善当然是荣誉，他具有的对“伟大的行动和伟大的德性”的“自然的品味”；所有其他的善都是次属性的，仅仅是通往荣誉的手段。有意识地，审慎地，有目的地，托克维尔希望在生活变得杰出并付诸行动，在蔑视荣誉的同时追求荣誉。
托克维尔看起来把对杰出的爱理解为本质上是政治的——（关涉）统治的活动——而非文学的，就出于对大众的尊重而展示才智的意义而言。然而他又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比在行动上更有价值”，而在这点上他当然是对的。作为一名政客他缺乏平易近人的一面，而他也知道这一点。他坦承（在私下，在他的《回忆录》[Recollections; Souvenirs]里）他几乎记不住议员里那些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常人的名字和面孔：“他们让我感到深刻的无聊。”他还说写作也是一种行动，一种介入政治的行动。看起来政治的自由对托克维尔来说有两个分支——担任公职和写作——而这两个分支在伟大中合二为一。
对于一名哲学家，或者说对大多数哲学家来说，人类的伟大是件小事情，它只是人的一种自我膨胀，在永恒面前注定要黯然失色，并失去其价值。托克维尔不这么认为。“我的想象”，他在一封信中说道，“轻而易举地就爬上了人类伟大的顶峰。”这不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另一个亚历山大，而是说，他不满足于此世的荣誉——虽然同时也在追求这些荣誉——但他也不确定上帝会确保人类的伟大。他灵魂中的倔强有贵族轻蔑的骄傲，同时也有从事当前在民主之下，贵族特权阶级不再能够完成的政治任务的民主责任。
作家托克维尔
光荣地失败是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他的余生，则必须被看作是一名作家的职业生涯中的诸多事件。确实，他最令人兴奋的政治经验，是观察并记录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于1830年和1848年于法国发生的两场革命。在1830年，作为一名法官，他不得不决定是否对新的奥尔良王宣誓效忠，放弃波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他那么做了。1848年1月他作了一次演说警示即将到来的革命政府，但尽管身为下议院的一名成员，他能够做到的，也只是这个警告而已，在第二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他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而他是怀着对其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严重的疑虑这么做的。1850年，在忍受着可能杀死他的肺结核病的病痛的时候，他写作了他关于大革命的《回忆录》，一种“白日梦”，他说，这是写给他的朋友，也许也是为了最终出版而写作的（而事实证明，直到1893年这本书才出版出来）。这是他邻近民主革命——对民主革命的研究贯穿了托克维尔的一生——战场的时刻，但他所能做的，只是旁观和写作。但他的工作成就斐然。
托克维尔的早期教育是由勒絮尔神父提供的，他也是他父亲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给托克维尔一种老式的宗教训练但在其他方面则相对纵容，并且两个人还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托克维尔十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当时是梅茨的市长，把托克维尔送到学院里学习修辞和哲学。这时，托克维尔后来回忆道，他走进了他父亲的图书馆并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在他心里引起一场“地震”，允许一种“普世的怀疑”穿透他原本充满信仰的灵魂的哲学著作。他后来一辈子都在和这种怀疑作斗争——这种怀疑，不仅侵蚀了他对上帝的信仰，更削弱了他对它为他的信念和行动建构的“所有真理”的“智识世界”的信仰。
（插图：托克维尔，十六或十七岁，坐在他父亲，埃尔维•德•托克维尔身旁的书桌上，1822。）
托克维尔的父亲忽视了他儿子灵魂中的那场地震并把他送到巴黎学习法律，于是托克维尔从1823年到1826年就一直在那里学习。两年后他参加了弗朗索瓦•基佐，后来的法国首相的讲座并做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表明他对基佐关于人类或“文明”历史的思想印象深刻。在当时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称基佐的作品在观念和言辞上都是“惊人的”。基佐和本雅明•贡斯当是十九世纪两位伟大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人们经常把他们拿来和托克维尔作比较。但这两个人相信——与托克维尔大不相同——自由主义在不必与民主妥协的情况下就能牵制民主。无论托克维尔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什么，这些都没有触及最主要的那点。然而这却是一段托克维尔与他的时代最先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教室里接触的插曲。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托克维尔所受的教育还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他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经典的阅读。他最喜欢的还是法国人，“三个人，我每天都会读一点”，在1836年他这么说道——这三个人就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但在这些他阅读的作家之外，他还有一些朋友——他给这些人写了许多信，而且他还通过教导他的朋友来教育自己。这些友人包括文学学者让-雅克•安培尔(J.-J.Ampère)，社会理论家阿尔迪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英国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Senior)，政治家皮埃尔-保尔 罗耶尔-科拉尔(Pierre-Paul Royer-Collard)，和他特别亲密的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Francisque de Corcelle)，安-苏菲•斯维特西尔夫人(Madame Sophie Swetchine)，阿多尔夫•德•希尔古尔(Adolphe de Circourt)，欧仁•斯托菲勒(Eugène Stöffels)以及他的发小，路易•德•克尔戈莱(Louis de Kergorlay)。
但最主要的还是托克维尔和居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的友谊，托克维尔给他写了（结集后近）三卷本（之多）的书信并在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之前和他一起到美国做了九个月的旅行（1831-32）。他们一起学习法律并在同一个法庭担任文职官员，并且在他们著名的旅行之前参加了基佐的讲座。他们到美国去是为了看看“什么是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托克维尔在一封信里这么说道，这显然已经有了关于一项联合计划的模糊的想法。他们更加确定的计划是写作一本关于美国的刑事改革的著作。尽管那只是一个“借口”（正如托克维尔向克尔戈莱坦诚的那样），在从美国回来之后他们两人还是发表了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论合众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应用》[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France]），在这部作品中他们主张改革但是，以一种作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的特征的方式，责备了改革者们夸大了的希望。
托克维尔和博蒙环游了当时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从纽约出发向北经水牛城到五大湖再到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当时的边境就在那里。“边境(frontier)”是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界限，而当他在那里，“在汽船上”写作的时候，托克维尔写作了一段关于自然之沉默和文明之多样的言论的简短而美丽的思考，它比较了美国和英国以及美国和法国，并认为印第安人是外在于文明，敌对于文明的人类。《在野外的两周》(Fortnight in the Wilderness)（1831年，这是托克维尔二十六岁）是为出版而写作的但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旅行中都一直在记笔记，尽管托克维尔的笔记后来以《美国行纪》(Journey to America)为题出版，它依然只是由与他后来著作的无甚关联的笔记组成的，并且不包含任何创作，《在野外的两周》也一样。在旅行的某个时候，撰写一部关于美国之伟大共和的著作的联合计划变成了托克维尔一个人的计划，尽管有的人也会揣测这一直以来都只是托克维尔自己的意图。在亲历边境之后——他们认为这边境只是暂时的在到达太平洋之前不会止步——他们去了加拿大，继而南下前往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继而西行至匹兹堡，南至纳什维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从那里他们经乔治亚和卡罗莱纳抵达华盛顿，并最终回到纽约，再从纽约出发前往法国。他们乘坐汽船并在小木屋中逗留过一段时间。他们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并与许多美国人作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既有知名的也有不那么知名的。托克维尔的调查方法是询问适合被采访人士的问题，聆听，刺探，寻求事实和意见，而不是统计他们对同一组问题的反应，就像现代社会科学家会做的那样。
《论美国的民主》分两卷本，相隔五年先后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第一卷，更多地与美国及其德性与缺陷相关，取得了轰动的成功，但第二卷，以及它慎重的分析和对民主未来的预感，则反响平平。在受到像夏多布里昂和圣-勃夫那样的伟大的法国作家赞赏的情况下，第一卷给托克维尔带来了声名和荣誉。1838年托克维尔成为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的成员之一，而1841年，在托克维尔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那里他继续他的社交生活，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生活终结之后，路易•拿破仑治下的那些年间。1852年，他在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政治科学的讲座，把这个学科和“统治的艺术”区分开来，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托克维尔眼中的政治科学着眼于观念的逻辑而不是为统治所必需的显而易见的老生常谈。但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也通过精炼而不是反对或驳斥这些老生常谈——就像自由主义理论家做的那样——而从中提取它的逻辑。
美国并不是托克维尔唯一的目标。早在1827年他就曾赴西西里旅行，这次旅行的结果就是他最早的著作。在美国之行后他又于1833年到英国并于1835年到英国和爱尔兰旅行——怀着在欧洲最自由主义的国度观察民主进程的希望，同时也怀着对他在美国发现的去中心化的政府行政的兴趣，同时托克维尔还力图研究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之间的差异。他还去过瑞士(1836)和阿尔及利亚(1841,1846)。他还写了一些关于贫困（《关于赤贫（有待救济的贫穷）的回忆》[Memoir on Pauperism], 1835），奴隶制和殖民地的报告。1850年，在离开政治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作他沉思了很长时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维尔生前并没有完成这项计划，但他确实于1856年出版了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在给克尔戈莱的一封信中他这么说道，是一种“历史与确切来说哲学的历史的混合”，这部作品将提供一种对“我们现代社会”及其可能的未来的广泛（适用）的判断。他还宣称他“除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外一无所有”。在离开政治的同时他依然置身于政治，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他也在教授哲学。
[注]译自Harvey C. Mansfield, “Tocqueville’s democratic providence”, in Tocquevill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1 pp. 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