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术与历史
2013-03-03
政治，技术与历史
Carl Schimitt
[德]汉斯•思路伽 著
王立秋 试译
王立秋 试译
1932年 卡尔•施密特问，（作/成为）政治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在出版《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的时候，卡尔•施密特(1888-1985)正处于其事业的顶峰。作为诸如《政治的浪漫派》(Poliyische Romantik; 1919; Political Romanticism)，《论专政》(Die Diktatur; 1921; The Dictatorship)以及《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1922; Political Theology)此类著作的作者，施密特已经被认为是一名格外聪明——如果说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话——的政治和法哲学家，而《政治的概念》不过再次确认了先前的这些评价罢了。因此，恩斯特•云格尔对这篇论文给予了他“最高的赞誉”，马丁•海德格尔则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提议”，而利奥•施特劳斯则把它当做自己关于政治学的思考的起点。
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施密特的生活发生了一次转折，这次转折，直到今天还影响到对这篇论文对政治思想的贡献的适恰评价。在魏玛共和国日渐衰落的日子里为使纳粹远离权力而斗争的施密特，令人吃惊地于1933年春加入了纳粹，而且，出于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原因，施密特接受了到柏林和到许多政治办公室担任教授的任命。如今，阅读他的著作而不考虑这次心智忠诚之转变，是不可能的。然而，施密特和施密特的论文并没有完全从智识的舞台上消失，而今天它们比1932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可见。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政治的概念》在今天与在当时一样地及时且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
这篇论文最为原创性的思想在其标题中得到了整洁的表达，后者表达了施密特的信念，即人们不能再想当然地对政治的传统理解，因此对政治哲学来说，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澄清政治的概念。从古人那里开始，政治就一直被设想为与城邦或国家的生意有关。只要制度还有某种坚实的基础，这，就还是一个充分的定义，然而，施密特认为，如今情况亦非如此。近几个世纪以来，现代个人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与革命的混乱无序已经侵蚀了传统的政治次序；这种侵蚀在晚期的魏玛共和国中看起来无疑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景，施密特认为，需要（我们）对政治意味着或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它是或应当是重要的进行反思。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就在于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基本点变得急切而重要。
他的第二个原创性的观点在于，在不使用超-政治观念的情况下寻找政治的特征应当是可能的。他写道，“政治有它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以特有的方式自我表达”（25-26）。这意味着政治的根本观念必须是可解释且无需涉及道德、美学、经济或任何其他的评价性术语。这一声称在特征上应当被理解为是首先且最重要地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声称）。它当然不是说伦理与经济与政治无关，而是说这种联系对于施密特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而不是概念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施密特使自己一方面远离那些寻求把政治观念还原为道德观念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另一方面远离那些以经济的术语来构想政治的理论家（如卡尔•马克思和许多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作家）。
施密特为我们以这样一个著名的，简练而有提示性的公式提供了他自己对“政治之本质”的描述：“政治行动与政治动机可以还原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分：即敌人与朋友之间的区分（敌友划分）”（26）。和所有格言式的公式一样，这个命题也具有许多别的意义因此其作者的意图很容易就会被误解。现在人们倾向于把它读作对施密特自己时代的历史环境的思考。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的对抗（这篇论文的献辞里提到了这点）以及魏玛时期政党之间的苦涩的冲突使得这种对施密特表达的特定解读极具吸引力。
但施密特的政治概念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根源。施密特本人就向我们提起了托马斯•霍布斯，这“一位真正有力而系统的政治思想家”，是他的灵感来源之一（65）。像霍布斯一样，施密特也假设，冲突是自然且为人类境况所特有的。在这方面，他同意霍布斯：即要遏制这种经常存在的冲突，政治次序和主权的决断权是必要的。此外，人们还会注意到施密特的天主教主义对他语言的影响。遵循奥古斯丁的神学（传统），他假设“人本性恶而非善”，是一种“危险”而“充满风险”的存在（58）。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家，施密特相信，事实上都“预设人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人绝不可能是一种毋庸置疑（叫人放心的），而是一种危险且多变的存在”（61）。
战争的可能性，在此模型上，是政治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确实，“战争作为最为极端的政治手段解开了潜在于一切政治观念下的可能性”（35）。但这个结论是意图上“既不是用来……支持战争也不是用来支持军事主义，既不是用来支持帝国主义也不是用来支持和平主义的”（33）。然而这个命题依然有着强烈的暗示。施密特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完全和平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地有区分的世界因此也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35）。这样的考虑在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一批判同时吸引了保守的和激进的读者。他坚持自由主义对政治的持续批判“已经以一种特定而系统的方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概念”（69）。自由主义“回避或忽视了国家与政治而相反在一种总是重现两个异质性领域，也即伦理和经济，智识与贸易，教育与财产之间的极化对立的类型中行进”（70）。尽管宣称有能力绕过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还是以在不断尖锐化的冲突中把敌人妖魔化为道德上的恶并因此而可终结的对象而告终。战争被遗弃为的是支持一种通过作为“终结信用，禁运原材料，破坏流通”的，如此“和平”的经济手段，通过“经济的制裁和断绝食物供应”（78）来消灭全体人民的帝国主义。
为对抗人类本性中的危险动力，施密特断言，我们必须不或不能回避政治的机制构造。只有这些政治机制，才能把次序加诸于我们自然的秉好和敌意的混乱。政治不只是一种创造某种清楚，严格界定以及边界确定的敌友区分的迫切需要：它是一种把我们自己界定为历史的存在的方式。这一观察把施密特引向一个关于政治之概念的更加重要的主张，这个主张使他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霍布斯。施密特坚持政治的概念是一个严格的历史概念，因此，要给它一种彻底形式的和非历史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这点在一次题为《中性化与去政治化的年代》(“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的演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施密特在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中加上了这篇讲稿；英译本则略去了这个文本，尽管要理解施密特的政治概念，这个讲稿是必不可少的。从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历史的更宽泛的角度来说，施密特提醒我们，西方思想的中心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迁徙过了许多不同的领域：“有伟大、简单而时代性的四步。它们对应于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从那里到人道主义的道德并最终走向经济的四个世纪。”（BP，80）。施密特相信，这些转变直接就负载着政治的概念因为“在敌友群界中的对抗的决定性主体，也是为决定性的领域所决定的”（86）。但是，比如说，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敌友群界一般是由宗教上的分歧来决定的，而在十九世纪，敌友群界的决定性特征就成了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同的领域随时间的推移根据它们是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的中心以及它们内部的分歧于东征是否界定决定性的敌友区分而朝着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方向转变。
这些思考为施密特提供了批判他自己的时代的工具。他认为在神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中性化后，国家在十九世纪变得中立，从而也就引进了政治本身失去其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的可能性。取代政治的威胁是技术和对技术化的解决方案的信念：“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的甚至是经济的问题相比，纯粹的技术问题关于问题本身具有某种令人满意的目标；这些问题有着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并且，人们本应从所有其他领域的混乱的问题逃入技术，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BP，89f）。
但如果技术能够有效地且有目的性地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政治也就不再构成在文化核心领域上的决定性的斗争。施密特深信我们处在丧失我们人性的某种本质性特征，丧失我们在存在上和在历史上辨识自己的危险之中。然而，他也确定，对技术的信念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无论如何，技术都只是人类斗争中的一种工具：“正因为它为所有人服务，它才不是中性的。没有一个人和智识的决定为技术的内在性所决定，更不用说它是中性的了。一切种类的文化，一切民族，一切宗教，一切战争和一切和平都能把技术当作武器来使用”（BP,90）.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技术不会提供某种对政治的逃避，即便是在它有可能以现在还看不到的方式改变其现实的情况下亦如此。
这些思想对海德格尔晚期对技术思考的批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也相当契合于恩斯特•云格尔对工人的专论。在施密特本人思想的语境中，这些观念也别具有启蒙作用因为它们阐释了他关于政治概念的历史性的特定属性的命题。此外，它们还对为什么如今政治的概念在政治哲学中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回答——因为在记述和技术性思考日益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同时，我们发现自己被迫重新思考（作为）政治的和为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尽管政治的概念在一切历史时刻中都是利害攸关的，看起来，如今，技术的进步迫使我们把它的终结当作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计划（来考虑）。
尽管对政治和国家的健康有所焦虑，最终，施密特还是保持了对政治与国家势必幸存的信心。“国家与政治不可能消灭”，这是他在1932年得出的满怀希望的结论（79）。政治的敌友群界一直以其对谁属于谁不属于清晰界分导致国家的创造而且，确实，“为己决定敌友区分”（29f）实际上也是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实体的决定性限定。在这种理解上，政治，首先关涉整体国家之间的联系——尽管施密特也同意，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衍生性地谈论政治，只要那个地方存在某种对抗性的时刻，“甚至在那些对极端情况的意识也全然丧失的地方”也如此。
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政治模式仍然是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体制。“因为经典的欧洲国家在某些不大可能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在1963年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方面包括）创造内部的和平，把敌对状态排除为一个司法的概念，放弃采邑，中世纪的一项法律制度，结束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后者从两个方面都被当作正义战争来执行——以及，在其领土内取得安宁，安全和次序”（BP, 10）。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开始思考全球性的，以海洋为基础的帝国之兴起的时候，施密特的信心开始变得脆弱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施密特确信，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他过去曾是一名国家的哲学家，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政治的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政治内嵌于许多地方，既在新的超国家的权力的兴起中，又在游击战争的现实之中。
在1932年版《政治的概念》的附言中，施密特提出了一种对自己成就的评估：“我在这里关于‘政治的概念’所说的一切，意在为一个未知的问题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个人的提议本意在于当作实质性探讨的出发点；这些提议意在协助学术上的检查与演练，因为[只有]这些，在思虑这样一个困难的主体-问题的时候才是合适的”（BP，96）。换言之，他并不相信自己写完了这本关于政治的概念有待怎样的分析的问题的著作。
在思虑施密特的专论中什么是有吸引力的或什么事成问题的时候，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把施密特自己麻烦的历史纳入视野。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超然的政治思想家。他的目标是客观地反思政治的事实，同时又现实地否认（自己）具备超然的立足点。相反，他坚持“所有的政治概念，意象和术语都具有某种争论的意义。”政治术语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人们不知道谁受到这些概念的“影响，攻击和否定”的话（31f）。政治敌友之间的“存在(existential)”边界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中才得以建构；它“既不能为某种预先决定的普遍规范也不能为公正因而也就是中立的一方所决定”（27）。在这种新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密特理解的政治概念的进一步也是最终的特征，而这点又再一次把施密特和霍布斯分开。那就是，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本身在本质上就是政治的因此政治思想，也具有某种政治的特征。因此，对施密特来说不存在客观的政治科学，而只有一种介入的政治的哲学化。
显然，施密特的意思是这些评论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思想：他当然不能要求我们共享他的政治判断。然而，出于他超人的，为他的政治时刻代言的能力，他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重要的。而那个时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在思考政治的时候，我们依然遭遇技术的问题：不断增长的机制之网，持续扩张的法团的和官僚的权力，对人类需求的越来越有效的行政控制，以及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对技术性解决方案的信念。技术已经改变了政治的现实（比如说，通过全球化），而信息技术也有可能促进这个方向的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依然面对今天政治对我们来说可能意味什么整个问题。但如果施密特用决定性的敌我群界之术语来对抗性低界定政治以及人性是正确的么？他的思想太过于局部或太过于传统么？我们还有其他可用的属于么？政治与人类生活中冲突的地方是什么？尽管我们在质疑其政治判断时是正确的，但是，施密特的论文《政治的概念》仍然提出了那些事实证明在今天的问题中依然有用的问题。在阅读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概念的绷索上——我们也被迫行走在这同一条绷索上——摇摇晃晃地试图保持平衡。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从他的跌倒中吸取教训。
参考文献：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32年的文本及前言和三版引申》(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ext von 1932 mit einem Vorwort und drei Corollarien) [BP]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3)。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George Schwab(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卡尔•施密特：《中性化与去政治化的年代》(“The Age of Neo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trans. J. McCormick，《目的》(Telos 92; 1993)。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eier)：《卡尔•施密特，利奥•施特劳斯和<政治的概念>》(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und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Stuttgart: Metzler, 1988)。汉斯•思路伽(Hans Sluga)：《冲突乃万物之父：海德格尔富有争论性的政治概念》(“Conflict Is the Father of All Things:Heideggers’s Polemical Conception of Politics”)，《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指南》(A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ed. Richard Polt and Gregory Fri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注]译自Hans Sluga,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History”, in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ed. David E. Wellbe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04. pp.780-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