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与西班牙问题
 

Jonathan Haslam

[英]乔纳森•哈斯拉姆 著

王立秋 试译

1939年到45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么？当历史学家们在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未能预见1939年战争爆发的民主国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忽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性的核心因素。他们研究之前的时期，只是为了寻求对德国与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关系的解释。这是有道理的。毕竟，敌意，是从希特勒的德国针对波兰开始的。而在1939年9月对柏林宣战的难道不是伦敦么？但在人们寻求解释希特勒为什么除战争的结果外没有受到阻力的时候，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对德国的绥靖和法国的软弱，或西方国家与中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确实，美国孤立主义的原因上就不够了。尽管被英国政府决绝且一直摒除在严肃的谈判之外，即便甚至在斯大林的恐怖使红军瘫痪之前，它在军事上也没有能力对德国发起进攻性战争，苏联也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它与民主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德国的关系的本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那些关系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型的，它们的本质也就毋庸置疑地是几乎不加压制的敌意之一；一种仅仅是名义上的和平。而且，莫斯科不仅在二十年代仍然被各方视为革命的大本营，在三十年代也如此；尤其是因为西班牙内战。因为尽管俄国人可能没有能力单独平衡德国的军事力量，把他们边缘化到一个充满恐惧和敌意的孤立的地步使欧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从1939年九月开始展开的那些事件戏剧性地见证的那样。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专注于摧毁已知世界的全部政治社会经济次序的狂热的革命者掌握了政权。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有力的，对人类有害的，致力于通过工厂的水深火热来剥削工人，导致国家任意扩张以致发生战争的体系。早就深刻地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英国从1918年夏天开始发起一场以粉碎他们为目的的干涉战争的时候就已经确证了他们最坏的假设。这次企图失败了。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仍然致力于通过手头可用的一切方式——当时这些方式不包括战争，因为他们打不起战争——来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次序。共产党在西方和殖民世界在莫斯科的组织，以及，在可能的地方，武装下成了。（确实，国外的共产党人知道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1985-91]都一直在接受苏联的军事训练。）1926年7月，在英国内阁短暂地考虑宣战的选择（他们决定未被纳税人的意见），张力抵达了一个极点——当时的情况是一次使红军热烈地追求越过奥克斯侵入阿富汗的边界冲突。[1]不仅如此在1927年4月，当俄国介入的时候，鲍尔温政府断绝了与莫斯科的外交关系，知道1929年工党（少数）政府掌权的时候才恢复了某种类似于正常状态的联系。深受法国共产党武装颠覆和莫斯科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统治的起义中的干涉滋扰的法国，在1930年开始对法国采取禁运措施。而在敌意上，英国和法国绝不可能是唯一的两个国家。当时还没有完全参与国际体系的美国也拒绝给予莫斯科外交承认，直到1933年当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忧虑最终使华盛顿警觉到在太平洋地区对潜在盟友——无论它多么地不正统——的需要的时候，情况才有所改观。

持续的张力的根源在于与莫斯科唇齿相依的共产党通过夺权来复制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尝试。在亚洲，中国是不安的焦点：1925-27年的革命使英国的贸易和投资陷入瘫痪状态，直到伦敦以对民族主义者作出适时的让步而在策略上胜过共产党人的时候情况才有所好转。在欧洲，德国是核心舞台，因为它控制着权力的平衡。确实，正是德国共产党的力量，使希特勒在从1929年到1933年期间对普通的国人来说成为一个如此可信的人物。但那种可信对国界毫无尊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是对布尔什维克行为的苦涩的记忆，鼓励西方民主政府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希特勒以怀疑的裨益。1936年6月巴黎工人对工厂的占领和数月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进一步鼓励了这样的恐惧。在伦敦，对共产党或，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帝国的生命线——的恐惧压倒了一切对西班牙民主的美好的眷恋——在那里，民主正受到法西斯将军的威胁。甚至在1933年秋天作出震惊俄国大使的声明，宣布莫斯科不再是对英帝国的最大威胁，如今贪婪的，法西斯的柏林取代了它的位置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也本能地站在了支持莫拉和弗朗哥将军，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一边。容易激动的俄国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劝服不情愿的丘吉尔在下议院上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如果说丘吉尔改变了他的心意的话，那么这其中肯定存在实质性的东西。仅仅是对权力的占有就改变了社会的行为，就好像它会改变个体的辛格日那样。类似地，权力的丧失也有相同的功效：一个国家越是弱小，它发起和主导的能力越弱，它的外交政策就会因此而更加反动，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普遍法则。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在相对弱小的时候的外交政策，在根本的认同和那些统御这个国家的价值方面能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很少的。只有在国家成功地获得相对于它可能的对手重要的经济并因此也是军事地位，并因此使权力的平衡决定性地倒向它那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发现它潜在的目的和目标。

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那里，对他通知的第一个时期来说，这个国家仍然在痛苦地建设一个几乎只关注经济自给的创造的基础设施；一个能够抵御一切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它的安全的威胁的堡垒似的俄国。只有在远东，俄国人才足够早地获得了那种程度的权力——在1936年前后——以阻止他显然的对手：帝国日本。甚至到了1939年，苏联在欧洲也仍然缺乏真正阻止外来袭击：来自纳粹德国的袭击的足够权力。

逻辑上的结果是，尽管不久之后苏联政策在远东的政策打上越来越反应苏联权力的扩张主义本性的意图和目标的明显标志的时候，在欧洲，苏联的外交的结构，长期以来仍然表现出一种更加实用主义也更加普遍的特征：外交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风格。冷静的理性的声音和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李维诺夫的设想补充了斯大林对一道反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战火威胁的有效的防火墙。考虑到莫斯科在军事上的虚弱，这样的防火墙，急需各方面的合作，这意味着，需要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李维诺夫偏好的，针对德国入侵的集体安全策略的基础。问题是，这样的政策是在这样的假设之上提出的，即党的其他领导人同意任由意识形态的优先性为国家安全的主张所凌驾。

李维诺夫在斯大林的最终控制下工作。但斯大林本人，在这个阶段——随着希特勒的上台（1933年）——对外部的世界没有直接的知识，不懂外语，也没有持久的兴趣（除了一种否定的兴趣外）。李维诺夫经常说（在国内，这不一定准确）斯大林不能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他“从没有到过比芬兰更远的地方”。[2]斯大林专注于俄国的建设，这样他就能使世界权力的平衡倒向苏联一方。但这需要时间。到1940年6月的时候，他依然主张“我们必须改变欧洲旧有的权力均衡，必须使它导向苏联一方。”[3]他还不合比例地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执着于对一切反对他的统治的民主反对派的潜在资源的清算。这，也，最确定地，从他摧毁1937年6月的时候开始，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力量。然而，斯大林，在把许多操作上控制委派给他人的同时，也热切地为他自己保留最终决断的权力。从1918年开始李维诺夫和他——差不多只有他们——就一直共享着对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在西方（实际上在俄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成功的机会的怀疑。这意味着，斯大林和李维诺夫都有意识地接受一套精明而实际的，可为西方所辨识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策略。斯大林因此也就乐得任由李维诺夫去追求一切可能的即兴创作，无论它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多么地不合原则，以确保希特勒的德国绝不会成为对他的苏联体制的安全的真正的威胁。这种考虑，提出了通过联盟体系来改变权力平衡的承诺。李维诺夫为遏制纳粹德国建设一个多边体系的尝试背后的关键的假设，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轻易的埋葬，因为希特勒提出的威胁比共产主义之前遭遇的一切威胁要更直接也更具有毁灭性。

然而，问题是两面的：首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苏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和苏维埃体制最高阶层的其他人并不共享李维诺夫关于革命已死或希特勒对俄国的安全提出了威胁的观点。作为一位老派的布尔什维克，米哈伊斯基(Mikhalskii)，在1935年的时候告诉美国大使说：“你必须理解，世界革命使我们的宗教，归根到底，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会不反对——甚至是——斯大林本人，如果我们感到他抛弃了世界革命的事业的话。”[4]其次，类似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共享这样的观点：革命已死，而希特勒对他们自己的领土提出了直接的威胁。不久之后，民主国家的行为就在莫斯科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李维诺夫的第二个假设，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幼稚和极端的异端的话。

这些差异随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达到了紧急的关头。这时候，李维诺夫动员民主国家的努力已经取得一些有限的成就。但是，邻国波兰在1934年1月公开支持德国并反对苏联和它签订东方条约或“东方洛迦诺”[5]以遏制纳粹扩张主义的努力。但对资产阶级世界政治的偏离的不满，在苏联媒体宽慰性的，保证的言语中也出现了晦暗而又明晰的回响：

苏联支持东方条约，就它有助于强化和平和安全而言，而这对人民大众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有批评家会说：“怎么会？苏联站到了边界不可侵犯的一边；难道这意味着它支持凡尔赛合约么？”……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关于侵略定义上的协定……在为履行东方条约义务而与资本主义国家并肩作战的时候，苏联并没有包括任何关于其盟友的阶级本质的说明并且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说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支持苏联的和平倡议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出于在原则上对和平的热爱，而是出于它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后者，要求在这段时间里保持和平。[6]

在1935年6月的时候俄国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尽管英国秘密地试图阻碍法苏条约的签订，但希特勒于1936年3月适时地占领了莱茵兰，这，确保巴黎立即认可了这一条约。但条约的实现仍然因最初的障碍而失败。说到底，法国军方没有展开人员对话的意愿。斯大林表达了他“对法国执行的，以维持符合其安全需要的要求的军事力量为目的的国防政策的完全的理解与赞同”[7]。然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顽固地抵抗法国提高国防预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上，狡猾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用这样的论述，即“目的的同一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在每一次行动，在每时每刻和每一个问题上都要彼此契合”[8]来为苏联政府与兄弟政党立场之间的明显的不一致辩护。确实，晚到1936年2月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政治局还决定“强化支持裁军的斗争”。[9]而代表雅克•迪克洛仍然主张，甚至在法苏条约签订之后，为支持国防而投票也仍然意味着（支持）“帝国主义目标的持续”。法国共产党只有在政府满足所要求条件的时候才会改变态度。[10]此外，就像在1892年至93年那样，法国坚决地反对围绕远东的一切互助协定，甚至，或者更确切地，应该说因为，这是苏联最可能被袭击的方向（帝国主义的日本）。而且，由于一直没有停止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捷克领导人也拒绝允许俄国在遭受攻击的时候援助他们——除非，以及直到法国先抵达。往积极的方向看，与法国和捷克的条约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也是限制德国出兵的方式之一。然而，这些墙上的洞，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之间强大的连续性的抑压的症候，并且只对希特勒证明了，这些差异因此也暴露出它可资利用的一面。西班牙内战的成就，也就在于暴露隔在莫斯科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深渊。它并没有创造这道深渊。

在试图建立一个由目的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反对德国的国际同盟的时候，斯大林最不需要的，是革命在西欧出现，特别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它只会使希特勒加强反对共同的共产主义敌人的团结的诉求变得合法。斯大林倒不是反对革命本身，而只是反对最终只符合共产国际成员党利益，而危及俄国国家利益的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尽管小（在1936年1月的时候只有50348个成员），[11]仍然反映了它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起源，而无政府-工团主义仍然是西班牙革命左派方面最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乃是绝望地出自于它的根深蒂固。在1936年2月的普选之后，一个中产阶级联盟在阿萨尼亚的领导下掌握了政权，后者在支持工人阶级的激进改革方面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承诺。莫斯科承认这“不是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而是一个左派的资产阶级政府”。“然而”，指示继续说道，“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它不是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但我们还是认为，你应该支持阿萨尼亚的政府，反对来自反动派的袭击和可能的政变，这样，它才能执行人民阵线的选举计划。”[12]但是，在回应底层的境况以及一直以来不断要求的在工人阶级中以更加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竞争影响力的需要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指示在三月初的一个报告中警告俄国“革命的立场正在飞速发展。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不久之后就会随斗争以及权力的问题的发展而成形。”[13]

莫斯科心智的忧郁的状况与西班牙的同志们不断上升的激情尖锐相反。仅仅在那条来自马德里的，大体上持乐观主义态度的电报的五天之后，俄国表示他们“很紧张因为有助于反革命事业的恶行正在进行，诸如与人们大众和政府武装力量的经常性得冲突……”这包括了左派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不要任由自己被挑动起来”，莫斯科警告，“不要促成事件，因为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事件有害于革命，只会导致反革命分子的胜利。”俄国赞成（责成）阿萨尼亚政府重新分配土地，但也强调“苏维埃政权的创造并非当务之急”。[14]俄国想要党反过来强调他们的反法西斯使命并在在六月中旬的一条后续的指示中敦促它说服西班牙妇女，党并不反对天主教。[15]

当然，极端左派的不成熟的革命主义促成了来自极右派的一次决定性的回击。促成政变的因素之一，是对卡尔沃•索特洛的刺杀。随刺杀的发生，莫斯科看到这是的政治情景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这时”，俄国劝诫道，“危险来自于坚持延长罢工，想让工人和政府面对面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16]莫斯科对“法西斯密谋”的最初回应是建议采取与列宁在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叛乱时采取的策略一致的策略：“现在，做你们之前忘记做的一切，因为你们在人民阵线里的盟友不够坚定，也就是说，立即、充分利用当前令人担忧的形式，创造，联合人民阵线的其他政党，为保卫工人和农民自卫队而与密谋者斗争”。[17]但俄国在西班牙并没有外交上的代表；甚至连新闻处也没有。两天后他们抱怨缺乏信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西班牙共产党处在甚至比他们还要缺乏信息的境地。7月20日，西班牙共产党，在错误地再现残酷现实的时候，堂而皇之地宣告“军事叛乱已被粉碎。只在一些地区斗争还在继续，但一切已成定局。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工人自卫队取得了胜利……”[18]几个小时后，在这条由西班牙共产党秘书何塞•迪亚兹发出的奇怪的信息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发出了的另一条信息，后者彻底打消了之前的胡说八道。“斗争的发展表明，叛乱者有一套完整的军事计划并且在军队中占大多数。情况依然艰难。”莫斯科被告知叛乱者占领了摩洛哥，卡那利，塞尔维亚，科尔多瓦，巴利亚多利德，纳瓦拉等地。他们主要的目标是马德里。[19]莫斯科为防止政府摇摆而组成保卫共和国的委员会作为回应。[20]之后还提出了警告：“你们必须没三小时听我们的指示。”[21]“我们一直在听”，西班牙共产党回应道。[22]

迪亚兹继续沉浸于他的想象。在这次紊乱的通信后的一天，在伦敦受监控和破译的情况下他发出的另一则信息，（说他）“深信我们将决定性地粉碎敌人。而这，将是实现革命性的民主计划的第一步。”而在一个事后读来不吉利的句子中，他宣布，如果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成其为问题的话，那么“将使用革命的法令”。[23]第二天他暗示他不久之后将受邀参与政府，一天后他又再次严肃地向莫斯科保证“法西斯叛乱确然正在崩溃。”[24]在这种环境中俄国人仍然相当自我克制——很大程度上，这看起来是因为他们对基本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共产国际的秘书建议迪亚兹：“你不能任由自己被一开始的成功冲昏头脑。你的对手可能会延长内战。”[25]然而，不久之后，挫败就开始完全展露出来。7月24日迪亚兹受到了谴责：“你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不具体且充满了感性。再一次地，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报送严肃且有效的新闻。”[26]他也受责成坚持保卫共和国并且放弃组织人民自卫队。对于政府他们可以采取的最激进的措施，是要求没收叛乱者的土地并把它分给农民。[27]

等待共和国的悲惨的前景，直到7月25日，当这点变得显然，即如今西班牙体制已经没有有效的参谋人员的时候，才出现在俄国人眼前。[28]显然是在对西班牙共产党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俄国联系了在巴黎的雅克•迪克洛，法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他，在对共产党纪律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违背中，在1934年9月的时候创造了最广泛形式的人民阵线策略——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开放。来自莫斯科的一则电报——听起来像是警告——要求法共在物质上援助西班牙战士，“因为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将意味着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29]不用说，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也将意味着法俄同盟的崩溃，以苏联在西欧的桥头堡的完蛋。7月31日法共从莫斯科收到信息，说现在纳粹德国正在援助西班牙的叛乱者。[30]这是灾难性的新闻因为法国的人民阵线体制，在受到伦敦压力的情况下，已经宣布其中立且因此而不会提供武器。法共向马德里派遣使节以评估当前的事态。“吉贝尔”于8月7日报告“由于没有可用的军备情况非常危急。西班牙大使确认了因缺乏军备而造成的艰难情景。”[31]苏联的解决方案是对法国政府施压，要求它行动。在当天给法共书记莫里斯•托雷兹的一则电报中，俄国要求：“必须毫不迟疑地给予切实的援助。我们坚持你们采取紧急措施。我们急切地等待关于你们实际上做了什么的消息。”[32]“内战的持续对人民阵线的成功来说是很危险的”，莫斯科评判道。[33]

只是在来自法共的援助被证明显然是不够的时候，俄国才被迫提供它自己的援助，而这意味着要克服巨大的逻辑困难并同时公然藐视英法政府。10月15日第一艘运船抵达卡塔赫纳，而尽管俄国，和德国与意大利一样，官方参与了英国梦想的不干涉协定，西班牙的战争还是变成了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代理战争。苏联提供的援助，包括大量作为“顾问”的苏联官员，足以把马德里从崩溃中拯救出来，但最终却不能补偿左派内部之间以及左派和更为保守的人民之间的深刻分裂。在苏联的援助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明显的时候，一方面是莫斯科，另一方面是巴黎和伦敦，二者之间的间隙也逐渐扩至深渊。在西班牙局势越发紧张的情况下，法国紧张地与德国修好，而在苏联的孤立变得越发明显的时候，俄国方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即俄国人，也会朝同样的方向转变。[34]甚至李维诺夫也公开地指出“我们的安全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文件和外交政策的结合。苏联自己足够强大。”[35]《真理报》引用了一则晦涩的外交资源，提出了这个问题：“苏联在孤立于西方国际次序的保卫者的能力中的情况下能且会行动多久？”[36]从后见之明来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一切将走向何方。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民主西方的政治才能而定的。巨大的不幸在于，事实证明像温斯顿•丘吉尔那样在国际关系中有着卓越判断的人，本身也危险地像战争部长一样轻率，在经济方面像财政大臣一样绝望，在保持印度的持续统治方面则像相信帝国的完整的人一样天真地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相反，保守党，至少内部的圈子，则选择了缺乏经验的内维尔•张伯伦在这个时候——当外交事务的经验无关紧要的时候——来领导国家。与丘吉尔彻底相反，张伯伦看不到任何抑制对苏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试图破坏英帝国和公民和平的苦涩记忆的理由。他依然剧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包括纳粹德国。当希特勒在西班牙取得成功，转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张伯伦的回应是对捷克施加压力，使之让步。受保卫帝国不受各方面威胁（除了来自俄国的威胁）之复杂困扰的张伯伦，看到了他自身立场的全部弱点和德国的全部潜能（丘吉尔则倾向于得出相反的结论）。充满个性地，张伯伦看到了希特勒在欧洲东南部的要求与英帝国立场的调整的类似之处。“我看不到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德国说给我们令人满意的保证，保障你不会用武力来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我们则给你类似的保证，保障我们不会用武力来阻止你意图的变革如果你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话……德国人想要从苏台德人[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德国少数族裔]得到的东西和我们想从德兰士瓦的外侨那里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37]

在这些环境中斯大林没有比他实际上更早地抛弃李维诺夫是在是一个奇迹，但在柏林不给俄国任何机会上真的没什么选择。而且，在狡猾的伦敦大使麦斯基的鼓励下，斯大林长期以来对丘吉尔的尊敬和他对丘吉尔谋求与苏同谋的希望的理解给了他停下来等待张伯伦倒台的原因。“在评价丘吉尔的政治路线的时候”，麦斯基建议道，“我们必须记住他的出发点是保卫英帝国的完整而现在在他看来对英帝国最大的威胁是德国。丘吉尔在本质上是极端恐惧德国的，他准备好使一切从属于与德国斗争的目标。”[38]正如美国大使回忆的那样：“他说在他看来张伯伦并没有代表英国人民，且他很可能会失败因为法西斯独裁者走得太远以至于不容许讨价还价。”[39]当然，这一直没有发生——直到已经太晚了的时候。慕尼黑的决定给了希特勒它要求的一切并且只有在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40]英国的动机很明显。休姆伯爵叙述道：“在试图劝阻希特勒发动战争并以此而冒险从和解的边缘滑向绥靖的深渊的时候，内维尔•张伯伦的动机之一——在慕尼黑事件期间我和他在一起——是他在心中确信，如果欧洲在另一场战争中削弱自己的话，俄国就会试图支配欧洲大陆。”[41]尽管李维诺夫继续担任委员，但他的任期只是意外的延长，斯大林不断地把他排挤在外并剥夺他的情报资源。他在几个月内就被解除了职务，而尽管之后他还在形式上主管党的国际信息，但实际上他已经被扔进了政治的垃圾桶。他被允许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尽管在发表一则毁灭性的，对他离职后采取外交政策采取的方向的批评之后于1941年2月被开除到中央委员会之外。

在多年的孤立之后，俄国总是不能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来看待自己。当英国和法国对苏联在西班牙的努力做出消极的回应，并继而对俄国支持捷克抵抗纳粹压力的努力上得到否定的回应的时候，俄国陷入了困惑。在慕尼黑期间，张伯伦责备掌玺大臣接近俄国，用使大陆向布尔什维克开放的所有后果来警告允许红军进入中欧的危险。[42]但对共产主义革命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之后将席卷欧洲的恐惧并不限于大国。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人士也有同样的忧虑，正如捷克领导人贝尼斯耐心地对迷惑不解的苏联大使解释的那样：

他[贝尼斯]在人们说他们不理解英法的摇摆和迟疑——比如说，在西班牙问题上，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上等等——的时候表示惊异。秘密很简单。欧洲知道1914-18年世界大战的后果——甚至对战胜者来说——是什么。另一场这样的战争将意味着武装数百万的民众。俄国革命的经验，奥匈帝国的崩溃，德国革命，战胜国发生的社会动荡已经是足够的教训。但当时还不存在像共产国际那样“充满敌意”的机构。现在不但存在这样的机构，而且它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即帝国主义战争必须被转变为内战，把接到手中的武器变成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武器。现在谁还会乐意于走向一场世界战争？！[43]

在倒霉的西班牙难民于1939年四月中旬在苏联海滨洗漱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曼努伊尔斯基，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启明灯，后者给他们简略地说明了国际形势。他向他们保证“由于现在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需要争取时间，而我们长期的抵抗将使这变得容易……”[44]李维诺夫之前五年间的前进的立场已经死去并被埋葬。然而，这种反转，也排除了对德国的重新开放。现在广受评论的，4月17日苏联大使梅利卡洛夫与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谈话，典型地是从贸易问题开始，进而转向更加实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普遍问题的。是魏茨泽克——至少，在苏联的档案中如此——提议拓展议题，后来的讨论则一直集中在德国与波兰为重新取得但泽港，以及创造一条贯穿曾是东普鲁士但现在是波兰领土一部分的地区的走廊上的谈判。魏茨泽克注意到，苏联媒体对近来事件的报道，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报道更为谨慎。但除在贸易领域外，这次讨论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东西。[45]同时，当月在莫斯科麦斯基直接见证了李维诺夫处境的恶化。“气氛即将紧张到几点。尽管表面上看斯大林显得很平静，吸着他的烟斗，但我感觉他要极端地处理李维诺夫。而莫洛托夫也变得暴力，无休止地与李维诺夫冲突，谴责他在道德上的种种罪过。”[46]态度上决定性的转变，在几天后，1939年5月3日一则斯大林给苏联主要外交官员的电报宣布“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与人民外交事务委员李维诺夫同志的一系列严重冲突的结果，由于李维诺夫对人民委员会的不忠诚的态度，李维诺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求免于外交事务委员的职务”时发出了信号。政治局同意了这个要求。现在，莫洛托夫负责人民委员部。[47]

就任后，莫洛托夫在各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尤其使德国促进贸易的努力依赖于政治关系的改进，就像魏茨泽克在当月末与苏联代办阿斯塔霍夫的对话中注意到的那样。[48]这在柏林方面并没有立即激起灵活的反应。然而，6月17日，德国大使舒伦堡在访问驻德的阿斯塔霍夫的时候以德国也承认两国的互连的评论作出了回应。德国已经做好广泛对话的准备。他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听到这个评论的，后者则完全反映了希特勒的看法。[49]在6月17日和19日之间，苏联在德国驻华沙使馆的特工告诉俄国据说希特勒已经告诉里宾特洛甫柏林要求与莫斯科重新接近以解决波兰问题并且在两年内解决西欧问题。[50]当人民委员代表波将金在7月1日会见舒伦堡的时候，又一根胡萝卜摆在了苏联的面前——德国将协助改进莫斯科与东京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处在最低点）直至友好合作关系的程度。[51]来自柏林方面的暗示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这时奥桑特(Ausamt)负责宣传部门的委员指出1918年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布雷斯特合约与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相比更加可欲。苏联媒体专员斯米尔诺夫抗议说决不能支持布雷斯特合约，对此，冯•斯图姆回应道：“但我心里想的只是边界，而根据布雷斯特合约苏联的边界比现存的边界相比往西边推得更远”。[52]8月2日在抛除先前所有借口的谈话中，里宾特洛甫向阿斯塔霍夫表示，他坚持双方应当在从巴尔干到黑海的所有领土问题上达成协议。他清楚地断言：“但泽将是我们的”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会有重大的延迟。“我们不把波兰的军力当作一回事”，他补充道，“对我们来说对波兰的军事斗争只是一周，十天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他希望这不是必要的。在进入任何细节之前，他并不知道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好开始会谈。[53]

“我们偏好与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协定”，早在九月份的时候斯大林就对季米特洛夫说，“因此我们主张谈判。但英法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雇工；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给我们！我们，当然，不会成为雇工，我们也不会一无所得。”[54]与此相反，出于需要斯大林对里宾特洛甫透露的评论实际上是他一直偏好德国而非英国。[55]事实是，斯大林谁也不喜欢。问题是谁能提供苏联政府要求的东西。在里宾特洛甫向阿斯塔霍夫提出谈判的邀请的时候，俄国什么也没做，继续等待英法延迟已久的代表团的到来。但在代表团出现在莫斯科的四天之前，斯大林收到消息说德国可能在8月25日后的任何一天发动军事行动。就在权力上不足以达成同盟的英法代表团抵达的那天，斯大林着急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与德国在里宾特洛甫提出的问题上展开对话。[56]伦敦派出的以海军上将可敬的雷金纳德•普朗克特•恩尔勒-埃尔勒-德拉克斯为首的玩笑似的不严肃的军事使节——这个世界团在悠闲地旅行了六天之后抵达莫斯科——当然不足以向苏联保障，如果德国东进，他们不会得到英国的默许。波兰可能得到了来自英国的单边的安全保障；但巴尔干国家却没有。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英国的保障，但这一保障即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引出的结果仅仅是伦敦不得体的洗手。美国大使馆的一名成员评论道：“英国大使馆的成员被这个低级别的代表团给吓坏了。为展示巴黎和伦敦对达成协定的重视，代表团应当由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大臣牵头的。半心半意的英法之道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失败的烙印。”[57]尽管法国非常担心，英国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安排。结果，他们毫无签订条约的权力。俄国理解不仅巴黎和伦敦不会保证波兰与莫斯科反对柏林的合作，而且英国与波兰之间“密切的政治-军事同盟，相互的信任和英国大量的财政支持也只存在于新闻报纸上，甚至连内阁的文书上都没有提到。”[58]而且，难道张伯伦就不会试图逃避义务，再来一次慕尼黑呢？在伦敦，张伯伦正在“通过中立的调解”与戈林和希特勒谈判。[59]而在8月21日的时候，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发了一封给希特勒的，说服他和平解决波兰问题的信。军情六处的头子告诉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他收到建议说戈林应该到伦敦来——如果他得到保证他能见到首相的话。我们决定”，哈利法克斯表明，“对这个有趣的提议做出肯定的答复，并据此着手安排戈林于23日星期三秘密访问伦敦。基本的想法是，他应该降落到沙漠的摸个机场，并由汽车直接接送到首相别墅。”[60]在这点上斯大林打败了张伯伦，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划分东欧的秘密协议签订于莫斯科时间8月24日的凌晨。

苏联驻柏林使馆的一名成员对美国的同级人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即“基于苏联队当前英国政府是否做好准备以牺牲波兰为代价安排第二次慕尼黑的不信任，英国对日本的妥协以及英法拒绝除咨询外拒绝就战争作出任何承诺，并拒绝英法军事部门给俄国完善的情报。”[61]一般来说如此实用主义的英国人，在张伯伦的统治之下，却紧紧抓住他们致命的偏见，如此重视意识形态的问题以至于他们基于莫斯科和柏林之间不可桥接的世界观深渊而彻底排除了苏德重新接近的一切可能性：这是一次极大地致命的失误，给英国的安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张伯伦极度抵抗与苏联结盟因为他不希望为斯大林最想要的东西提供便利：即欧洲权力平衡朝有利于俄国（因此也就是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变更。甚至在伦敦和莫斯科成为盟友——1941年6月22日入侵的结果——的时候这个潜在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并且又重新出现在战时外交之中，并且给随后的和平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注]译自Jonathan Haslam, “Soviet Russia and the Spanish Problem”, in Robert Boyce and Joseph A. Maiolo e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Two The Debate Continues, pp.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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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动战争的想法是由印度事务处的秘书，伯肯海德爵士提出的：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 (后略作PRO,CID,等等)，22 July 1926。亦见外交部长，奥斯丁•张伯伦的文案笔记，PRO FO800/259。

[2] 转引自J.Carswe, The Exile: A Life of Ivy Litvinov (London, 1983), footnote, p.148.卡斯维尔的书是以与李维诺夫肯定而坦率的寡妻的大量对谈为基础的。

[3]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Vol. 24, Part 1 (Moscow, 1995), Doc. 240, 1940年7月1日与英国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的对话的备忘录。

[4] J.Haslam,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Stal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error in Russia, 1932-36”, Historical Journal 29 (1986), 412.

[5] 模型是1925年12月的洛迦诺公约，后者提供了一个由德国、法国、比利时的相互安全保障组成的多边体系，英国签署了这个公约。

[6]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Vol. 24, Part 1 (Moscow, 1995), p.410.

[7] Pravda, 16 May 1935.

[8] J. Haslam, “The Cominter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Front, 1934-1935”, Historical Journal 22 (1979), 690.

[9] Politburo PCD, Proces-verbal, 6 February 1936, Cahiers du Bolchevisme, Nos. 3-4, 15 February 1936, pp. 226.

[10] J. Duclos, “Reponses aux questions posees par les journalists, a la Mutualite”, Cahier du Bolchevisme, Nos. 8-9, 15 May 1936, p. 496.

[11]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很可能是过分夸大的说法：PRO, HW 17/26 （英国破译的共产国际与成员党之间的通讯），PCE to Moscow, 31 January 1936.

[12] Ibid,. Moscow to PCE, 26 February 1936. 后续的一则电报则忽略了最初关于政府是“左派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陈述。

[13] Ibid., PCE to Moscow, 4 March 1936.

[14] Ibid., Moscow to the PCE, 9 April 1936.

[15] Ibid., Moscow to the PCE, 15 June 1936.

[16] Ibid., HW 17/27, Moscow to the PCE, 13 July 1936.

[17] Ibid., Moscow to the PCE, 17 July 1936.

[18] Ibid., PCE to Moscow, 20 July 1936.

[19] Ibid., PCE to Moscow, 20 July 1936.

[20] Ibid., Moscow to PCE, 20 July 1936.

[21] Ibid., Moscow to PCE, 20 July 1936.

[22] Ibid. PCE to Moscow, 20 July 1936.

[23] Ibid., PCE to Moscow, 21 July 1936.

[24] Ibid., PCE to Moscow, 21 July 1936.

[25] Ibid., Moscow to PCE, 23 July 1936.

[26] Ibid., Moscow to PCE, 24 July 1936.

[27] Ibid., Moscow to PCE, 28 July 1936.

[28] Ibid., Moscow to PCE, 25 July 1936.

[29] Ibid., HW 17/ 14, Moscow to Paris (in French), 29 July 1936.

[30] Ibid., Moscow to Paris, 31 July 1936.

[31] Ibid., PCF to Moscow, 7 August 1936.

[32] Ibid., Moscow to PCF, 7 August 1936.

[33] Ibid., Moscow to PCF, 8 August 1936.

[34] 细节参见J.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1933-39 (London, 1984), pp. 121-2.

[35] Ibid., p. 122.

[36] Ibid., p. 125.

[37] Ibid., p. 166.

[38] Ibid., p. 169.

[39] Ibid., p. 168.

[40] Ibid., pp. 176-94.我还没有看到什么能改变我在1984年的出的结论。那些在截然不同的方向上展开论述的人最终甚至不敢谈论这一论述或处理我提出的证据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41] Lord Home, lectu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on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3 November 1982.

[42]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p. 188.

[43]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SSSR (Moscow), fond 230, delo 3 (173), papka 115, diary of Alexandrovsky during his posting in Bucharest, 26 April 1938.

[44] M. Taguena Lacorte, Testimonio de dos guerras (Mexico, 1973), p. 337.

[45] Dokumenty Bneshnei Politiki, 1939 god (此后略为DVP), Vol. 1 (Moscow, 1992), Doc. 236, Astakhov’s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17 April 1939.

[46]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1933-41 (London, 1992), p. 129.

[47] DOP, doc. 269.

[48] Ibid., doc. 342, Astakhov (Berlin) to Moscow, 30 May 1939.

[49] Ibid., doc. 378, Astakhov;;s record of his conversation, 17 June 1939.

[50]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former KGB: ibid., Vol. II (Moscow, 1992), pp. 559 n. 136.

[51] Ibid., Vol. I. doc. 402, Potemkin;s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1 July 1939.

[52] Ibid., doc. 442 Smirnov’s diary, 31 July 1939.

[53] Ibid., doc 445, Astakhov;s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2 August 1939.

[54] Dimitrov’s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7 September 1939: Pravda, 24 December 1989.

[55] 长篇转引自舒伦堡的私人文书：DVP, Vol. II, pp. 609-10.

[56]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委员会发现的信息：Pravda, 24 December 1989.

[57]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p. 225.

[58] 驻华沙大使沙罗诺夫的评论：DVP, doc. 489, Sharonov (Warsaw) to Molotov (Moscow), 23 August 1939.

[59] 张伯伦的话，见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p. 227.

[60] Ibid.

[61] Summer Welles to Roosevelt, 23 August 1939: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2nd series, January 1937-August 1939, Vol. 16 (New York, no date) p.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