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娜塔莎的舞蹈:俄国文化史》
2012-10-05
评《娜塔莎的舞蹈:俄国文化史》
[英]卡罗琳•布鲁克 著
王立秋 试译
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娜塔莎的舞蹈:俄国文化史》(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Allen Lane, 2002. Pp. xxxiii + 729; illustrations; notes; index; maps; chronological table. £25.00 (hardback). ISBN 0 7139 9517 3.
安德烈•贝尔依(Andrei Belyi),在他1913年出版的小说《彼得堡》中把那个城市描绘为一种以不稳固地平衡走在俄国农村的“东方文化”上的脆弱的西方文化。这部小说的这两种原则性的特征看起来内嵌在这个矛盾中:一个上层阶级的父亲和欧洲外表的儿子,但他们血管中流动却是蒙古人的血,他们对1905年的革命事业的功过有着不同的看法。奥兰多•非格斯关注的,正是这些“俄国性”的不同的部分以及围绕它们的神话,特别是为圣彼得堡的缔造者所引入的精英社会的欧化文化,与人民大众的文化之间的交点。
全书的八个章节涵盖了俄国文化同一性(身份特征)的许多标准论题:俄国的欧洲性(或者反过来说)问题,两个首都城市之间的对照以及国家机器中(压迫下的)艺术家的命运。1812年被突出为俄国同一性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点后,贵族的年轻官员,“1812年的孩子”,开始认出(自身)与农民的亲近并力图使自己变得更俄国。他们是重新发明作为俄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在过程中,生成许多关于俄国文化的持久的神话的工具。其他在这里得到探索的,不那么经常得到探索的主题包括专门探讨俄国宗教的一个章节——它指出在超国家的协调中心(诸如教皇为西方基督教徒提供的那种功能)缺席的情况下,东正教教会的各个独立的分支是如何倾向于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以强化国家认同的。类似地,第六章探索了亚洲人对俄国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关于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在俄国民众文化是否具有亚洲的根源上的辩论的一些有趣的材料。卡拉姆津(Karamzin)——追溯十八世纪把俄国的非基督教人民描述为“鞑靼人”,并刻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拼写这个词以强调与希腊语中的tartarus一词的关联,后者意味着地狱——认为没有,他修辞地问“一个文明的人民怎么可能向这样的游牧民学习呢?”菲格斯并不共享他的意见,他指出蒙古统治的一些进步的遗产以及许多与商业和行政管理相关的俄国文字(dengi, tamozhna, sunduk)实际上有着东方的根源。
书中收录一些不同寻常的影像:相信维持一个由农奴女组成的庞大后宫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欧洲文明的标志的十八世纪晚期的俄国贵族;或列夫•托尔斯泰在契科夫刚从肺出血中恢复过来并在把血咳进啤酒杯得同时与他的朋友就死亡和死后生活的存在的主题高谈阔论的时候拜访他的影像。
也许本书最有意义的主题,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暧昧的、变动的关系。一些贵族曾经尝试桥接两个群体之间扩大的分歧,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尼古拉•谢瑞麦捷夫(Nikolai Sheremetev)与农奴的婚姻致使他被上流社会房主而年轻的民粹派则在他们在1874年伟大的朝圣之旅中联合普通人民的努力上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其他人则更为成功:十二月党人谢尔盖•瓦尔贡斯基(Sergei Volkonskii)能够在;流放中把自己重新发明为“农民王”并用他改进当地农业实践的努力赢得了西伯利亚农民的最终。托尔斯泰,尽管在农业方面遭遇了失败,却在他生命中介的时候以他对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拥护和他对教会与国家制度的攻击在普通民众中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拥护。然而也有一些俄国人拒斥像赶上的浪漫主义那样桥接分裂的努力。契科夫,他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在他的故事中把农民描述为毋宁说是“俄国灵魂的化身”以及社会的一些特定的道德教益的承载着的普通人。而高尔基则毫不隐藏地表达了他对他眼中的农民的落后的嫌恶。
也存在一种世纪末的,在欧洲对原始和外域文化的嗜好上兑现的潮流,随着这种潮流的出现,俄国民间文化最伟大的商业探索者之一佳吉列夫(Diaghilev)出现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生产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得到发明的传统,尽管不都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日本引入继而被重新发明为一种有数个世纪的历史的俄罗斯玩物的俄罗斯套娃那么显眼。就后革命时期而言,精英与农民之间的交汇的主题就没有得到如此充分的探索,尽管也提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乡村散文作家,后者可以被放到俄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理想化农村的传统之中。
1905年把许多浪漫主义的梦想家从他们田园牧歌式的梦想中惊醒过来。因农民明显的,突然向野蛮的堕落而感到惊慌,许多上层理想主义者发现他们乡村生活的玫瑰色的影像永远粉碎了。正如菲格斯指出的那样,契科夫意在戏讽贵族们反对进步和现代性的行进的斗争的《樱桃园》不可能写于1905年后,那时老贵族的死亡已经不再可笑了。
书中也存在一些事实性的错误,这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其他评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其中也偶尔会有重复的倾向(比如说,同一段托尔斯泰的引文在140页和237页都有出现)。然而,由于本书原本就无意成为学者严肃的研究工具而毋宁说是把俄罗斯文化的许多不同的方面带到一起的展示给更广阔的观众看的画布,至少,可以说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当然,也存在一些菲格斯没有深入探索的,或者说他只是粗略地涉及的主题,但在一本受此篇幅限制而又有如此抱负的书中这是很正常的。
奥兰多•菲格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广泛并且讲的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的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书中收录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而批判性的文献目录也是一个有用的补充,它收录了俄国文化史不同领域中许多新近出版的(英语)专著。作为一部专门写个普通读者的著作,《娜塔莎的舞蹈》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
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
伦敦
©Caroline Brooke, trans. Liqiu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