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空间政治经济学

——关于《空间与政治》的解读

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

新的空间概念是列斐伏尔新的元哲学的核心关键词。空间概念不是抽象的泛指，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建构而成的。空间具有政治性，这里的政治是指社会空间生产中存在广义的支配性和奴役性关系，所以明确空间的政治性也就是确认作为元哲学的空间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中贯穿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资本的逻辑，现在已经在资产阶级的都市化实践中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整个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空间开始从属于交换价值，一切空间存在都变成了可以变卖的商品。这一新的变化呼唤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即空间政治经济学。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意义上的空间生产，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卓有成效的自我防御，这种防御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幸存”。

关键词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空间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再生产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3期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70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1973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Ledroitàla vile，vol.2：Espace etpolitique）一书，这是他7篇学术报告的汇集。在这一时期，列斐伏尔的理论思考点集中于自己已经初步形成的空间生产理论，明确指认了这一空间生产理论的激进政治话语性质，并且他力图模仿马克思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一种全新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这种思考也生成了他即将开始写作的《空间的生产》的逻辑纲要。

一、空间生产理论的政治本质

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了空间生产理论的政治本质，这也是《空间与政治》一书中除去空间概念的第二个关键词。从列斐伏尔对于空间政治的讨论来看，他所说的政治是指社会空间生产中存在的广义的支配性和奴役性关系。所以，明确空间的政治性，也就是确认作为元哲学的空间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空间的政治性存在于今天在“城市科学”“建筑学”和“规划设计”中被遮蔽起来的看似价值中立的资产阶级的空间意识形态中。在他看来，这种在被科学外衣掩盖起来的“公理”中，城市的空间“作为科学的对象，它的客观性和‘纯粹性’赋予了它一种中性的特征。空间被认为是纯洁的，也就是说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这个容器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获得了存在，也只有通过这个内容才能获得价值。作为一种客观的、中性的东西，它属于数学、技术的范畴，而且毫无疑问，属于空间逻辑的范畴”〔1〕。这种从韦伯开始的“价值中立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最核心的意识形态。依照这种逻辑，城市科学、建筑学和规划设计所面对的社会空间，只是一种没有政治意味的容器（contenant）而已。而列斐伏尔则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2〕这是说，社会空间从来都是政治性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其中被假想为“科学的对象”的政治战略。一直以来，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管理了，已经是过去的战略的对象了，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正因为空间不再是一种外部物性的广延性空场，而是以人的生活场境关系为本质的社会空间，所以通常发生的事情是“以历史性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3〕。并且，这种政治性的加工往往是无意识发生的，这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的新判断。而新判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这个看起来对所有人都“同质化”的空间中，其实总是内嵌着“由某个政治集团造成的空间，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是一种社会的产物”〔4〕。封建统治者占有和管理土地，他们为了强占自然经济中生产出来的财富，于是将这种物品的生产强行纳入神学—宗法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等级关系之中，这种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正是土地物理空间之上社会空间的本质。封建和神性关系的空间生产恰恰支撑着现实土地上的农奴关系。同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空间则是由资产阶级占有和管理的。在精神空间层面，资产阶级会宣称“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公共关系场域，而实际上，资本主义以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逻辑，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盘剥。由此列斐伏尔说，“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5〕，只是通常我们忽略了它。

二是以自然性的方式对空间的“政治性的加工”。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恰恰是生产力的合法本质，现在这一启蒙式的观点受到质疑。列斐伏尔说：“在某种意识形态中，自然被当成了认识的材料，被当成了技术的对象。它被统治、被征服了。因为被统治、被征服了，它也就远离了我们。然而，人们突然发现，在被征服的过程中，它被破坏了，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而同时这又危及到了人类的空间。人类的空间已经和自然联系在了一起，因而陷入了这种危险中。由此，就需要有一项战略，这就是被政治化的自然。”〔6〕这里的“某种意识形态”是指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而列斐伏尔的言下之意似乎也包含这种内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是否也基于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观念？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这种对自然的征服本身就是一种奴役性的政治关系。因为，对自然的无节制占有和掠夺已经破坏了自然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危害人类自己。在列斐伏尔看来，“和空间一样，自然也已经被政治化了，因为它被纳入了各种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战略中”〔7〕。列斐伏尔气愤地指出，在这种对自然的控制中，存在一种知识恐怖主义，即“技术的压迫、技术人员与技术官僚的压迫，认识论的压迫，以及对纯技术的、认识论的构序的寻求所带来的压迫。引发了一种知识恐怖主义”〔8〕。他也明确指出，这种“关于空间和自然的政治批判是左派批判”〔9〕。列斐伏尔的这种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是基本一致的，看起来中性的科学知识从底层逻辑上看是以控制和压迫为指向的。在这里，列斐伏尔并没有提出人与自然非征服关系中的取用自然观。

二、空间殖民主义与空间政治经济学

列斐伏尔眼中最大的空间政治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空间的全新占有战略。第一，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发展中，资产阶级通过都市化战略建立了一种以分离关系为核心的空间殖民主义。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似乎是将德波那个“日常生活殖民”的观点引申到更大的社会空间尺度上来了。“在大都市中的一种殖民主义的转移空间，一种欠发达地区和区域（相对于那些决策的中心，特别是巴黎的中心）的半殖民主义。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已经不存在了，然而，都市的半殖民主义已经出现了它将一些农村人、大量的外国工人、属于工人阶级或者知识分子的大量法国人，都纳入了这些中心的支配之下。所有这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受到了一种集中的剥削，而现在，在空间上都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中。”〔10〕

这是列斐伏尔反复强调的资产阶级都市化实践的空间生产政治战略。具体来说，一是指在现代性的都市空间中，资产阶级刻意建立了一种生存分离的空间关系：一面是占统治力量的支配关系聚焦的构成性中心（政治权力中心、决策中心和金融中心等），另一面则是处于被支配状态的边缘空间，中心奴役边缘的矛盾取代了过去城市与乡村的压迫关系，这生成了空间政治关系中的新型空间殖民主义。相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奴役关系，这种空间中被分离的集中盘剥也可以叫日常生活中半殖民主义（semi-colonialisme）。二是在都市化进程中，资产阶级逐步“将土地和住宅完全纳入交换和市场中”。列斐伏尔注意到，作为空间生产物性支撑的“建筑进入工业、银行和金融的流通领域”，是20世纪60至70年代资产阶级空间政治的战略目标之一，正是在这种新型的空间生产领域中，“资本从中找到了庇护的空间，一个额外的、补充性的剥削领域”〔11〕，这无形中也使资本获得了新的残存空间。在列斐伏尔晚年写下的《走向一种左翼文化政治学：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要》（1987年）一文中，他曾再次概括空间政治的本质：“所谓空间的政治就是超越由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机制，包括商品化、技术化、消费化、城市规划设计、国家生产方式以及全球化对地方的粗暴压制所导致的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等日常生活异化症状，恢复日常生活自身的节奏与差异权利。通过城市革命、城市权利的政治斗争，通过一种差异化的政治想象与美学，而使得空间政治成为一种基于可能与不可能的空间现实的具体乌托邦。”〔12〕

第二，走向空间政治经济学，在空间的生产中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幸存。这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空间政治经济学。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革命性的进展，但是，政治经济学在今天还是遇到了“普遍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来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物质生产逻辑向空间生产的转换。在列斐伏尔看来，过去支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是空间政治性的征服和统治自然的逻辑，在经济领域就是生产主义，即“无限增长的理论、与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不久之后就是国际的）机构的政治相适应的增长模式”〔13〕。这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e）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资本征服世界历史的基本逻辑，也是资产阶级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列斐伏尔同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无限增长的理论”又受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主义”）的强力支持，进一步发展成资产阶级的国际垄断（有如欧盟等国际经济共同体）。然而，随着资本主义都市化进程的展开，社会空间建构中出现了新的现实，即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因而，被间接生产出来的空间，是作为物品的集合、总和与全体而建立起来的）过渡到了对这样的空间的直接生产”〔14〕。这种空间的直接生产，是超出了马克思关注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的空间再生产。于是，列斐伏尔强调，这就需要一种重新突显非物性的生产关系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这种关注“生产关系要求有一种分析，而这种分析正是‘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在强调物质生产、强调生产的纯粹而简单的增长而不强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所力图避免的”〔15〕。列斐伏尔的空间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已经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技术关系或一般交往的社会关系，而是指在资产阶级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都市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中特有的空间场境关系的生产。这也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

二是空间生产中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取代。列斐伏尔让我们注意到，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商品生产和买卖活动都是发生在现代城市之中的，可是，经济学家忽略的方面却是资产阶级现代都市化城市与传统城市在功用性关系空间上的本质差异。如果说在古代的城市中，“支配时间的方式，其特征就在于使用和使用价值在传统形式的城邑中，交换和交换价值并没有摧毁所有的障碍，也没有取消所有的使用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城邑是作品，并且保持为作品，而不是产品”〔16〕。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城市生活中空间生产的主导因素还是物品和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城市还是神性或皇家的作品(œuvres），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则已经实现了社会都市空间本身的动产化，这种动产化先从土地开始，然后“向整个空间扩展”，“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空间，也投入到了买卖中。在产品的普遍化面前，所有作为一种作品的城市带来活力的东西，都消失了”〔17〕。资本主义都市化的空间关系生产开始从属于交换价值，一切空间存在都变成了可以变卖的商品。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一切新的变化也都呼唤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空间政治经济学。

三、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现实抽象

空间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理论创新。一是发生在空间生产中的客观关系的现实抽象。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政治经济学并非只借用了马克思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更重要的是他将马克思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方法灵活运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批判中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说明。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都市化场境本身，正是马克思揭示的商品价值形式现实抽象的另一种重要表现。这是列斐伏尔自《辩证唯物主义》以来始终关注的问题。他说，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都市那种无拘无束的形式，是一种抽象，也是一种具体。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所指出的那种交换形式，也具有同样的情况。这种形式及其理论是极为抽象的，这就是他的分析在一个世纪以来很少能被理解的原因，然而，这种抽象的形式，却是理解具体性、理解实践的一把钥匙。这是理解内容的出发点”〔18〕。

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比喻。在这里，列斐伏尔模仿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一个说法，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很少能被理解”。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科学地分析商品价值形式在交换活动中的现实抽象和颠倒，奠定了全新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由此走向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高峰，那么，列斐伏尔在这里则发现了都市空间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现实抽象及其颠倒，从而创立了空间生产理论这把钥匙，打开了剖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具体机制的大门，这也是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证实前面我所提出的判断，即在《资本论的形式、结构和功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等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思考和“照着说”的努力，在此后许多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探索中，列斐伏尔都坚持了这种从现实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

列斐伏尔坚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可是面对社会现实中新的发展，马克思的观点绝不能变成凝固的教条。这是对的。因为，与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相一致，一种新的“经济实践”（pratique économique）出现了，“这种实践允许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企业’在以某种方式来控制风险和动荡的过程中，实现高效”〔19〕。依据列斐伏尔的判断，这种经济实践的核心正是资产阶级修正、调整和再生产自己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战略层面上，只有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中对其进行修正，才能够在根本上保持这些生产关系。”〔20〕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主动战略。列斐伏尔指出，这种“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批判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一个世纪里成功地保持其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尽管有各种挫折，但它还是在一个战略的层面上成功地保持了其生产关系”〔21〕。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在面对自己不断败坏的生产关系时，并非只能坐以待毙，而是会积极主动地修正其生产关系中存在的漏洞，这也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干预主义的实质。资产阶级是将马克思、列宁预计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主动挪用为拯救资本主义的法宝。只是列斐伏尔将这种干预的领域直接与空间的规划、设计和生产关联起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观察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新视角。

更进一步说，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发现的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是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机制的钥匙，那么打开今天资本主义新的具体经济实践的抽象钥匙则是空间生产关系的现实抽象。我以为，列斐伏尔这一理论联想中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列斐伏尔分析说：“一种关于被孤立开来的‘对象’、被独立出来的‘模式’和‘操作性’概念的越来越严重的抽象，不正是伴随着一种新的具体的出现吗？这种新的具体就是：空间、认识、空间的实践（具有两个方面：通过信息的瞬时性来消除距离。通过这一消除距离的行为，以关于空间的思想来进行统治和再生产：信息论的、控制论的，以及交通运输技术）。这宣告了一种崭新而矛盾的关于认识与‘真实’的辩证化过程。”〔22〕

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生成的新的具体（nouveau concret），正是发生在社会空间中的新的生产生产关系的实践，其本质是“通过信息的瞬时性来消除距离”的现实抽象方式，重建由信息论、控制论和交通运输技术革新中空间关系的场境真实（réel）。在这里，“资本主义只是通过向整体空间的扩张才得以保存的（通过侵入它的发源地，侵入增长领域和权力领域：生产的统一性、企业、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23〕。与马克思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的现实抽象和事物化颠倒一样，抽象的空间关系同样隐藏在空间物相的假象背后。他形象地分析：“人们可以像马克思谈论和阐述每一件物的生产那样来谈论空间（一个部分的空间，或者一个整体的空间）：它把社会关系像物一样容纳并掩盖了起来。这个糖果盒并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这样分量的盒子，用来包装咖啡和茶叶，这也不仅仅是一个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买来的东西。这个盒子本身和为它付出的金钱，就意味着社会关系，特别是‘劳动—资本’的关系、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关系，通过物品、金钱、物质、抽象化和实际的存在而同时被表现掩盖和异化（具体化）了。”〔24〕

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里，列斐伏尔正确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批判认识论。在他看来，空间并不是一个用来装物的空盒子，空间成为交换物，是因为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最重要的领域，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停留于房地产中的土地、建筑物和具体的交通设施等，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关系在其中的复杂再生产机制，特别是它虚假地表现为物性对象的颠倒本质。这种颠倒是一种新型的空间拜物教和异化。

二是空间生产中的动产化和交换价值。在这种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列斐伏尔列举了建筑业的例子。这是他前述理论建筑学向现实空间实践的延伸。他分析说，原先那些作为不动产的东西（土地和城市），现在已经“被动产化（建筑、金融投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发展进程里，“在建筑业中，通过建筑业自身，依靠一种中介—空间—金钱又带来了金钱”，并且，这种动产化的建筑业逐步“在资本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在不动产、私有的和公有的建筑业上的投资（在空间的生产中），有着很高的收益，因为在这一生产中，长期存在着一个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高比率，尽管这其中有着巨大的投资，尽管这其中有着技术的进步，挖土方和大件的工程，会占用大量的手工劳动（特别是所谓的‘外来的’手工劳动），由此产生了高利润率以及大量的剩余价值，而一部分剩余价值则会回到‘企业’手中”〔25〕。

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高利润率”和“剩余价值”都出场了，这真是十分专业的“照着说”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了。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这种动产化向整个空间扩展。它应该接受某种交换价值（大约的，如果它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话）。然而，交换，就意味着并且假设了可交换性。一个地点，让自己成为一种商品，和大量的糖果和钢铁一样的商品”〔26〕。显然，建筑业—房地产中出现的空间生产，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指认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只是现在的交换对象并非普通的商品，而是处于可交换性（interchangeabilite）之中的土地—建筑物之上的空间关系场境本身。现在，社会空间中的所有要素（土地、水源和空气等）“因为有了空间性的包装，也具有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它们进入了交换流通领域：生产—流通—分配，它们成了财富的一部分，而最终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但这不再是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它专注于通常意义上的‘产品’：与虚假的或真实的欲望相对应的物品、商品，这些新的稀缺物和过去的稀缺物不同，因为它们的来源和在空间中的场所，比先前的‘原料’要重要得多；它们分布得不那么紧密，而是存在于整个空间中。这一空间整个地被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所占据”〔27〕。

这也意味着，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欲望对象，而是经过空间性的包装（enveloppes spatiales）后的“稀缺物”——比如房地产中的基建土地、进入空间交换的水域和空域甚至太空领地——塑形起来的全新的空间生产—交换—分配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现在，整个空间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领域。列斐伏尔认为，他所提出的“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设计上，意味着对现实的批判。这种现实是通过这些概念来表现和理解的，也由此提高了其理论水平，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在空间中所进行的物品生产所作的批判分析。这一理论并没有取消马克思的理论设计（比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也没有取消他的方法；通过把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规模，提高到另一种水平，它将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转换了”〔28〕。

这是列斐伏尔对自己的表扬。他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批判话语的发展和光大，他将马克思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的深刻分析和科学方法，运用到当代资本主义拓展的社会空间领域中来了。当然，这也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理论转换。他有些得意地说，社会空间中出现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中重新相遇了。这种辩证的关系，和斯密、李嘉图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所分析的那种‘典型的’两极对立关系，是不能相容的。这种关系被复杂化了。价值的这两极，存在于空间里。空间形式，即中心的空间形式，以及和中心相关的、周边地区的空间形式，发挥着作用”〔29〕。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之后价值学说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可以发现，列斐伏尔在此并没有简单延续上述理论传统中劳动在价值论中的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生产中，斯密和马克思所指认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工人的体力劳动，而今天的空间生产中的价值与交换价值问题似乎更加复杂一些。在列斐伏尔看来，一方面，今天的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不再是一般商品交换中的简单对立，而最终是空间的“交换替代了使用，直到最后让它消失”〔30〕。另一方面“使用价值终结了，因为它是通过等级化的术语来表述的：优势、权力的占有和与权力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中心和场所”〔31〕。这就是在空间的构成性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一种以交换价值为本质的支配和奴役的关系。

三是当代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中出现的工具性的空间。当然，土地和建筑业中发生的动产化还只是狭义的空间生产，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这种空间的生产体现为整个社会关系呈现为“工具性空间”（espace instrumental）。列斐伏尔甚至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32〕。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判断，即今天资产阶级正在将整个社会空间关系场境变成资本剥削和统治世界的工具。

今天的空间生产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一是被压迫阶级在分离状态中入序于技术压迫和边缘生存之中，这使得无产阶级处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阶级压迫关系之中；二是不仅通过技术强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让生产之外的所有生活空间都服从于资本的细微控制和盘剥；三是将空间依韦伯的科层化进行分割，由此“管理整个社会”，以扩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新的欲求。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造就的这个“工具性的空间，即表现的空间、技术官僚的空间，并不是被现实化了的社会空间，作为工具性的空间，它试图进行自我收缩、自我封闭，仅仅接受那种重复性的、意义确定的东西”〔33〕。这个意思是说，所谓工具化的空间并不是一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自我调整的“再现的空间”，甚至它就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功能场境。列斐伏尔认为，“就像技术官僚在世界性的、整个国家的、战略的层面上所生产和控制的空间那样”〔34〕，资产阶级技术官僚打着管理领土的旗号，将资本统治扩展到整个社会空间之中。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空间生产本身是具有战略性的。

最后，列斐伏尔得出结论说，“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经济学，也就是一种战略或者多重战略”〔35〕。这一战略的目标当然就是当代的资本主义批判。并且，列斐伏尔指出，他所创立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还“构成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的一部分，即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理论”〔36〕。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政治经济学就是空间生产的理论。这为我们之后进入《空间的生产》提供了来自列斐伏尔的指点。索亚正确地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不仅是一个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作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要素，而且它也打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路径。”〔37〕并且，列斐伏尔突然发现，自己的空间生产理论“对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批判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一个世纪里成功地保持其特定的生产关系的”，这也就意味着，他找到了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只是通过向整体空间的扩张才得以幸存的”〔38〕。列斐伏尔有些激动地说，不同于阿尔都塞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说，好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只要通过意识形态强制就可以维系，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于是，资本与劳动的有机构成都在空间中被重新结构化了，“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一种用来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39〕。

这导致“剩余价值并不是在它产生的地方实现，它是根据经济、财政和政治上的强权者的战略而在世界性的规模上来分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都与世界性的整个空间有关”〔40〕。这足以生成一个新的政治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幸存何以可能？列斐伏尔的答案是：空间的生产。这促使他在写作《空间的生产》之前，先要完成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回答当代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的难题。这应该是列斐伏尔几乎同时写作《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的缘由。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8〕〔39〕〔40〕〔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5、37、37、37、37、39、41、42、41、44-45、49、75、74、51、53、53、55、76、77、77、77、78、78、79、84、82、89、87、86、88、106、97、79、88、93、78、108-109、108页。

〔12〕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7.

〔37〕Edward William 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Verso Press，1989，pp.39-41，5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