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时代符号
2012-05-01
破译时代符号
[美]乔纳森•卡勒 著
王立秋 试译
王立秋 试译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sign)的科学，但这一定义能给我们的信息却很少。若凡有意义之物即是符号，那么符号学似乎在宣称绝大部分人类知识都属于其研究范围。所有人造物，它们可能是文本、图画、歌曲、建筑或日用品，都有意义，而通常术语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范畴的人类行动亦如此。
再把人造物和人类行动视作意义载体时，符号学已经具备了广阔的视角，但它并非触及其潜力的极限。符号学领域，同样包括自然物，因为它们起着类似符号的作用：某些云层在气象学家眼里意味着雨，某种地理构造可以作为石油的符号，或者，至少它能告诉我们该区域的历史。
如果符号学研究一切意指之物，那么它将涵盖很多种学科，包括截然不同的事物和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奇怪：于1974年夏天举办，把大概700人吸引到米兰的第一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是个大杂烩，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文学、音乐、电影、绘画、考古、广告、动物交流、科学语言、非语言交流、精神病理学各领域。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帝国主义（这一用词看起来语气过强，有些吓人）呢？为什么人们要把这些不同的事物以符号学的名义放到一块呢？那么符号学本质又是什么，既然它是以自己的术语去研究那些已被其他学科的事物？
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首先我们必须回到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费尔南•德•索绪尔，他在对以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7年）中第一次提出，建立关于符号的普遍科学将“传授符号的内容及支配符号的规则。”
尽管把这一学科命名为“符号学”，索绪尔拒绝对其详细本质进行猜测，而只是注意到“其位置已事先被确立”。他的信心无疑来自语言学学生必须思考符号这一信念：“语言归根结底符号系统，因而我们必须诉诸符号的科学，这点难道还不够明显么？”他写道。
研究其他种类的符号可以让语言学家知道什么是典型的以及什么是符号所特有的。索绪尔还补充道：“这一程序不仅能使语言学问题明晰化，而且，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规矩、习惯等作为符号来研究的话，它们将会从新的角度（light）显现出来，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应该被纳入符号学领域并接受符号法则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比索绪尔更好地描述这个符号学投向其他活动的“新光线”：此视角强调，非常简单地，我们创造的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种种事物的交往面向：我们的行动总是在意指，总是在告诉别人关于我们自己、我们社会，关于社会代码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的信息。
符号学预设的并非具备给定意义的特殊行动，而是总与文化符号系统相关并被意义机制抓住的那些行动。常礼帽和雨伞是严谨、专业社会环境的符号，可码头工人也可以戴上礼貌，同时谎称：“我是证券经纪人！”
行动，无论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可能含有复杂的动机和含义；符号学的任务并非破译个人行为，后者可能是奇怪、无关紧要、自发以及虚伪的；符号学的任务是研究使这些行动能够获得意义的文化代码。
简言之，符号学基于这样一种洞察：当行动或事物具备意义时，就有系统在发生作用。在语言那里，很明显，一个句子通过与其它句子关联而获得意义，它们之间的差异被语言系统赋予意义。
其他方面亦如此，符号学关涉事物或行动在文化象征体系中负载意义这一面向。研究作为符号学系统的服装的人会指出，比如说，在一个给定文化中裙子的长度有意义，而其材质则未必如此。通过单独抽出具有社会意义的服饰特征，符号学试图重建社会和文化系统中起作用的区分系统。
在此类工作中，符号学家试图明晰化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给定文化中理解相互间行为的含蓄的、常常是下意识的知识。他想要解释的事实正是关于这种知识的事实：某种行为被认为是礼貌的而另一些则不礼貌；某种服饰在此场合下合适而在比场合下则不合适。
有任一种知识或熟练掌握存在的地方必有一系统有待解释。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意义被社会成员指配给诸事物或行动并非偶然现象，则必然存在我们可以期待进行描述的符号学区分系统。
显然大部分现象都可以此方式进行研究：被当作意义源自潜在意义系统的要素。帝国主义式的符号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就在于，是否不存在要求不同研究方法的多种符号。
一种常见的回答区分了三种基本符号：肖似符号(icon)、指号(index)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符号(sign proper)，其中每一个都涉及符号形式或能指与意义或所指间的不同关系。
肖似符号基于能指与所指的相似：一幅人物肖像意指画上的人物并非出于约定俗成的相似，而是因为实际上的相似。
在指号中能指与所指间有因果联系：烟意指火，因为火通常是烟的原因；雪地里的足迹是可能制造这些足迹的动物之指号。
然而，在严格意义上的符号中，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既是任意的有是约定俗成的：握手在习惯中意指问候；奶酪按照习惯是结束一顿饭的合适食物。
此符号学的三种类别之划分含义何在？首要的结果在于，这里它把严格意义上的符号置于其研究中心，因为能指与所指间并无因果联系，所以加入我们要理解符号的意指机器，就必须视符号为更广大的习惯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肖似符号通常可以被扔朝一边，既然与基于符号学的语言学相比，研究一匹马之画像如何表现马的问题看起来更应该由表象哲学理论来操心。而指号则比较麻烦。
如果符号学家研究指号，那么他确实是在冒把一切人类知识划入自身研究领域的风险，因为意在重建因果关系的一切科学都可以被纳入指号符号学下的分支。比如说，医学试图把疾病和症状联系起来，并以此去发现符号联系。
然而我们也不能把指号完全排除在符号学之外，因为任何一个指号都有可能被用作约定俗成的符号。一旦能指和所指间的因果或者说指号关系被文化承认，那么能指就可以用来召唤所指，甚至在并无因果关系的时候也如此。烟可以被用于意指火；读者无需假设烟真的出自火就能理解这种意指。
许多只好都能以这种戏剧的方式被用作约定俗成的符号，然而除此之外还存在很大一批特别能引起符号学家的兴趣的约定俗成之指号，在这些指号中，符号学家建构某种文化的社会神话。
我们称之为“身份象征”的那类指号便是最好的例子之一。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它们不仅是身份的指号，而且是身份的象征、被习惯化的符号；它们被社会习惯提升至符号范畴，并负载了比其指号本质自身能够传播的意义更多的意义。
劳斯莱斯无疑是财富的指号，在这一指号中，人们必须足够富裕才能去拥有它；但是，社会习惯把它变成财富的象征，一件神物：比其他同等昂贵的物品更加专横地意指财富。
那么，关于符号学的领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符号学帝国应该扩张到何种程度？无疑它必然有许多边界，在这些边界上很多事物可以被符号学地对待而不能名正言顺地归属符号学。为描述其领域，最好的办法是列举可能遭遇的种种情况。
I．处在符号学核心的是用于直接交流的习惯符号：多种符号（莫尔斯电码、旗语、盲字、以及军用代码等等）被用于传递由自然语言（如英语）写就的讯息；专用代码则被用于向并不共享某种自然语言的人群传递特定类型的信息（化学符号、交通信号、路标、炼金术代码等等）。
这些系统都涉及基于显在代码的习惯符号。它们是符号学系统的完美范例，可是恰恰因为太过直接，以致描述建构这些符号系统的基本原则通常来说都很容易，因而它们事实上也常常不如以下那种不太明显的代码那么有趣。
II．比显在代码更加复杂的是那些无疑与交流密切相关，但在其中代码却难以确定、高度含混或可广泛解释的那些系统。文学就可以被归入此类系统。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要求的不只是语言知识，而要确定读者必须知道什么又是极端困难的。
显然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并非可被归纳进代码手册的那一类知识，而正因为这些情况的复杂性，对文学和其他美学交往模式进行的符号学研究可以极端地引人注目。
与第一种类型的符号为已被确定的观念提供经济而不含糊的符号相反，美学表达致力于为未被阐明的概念和复杂性提供符号；美学表达也作为一种美学实践而被感知为询问、模仿、传递这种表达的代码。艺术作品从符号学角度看非常迷人，原因就在于艺术品看起来正在使用的那些方法。
III．接下来我们可以列举哪些并非主要交往或表达行动，但确实属于对某文化成员而言负载意义之区分组的哪些社会惯例。我已经提到过礼仪系统，支配事务、服饰、商业物品的惯例；总的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社会为之命名的行动或事物，都会在符号体系中出现。
研究社会惯例的符号学，力图使能够说明一个文化中行动和事物所含意义的潜在区分系统显露出来。
IV．最后，我们还有更多地涉及指号而非严格意义上之符号的例子：由社会与自然科学发现或确定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系统。
宣称所有这些学科都是符号学的分支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它们可以继续用自己的方法来对自然、社会进行阐释并给出因果性解释。它们必须成为符号学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该避免符号学家的注意。
他/她必须对这些指号性学科保持兴趣，原因在于，第一，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他必须描述使指号戏剧性地、神话般地成为符号的那个过程；第二（无疑这个原因更具挑战性），这些学科本身就可以被当作符号学系统来进行研究。
显然，这与像占星学那样不大可靠的科学有关。由于我们拒斥星体运动与人生之间的因果联结，我们可以把占星学视作一个习惯系统：规则可以被代码化，来给出任何占星学的事实组合的意义。
对此类习惯的一种说明可以是对占星学的话语系统进行符号学分析（使占星术士暗含的知识显露出来），至于这些知识有没有意义，对符号学家来说并无区别。他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推理习惯，一些规则的集合以及一种阐释习惯。
可是，若占星学是真是假对符号学分析者毫无影响，那么，仍起作用的、可靠的科学不能被当作推理习惯来进行分析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它们不过是一些给特定种类的事物或行动以意义的规则之集合。
有的学科，如医学、气象学、心理学、经济学、占星学可以用符号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因为它们更加明显地涉及对符号的识别和阐释；然而，事实上在这一层面上任何学科或推理系统都可供符号学研究，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其规则的专用“语言”并与世界的一部分相关联。
从这些抽象的、示意性的反思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那？就符号学当前的状况而言，有两点值得强调。首先，即使符号学克制其野心而不宣称其他学科是其分支，无疑它也会力图向描述其他学科如何识别和阐释符号的元（/后设）学科（metadiscipine）转变。
最近，历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给定时期内支配某种科学实践的“范式”上。强调学科不只是实验活动，而且首先是推理习惯、阐释系统的符号学，可以改进并拓展这一历史和理论工作。
其次，由于研究的是分类和联结，符号学注定要给自身的区分系统以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在当这些区分系统如此成问题的时候。前面的论述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区分刚完成不久就变得模糊；指号变成了符号，符号又成了指号。
某事物作为某类符号的例子一经引用，也就通过引用而向其它类型的符号转变。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类型的运动看起来更像是规则，或者说就是其意义机制，而非规则之例外。
对符号学而言，定义其分类将是个无限的任务，因为这实际上是同时对人类最难捉摸的活动——意义生产(meaning making)——的基础和微妙之处进行定义的尝试。
《莱昂纳多》第十卷第322至333页
英国：帕加马出版社，1977年
英国：帕加马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