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特征

[匈]阿格妮斯·赫勒 著

——原文选自《历史理论》

在我们的历史性中，历史编纂学服从变化，换言之，它服从在其自身主题中的变化，但是历史编纂学在大约2500年之间都是连续的事业。历史哲学在我们的历史性中仍然服从于变化，换言之，服从于其自身的主题，但它仅仅是在历史意识的相当近的阶段产生的。历史编纂学的功能不能被任何其他种类的客观化所取代，然而历史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亚种，而不是独立的客观化；它可以被其他种类的哲学所取代。因此，对历史哲学的探讨需要与历史编纂学分析不同的方式。在前述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讨论中，描述和前描述的因素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遵循历史编纂学的理性类型，历史编纂学的规范被认为是需要历史编纂学著作所满足的。据说这个规范本身事实上是由几种历史编纂学著作所满足的，尽管不是其他著作所满足的。在对历史哲学的探讨中，事实方面和规范方面不能区别开来。首先，我将探讨它的成分和它的信息，然后我将为它的由不同种类的哲学，由关于历史的哲学，而不是历史的哲学，由历史理论的重要代替提出一个理论命题。

赫勒

在哲学中，我们存在的起源总是被反思的。因此，对我们存在起源的反思对历史哲学来说不是特别的。

在哲学中，不同的(特殊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总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诸如国家(或这个国家)如何出现和财产(或这种特殊的财产)如何出现这样的问题总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因此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反思对历史哲学而言也不是特别的。

哲学家们总是做出关于社会生活规范的陈述。他们提出不同种类的因果联系并将其应用到他们时代的社会现象中。他们总是做出关于社会的一般化陈述。因此，社会规律的产生、类型学的应用和社会模式的特定结构与时间的相互联系的普遍化不是限定在历史哲学之内的。

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将现存的社会状态与社会的“理想”进行对比。因此，再次的，完美社会的“模式”或“乌托邦”的设计并不是限制在历史哲学内的。

在总结出对历史哲学而言什么是真正特别的之前，必须提到的是，只有当它们不在其他种类的哲学中出现时，这些事物才被认为是对这种事业而言是“特别的”。稍后我们将论证某些首先由历史哲学提出的程序和理论命题专属于哲学的这种特殊形式，然而某些其他的程序和命题可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由关于历史的哲学来接替，换言之，由历史理论来接替。显然，只有前一个成分可以被说明为对历史哲学而言是“特别的”。它们如下：

1.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大写的历史。一切具体的人类历史都服从于这个特定的历史。它们被认为是称为大写的历史的树上的分支，或者被视作称作大写历史(History)的同一本质的表现。

2.大写的历史被理解为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具有一个一般趋势，它是由内于历史的不同表现或分支中特殊趋势所实现的。一般趋势被视作进步或退步，或被视作在历史的所有分支中的相同发展模式(进步=退步)的重复。

3.一般陈述是把大写的历史视作整体而表述的。甚至“历史中不存在普遍规律”这一陈述也是关于历史的一般陈述。

4.原因解释并不把我们引向特殊事件、结构或特殊社会的理解：大写的历史本身是由它们(因果联系、最终联系或二者兼有)来解释的。历史是个人决定的结果和历史发展仅仅是偶然因素的结果的陈述也仍然是对历史的解释，正如历史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的陈述一样。

5.存在的起源等同于历史的起源。宇宙或者根本不被论题化，或者仅被论题化为历史之前历史，并且仅仅是它的前提条件和限制。历史哲学的出现与“世界的祛魅”是同时的，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的解放，与把自然建构为单纯对象的趋势是同时的。为了使社会理论成为“科学的”而把自然科学的程序应用到“历史”中去的企图，只是上面提到的趋势中引出的一个结论。

6.历史哲学把当下理解为过去历史的产物。以这种方式，人类本性也被视作“历史”的产物。人类存在的历史性是历史哲学人类学的焦点，尽管是以完全不同且常常是矛盾的方式来解释的。

7.历史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它遵循所有哲学的普遍模式。它将应该与是进行对比，它从是中推出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是是历史和历史性，而应该或者是二者兼有，或者只是历史性。由此，应该可以被视作在历史进步中的一个新的(未来的)“步骤”，或被视作历史性的自我知晓。在这里，如同在所有的哲学中一样，应该被理解为真实与善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而也被理解为真理。但是，如果存在被理解为历史性而人类状况被理解为历史，真理就可以与“历史中的真理”或“历史的真理”同一。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中的真理”(die Wahrheit in der Geschichte)是由历史哲学建构的。哲学的理想总是最高价值；是乃是由最高价值的标尺来衡量的。在历史哲学中，最高价值被投射进历史或历史性的过去或未来。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最高价值都同样被时间化了。

8.在历史哲学中，历史的真理在未来中揭示自身：在历史或历史性或二者兼有的未来中揭示自身。即使它被投射进过去，它也在未来中揭示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是某种不应该成为的东西，大写的历史自身是从(真理的)理想的立场来建构的。大写的历史不是过去。它是包含了历史或历史性的过去和未来的当下。再次引用黑格尔的话：历史“站在绝对当下的意义中”(ist im Sinne der absoluten Ge-gewart)。

9.如果绝对当下包含了历史的而不仅仅是历史性的是和应该，当下就被视作一个转折点。当下体现了历史的过去并且也是未来的摇篮。正是在这一时刻，一切历史结论都必须按照“历史中的真理”来引出。“此地就是时机”，“此时就是时机”；历史的世界末日正是植根在我们的当下的。这个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同一当下也是“历史中的恺撒”。陈非“真正的”历史(与前历史相对比)是“在此时此地”实现的，世界历史的终结就是在日程上的。正如圣西门(Saint-Simon)所说：“人类的黄金时期不是在以前，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父辈没有见到它，而我们的子孙将会在某一天达到，我们的职责是为他们开辟道路。”[1]

历史哲学与现代历史编纂学在以下方面彼此是不同的：

1.大写的历史只能与大写的自然进行对比(N大写的Nature)。历史哲学把文化与自然区别开来。然而，这种区别对历史编纂学不是基本的；后者的本质任务和承诺是把握特定的文化并与另一种文化对比。

2.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历史哲学并不是涉及过去的，而是涉及当下的。历史(H大写的History)不是过去，它是在当下中的过去和未来。因此，历史哲学并不为我们补充关于过去的信息。它从其最高价值的立场，从其自身真理出发，重新安排由其他客观化——科学、艺术、宗教以及最重要的是，历史编纂学——给予的信息。另一方面，历史编纂学涉及过去并且为我们补充关于过去的新的信息和理论。

3.历史哲学并不“讲故事”；它并不像历史编纂学那样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它不把我们导向与过去的交流。因此对历史编纂学相关的客观性的两个尺度对历史哲学而言并不相关。

4.历史哲学并不意味着与实践的断裂。它是以实践意向来表述的。对历史哲学的完全接受就是按照根植于其中的最高价值来行动、生活和思考的承诺。然而，只有当“我明白了”这一感觉被引起时，只有当我们被说服某事确实按照历史编纂学所提出的那样发生时，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接受才能够完成。

5.在历史编纂学中，当下不是被视作转折点。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历史编纂学著作能够证明当下是这样的转折点，并且它不应该试图证明。(但是它可以暗示，它是一个假设，如果它能够说明证明它是超出它的能力的。)

6.如果历史学家把它作为对提出的关于历史存在意义的问题的相关答案来接受，历史哲学可能会充当历史编纂学的“更高的理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编纂学也必须遵守其自己的学科规则。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接受大写的历史的观念，但是不能研究它：他/她可以接受普遍进步的观念，但不能论证它，更不用说去证明它了。他/她只能从进步的立场做出特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另一方面，历史编纂学理论也可以“流入”历史哲学。而且，能够“反馈回”历史哲学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不仅是那些意指为相同哲学的应用的理论，而且是那些作为证明的东西能够嵌入它们理论框架的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必须被“嵌入”推论的通常程序，嵌入从是向应该的推理，从而验证哲学的真理。如果它所相互联系和解释的事实被篡改，并不能被功能相同的事实所代替，任何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也就被篡改了。然而，即使某些用来证明它的历史编纂学理论被篡改，历史哲学也不会篡改。为了证明所说的历史哲学的“真理”，总是会有几个其他的理论可以如被篡改的理论那样使用。恰恰因为历史哲学并不涉及过去而是涉及当下，过去变化的知识无论如何都与它无关，但是当下变化的知识却与它有关。如果人们不再承认组成历史哲学的最高价值的有效性，他们就将离开历史哲学，即使没有任何使用的历史编纂学理论被篡改。

我已经指出历史哲学并不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是，作为我们历史意识的表达，它满足深深植根于其中的其他需要。这是些什么需要呢？

历史哲学提出简单的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非简单的。它们所提出的简单问题也可以由平常人提出来，实际上可以由每一个在我们的世界上反思他的或她的生活经验的人提出来。我们经验了制度和价值的变化，我们经验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命运，甚至是遥远的人的命运，都是相互交织的。新的事件和经验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参与到新的任务中或者我们受苦，因为确定的东西动摇了。我们是世界灾难的受害者，并且我们转向黎明的第一抹曙光。我们怀有对即将到来的年代的希望，当它们背叛了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就陷入绝望。我们问道：所有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呢？我们问我们的生活和斗争是否是空洞和无结果的。我们问我们的子孙是否将生活于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好的或更糟的世界。我们问一个更好的未来是否可能；以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该为之做些什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何时以及如何错过了时机”。这些问题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问的问题。我们需要得到答案。历史哲学尤其需要得到这些答案，因为它恰恰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一切哲学都会提出人类存在意义的问题。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存在被经验为历史存在。历史哲学回答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因此它满足了我们的时代需要。但是它们也声称回答另一个问题，即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在这种声称中存在着一切历史哲学的两可性：它们把历史存在的意义等同于“历史的意义”。

“意义”或者被赋予陈述，或者被赋予行为。

大写的历史不能被理解为一个陈述。如果我们说“历史具有隐含的意义”，我们的陈述是有道理的。它的意思是我们把隐含的意义归诸历史。然而，人们不能从对这一陈述意义的接受跳到这一结论，即历史本身“具有隐含意义”。这个陈述之前存在的历史被说明了。假定历史具有“隐含意义”是无意义的，除非在这个关于它的陈述中，它是一个非常晚近的陈述。因此，“历史具有隐含意义”，这个陈述是有意义的，但却是一个虚假的陈述。

如果一个行动是按照规范、规则、价值来采取的，或者它的目的在于按照行动者的意愿和设计实现目标，它就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排除第一个概念，因为没有任何历史哲学曾经说过“历史的意义”可以被理解和描述为由被称作“历史”的神秘主体所采取的并且按照价值、规则和规范来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然而，第二个概念在各种历史哲学中发挥了某些作用。有人曾经假定上帝或某种世界精神设定目的，而人类实现了它。但是，除非人们设定一个其目标是由历史行动者来实现的更高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意义”的主题就也是不能得到支持的。

唯一的“历史的意义”已经被设定好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成功地把陈述的意义和行动的意义结合在一起。他把历史设想为设置和实现自己目的的主体，同时设想为逻辑的推论。其他的各种历史哲学只能以一种没有结论的方式完成这个任务。

这解释了选择性的建议，即陈述“历史具有隐含意义”被另一个陈述所代替，即“我们使历史有意义”。人们“使历史有意义”的概念包含了条件的理念：“如果……我们能够使历史有意义。”(例如，如果人类按照某些特殊价值来行动，并且如果它能够控制它行动的结果，那么它就将使它自己的历史有意义并因此使历史有意义。)

历史意义理论的“弱版本”绝不比历史意义的“强”(黑格尔的)表述问题更少。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仅仅被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的另一个问题所代替，这尤其显著。事实上，这个理论包含了一种个体的生活经验向“人类的生活”的不可允许的扩展。如果人们以一种一致性的方式遵循人们的承诺，人们会说：“我的生活有意义，因为我使我的生活有意义。”如果人们的生活具有积极的结果，当回首数不清的苦难时，人们确实可以宣称：“因为我成功地使我的生活有意义，现在一切都有意义了。”甚至集体主体也有资格做出相似的陈述。重复一下：只有行动和陈述能够“拥有”意义。我如何能够以我的行动比以我的陈述使过去的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呢？即使一个集体主体能够成功地使它的行动有意义，它如何能够因此“使历史有意义”呢？过去的行动者如何能够从我们的行动中获得意义呢？我们消除他们的痛苦了吗？我们改变了他们曾经的命运和遭受的痛苦了吗？这种“使历史有意义”的概念是“羞羞答答的”黑格尔主义。它是羞羞答答的，因为它缺乏原创者的坦率和一致性。它是黑格尔主义的，因为它假定——尽管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证明我们是历史的目的和结果，并因此回溯性地确证了过去发生的一切。但是认为如果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我们就能够使历史有意义却是亵渎神明的。

历史没有隐含的意义并且我们也不能使历史有意义。历史是无意义的这个陈述受到同样的折磨。不能有意义的东西，也不能是无意义的。存在着无意义的陈述和行动，但是不存在“无意义的历史”。而且无意义的历史的概念可能暗示了没有历史行动者(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可以使他们的任何行动有意义。这是一个非真实的陈述，仅仅因为所有赋予历史意义的人都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他们的行动有意义。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一切哲学中最高价值(真理)承担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在历史哲学中，最高价值(真理)或是被理解为历史的价值，或是被理解为与作为历史产物的环境唯一值得的关系的体现。因此，在历史哲学中，最高价值是作为历史性的人类存在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存在的真理。人类存在的意义被理解为历史存在的意义。在把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转化为关于历史存在意义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哲学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在这个时代中，人类对他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类的存在的历史性有了自我意识。当然，一切历史意识的阶段都表达了历史性，但只有在经过反思的普遍性的意识阶段才包含了历史性的整体自我反思。历史哲学是反思普遍性的哲学。它大约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了各种形式和形态，但是它们都把人类存在的意义视为历史存在的意义。在这样做的时候，历史哲学满足了并且仍然在满足过去或当下的需要，并且同样满足了我们当下的需要，因为它们恰恰回答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每一个想要而且现在仍然想要使他或她的生活有意义的每一个人提出的“简单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有资格说存在对历史哲学的需要的原因。

历史哲学家感到了每一个与其他人相同的需要，并且他们也问相同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满足这种需要并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试图通过提出有力的回答来为历史存在的意义举出好的例子。但是，回答问题的主体也是历史性。他/她的应该只能是历史的应该，因为对于历史存在意义问题的答案只能表述为历史性的回答，一个历史中的回答：由此是一个时空中的回答而不是永恒形式的(sub specie aeternitatis)回答。曼海姆对马克思的每一个评论都可能应用到一切历史哲学，即使同一问题在某些其他情况下不是那么明显。任何历史地反思他或她的是的人，都不能把他或她的应该表述为普遍真理。然而，在为他们的应该找出好的例证时，历史哲学家感到必须把它表现为“普遍真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表述了关于“历史存在意义”问题的回答，似乎它们是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或“历史意义的匮乏”的回答，二者指的是同一事情。他们从当下推出未来，从过去推出当下。从这个观点看，被推断的未来被认为是奴役、世界末日还是永恒重复，这事实上是无关紧要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它都表现为“被解决的历史之谜”,或者是以明显的形式，或者是以隐含的形式。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为了对一个哲学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过度决定。

从这些描述中，很显然历史哲学在此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而不是狭义上定义的。存在着几个概念，它们限制了这个观念，使其只能应用到那些为普遍进步辩护的哲学中。尽管如此，我希望论证对进步教条而开战的哲学，把它们作为在各方面具有相同起源的“独特的历史哲学”而拒绝。历史哲学不是从黑格尔开始到马克思结束的阶段性任务，而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普遍趋势。它是规律而不是例外。即使人们同意黑格尔哲学代表了“典范情况”，一致性的历史哲学的“理想类型”，它也远非唯一的代表性的典范。显然，并非历史哲学所有的方面和特点都能够在所有历史哲学中指出来。甚至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但是，这些特征的大部分在一切历史哲学中都是建构性的，尽管它们的结合可能是不同的。

沃特金(Watkins)写道：“历史哲学试图把握未来，而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了解了未来，我们就会控制当下，因此许多发现都将是无用的了。”[2]在这个陈述中，沃特金按照其表面意义理解历史哲学的虚假意识。尽管历史哲学试图“把握未来”，它从来没有事实上这样做，因为这是不能达到的。历史哲学试图这样做，因为它想要举一个好的例证，并且它想要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历史存在意义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它过度决定了它的任务。它使我们面对以失去的天堂或重新获得的天堂的形式存在的未来，作为将要实现的光明或黑暗，一切或虚无，但是在所有的各种情况中，它作为“时代的丰富性”面对我们。但是，这绝非一个无效的任务。它包含了承诺和警告。历史哲学的功能就是承诺和警告。过度决定使得承诺和警告更为强有力，并且承诺和警告都是迫切需要的。

如果哲学只是回答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将克服虚假意识和过度决定。它也将不会给我们提供虚假的承诺和警告。它将拒绝对“历史意义”进行思考的企图。然而，因此它将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它将成为“不完整的”哲学。不再是历史哲学，它将会变成历史理论。

原则上，历史理论能够替代历史哲学，为了证明这种替代的合理性，一切的论证都会动员起来。

但是，坚持“历史的意义”和“使历史有意义”比拒绝使我们的行动和生活有意义的追问更好。坚持“历史中的真理”比拒绝对真理的追问更好。过度决定和因此生产有力的承诺和警告比放弃承诺和警告的企图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历史哲学的虚假意识存在着几种批评，尽管存在一切关于其成功的怀疑，尽管知道内在于这一任务的危险，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人们必须重复赫尔德(Herder):“历史哲学对人类教育也是需要的。”

注释

[1]C.H.de Saint-Simon,La physiologie sociale,Oewres chois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aris,1965.p.69

[2]Quoted in: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p.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