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60周年：关于一场改变了世界的审判（完整版）
　　【译者按】《南德意志报》最近连载刊登了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的系列报道及评论，我觉得一些看法和观点非常有意义，选译了部分文字译出。供中国读者参考。此前在《学术中国》之“公共论题”发表了报道的第一、二部分。现在将完整的三部分合并在一起，整理发表。

　　第一部分

　　邪恶的可耻结局

　　惊悚的传译：阿诺•汉博格法庭亲历纳粹头目的辨白——他们怯懦的陈述使他惊诧

　　约翰•开普

　　走下美式军用吉普车，满目疮痍。这就是他一直恨并念着的家乡。他不知道多年来使他魂牵梦萦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我根本什么也没有去想，”他说，“我整个人都变得空荡荡了。”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1945年5月27日。这一天，阿诺•汉博格回到了他在纽伦堡的故乡。

　　他站在普拉尔广场，一个旧城门的广场前，抬头仰望着帝王城堡。曾经被工场，尖顶山墙和成片的屋檐瓦顶所挡住的视线现在倒是自由了。剩下的只有瓦砾和废墟。这就是他的家乡，一度抛弃了他的家乡，被卷入了屠杀的家乡。他只是屠杀的幸存者：1935年，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他凭着一张过道舱的船票逃往巴勒斯坦。瓦砾和废墟就是这座城市留存下的全部，这座注定成为——现在已经成为了邪恶象征的城市；一座1935年以《反闪米特人法》而出名的城市，其臭名如凯因斯马一样昭著；一座犹太人的仇敌，尤利乌斯•施泰歇尔的城市，此人所著的《风暴》为奥斯维辛和泰布林卡做足了声势。即使在这样一座城市，施泰歇尔及整个第三帝国的领导阶层也能为自己辨白。这还是汉博格所想不到的。

　　谁都不愿承认，我有罪

　　他82岁了，但并不看得出他的年龄。他是以色列文化协会驻纽伦堡的代表，个头不大，肩膀仍然还很宽阔。在犹太老年人之家旁有他的一间办公室，但是谁也没想过，他也是当地居民的一员。多年之后，在纽伦堡检察院600号大厅猛地再见那些给欧洲带来死亡和毁灭的人时的感受清晰地撞击着他的心头。

　　1961年，阿道夫•埃里希曼。那个如会计师般精确计算着恐怖事件的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组织者，站到了法官面前。那一套关于正义与邪恶的陈词滥调老调重弹？“我不知道”，汉博格说。陈词滥调？这并不是他要说的。他要一吐为快的是可鄙，是无赖的申述和诡辩，那些曾经是数万人生与死操控者如今的惨怛相。“这可是我一点都想不到的，我从来没想过，他们竟会是这种胆小鬼。”

　　戈林，他从孩提时代就在纽伦堡见过，那时这还是很危险的，因为犹太人不准靠近“伟大的”纳粹行军。“一个穿着夸张制服的，肥胖的，自我吹嘘的家伙”。施泰歇尔，甩着鞭子，骑在马上“像只孔雀似的在城市里耀武扬威”，曾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强调，“所有德国城市都不容许犹太人的存在”。好吧，现在他们都坐在那儿了，施泰歇尔，戈林，所有那些人，坐到了联军特别军事法庭的法官面前。“谁都不愿承认，我有罪，谁都没有勇气说，是的，那正是我们所计划的，那时我也在一旁。”汉博格说，“昨天他们还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到了600号大厅里，就变成这样一群可怜虫了。”

　　现在轮到的是证人奥托•奥伦多夫。这个特别行动队的首领，曾经在后方屠戮了90000人，因为对他来说，命令无论如何都是命令。“他自己本人甚至意识不到有罪。”

　　年轻的汉博格，穿着英国军服，作为一名战斗者回到了家乡。他的父亲早先就教导过他，不要逆来顺受，不要忍气吞声，“嘿，冲上去！”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汉博格一家原是在一家小型军火厂工作的。1933年，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不得不离开学校：他摁着一个同学的脑袋往墙上撞，因为他骂他“犹太佬”。汉博格参加了沙漠中的战斗，那里，希罗奈卡领导着对抗埃尔温•隆美尔的沙漠军团的斗争。1942年他一度看守德国战俘。他们并不知道，他听懂了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些人对他们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但未来的胜利属于他。

　　汉博格作为犹太军旅中的一名士兵回到了欧洲。他亲眼目睹了德国国防军（1935－1945）在意大利投降。随后，冒险一般地偷偷越过防线，进入到被封锁的德国。有一个近乎奇迹的惊喜在等待着他。自1939年，被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父母的消息了。他不得不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正如他那被一辆火车拉往了东方的姑姑一样。他穿过废墟中的纽伦堡，前面是他被毁坏了的家。在犹太人和平之家里他找到了一个熟人，他指给他停放尸首的大厅。在那里，他的父母搞到了一个安身之处，两人都还活着。他们叫喊着，当他们认出他，他们长大的，穿着解放者军装的儿子。“简直难以相信，我们真的又见面了。”

　　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由于父母的缘故，他留了下来，没有去以色列。1945年，在600号大厅里，他多次目睹了对头号战犯们的审判。那时他已报名参加了联军法庭，是作为一名审判的翻译工作者在此工作的。审判一直持续到1949年，那些被暴露出鲜为人知的事件进程和“特殊情况中的人性”的渊薮纠缠着他，使他久久不能释怀：

　　冲锋队和空军的医生，在囚犯们身上试验人体耐寒能力。他们把赤裸的女囚犯投进冰水里几乎冻僵，然后进行复苏尝试。他们在空军的斗室里试验人的头盖骨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在每天的报告中（“现在的工作是，把人在空气中冰冻”）都在向拉文布吕克集中营索要新的牺牲者。他们也可能会把工作地点放在达豪集中营，因为那里传来了那些无此实验权利的人要求得到“研究工作的原材料”的呼声。他们的报告结尾简简单单的写着：“然后他就咽气了。”

　　不，当他读到，听到这一切，看到这些凶手现在不系肩带，面无血色地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胜利的满足感。直到现在他都不能明白，是什么驱使他们犯下如此罪行的。“他们自己也曾经是孩子，在一个文明的国度成长，念过书，和其他人一样。”

　　纽伦堡人民法院“向我们展示了在20世纪人类都做得出些什么。”汉博格说，“首先就没有给那些相信绝对权利的人本身以行为准则的自由。”在他看来，特别军事法庭是一个献给正义的祭礼，只有武力才能使正义得到伸张，虽然极端，却是绝对的必经之路。是的，想到那些在英军空袭中死去的人们他就难受。1945年1月2日，他少年时代的纽伦堡在空袭的大火中化为了灰烬，仿佛它从不曾存在过。炸弹不长眼睛，它不认得谁有罪，谁无辜。这就是战争和法律的不同。

　　兰开斯特轰炸同样也摧毁了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包括运输车和如山的铁证——那里面详细记录了纳粹政府怎样在他们走向毁灭的时候还一丝不苟地策划着，如何把纽伦堡最后一批犹太人送往死亡。在这最后一批人中，阿诺•汉博格的父母也在其列。

　　直到今天，他都是一个在道义上毫不含糊的人，信仰严谨的教区代表，反对新老纳粹的战士，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1972年开始，他就是市议会的一员）。他热烈拥护一个新纽伦堡的诞生，一座竞争与人权即博爱共存的城市，并为这样一座城市的建设出谋划策。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太温和了，因为它并没有把所有被告都送上绞刑架，因为多尼茨只被判10年，阿尔伯特•施皮尔只被判20年监禁，而有三个被告竟是作为自由人离开600号大厅的。汉斯•弗里彻，那个通过收音机煽动，挑唆民众的人，汉博格问，真的可以就这么一走了之？“我认为，他们根本不配就这么轻易地被放过。”不过现在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也许内心深处他永远不愿这样，但至少可以出于理解。“事后看来，这样比较好，”汉博格说，“法官们是纯粹从个人的罪过上去进行判决的，这样，从一开始就堵住了那些关于‘胜者的正义’的谣言。”正因为这样，国际法从纽伦堡开始，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那么那些德国人，那些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市民们，他们怎么看呢？许多人对那些日复一日被审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表现出讶异。对于这一点，汉博格从心底表示轻蔑。同他的坦率相反的是，他们甚至没有诚实的勇气。大家一味地推拒，就是不肯接受或者承认：纽伦堡真的有过纳粹吗？“这真使我无法忍受。”战后，汉博格这样说。

　　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早在战前就都知道。许多事情：就像还是一个孩子的他，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所有朋友；就像早在1933年：党卫军把他的叔叔，一个强壮的男人，拖进一家客栈，赤条条的绑在桌子上用椅子腿抽笞他，他们后来把他扔到了大街上，他活下来了，在1941年死在路边的一所房子里。汉博格就在1933年的医院里见到过他，“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像1938年的焚烧犹太教堂。

　　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他仍然要问每一个如此“健忘”的纽伦堡人：“我的姑姑那时上哪儿去了？就是那时，你们不是说自己并不曾‘目睹’什么，也没什么事情好‘明白’的吗？难道她是去了北厄尔尼，去了那里的海滨浴场？”

　　可是不，她不在北厄尔尼。她在犹太人的大批押放中被带到了伊茨比加，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如果阿诺•汉博格真能为人理解，那么纽伦堡至少应该承认并接受一点：那些对这种大批押放负责的人非常清楚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且任何托词都无法为这样的罪孽辩护——如果我们能假设，这世界上存在一个法官。

　　“我的心在痛”

　　1945年11月20日，起诉书震撼了大厅里的听众——而案犯则“挖掘出不折不扣的美国式幽默”

　　罗伯特•普洛勃斯特

　　“作为个体，他们的命运对这个世界并不重要。但这些被告曾经代表了一场暴力的浩劫。这浩劫，即使在这些被告本人化为齑尘的多年后，阴影仍将在地球上四处游荡。因此，我们现在的行为被赋予了极其崇高的意义。”（美方检察长罗伯特•约翰逊的开场白）

　　“全体注意，现在开庭！”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3分，纽伦堡费尔特大街100号。主诉官的声音第一次回响在检察院600号大厅。所有人都肃然起立了。法官们走了进来。在IMT(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前站着21个“头号战犯”，即纳粹政权所剩的最高头目。美国翻译官燕妮•莱斯特“十分惊讶”：“最初印象使我十分震惊：这些罪犯们看上去都那么无害而平凡。我本以为会看到一双双沾满鲜血的手的。”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凝神注视着纽伦堡。一场“世纪大审判”开始了。

　　被告们在木制长椅上坐成前后两排，审视着法官，起诉人，旁听席上的媒体和观众以及玻璃罩后的书记和翻译官，目光安静而专注。赫尔曼•戈林这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带金扣的制服式外衣。在报界明晃晃的闪光灯下，有几个被告戴上了墨镜。只有鲁道夫•黑斯，原希特勒代理人，一身别无他物。他在看一本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

　　以原告身份出席的有：国际军事法庭，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社会主义苏联。就是这个盟军，经过长达数年的战斗，在刚刚过去的1945年5月，最终迫使纳粹政权无条件投降。纳粹案犯极其盟友说这个审判是“胜而为王者的正义”。美方主诉罗伯特• 约翰逊却说：“在这个护栏前，真正的起诉者是人类文明。”

　　起诉人承受着巨大的时代压力。他们决不愿这一切变成寻开心式的“爆料性媒体炒作”，他们所想的，只是尽可能完善地向这21 个被告中的每一个证明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的罪行中所必须承担的罪孽。尽管盟方早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谈上已就纳粹战俘的处罚问题达成共识，但留给具体的审定的时间还是太少了。1945年5月初，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联邦法官罗伯特•约翰逊为总检察长。约翰逊首先依赖于笔录资料：“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使人信服的证据澄清使人无法相信的事实。”事实的审定与审判同步进行。燕妮•莱斯特回忆说：“我们的士兵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把新的材料带到纽伦堡。这些材料来自四面八方，从矿山，从档案馆，从监狱，从原先的德意志帝国的各方各面。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举一动就这样逐渐露出水面。纳粹的确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1000多人投身于起诉工作中。

　　约翰逊开始发言了：“尊敬的法庭，人类历史在这里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审理和平的罪人。我们之所以特别要这样做，因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个明确而不言而喻的义务。我们将要对其进行宣判和惩处的罪行是精心策划的，邪恶的，带来的是毁灭性的后果。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样一些罪行的漠视。”起诉方将所有罪行分为四类：

　　1．参与战争阴谋策划罪（有悖和平和人类的罪行）

　　2．毁坏和平罪（侵略战争的策划，操备和实施）

　　3．战争罪（对被占领区人民的屠杀，虐待和流放，对战俘及人质的屠杀和虐待，对城市的劫掠和摧毁）

　　4．反人类罪（战前及战争期间对无辜平民的虐杀，灭绝和奴役及其他无人道行为，包括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的迫害）

　　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在他为《生活》周刊撰写的《纽伦堡日记》一书中总结了起诉书中最令人揪心和恐惧的章节：“当检察官提到了反犹的罪行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约翰逊安静而简练地继续着对那些疯狂之举的描述，直到结束。有时，他的申诉中仿佛带着讶异，就好像他不愿相信或证实自己所宣读的文件似的。这是一个理性而正直的人的呼声，他所发现的罪行使他不寒而栗。纳粹头目们，嘴都扭歪了，直直地瞠视着法庭明亮的灯光。也许，他们终于头一次用全世界评判他们的眼光来打量他们自己。

　　起诉书于10月18日正式送到了它在柏林的被控告者手中。这份起诉书长达10页，宣读它用了一整天。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他写到：“我的心在痛，为那些我亲耳所闻而痛。”

　　笔录被告的发言如：

　　开特尔：“对一个士兵来说，命令就是命令。”

　　多尼茨：“不折不扣的美国式幽默。”

　　黑斯：“我记不起来了。”

　　第二天，所有被告都公开声称自己“无罪”。

　　第二部分

　　在罪孽的镜子中

　　很快，德国人就不想听到任何关于纽伦堡所揭露的事了。

　　约翰•开普纳 罗伯特•普洛斯特

　　两只赤裸的小脚，怯生生地向着射击手一步步挪去。金黄的沙滩上，那一双小小的，冻得发紫的脚格外醒目。孩子可是还微笑着的吗？他孤伶伶地，置身一人朝前走去。没有一只手臂可以倚靠，也没有手伸出来攫住他。射击手把子弹推上了膛… …孩子迈步到了深坑的边缘。他那小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 -- 然后，缓缓地耷拉下去，扑落作小小的，柔软的一堆。天下雪了。一个射击手俯身在孩子的上方。这小东西就这样在失去知觉的状态下被杀死了。这就是所谓的“仁慈”。（汉斯•朔尔茨《在施皮尔的绿色沙滩上》）

　　纽伦堡检察院600号大厅里的被告长椅，很久没再坐上纳粹了。1951年5月的一天，一个小小的德国代表团拜访了美国陆军驻德总司令，托马斯•汉迪。弗朗茨•布吕歇尔，波恩内阁发言人，递交给这位美国人一封信。又一封请求宽大处理的信——对兰德斯堡的囚犯们，比如对奥托•奥伦多夫，一个头上记着上万笔血债这样的凶手的宽大处理。汉迪将军只是提高了声音：“您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然后，这个小小的团体就被礼貌地请出了大门。

　　1951年，大遗忘的时期开始了。纽伦堡特别军事法庭已是明日黄花，同它一切消逝的还有德国人照向自己罪孽镜子中的心态。历史学家诺伯特•弗莱，在其著作《往昔的政治》中做了一番详细描绘：“那些原被深刻而鲜明提出来的问题，关于德国人攻击性的劣根性，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么野蛮而疯狂……如今都被挤走了。”时代在变，冷战的序幕徐徐拉开。战胜者有了他们新的要考虑的问题，昨日的战败者变成了明日的盟友。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奥伦多夫和其他六名死囚的争论其实是一场“平反”的暴乱。

　　审判厅里的恐怖

　　奥托•奥伦多夫，特别行动对D队的总司令，作为证人，1946年1月3日第一次出现在纽伦堡审判厅中（他是在后来的审判中被起诉并判处死刑的），报告发生在乌克兰的大灭绝行动。他说得冷酷而简练，没有丝毫负罪感——可正是因为这种冷酷和简练才使得他的讲述带给整个大厅的恐怖那么真实而生动。法庭报告是这样记录的：

　　美国审讯官亚门：您知道有多少人死于特别行动队的“清除”，也就是说在您的指挥之下吗？

　　奥托：根据上级指示，从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据报约有90000人被清除。

　　亚门：是把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统计在内的数据吗？

　　奥托：是。登记过后，犹太人就被集中起来，再被带往处决地。所谓处决地通常是一个坦克掩体或者天然的大坑。处决是由军队统一按照相关命令挨个执行的。也有一些行动队首领们没有采用军队的方式，而是把他们一个一个从后颈射杀掉的。

　　亚门：听说您是反对那种处决方法的？

　　奥托：我反对。因为它对牺牲者和执行者双方面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重负。

　　以上这些供述被作家汉斯•朔尔茨作为基调，用在其作品《在施皮尔的绿色沙滩上》一书中。该书于1955年出版并耸动了大众视听。那时，纳粹罪行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随着审判每一天的进程愈来愈清楚地彰显。达豪，布亨森林和贝尔森山集中营的惨状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尔福德•泰勒，总检查长罗伯特•约翰逊的助理，写到：“正如许多人一样，被告们自己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画面。影响是巨大的。活者悲惨的生活状况和成堆赤裸的，被推土机推进万人坑的尸体展现出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亚马•沙赫特拒绝观看。只有尽管失忆却仍承认有行为责任能力的鲁道夫•黑斯说：“终于看到些有意思的东西了。直到现在我都无聊得要死呢。”这句话被埃里卡•曼原封不动地在其审判报告中引证了下来。黑斯的辩护律师不想为他辩护：“我的委托人越早被送上绞架越好。”

　　对德国人来说，纽伦堡是一次精神上的震撼。许多原先仅仅是道听途说，忽略的或被矢口否认掉的，在这里都变成了声文并茂的事实。审判的每一天都为他们竖起了一面罪孽的镜子。

　　1946年1月3日，原冲锋队司令迪特•威斯利塞尼供述了与大屠杀组织者阿道夫•埃希曼之间的一场谈话：“我完全清楚，这样一道命令将夺走上万人的生命。我对埃希曼说，上帝保佑，我只希望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要有机会用我们今天处理他们的方式来对待德国人民。埃希曼认为我不应当这么充满感伤，他说这不过是一道命令，命令就得被执行。”

　　一位目击者叙述了一场“清理犹太居民区”：“街道上，看见了成打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有。在一个屋角躺着一个不满一岁，头骨开裂的孩子。”

　　1946年4月16日，原奥斯维辛集中营总司令，后来居然还受到国防部委任的鲁道夫•霍斯出现在审判厅中。他感情毫不波动地承认，在奥斯维辛“至少有25万人”被带进了毒气室，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最后的牺牲者之路。

　　在这段时间举行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民意调查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民众对法庭公布于天下的事实震惊到何等程度。大多数人都认为1946年6月19日的判决必要而公正。但这种震惊并没有持续多久。目前，对刽子手的清算与复仇只是战胜者们的事。可当1949年后，这些凶手完全被交给德国人自己处理的时候，他们又无意去做那些他们原先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了。宽恕和大赦的浪潮已经袭来。

　　大屠杀，东方的恐怖，文明的摧残，对人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战争所带来的众多不幸中的一部分不幸，还有轰炸，饥馑，流放呢！难道“所有德国民众，从根本意义上讲”，不也属于受难者之列，正如本身就是纳粹支持者的台奥多•施台策尔，施莱苏益格-荷施太因州第一任州长，所说的那样吗？早在1945、1946年冬，哲学家卡尔• 贾斯珀就已在一次有关德国民众的讲座中道出了自己的忧虑：“人们缩小了自己的眼界。大家再也不愿听什么罪孽呀，历史呀，这种生活该结束了。人们要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要生活，而不是苦思。”1947年，纽伦堡审判尚在进行之时，心理分析家C•G•荣格写到:“今天的德国正如一个喝醉酒的人。第二天头疼脑胀醒来时，根本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第三部分

　　正义全球化

　　漫长的学习过程：国际刑法还没有取得胜利，但它在发展。

　　赫尔伯特•普兰特尔

　　“我从来没有指使或容忍过谁去杀人。对这种勾当我一无所知。同时我也没有那种制止它发生的权力。”这句话绝类米洛舍维奇的自我辩白。2002年2月起，这位前南斯拉夫总统就得在海牙特别军事法庭前就其民族的血雨腥风为自己辩护。他像一名起诉者，而不像一名被告，反而粗暴地盘问起作为证人叙说他们孩子惨遭杀戮的科索沃农民。这位被告表现得那样无辜，把这个控诉都倒了过来：有罪的人不是他，有罪的是别人。这一点在法庭上竟至遭到不理解，令这位被告常常“感到很不愉快”。这已经是第22次，审判为了这个原因而不得不暂告休庭了。不过事情仍在继续。

　　“我从来没有”，这句话，卢旺达前总理让•堪班达在撤消其供述时也用过。他于1998年同样因参与民族屠戮被联合国在阿路沙（坦桑尼亚）的卢旺达特别军事法庭判无期徒刑。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历史首次，一位政府总理因为犯罪被判刑。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尼古拉齐 奥塞斯库没有经过刑事诉讼就被杀死了。“正义正在走向全球化。”让•堪班达的判决书下达时，坦桑尼亚法官威廉•塞库勒这么说。这实在是一句大胆的希望之辞，因为正义是在以蜗牛的速度走向全球化的。

　　“我从来就没有”，这句在前面出现的话源自于1946年，赫尔曼•戈林。这位希特勒的空军总司令在国际军事法庭对头号战犯们的审判中如是说。他话音刚落，大法官就说：“法庭会认真考虑上述陈述的。”

　　莱比锡，1921年：正义全球化的首次尝试

　　纽伦堡审判其实已是历史上借助法律手段迫使那些指挥国家的“精英”们承担罪责的第二次尝试。在它之前，1921年的莱比锡审判才是初涉。这头一次的尝试落了一个可悲的结果。本来，在凡尔赛和约中，德意志第二帝国是有义务交出德皇及985名其它战犯的。总统霍威格，陆军元帅兴登堡，将军鲁登多夫都在其列。“绞死德皇！”英国媒界叫嚷着。但，和约归和约，真正的引渡却是没有的。经过与联军的磋商，德国终于使其同意：上述罪者们将由帝国法庭在莱比锡进行审理。而在莱比锡，真正被传唤的只有10名下层军官，其中还有6名被无罪释放。

　　因此这一次在纽伦堡，盟军司法机关索性紧握大权：十二名死刑，七名监禁（包括无期徒刑），三名无罪释放——不过，法律程序也并非无懈可击：审判的章程1945年8月才在伦敦被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一切不幸都发生了以后。这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法学准则：一桩罪，竟只有当其发生，并被确定触犯了刑律时，人们才能对其实施惩罚。纽伦堡最重要的意义，也是最大的成果在于定下了三项堪称经典的“纽伦堡罪行”：策划侵略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主诉罗伯特•约翰逊认为，纽伦堡的判决同样应该落到另外一些人头上，“褫夺权力为自己服务，并招来灾难，致使世界之大，竟再找不到一个宁静的所在”。这是他作为起诉者的热望，是战后的热望——也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期待。

　　审判过后的两年，1948年8月10日 ，联合国会议作出了对人权的具体阐释。它被公布的那一天，参与了联合国创建工作的法国外交官海赛尔，也是布亨森林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日记中写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动人的一刻。毋庸置疑，这将是国际社会最后一次意见如此统一的时刻了。他说对了。之后的冷战像一块沉重的墓碑一样压制着世界刑法的发展。对德国战俘的审判本是一个辉煌的开端，却在其后半个世纪却都没有下文。

　　1946年，仍在废墟中的纽伦堡已经开始了它的重建。刑律的发展仍然滞步不前。尽管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判定纳粹罪犯大大触犯了民权，惩罚还是仅仅只限制在了少数几个案犯身上；阿道夫•埃希曼，克劳斯•巴比，还有其他一些人。假如这些战俘们又能够破例被自己的国家判处的话，那么，一切又会像美国少尉威廉•卡利事件一样，那就是一个学习了1921年莱比锡榜样的好模式。卡利，1968年下令对越南一座村庄中300多人进行大屠杀，1971年被美国判终身监禁，仅两年后就借助全国的反对声浪，在再审中被无罪释放了。

　　这就说明：仅仅通过本民族本国家的刑律就想使这些“精英”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是很难实现的。至少，统一后的德国司法已经很鲜明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一项罪行是不会仅仅通过罪犯本人就变成无可厚非的“国家行为”的。但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终究不能去奉行其他国家的犯罪政治，因为其法庭毕竟很难轻而易举的就完全摆脱掉来自国外的影响。

　　推动了国际刑法又迈出新的一步的是联合国1993年对南斯拉夫，1994年对卢旺达特别军事法庭的任命（两法庭都下属安理会）。另外，1998年在罗马经各国代表会谈决议通过，并依照纽伦堡原则自2003年运行的世界最高刑事法院，也是令人欣慰的进步。现在终于能够通过合法的军事手段来解决对全人类的犯罪侵害了。反人性的行为，比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却把争端引向无辜平民这一类卑鄙行径，也只有这样才能受到惩处。

　　纽伦堡带来了什么呢？纽伦堡说：国家的罪犯再也不能只在上帝和历史前赎罪就了事了。纳粹政权并不是火星人建立起来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纽伦堡第一次叫这样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把一个普通的谋杀犯交给法庭去审理判刑，却将一个要对上万条生命负责的战犯送到国际会议上去“讨论”。在纽伦堡之前，一切都是这样的：只有对一名普通凶手的审核和判处，人们才需要谨小慎微——如果说罪犯的风险高达百分之九十的话，那么叫一个民族的罪人承担罪责的风险则是零。

　　至此，公正就取得胜利了吗？远远没有。世界刑律最高法院，尽管对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来说是一件“希望的馈礼”，对美国的政治家们，如前参议院议员杰斯•赫姆斯者，却是一个“怪物”。世界刑律最高法庭有一个强有力的敌人；美利坚合众国。尽管作为其总统的杜鲁门1945年也曾极力推崇过创建联合国，今天的美利坚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世界法庭的工作。总统布什甚至签署了一项法律：为了“解救”那些在海牙被起诉和关押的美国公民，必要时可以对荷兰动用武力。这个“美利坚成员服务和保护行动”被批评家们一针见血地称为“赤裸裸的侵略”。

　　伊拉克的特别法庭

　　不容许自己头上有更高的权威，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力，哪怕是来自于独立的，世界性的法庭，这一点早已深深扎根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意识中。原议员赫姆斯也曾非常坦率地对一些早已过去多年的旧事表示出忧虑：“假如当美国军队进军巴拿马时就有了特别军事法庭，会对我们作出怎样的判决呢？当我们的士兵进军格拉纳达，或者当我们轰炸特里波塞斯，如果那时就有这一切，又会怎样？”紧接着这位参议员强调：“我们就得在怪物成长起来并威胁到我们之前把它掐死。”今天的美国人，多亏了阿布监狱那样的刑讯，在世界法庭前站得稳稳当当舒服极了。

　　参议员赫姆斯现在是退休了，法庭却没退休——美国总统布什的抵拒一直都是毫不手软的。萨达姆•侯赛因，按理说该是受到世界法庭的起诉的，他却没能这样。这样一项和世界法庭一同诞生的决议在伊拉克如在美国一样，几乎没有人投票批准。现在竖在萨达姆眼前的是伊拉克特别法庭，其法官全是受过美式教化，由美国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一群人将要进行的审判，德国法学史专家乌维•维瑟尔说，“将是一场类似于莱比锡审判的一场表演秀，只不过是结果相反罢了。”那里，确定的是无罪释放，这里是判决。

　　尽管如此，海牙的最高国际法院和世界法庭仍是对抗以上这种“滑稽剧”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正由于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些成天把“人权”挂在嘴上，鼓吹其“人道干涉调停”的政客们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鞭笞。如果说历史的确教给我们了些什么，那么就是：权力必将带来膨胀，权力得被约束，得被分散，得受到控制。最高国际法庭正是为这样一种世界理念而摇旗呐喊的。又回到罗伯特•约翰逊。他殷切盼望着，借助国际法这个武器，“把每一场全人类权力和命运的战争掐死在摇篮中”。为了这个梦想不再是一场泡影，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鲜活的证据——法官的判决，被起诉者的反应

　　罗伯特•普罗斯特

　　“审判过去了，正义该得到满足了吧？突然间，人们对这样的公正似乎又隐隐地感到了失望。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想想这样一场战争的结局，任何一种惩罚都不为过。“（美国记者玛莎•戈尔霍恩）

　　“希特勒的政府是由这样一群人物组成的：一位既对他自己一手创建的盖世太保毫不知情，又想都没想过屠犹行动的2号人物（戈林）；一位只代希特勒传达命令，本人却连这些命令读都没读过的无辜的3号人物（黑斯）；一位对当前局势和外事同样一无所知的外交部长；一位陆军元帅，只对国防军（1935－1945）下达命令而已，从没考虑过他的这些命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位安全厅总长，确信他的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员只不过在做着与交通警察同样的事。”6月26日 ，检察长罗伯特•约翰逊在其结束语中，是这样讽刺性地总结了被告们的陈词的。“如果您想说这么一群人物无罪，那就无异于在说，根本不曾有过战争，一个人也没有倒下，一切罪行都是子乌须有。”

　　7月31日，被告们做了最后陈词。阿尔伯特•施皮尔总算——这伙人当中唯一的一个——说到了也曾参与过罪行。他谈到“当你是领导集团的某一名成员时”，谈到“集体的罪责”，这种“集体罪责”只对“原则上的”，而并不对具体事情负责。即便这种坦白也是因为他聪明才这么做的。2005年展示的资料显示，纳粹牵扯到施皮尔的罪责，远比他试图想让大家相信的深重得多。

　　法俄两国起诉者弗朗采斯•德•门松和罗曼•鲁登科要求对所有战犯判处死刑。英国的哈德利•肖克罗斯认为所有人都犯有谋杀罪，但主张区别对待。只有约翰逊没有明确表态。此后，法庭休庭了一段时间。只有四位法官中有三位取得一致意见时，判决才能生效。苏联代表伊奥娜•尼基申科强烈要求对所有被告的死刑判决，并阐述了她与众不同的理由。

　　9月30日，判决终于公布了。法庭对纳粹反人类罪的评价是“无论其程度还是其详情细节都是耸人听闻的”。希特勒是没法单个挑起一场战争的。他需要国务活动家，军事顾问，外交家和经济学家的合作。如果这些人是明确其目标并为其提供了帮助的话，那他们就是参与了这项由他们亲手缔造的罪恶。

　　观察家乔伊•海德克写到：“多数被告在宣判时显得无动于衷。即使通过望远镜也很难观察到他们明显的表情。凯特尔像截木头一样笔挺地坐着。卡腾布鲁纳下颚微微颤动。罗森伯格心不在焉地抱着两膝。弗里克，一直一动不动，只是在被念到名字时才急遽地一抽，挺直了身子。弗朗克令人难以察觉地轻轻摇着头。施泰歇尔双臂交叉，被提到自己时，特意强调地靠在椅背上，显出一副悠闲自在的神态，他可终于放弃了整个宣判过程中早先那种橡胶般的蜷缩姿态。

　　对每个被告的判决是不同的：十二个死刑，七个十年至终身监禁，三个无罪释放。尤其是无罪释放遭到了公众一致的不能接受。

　　10月1日14时50分，法官们最后一次踏进了600号大厅。被告们被一个一个传唤进去，听取他们的最终判决。拍照被禁止。首先轮到的是戈林：“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根据起诉书上您的各项罪行，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您绞刑。”法官劳伦斯爵士读到。每个最终宣判都只用去几分钟。海德克：“钟面上的银色指针指向了15点40分。法庭不出一声地悄悄引退。它在世界史舞台上的活动结束了。”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密切关注了被告们的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描述了被告们听完判决后各自回到牢房里的反应：施皮尔认为他的20年有期徒刑已经“足够抵消罪行了”，多尼茨则因为10年监禁而完全目瞪口呆，当初他指挥潜艇进攻时可是干净利落，眼睛都不眨一眨的。被判处死刑的人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弗里茨•骚克尔哭了，亚瑟•塞斯－因考特冷笑，阿而弗雷德•尤多说：“死刑，好啊。反正得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另外，绞刑可是对他这样一名士兵的大不敬，他想被枪决。

　　死囚们在10月16日 深夜被送上了绞架。戈林在执行前服毒自杀，逃开了行刑者之手。被判监禁者被带往施潘道尔监狱。

　　10月4日，《南德意志报》的威廉•苏斯金的写下了如下的话：“我们德国人没有借口可找。审判以其严峻，其冷静，其迫切，没给我们留下一丝一毫回避的余地。审判敦促我们经受住考验，找准自己的位置。它在观望着，在人类命运这场大棋局中，我们的下一步又将会怎么去走。如果我们漫不经心，无动于衷或者不作任何回答的话，我们就真的完了。”这些话在今天还有意义。